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金克木：《天竺旧事》佛涅槃地的现代鸟巢禅师 -- 抱朴仙人

一九五一年，印度和平友好人士高善必博士一见到我就说：

“我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前和长安街上一走，看到那么多笑脸，一切关于新中国的谣言都一扫而空了。能强迫人哭，不能强迫人笑。笑是装不出来的。”

他当时是印度和平大会负责人，前来开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筹备会的。他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在达达基础科学研究所从事数学研究，同时对印度古史发表研究著作，力求应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根据文物考古论证问题。他还各地奔走，为和平反战运动出力。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

我是先认识他父亲后认识他的。他自己取的中国名字是高善必(一九O七—一九六六)。为区别起见，他父亲的名字我们还是用中国古代译名侨赏弥(一八七六—一九四七)。这位老人是佛教信徒，照旧式称呼法名应当是法喜老居士。

父亲信佛，又佩服马克思；儿子是科学家，又相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两人都不是印共党员。他们不脱离民族解放运动，但不是政治活动家。

我初见这位老居士是在一九四三年。当时甘地、尼赫鲁等政治人物都进了监狱，印度国民大会 (国大党的前身)已遭英国殖民政府镇压，转入地下。我住在佛教圣地鹿野苑，是乡下，离恒河岸边印度教圣地波罗奈(现译名瓦腊纳西)不远。我知道侨赏弥老人在城里迦尸学院住，有一天专程进城去拜访。找到那所民族主义老学者们办的旧式学校，大门口没有人，进去是一个大院子，空荡荡的。我沿着树荫向有房屋的方向走。走到转弯处，出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匆匆忙忙迎着我走来。两人乍一遇见，都愣了一下。尽管我穿了一身印度白土布衣裤，光脚踏着拖鞋，头戴白土布小帽(甘地帽)，他还是看出我是外国人，开口使用英语问：

“你找谁?这里的老师学生全在监狱里，只我一个人看门。”

我连忙说明自己是中国人，住在鹿野苑，特来拜访他的。

“过几天我就搬到鹿野苑去，我们在那里再见吧。”

说完话，他又匆匆忙忙向前走，头也不回。

几天以后，锡兰(斯里兰卡)的法光法师对我说：“法喜老居士来了。他问到你，我向他说了你的情况。他答应见你。他就住在那所小屋里。”说着，把手一指，果然有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一向没有住人，我从来不曾注意。

我到小屋去见他，只见屋内一张大床象个大炕，上面铺着席子，摆一张小炕桌。靠墙是书架，一望而知最多的是泰文字母的全部《大藏经》。屋里剩下的地方只能在窗前放一张小桌子，两个小凳子。他大概是在屋后自己做饭。一天吃一顿，过午不食，遵守戒律。

“法光比丘对我说了你的情况。在这战争年月里，一个中国青年人到这冷僻的地方来学我们的古文，研究佛教，我应当帮助你。四十三年以前我也是年轻人，来到迦尸(波罗奈)学梵文经典，以后才到锡兰(斯里兰卡)寻找佛教，学巴利语经典。”他说着忽然笑起来，“都是找我学巴利语、学佛教的，从没有人找我学梵文。能教梵文的老学者不知有多少，到处都有。我四十三年前对老师负的债至今未能偿还。你来得正好，给我还债(报恩)机会了。学巴利语必须有梵语基础，学佛教要懂得印度文化。你想学什么?明天晚上七点钟来。今天我还有事，屋子还没有收拾好。”

我立即表示感谢，合掌行礼告辞。

第二天晚间我去了。门敞开着。他盘腿坐在床上闭目养神，仿佛老僧入定。白须白发全剃光了。不过身上披的是白衣，不是出家人的染衣。

他听见我进门，睁开眼，回头望一望书架上的闹钟，七点过五分，说：“今晚不行了。明晚再来。七点钟。”

过一天，晚上七点我又去，他还是照样一望闹钟，提前了五分钟。他说：“今晚又不行了。明晚再来吧，还是七点钟。”

这回我才明白了。临走时把表和他的钟对准。第三次去时，先在门口张望一下那正对着门口的闹钟，才知道我们的钟表快慢不一样，他的钟还差两分。我站在门外等着，看见闹钟的长针转到十二点上，才进门。他仍然睁眼望一望钟，这回没有赶我走了。

“真巧，英国优婆夷(女居士)伐日罗(金刚，这是她自取的法名)要我讲《清净道论》的‘四无量’。法光比丘也来。你也来听吧。你学过一点梵文了，听得懂的。学佛教从‘四无量’开始也好。‘慈、悲、喜、舍’，知道吗?”他先念巴利语的这四个字，又改念梵语的，说，“懂了吧?一样的四个字，听得出来吧?我们的古语就是这样的。你学过点梵文就好办了。读梵文从这入手也好，以后再念别的。记住，明天晚上开始，还是七点钟。”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知道，照印度老规矩，出家人对在家人，老师对弟子，是从不行礼也不还礼的。我合掌告别，他端然闭目正坐，理也不理，这是收下我了。

我们这四个人分属四个国籍，却集中在一个学习班里了。和尚宣读一段巴利语原文，老居士随口念成梵文，这显然是为我的方便，也就是教我。然后用英语略作解说，这是为了英国女居士。接着就上天下地发挥他的意见。他说眼睛老花，煤油灯下不能看书，全凭记忆背诵经典。有的句子他认为容易，就不重复说什么，有时一句偈语就引出一篇议论，许多奥义，夹着譬喻，层出不穷。这也正是《清净道论》的特点。我才知道，原来印度古书体例就是这种口语讲说方式的记录。

