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金克木：《天竺旧事》佛涅槃地的现代鸟巢禅师 -- 抱朴仙人

本世纪初期，印度有三位“汉学”博士，都不是到中国学习汉文得学位的，而且学习目的也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印度本国，学汉文为的是利用汉泽的佛教资料。他们留学的国家正好分别是法国、德国、美国；博士论文题目全是有关佛教的。应当说，他们不是“汉学”博士而是印度学博士。

到加尔各答不久，我就由友人介绍到师觉月教授家里去拜访。“师觉月”是他自己取的中国名字，是意译他的姓名三个字。这个姓并不表示他的“种姓”，而是祖上得过的一个称号，正象“泰戈尔”这个姓一样。婆罗门种姓支派的“姓”是不拿出来的，“内部掌握”，不对外人说的。照英国人习惯用的“姓”也象英国人一样是用些祖先称号顶替的。氏族的“百家姓”讲究得最厉害的，无过于中国，可上溯三代以至多少代。印度却不是这样，只有他们自己人才一望而知，心里明白；外人除非熟悉了他们的各地不同习惯，是不容易明白的。这是第一课，是师觉月教授给我上的。后采又见到各种各样的印度人，才慢慢有点开窍，知道光凭书本不行。无论古、今、欧、印，书上总是讲不清，各有自己一套“密码”，局外人难以一下子解译出来。

每当我在加尔各答，总是忘不了去一次师觉月教授的小书房。这位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有点传染了法国人的习气，一熟了就谈天说地。他那里，不必事先约会也可以去。他留着小胡子，说话带着学者气，但不是不苟言笑。小小书房也是客厅，墙的一面是书架，从地板直到天花板，架前有个小梯子。不大的书桌靠窗摆着，前面墙上是一幅放大的法国人照片，那是他的导师，著名的东方学家烈维。在烈维的指导下他写出了博士论文《中国的佛教藏经》，核订并发展了日本人南条文雄在马克斯•穆勒指导下写的汉梵对照《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他能去法国留学，这是由于本世纪初期的风云变幻。一九O五年由英国政府要分割孟加拉而引起的一次民族运动浪潮，使加尔各答大学也有了变化。尽管孟加拉省的省督仍兼校长即监督，握有否决权、批准权，但是实权已下落了一些到印度人副校长和大学评议会主席手里。后来人们为他树立铜像的阿苏托什•穆克吉掌握了大学的行政，便提倡派人去法、德等国留学，实际是企图打破英国高等教育的枷锁。诗人泰戈尔兴办国际大学也在这个时期。师觉月博士便是在这个浪潮中去了法国，而且学中文，为的是利用中国资料研究印度历史。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吞并印度时的文化教育控制从一部英文《英属印度史》(詹姆士•米尔著)开始，印度民族主义的文化反抗也从印度历史研究开始，这不是偶然的。

到德国去学中文的戈克雷教授也是同一时期的同一时代浪潮中的学生。他是西南部的马拉捉人，却到东部的孟加拉来上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他不去英国而去德国留学，同时加入了当时西部一些民族主义者倡办的一个教育团体。加入这个团体的条件是留学回国后必须在本团体办的学院中工作二十五年，只拿仅够一家生活的工资，但是子女的教育费，直到留学，都由那个团体负责。这是带有互相台作性质的一种办法。他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了汉文和藏文，研究佛教哲学，写出论文译解《大乘缘生论》，得到博士学位，回国便去教那个二十五年不能脱身的学院。

另一位在这一时期学中文的巴帕特教授的情况完全相同夕不过去留学的地方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的也是佛教，论文是巴利语本《清净道论》和汉译本《解脱道论》的比较研究和考证。他回国后也是在同一个学院教二十五年书。

