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金克木：《天竺旧事》佛涅槃地的现代鸟巢禅师 -- 抱朴仙人

在佛教圣地鹿野苑，我见过现代印度“三大士”。

古代印度有“大士”，即佛教的菩萨。传到中国著名的有“三大士”，即文殊、普贤、观世音。加上地藏王，也是菩萨，合称四大菩萨，分住四大名山，即五台、峨眉、普陀、九华。侍立在如来佛两侧的称为“一佛二菩萨”。文殊、普贤是一对，各带着坐骑青狮、白象，分侍佛的两边。观世音和大势至又是一对，随侍坐在中间的阿弥陀佛。地藏独自坐在地狱里，实行他的“地狱不空，我不成佛”的誓言。“现在佛”释迦牟尼的两边有一老一少侍立，这是迦叶和阿难。他们是罗汉，不是菩萨。“大士”，大概是“摩诃萨”的直译，袭用儒家有过的这个冷僻称呼。

这些是过去的事了。后来印度在独立之前的七八百年中几乎完全没有了佛教。只到本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三位和尚，都是在印度以外的斯里兰卡出家的。这就是我见到的现代的“三大士”。

他们的法名是：阿难陀、罗喉罗、迦叶波。阿难(阿难陀)，这是佛的堂弟的名字。他以非凡的记忆力闻名。据说佛经都是他背诵出来的。所有佛经的共同第一句“如是我闻”中的“我”就是他。在塑像中，他是站立在释迦牟尼旁边的那位青年。罗喉罗，这是佛的儿子的名字。他也出家成了罗汉。迦叶(迦叶波)，这是佛的大弟子的名字。在塑像中，他是站在佛的旁边和阿难对面的那位老者。中国传说他来到云南，住在鸡足山。

他们袭用佛教开创初期的罗汉名字大概有立志重新在印度开创佛教之意吧?

在鹿野苑的斯里兰卡(吉祥楞伽)的和尚们过午不食，只饮一碗牛奶；到了傍晚，诵经声一停，使出来“散步”。这大约是佛教经典(律)中往往提到的佛和弟子们的“经行”。不过缅甸的和尚并不天天走，而中国的和尚从不参加。那时住在鹿野苑的侨赏弥老居士也遵守同样的戒律习惯，到傍晚就拿起杖来上大路。我经常陪着他走。那不是中国古人的“行散”，所以本不应当叫作“散步”。那是一言不发飞快地走路，是印度式，不是中国式。

有一天，正当我追随着老居士在路上跑也似地走时，三三两两的披袈裟的斯里兰卡和尚们在前面同样地“奔跑”着，却从远处有一个袈裟影子迎面过来。他显然是早出发的，已经往回走了。这是高个子，我从来没有见过。

那位法师眨眼到了面前，他和老居士都停下了步子，笑着用印地语谈了几句话。和尚和居士互不行礼。这里的出家人只有中国和尚逢人便合掌，好像佛经里说的“常不轻菩萨”。我是俗人，在家人，便向那位法师合掌致敬。他微笑着点点头，照例不还礼。我正不知道是走开好还是留下好，老居士已经昂首阔步继续前进了。

“这是阿难陀大法师。”老居士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真感觉到有点失敬。本世纪初，侨赏弥老居士是第一个南下“楞伽”(斯里兰卡)求佛法的。随后便是那“三大士”去出家。我有缘会见这第一位“大士”，竟然“交臂”错过。

过了一天，我去见这位阿难陀“大士”。刚说 了几句话，他表示希望我继续研究巴利语的佛教典籍。我还没有来得及答话，一位斯里兰卡和尚来了，有事和他谈。他对我望了望，我不等他说出话就起身告辞了。

又过了一天，我在路上遇见法光和尚。他告诉我，阿难陀“大士”已经走了，不知到何方去了。他将巴利语的《佛本生经》译成印地语，一大本一大本陆续出版；同口寸进行基本佛典的校刊工作，用印度的现代天城体字母印刷。因为巴利语的佛典有罗马字母的欧洲刊本，有泰文字母的，有缅甸文字母的，有僧伽罗文字母的，却没有印度字母的，所以这种校刊和翻译工作是在印度恢复佛教的打基础的第一步。已经印出了《小部》经，是“三大士”联名主持并写梵文序的。他这次来就是为了此事。现在又去继续他的“游方”生活了。他的工

作都是在旅途中作的。

过不多久，第二位“大士”，也是最著名的“大士”，罗喉罗，来鹿野苑了。

他先来看望侨赏弥老居士，恰好我在那问小屋里。他们互相招呼后，老居士立刻向我介绍，“这是大学者罗喉罗。”“大学者”用的是印度字。

这位“大士”却没有穿“法服”，而是普通印度人装束，也就是一身不整齐的西服。原来他曾继老居士之后到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在苏联住了一段时期，不但由和尚变为居士，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依照礼貌不打搅和旁听他们谈话，便合掌告别。本来准备第二天去向这位“大学者”请教的，不料他比阿难陀大法师还要迅速，已经匆匆走了。他也是无定居的。宗教加上政治色彩，行踪更难捉摸，竟不知他那一大堆著作是在哪里写的。有人说他在火车的三等车厢中照样能写作。

