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海光：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有删减） -- 万年看客

1970年2月5日，柳福禄被带到海龙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关押在“红卫连学习班”（即“群众专政劳改队”）里，由专政机关正式审理他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审问是分头进行的。一头是县人保部对柳福禄的审讯；一头是在和平大队对柳福禄父亲和妻子的审问。目的是与柳福禄的审讯材料对证。

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审理归县人保部政保组。柳福禄被带来后，县政保组从1970年2月15日到18日，连续审问柳福禄5次。每次审问时间都在2小时以上。县政保组还要求柳福禄写出书面交代材料。2月3日、2月10日、2月18日和2月20日，柳福禄连续写了4份交代材料。柳福禄在这些交代材料中，给自己的事情无限上纲，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大帽子。如：柳福禄在1970年2月10日的检查材料中说：他在给学生考试时，把“恩维尔·霍查”和“叛徒”连起来，是“配合国际上的苏修叛徒集团们，大肆向社会主义阵营攻击，恶毒的污蔑诽谤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一盏明灯”，……“企图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在2月18日的检查材料中，柳福禄全盘承认了那些强加于他的所有罪名：给学生听写是有意放毒，替地主父亲翻案是阶级本性，扎毛主席像是泄愤等等。

在县人保部审讯柳福禄的同时，在和平大队，专案组也紧锣密鼓地对柳福禄的家属进行了连续审讯，以便落实柳福禄的罪证。1970年2月20日，专案组在和平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家里，两次审讯王淑兰，查问扎毛主席像的事情，有没有与柳福禄串供。第二天，专案组在蒋德春家又接着两次审讯王淑兰，继续追查扎毛主席像的事情。最后，王淑兰承认了是

柳福禄扎的毛像，她还与柳福禄有过3次串供。

1970年2月21日下午和晚上，专案组连续两次审问了柳长年。柳长年在交代中还想给儿子撇清“翻案”的责任。他讲：在“四清”时曾给儿子讲过改出身成分的事情，当时儿子的态度是不同意，说“你都承认了，我还能替你翻案吗？就这样组织上还说我包庇你呢。”

和平大队革委会于1970年2月23日给公社上报了处理柳福禄的意见材料，提供给县人保部，作为审理柳福禄案件的判决根据。这批大队革委会组织的材料代表性很全面，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对柳福禄的处理意见：有柳福禄所在生产队的处理意见（和平二队代表最基层单位）；有临近生产队的处理意见（和平四队代表群众意见）；有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处理意见（代表教育口）；和平大队专案组的处理意见（代表政法口）；最权威的是和平大队党支部、革命委员会的处理意见（代表一级党政组织）。这些材料语气非常严厉：不把柳福禄判刑，革命群众绝不答应。

和平大队专案组的《柳福禄综合材料》中列举的柳福禄罪状是：（1）顽固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替其反动家庭及其地主分子父亲柳长年大搞翻案妖风；（2）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兄弟国家领导人（恩维尔·霍查）；（3）攻击诽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各项政策，乱砍盗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更为阴险地是，刘犯在群众批斗期间曾三次与妻（王淑兰）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脱罪责，驾（嫁）祸于人。后在证据面前，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不得不低头认罪，交待自己的罪恶事实。”

和平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意见说：柳福禄利用在和平小学代课之机，利用合法讲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意给刘犯从严处理，依法惩办。和平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意见是以全体贫下中农，政治队长王长生、队长王守仁、治保委员季瀛洲的名义提出的，列举了柳福禄多次为成分翻案、认罪态度不好等五条罪状。第二条是“攻击恩维尔·霍查”，讲柳福禄利用合法讲台，进行反动活动，配合帝、修、反的侵华准备工作，污蔑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领袖，……也就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这个生产队的处理意见是：“根据上述事实，理应从严处理，以致法办。”

和平大队二队关于柳福禄的处理意见说：柳福禄出身反动的地主家庭，品质恶劣，极端反动。（1）公开替他反动老子翻案；（2）更恶毒的是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3）利用自己在教育界里的职权，公开做反标案件，情节严重，没有老实坦白交代自己的反动事实……。最后说：根据党给出路的政策，给柳福禄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如果以后还没有悔改之心，就从严处理，立即判刑。”