我到浦那时，经戈克雷教授介绍住在潘达迦东方研究所的“客舍”里。潘达迦是孟买大学第一个印度人梵文教授。以他的藏书为基础成立了这一个纪念他的研究所。当时所里的主要工作是校刊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说起潘达迦当教授的事，也非同寻常。孟买大学的梵文教授位置，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建立孟买大学起，就是聘请欧洲人担任，不是英国人，就是德国人。因为学院的教授多而大学正教授的位置只有这一个，必须一个退休，一个继任；所以潘达迦教授有旧学又有新知，虽然在学术上的地位已经得到本国和西方学者的承认，却还到不了这个位置上。后来好容易那位英国教授退休回欧洲了，大家以为继任的一定是他；不料传出消息，英国的省督兼校长又聘请了一个德国人。这时印度人大哗，群起反对。为什么本国古文要请外国人当教授呢?过去说，本国学者不能用英语教课，不懂西方近代一套所谓科学，现在国际驰名的印度学者潘达迦具备了一切条件为什么不能当这个教授呢?难道印度学者在印度本国都不能当印度文的教授吗?在印度本国教印度古文都非请外国人不可吗?这不是对全民族的极大侮辱吗?这不是对印度文化的极度蔑视吗?实在说不过去的不公平引起这一场激烈的抗议，迫使英国当局不得不承认潘达迦教授的地位。从此印度大学中的印度古文教授就一直由印度本国人充当了。这大约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是侨赏弥老居士对我谈的。我至今还记得老人谈这事时的激动口气。他还说，他学了巴利语佛典回到孟买时，潘达迦教授听说了，立刻要见他。他去时，那位老教授见面就用巴利语问他关于佛教的问

题。他当然也用巴利语引经据典回答。这次“考试”使当时的青年侨赏弥得到不少益处。他说完加了几句：“这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本国语言，失去了佛教，他才那么着急要见我啊!我们失去了本国，连在自己大学里教自己语言的资格也失去了。教本国语言也要用外国话，要请外国人了。”

师觉月教授有次谈话中也流露了一句：“我们现在还是奴隶啊！”

戈克雷教授对我说过：“最可怕的是精神奴役。印度在政治上独立不会再等很久了，可是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奴役往往是不知不觉的，难摆脱啊!”

当然他们的感慨不是无根据的。研究本国的宗教、哲学、历史：甚至语言，都要去外国留学，才能得博士学位和当教授，这不是愉快的事啊。英国人把印度的哲学贬得那么低，简直是原始人的文化思想；德国人又捧得那么高，简直是和康德、黑格尔同一流派；这是怎么回事?戈克雷博士到德国去研究佛教哲学，师觉月博士到中国北京大学采讲印度哲学(一九四八年)，都不是偶然的吧?他们并不认为印度哲学是虚无缥缈的。

戈克雷教授校梵本《集论》，邀我去他住房门口的只能容一张床的半间屋里合作。由于原写本残卷的照片字太小又太不清楚，我们就从汉译和藏译先还原。他将面前摆着的藏译一句句读成梵文，我照样将玄奘的汉译也一句句读成梵文，然后共同核对照片上的原文，看两个译本根据的本子和这个原本是不是一样，也免得猜谜式的读古文字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结果使我们吃惊的不是汉译和藏译的逐字“死译”的僵化，而是“死译”中还是各有本身语言习惯的特点。三种语言一对照，这部词典式的书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话了，不过需要熟悉他们当时各自的术语和说法的“密码”罢了。找到了钥匙，就越来越快，文字形式不

是难关了。(校本后来在美国刊物上发表。)

“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合作，埋藏在西藏的大量印度古书写本就得见天日，而且不用很久就可以多知道一些印度古代的文化面貌了。”戈克雷教授说。

巴帕特教授当时正忙她女儿的婚事。有一天他忽然找我，邀我去参加婚礼。原来印度的婚礼是由女方办的，男方只管来迎亲。于是我得到一次参加古典式印度宴会的机会。用中国古代传统婚礼眼光看，这种席地而坐在芭蕉叶上用手抓吃实在不免原始，可是那个热闹排场和礼仪却是同中国并无二致。解放后他作为，—个代表团的团长来中国访问时，有次宴会我也参加了。他一高兴讲了几句话，临时拉我当翻译，因为他要引佛经。这次宴会使我想起他家里的那次宴会，他的“呵呵”的笑声和拉住“中国朋友”的神态也是并无二致。

同这三位学过汉文并研究佛教的教授的接触使我增加了不少对印度的知识，也使我对讲印度的现代书的疑问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