主题：王海光：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有删减） -- 万年看客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吉林省海龙县在1970年共发现各类政治案件58起。其中，反动标语案53起，反动口号案2起，污辱领袖画像案1起，匿名信案1起，反革命凶杀案1起。我们现在已无从知道柳福禄反革命案具体归为哪一类案件，是反动标语案？还是污辱领袖画像案？但是，这类事情在文革中无疑都是非常严重的反革命案件。在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非常普遍。从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的学生，经常会要求写字对笔迹，查所谓“反标”，许多人对此都有印象。全国因为对毛泽东、林彪有不恭言行而判罪的人，成千上万，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完全超出了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范畴，而是在全社会制造红色恐怖的氛围。当“三忠于、四无限”把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到极端时，也正是此类案件频发的最高峰。柳福禄反革命案件是千百万同类案件中的一个普通案例，具有文革此类“司法”案件的共性。

相对于文革高层政治的波谲云诡，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案件，一个农村小学教师的不白之冤，本身的分量是微乎其微的。在国家政治的车轮滚动下，这些普通人蝼蚁般的命运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这类底层社会发生的微观政治事件，往往会被人们忽视掉。然而，在这些微观政治事件中所包含的多层次历史维度，可能并不比那些高层政治的大事件少，甚至还要更丰富些。因为这些底层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往往要比高层的物理性权力结构更具稳定性。因而，无论是从生物生态还是政治生态来说，底层社会反映出的问题可能更具根本性，从而也更具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所谓一粒米藏大千世界，一滴水见汪洋大海，能够以见微知著的敏锐去发现历史、观察社会，对于我们洞悉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当前在文革研究中，涉及高层政治和高层人物的事情，最能吸引人们的目光，但此类事情中的虚假东西也最多。这里可以看出猎奇和传播的互动关系。只要有关高层政治的事件人物，哪怕是荒诞不经的谣言，也会经久不息地流传。甚至还有人故意在历史问题上弄虚作假，打着恢复历史真相的名义制造伪史。当前林彪事件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例子。几个文理不通的写手，编造一些离奇古怪的“爆料”故事唬人，欺骗海外那些不熟悉中国文革的人，把严肃的历史变成了阴谋论的传奇。其实，这些故事编造得并不高明，漏洞百出，只要具备学术常识，并不难辨别真伪。相比高层研究而言，底层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百姓生活史的研究，揭示的是历史活动的常情常理，可能是更见学术功底的事情。

由于文革高层政治研究的封闭性，许多史料缺失，一些高层人物的亲属子女著史成风。但这种历史写作，弊端很大。一是亲属子女并非当事人，所知有限；二是有特定的价值立场，影响客观性，会把共和国历史变成皇亲国戚的历史，陷入“本纪”、“世家”、“列传”甚至“演义”这类传统史著的窠臼。所以，高层政治的研究，尽管搞得热闹，但可能未必有多大的知识“含金量”。相对于高层研究而言，底层的研究可能更具真实性，更扎实，更接地气，也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挑战性。这就需要我们俯下身子，更细致地观察底层社会，打通城市与农村，上层、中层和下层的畛域。在文革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城市，看的是运动在城市中的翻天覆地，而把农村看作是“风暴眼”中比较平静的海域，在城市运动辐射下处于“被动”形态。有论者解释这种现象时，归因于“四清”中已经整过农村基层干部了，已经释放出了运动的能量。这当然是一种逻辑推论。实际上，在貌似平静的下面，文革运动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柳福禄的“现行反革命案”为例，我们是可以从政治、法律、社会的不同历史维度，分析文革对农村社会的多重影响。

1．文革运动的时空差异。文革的运动过程，在城市与农村是很有些差异性的。在城市中，文革运动的主要体现是“路线斗争”，群众造反夺权的斗争矛头指向是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农村，文革运动的开展，主要还是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斗争的对象主要还是“四类分子”，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冲击时间短、力度小。

柳福禄的“现行反革命案”，发生在农村文革的稳定秩序阶段，反映了农村基层政权在重建权威过程中整人立威的政治需要。这一案件的发生、侦查、复核和平反，反映了文革政治气候的变化。柳福禄在课堂上所谓“攻击恩维尔·霍查”的事情，当时大队革委会已经上报过，但证据不足，上级公安部门没有立案。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件事又被提出来，列为“现行反革命”案件进行司法审理，这就是所谓赶到“点”上了。在纠正“捕杀”过多的政策调整时期，柳案又重新复核，做出了“证据不足”的结论。直到文革结束后，这个无中生有的案件，才得以彻底平反。这里可以看到，地点和时点在案件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作用，这是政治不稳定性的表现。

