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漫笔历史形态学 -- 浮云

数日前，在首都机场候机。随便一转，在书店里看到两大本《西方的没落·全译本》。三联出版社。由英文转译。

全译本作者吴琼，安徽宿松人，文学博士，主要学术兴趣在美学、西方哲学、文化研究及批评。译者称本书“并不难读，但每页都充满了各种历史名词”。显然，搞哲学的不通历史，搞历史的不懂哲学，是中国文科毕业生译外国著作的大麻烦。这还没涉及逻辑，旁的中国文科毕业生不敢说，浮云的逻辑水平是三段论都要出错。而这西哲，经常是否定再否定再加否定然后再推三遍……是肯定还是否定俺也数不出——俺数学更差。

这吴琼在前言里说，《西方的没落》国内有两个前辈译本。一是六十年代商务印书馆，齐世荣，只译了第二卷。另一个，是“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陈晓林译。是两卷缩译本。”他没有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但我是不会错的，因为翻旧了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陈晓林译本就在我手边。

估计是这陈晓林又到台湾出版了一下。而吴琼只知道台湾版。

这次机场奇遇，让我知道了两件事。一件是，《西方的没落》曾经有台湾版。第二件，是最新的译者，很直率的、显然未经认真考虑的认为，台湾是“国内”。吴琼类的直率，是《反分裂法》的真正基础。深入骨髓的民意。

两大厚本，标价99元人民币，印刷装钉精美。可惜即将远行，不能携带。

• 【原创】五湖书话：也晾一晾我读的书

雷海宗，字伯伦，1902年出生于河北永清。先后在清华学校高等科、美国芝加哥大学习，1927年在美获哲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教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1962年病逝，享年60岁。

雷海宗是我国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开山祖师，主张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需于事实之外，须求真理，以哲学的眼 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他还着重于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的作用，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他主张中国的史学家应吸取外国较先进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整理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 著作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等，译著有《克罗奇的史学论》。

雷海宗接了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认为每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和阶段，即“历史的形态”大致相当，因此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中心与外围文明的差别。但他与斯宾格勒不同的是，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死亡。

雷海宗认为，除了中国和西欧，其他文明都只有一周就灭亡了，晚起的西欧文明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总有一天也要灭亡。中 国文化与其她文化不同，经历了两个周期，分别是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和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其中以公元383年淝水 之战为分界线。这就是所谓双周论。

淝水之战，在历史上，公认为南北朝格局的确定之战。就如赤壁确定三国格局一样。淝水之战前，晋末大乱未止，天下一塌糊涂。此战后，南北朝格局基本稳定，南朝不能恢复江山，但足以自保。中国再次统一，要到隋。雷海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周文化宣布结束，第二周文化开始。

雷海宗搞的是历史形态学，这一学派哲学意味重于史学。以实证史学、考据史学来看，中华文化前后是沿续的，南北朝之前的文化，仍然是融合而来，不能说是纯华 夏。南北朝之后，继续融合，不能算是与此前相异。就如斯宾格勒对历史形态的生物学论述硬伤多多一样，雷海宗不会回应实证史学的质询。

雷海宗与斯宾格勒还显示了同样的特点：需要历史证据时，就忠于实证史学，比如雷海宗接受淝水之战的历史意义，斯宾格勒同意古典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划分。但历史证据与他们的观点冲突时，他们又毫不客气。比如雷海宗坚持中国文化是前后不同的，斯宾格勒认为西方已经没落。

雷海宗于上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主张，现在中国文化已经到了第二周的末期，正在遭受比第一次更为严重的威胁（抗日战争），能否战胜日本，是 中国进入第三期的关键，提出“我们是不是能创出尤其未闻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的伟局？” 展示了他的独到看法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雷海宗对欧洲中心论的否定，对文化形态史观的介绍，对中国文化的胡人血统、佛教思想和汉人开发南方的重要作用的论证，都在当时学术界造成了轰动。他对于中国史上有关问题的考察，都是放到世界历史大环境中，从世界史的角度，把中国史真正看作世界历史的 一部分，走出中国人治中国史的老套路，站到了更高的地方。