从此开始了他对我的教学。熟悉了以后，白天也让我去，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镜查书。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这真象是表演印度古书的注疏。但当时并不觉得。他是“还债”，也就是我国佛教旧译的“报恩”。他一九OO年到波罗奈城，住在吃住不要花费的招待香客和旧式婆罗门学生的地方，向旧式老学者学习经典，主要是背诵，并不讲解，更不讨论。他说现在要把学的还出来，传给中国人；而且照已经断了的古代传统方式。他说：“照轮回转世说，我是会托生到中国去的。下一辈子，我大概是中国人了。”说着，天真地哈哈大笑。他经常讲带幽默的笑谈，但态度是极其认真严肃的。

他是在本世纪初先到波罗奈，后去尼泊尔找佛教没有找到，转而南下到锡兰(斯里兰卡)，得到妙吉(苏曼伽罗)大法师(一八二七—一九一)晚年亲自传授巴利语经典，熟读全藏。回印度后，周游各地。到加尔各答时，正巧有一位已考取不止一个硕士学位的人要求再读巴利语佛教硕士学位。加尔各答大学设有这个专业名义，但没有一个所属学院中有人能教。他找到一些爱国人士办的民族学院，校方答应他只要能找到教师就收他这个研究生。他在一个婚礼宴会上听说有个新来到的精通巴利经典的佛教徒，立刻去拜访，随即要求民族学院聘为教师，指导佛教研究。于是这位游方居士变成了一个学院的教授，指导研究生。后来他回孟买，又赶上美国哈佛大学的伍兹教授为译解《瑜伽经》到印度来。伍兹教授的另一任务是为兰曼教授校勘《清净道论》寻找合作者。一听说有他这么个人，立刻拜访；一谈之下，马上向学校推荐。随后侨赏弥居士便由印度一个学院的教授应聘为哈佛大学教授，与兰曼教授合作。他曾四次去美国。他的儿子高善必也在美国求学，得到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由于苏联的史彻巴茨基教授(院士)的推荐，他又应聘为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因为受不了那里的严寒气候，过了一段时间便回国；可是思想起了大变化，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产生了信心，不过并没有改变佛教信仰。他一点也不觉得有矛盾。他对佛教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回印度后，从事研究和用马拉提语写作，还创作剧本。他同甘地在一起住了一个时期，成为好朋友，交流了不少思想。但甘地的住处是政治活动中心，他在那里无法长期住下去。甘地入狱，他便离开。有人为他在佛教圣地鹿野苑盖了一间小屋，布施给他。他才算有个退休落脚地点。儿女都早已独立了。他成为孤身一人，正如他自己说的，“以比丘始，以比丘终”。所谓“比丘”，原意只是“乞者”。他 是居士却从不自称“优婆塞”(居士)，也不自称比丘。别人总是称他为教授，正式称为室利(吉祥) •达磨难陀(法喜) •侨赏弥，或亲切些径称“达磨难陀吉”，同称“甘地吉”一样，加上一个“吉”(先生)的敬称。

我到一九四四年才见到高善必博士。他不是佛教居士。但如果“居士”不是指受戒而是指不在组织的信仰者，那么他也可以算是一个“居士”，是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居士”。同时，他不止一次说《法句经》是伟大的诗篇。看来他父亲的影响在他身上还是继续存在的。

他在孟买工作，在浦那住家；白日研究数学，晚间研究历史；周末搭火车回家住一个星期日，校勘一部古诗集；真是忙人。我到浦那后，约好在一个星期六晚间去见他。

“我父亲已经有信说过你了。”他把我让进了小书房。只有半间，靠墙是书架，中间一张长条桌，上面除打字机外全是书，只有他座位前面有点空隙可以写字。桌子对面一长条空隙里摆了一把椅子。我们相对坐着。他这书房和加尔各答的研究中目佛教的师觉月教授的小书房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更小些。请客人不到客厅而去书房是表示亲近。

“你要看什么书?我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有。”他回手指着书架笑起来。

“应当感谢你们中国人，给我们保存了那么多古代文献。除新疆、西藏已发现的以外，一定还有。可惜我们两国现在都没有研究自己文化的好环境，更谈不到互相研究。交通方便了，可是比一千多年前还更隔绝了。知道有宝物也无法见到。你们有文献，比我们强；但我们的文物也不少。什么时候才能沟通呢?你信不信?文化交流从来不会是单方向的，不过表现出来的不同。说到研究，我们只怕比你们还要难些。无数的书还是手抄本呢。”

他滔滔不绝，无所不谈，也谈到数学，说中国有几位优秀的数学家，有的还是他在美国时的朋友。他和他父亲一样，不忘记见到过的中国学者。他父亲也对我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时见到的中国学者。

有一回，他约我星期日早晨去。我到他门前，只见他正在屋前小院中举大杠铃。他是很注意锻炼身体的，不幸仍然没有享高龄，也许还是因为太劳累了。

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在开始研究印度古钱，称重量，分析成分，由此考察发行货币时的经济情况，不仅是从钱上的图象和文字考订年代。他还到处给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情况照相，也是为考订古史之用。他读古文献，首先校勘各种写本。这在印书开始很晚(一八O三)的印度是非常必要的。他的研究方法不离一个科学家的基本习惯，力求精确。他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说是宏观和微观并用，而且不截断古今而较其异同演变。他的严格的探索精神是非常值得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