2．法律被政治的扭曲。在文革中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的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是司法观念的倒退。1951年镇反运动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反革命分子指的是确有反共反政府行为的人。1956年，中共中央重新规定的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界限中，就有了言论的反革命罪行。即“以文字、图画、言论或其他方法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谣言的分子，或投寄反革命恐吓信件的分子”。到《公安六条》，反对毛、林就是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以对领袖的态度而定反革命罪了。在文革中，大量的现行反革命案，都是“恶毒攻击”毛、林罪。许多无意中毁坏了毛、林像和毛、林语录的事情，一些小孩子在报纸上乱涂乱画的事情，都被当做是重大政治案件，很多人因此被批斗被判刑。由对领袖的维护，发展到对领袖象征物的维护；对领袖象征物的不恭，也就是对领袖的不恭，就要治罪。这是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必然导致的巫术化现象。在柳福禄这个案例中，办案人是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当成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了。对霍查的不恭，也成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行证据，整个推论过程显得十分滑稽。

从司法过程来看，文革中，军管政法机关，取消公、检、法，建立人民保卫部，是司法制度的倒退。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侦查，就是文革办案的典型案例。军人代替警察办案，以政治统帅司法，办案不讲程序，审讯大搞逼供，群众揭发检举，组织对当事人的群众批斗会，威胁当事人和家属，诈取他们的口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群众运动方式办案的样本，各个环节都非常齐全。案件呈报的法律文书，其实就是大字报式的政治批判檄文，充满了各种空洞的政治口号，但对案情本身却缺乏有效的证据要件。

2．社会政治身份的强化。“四类分子”是国家的政治贱民阶层，在文革前，他们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符号，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拿他们开刀。而在文革的“继续革命”中，不仅对“四类分子”的专政更加严厉，而且更加突出了以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意义。阶级斗争的庸俗化和符号化，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文革的农村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身份社会，由于对“四类分子”更为严格的管制，“黑五类”生存环境的全面劣化，从而降低了农村社会的文明尺度。出身好的莠民依凭天然的政治优势，欺辱出身不好的良民。柳福禄与他的邻居关系由好至坏，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这个案件中，还可以看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人物与知识人物的冲突。具体讲，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柳福禄是农村的知识分子，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他们结下的“疙瘩”，产生于农村的整党建党运动。柳福禄给群众解释农村整党是群众性整党，这是按照中央规范性的说法讲的。但这在正要过整党关的蒋德春看来，这就是要让群众给他过不去的挑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蒋德春要把柳福禄的事情办成一个“现行反革命”案，固然有打击报复的成分，更重要的还是要借机整人“立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案件也反映了农村基层社会在文革运动中，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冲突。

3．农村政治生态的全面劣化。文革以阶级斗争的利爪，撕去了农村社会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把人与人的关系高度政治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小摩擦，邻里之间的小磕碰，都会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们的是非标准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协调机制全面失灵，动辄无限上纲，许多小来小去的事情都上升到政治高度去认识，邻里之间的磕磕绊绊也都不会相让了。而且，在阶级斗争的旗号下，用政治陷害的手段嫁祸于人，成为一些人的行为方式。在农村社会也是如此。柳福禄是屡遭政治陷害的苦主。柳福禄与邻居徐连玉等人的矛盾发展，都试图在政治方面给对方上纲上线，以至于搞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亲不亲，阶级分”。在这个邻里矛盾的发展中，出身地主家庭的柳福禄显然落于下风。他们的邻里矛盾在乡村的文革政治背景下，被人利用，被形势放大，最后，造成了柳福禄遭受政治陷害的结局。

这个小学教员的现行反革命的案例，实在有非常丰富的多重维度。本文的梳理还比较粗浅，只是掀开了帷幕的一角，但已经可以看到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解读。笔者认为，观察文革的多重社会面相，需要有不同的视角，而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底层视角。底层视角能够提供许多高层视角所不能看到的问题。国家政策实施的正负效应都是由社会来承担的，由百姓来承受的。特别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国家公正性的体现，只有从社会弱势群体的视角中，才能看得见一个社会的文明底线。从研究角度讲，高层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缺乏足够的信息透明度，研究的公开空间比较狭小，流行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而底层研究有着广阔的研究天地，它所提供的丰富性，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场景。这可能是破解各种阴谋论的不二法门。这个广阔天地，真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