海龙县和平大队党支部、革委会的处理意见，列举了柳福禄的罪状：“利用无产阶级的合法讲台，漫骂攻击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霍查同志，借以影射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配合苏修反华，妄图颠覆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事后，柳又狡猾抵赖，多次与其妻订立攻守同盟。”最后，大队的处理意见是：“柳福禄实属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我们强烈要求专政机关，以（依）法捕办，严惩犯罪分子柳福禄。”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大队的这份材料除了盖了“红山口人民公社和平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外，还盖上了革委会主任蒋德春的私章。可见蒋的重视程度。在这些对柳福禄的处理意见中，最轻的是和平二队的意见，在队里管制劳动；最有分量的是和平大队的意见，反革命犯罪分子，逮捕法办。

1970年三四月，“一打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当地对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的侦查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抓紧进行。

1970年3月，县人保部政保组连续审问柳福禄6次，讯问柳长年2次，讯问王淑兰2次。政保组把柳福禄带到红山口公社中学，连续审讯逼供。为了让他老实交代，还把他带回大队进行批斗。但是柳福禄的事情再上纲上线也就这么多。他实在再交代不出还有什么东西了。

在这一轮审讯时，柳福禄推翻了过去在专案组逼供信下讲的话，否认了他有意去毁坏毛主席像的事情。但政保组审讯人员认为，这是反动、狡猾、畏罪的翻供抵赖，不予采信。

政保组还又收集了柳福禄乡亲邻居们的证言。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柳福禄与徐连友两家是死对头，关系很不好。他们本来是一个院东西屋的邻居，原来关系很好，后来因为孩子问题、房子问题、告状问题、打人问题，两家闹了别扭。徐家孩子和柳家孩子经常打架，骂他们是地主的儿子，还不老实听话……徐连友正是向大队革委会告发柳福禄毁坏毛像的人，毁坏毛像是他儿子亲眼看见的，就是说这是孤证，没有旁证。他们挟嫌报复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政保组还是照着“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审查逻辑走了下去。

经过多方收集材料罪证，专案组整理了一份完整的柳福禄反革命案件的综合材料，列举了刘的四大罪状：

1．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兄弟国家领导人。罪证有3条。（1）用毛主席语录生炉子，在家里把毛画像的眼睛给抠掉了；（2）让学生听写“恩维尔·霍查”“叛徒”；（3）批评学生“小泥鳅翻不起大浪来”。

2．大搞翻案妖风，支持其父公开向贫下中农要权，梦想夺回已失去的天堂。罪证2条。（1）四清时想改成分，为地主搞翻案；（2）为父亲被打的事情到处告状。

3．蒙蔽一部分群众，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攻击革委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为资本主义大开绿灯。罪证有4条。（1）拉拢一些人，“把广大革命群众长期的对立起来，相互打内战”。（2）散布某某（按：指蒋德春）不够党员（标准），破坏整党建党。（3）开小片荒，扩大自留地。（4）以砍柴为名进行乱砍盗伐，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

4．破坏教育革命，仇视贫下中农子弟，利用合法讲台，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体罚打骂贫下中农子女。

5．现在表现。根本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年4月17日，海龙县红山口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改变了1969年10月25日做出的将柳福禄清除教育队伍的处理决定，做出《关于柳福禄反革命案件的处理意见》，把柳福禄定性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要求公安部门“逮捕法办”。1970年4月21日，海龙县人民保卫部政保组做出了《对柳福禄反革命案件调查报告》，报送人保部审批组审查批准。

政保组调查报告说：罪犯柳福禄，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对党的各项政策心怀敌意，为其父反动地主分子喊冤叫屈；从1968年来用手扣（抠）、针刺手段污辱毛主席画像；在代课考试时公开让学生书写“恩维尔·霍查叛徒”，借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事后又盗用批判无政府主义之名，行镇压学生革命行动之实。报告说：罪犯柳福禄“实属反动透顶、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为此“经过政保组讨论，一致认为必须逮捕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