他用印地语写的书包括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专门著作和通俗著作，还有去苏联的回忆录，甚至小说。此外，他还校刊了佛教哲学理论古籍，真是个著作家，宣传家。他又精力过人，曾四次去西藏，在寺庙里发现了印度佛教经典的大量写本。他编了一部分目录，摄了照片，带回印度，自己校刊了法称的几本哲学著作，把全部照片交给了一个研究所保存。他尊崇法称的“因明”(逻辑和认识论)著作，显然是受苏联史彻巴茨基的影响。这位苏联科学院院土校刊并译解了法称的《正理一滴》，写成了著名的《佛教逻辑》一书。我国却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出版了法尊法师由藏译转译的法称的《量释论》及解说。

再往后，我又见到了迦叶波“大士”。

他除了著作以外还从事教育，在波罗奈城的印度教大学里讲佛教。他的志愿是恢复佛教的那烂陀大学，即玄奘住过而久已成为废墟的那烂陀寺。终于在印度独立以后，这所大学建立起来了。他是主持人，最后在那里“圆寂”了。

他不是“游方僧”，经常在印度教大学和鹿野苑。斯里兰卡和尚发起的摩诃菩提会(大觉会)在印度进行恢复佛教宣传，在鹿野苑建成了香积寺和一座僧舍，还办学校和图书馆，并出版书刊。迦叶波法师和他们也有联系。

有一次他来鹿野苑，正好中国的太虚法师的弟子，法尊法师的同学，法舫法师也在。他便邀请去印度教大学他的小小“精舍”，并参观大学和参加当时在大学举行的东方学大会。我也“随缘”去了，还在他的“精舍”(他取的正名是“觉舍”)里领受了一顿“法食”夕是坐在地上用手在鲜芭蕉叶上捡着吃的。

侨赏弥老居士离开时，迦叶波“大士”继承了他的小屋子，我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晚间“散步”时才遇见了他。

“我要在这里住些天，你有空请来，就是你常去的那间小屋。”

我去拜访，才知道他是来为斯里兰卡的几位新来的和尚讲印度哲学古典《奥义书》的。我得到他的允许便也准备去旁听。

“迦叶波比丘要在这里讲经了，不过不是佛教的经，是印度教的婆罗门的经，你去听吗?”法光和尚问我。

“我已经得到他同意让我去听了。但不知他用什么话讲。”我说。

“我那些同乡来这圣地小住。他们不懂印度话，更不懂英语，只会僧伽罗语、梵语和巴利语。”

“那大概要用僧伽罗语了，我不懂，听不成了。”我知道迦叶波“大士”是在斯里兰卡出家并学巴利语经典的，便作这样推测。

“不对。迦叶波比丘不能讲僧伽罗语。他在我们那大庙里时是讲梵语和巴利语的。”

我推测大概是要用一种半文半白、梵巴夹杂的语言了。我怀着好奇心，带了一本《奥义书十种》去“法舍”奉陪“末座”。

出我意外，法师讲的是梵语。幸亏有本书，我先读了，还能跟上他讲的地方。不过他讲梵语同讲印地语一样，完全是说话的语气，发音相同，只调子稍异。他并不拉长了音唱。大概因为他是佛教徒，不必用也不愿用正统方式诵印度教的经。这和他们诵佛经不一样。

他讲得很快，主要是讲解词句，不发挥，不讨论内容。讲书常有口头习惯语，不久就熟悉了。“懂了吗?”“应当这样理解(如是应知)”“所以这样说。”“为什么?(何以故?)”等等。讲书也有个框架结构，一段段都大致相仿，不久也听惯了。一对照原书的古注，再查看玄奘等译的经、疏，恍然大悟，悟出了古今中外的一致性，仿佛在黑暗中瞥见了一线光明，感到这些都不能完全脱离口头语言习惯。

法师每天讲一小时，流水般地不停地读和讲，还夹着自问自答。听众极少发问，也许是他们从佛教立场和观点出发，对此不过是得一个“知道了”而已，没有深究的兴趣。我只是旁听者，也可说是旁观者，对讲的内容还没有对讲的形式兴趣大。

法师讲得很快，把几篇主要的《奥义书》的词句分析和译解(从古文译古文)完了，又回大学去了。和尚们朝圣已毕，听讲一完，也回去了。我这时才从一千年以前回来。

迦叶波“大士”和我见面较多，所以较熟，有时也谈一点他的抱负和对当前世界的看法。他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他在大学的那所“觉舍”和“讲座?也是民族资本家纺织大王比拉捐助的。这位比拉来过一次鹿野苑，我在路上碰见。他一身印度白布装，不过并不是手纺织的土布；除身后跟着一些人外，看不出什么特别。我只当他是个香客，事后才知道那是谁。有人告诉我，他头上戴的“包头”有一粒钻石，价值连城，这便是富人的象征，不过我没有看见。

中国解放后，阿难陀“大士”已经老了。罗喉罗“大士”来过，匆匆即走。迦叶波“大士”和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的僧宝和尚同来过。他们两位都是我在鹿野苑认识的，因此也在一次会见时相遇。这时那烂陀大学已经成立，迦叶波大法师已经名副其实，比那时神气得多，而且身体也更为“发福”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在这世间住到八十年代。有个刊物上登的讣文中说是由于“心力衰竭”。

这三位现代“大士”都为在印度复兴佛教而费尽心力，终于现在印度又有了以多少万计的佛教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