雷海宗还是大陆较早否定“人类社会五个发展阶段”、“人类没有一个普遍的奴隶制社会”的学者。但与历史形态学关系不大，不深论。

斯宾格勒一方面天马行空，另一方面又充分的利用他能掌握的历史资料。在一些大的概念上，他并不标新立异。

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埃及，史学界一般指的是古埃及文明，从公元前3500年以前尼罗河出现文明曙光的前王朝时期，到公元前525年第二十六王朝灭亡。这以后，随着罗马击败波斯，环地中海罗马帝国逐渐形成，埃及文化演变成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一部分。

从文化传承发展看，西亚北非，应该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与各大宗教起源、各大文化体系确立有或隐或显的关系。欧洲文化含有非洲起源，一度被西方学者全力否定，但现在基本已经是公认的了。埃及文化即使不是希腊文化的主要来源，也是一个重要起源之一。根据现有证据，旧石器草原文化带横向穿越了整个亚洲，而华夏民族起源特别是黄帝部落，极可能含有印欧血缘。今天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但古埃及文化的创造者肯定不是他们，具体现在还没有定论。

斯宾格勒认为，埃及文化的象征是“路途”。埃及人所强调的，是“深度的导向”。埃及旧王国的墓殿，尤其是第四王朝壮丽的金字塔，所代表的，是一种有节奏、有秩序的空间序列。秘密的路途，从尼罗河畔的大殿出发，经过甬道、厅堂、拱形宫殿、柱廊房间，越来越趋狭窄，直通到死者的居室。埃及的浮雕与绘画，永远排列成行，给人一种印象上的强制感，把观者引向一个确定的方向。

阿拉伯文化，指的是从穆罕默德崛起到阿拉伯帝国分崩离析。斯宾格勒对这一文化体系极为看重，在全书中有多章节论述。

斯宾格勒认为，阿拉伯文化的象征是“洞穴”。很多文化中有二元对立，比如古典文化中“实质”与“形式”的对立，西方文化中“力”与“质量”的对立。但多数二元对立张力有限。惟有在阿拉伯文化中，二元对立持续不变。种种不同的二元对立形式，充满阿拉伯文化。

斯宾格勒称，光明照耀着透过洞穴，与黑暗斗争。光明与黑暗，都是实体。天上与地下，凡尘与天堂，上帝与撒旦，善与恶。死亡对于回教徒，是与生命的力量相抗争。最终，这一切，是精神与灵魂的对立，最后形成并引导了已觉醒的阿拉伯文化的世界思考。

我在这一块儿正困惑着呢，坐下来听讲。

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象征。这一象征是文化符号，代表着这种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每一文化的基本象征，自然存在于国邦的形式、宗教的神话与仪式、伦理的思想、绘画音乐与诗的形式，每种科学的基本观念之中。透过每个人、每个社会的形式感觉，由时代记录每一个生命表现的风格。

斯宾格勒称的古典文化，学界一般称为欧洲古典文化，指的希腊罗马文化，时间从克里特、迈锡尼文化至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他所称的西方文化，学界一般称为欧洲基督教文化，时间从476年至今，其中又以公元476年至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中世纪时期，公元1453年至十七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为近代时期，资产阶级大革命至今为现代。他认为，古典文化的象征是“个体”，而西方文化的象征是“空间”。

在历史形态学框架下，古典文化的象征是实质而单独的个体。古典文化有对大自然的热爱，有神秘深沉的激情，有无可名状的被弃绝于世之感。古典文化强调个体，所以排斥了一神教，形成万神庙。个体的美，体现在种种方面。斯宾格勒专门介绍了一首欧洲古代北蛮人的诗歌：

变成了不幸，永恒而长久，

男女皆如此，于世为刍狗，

惟是我情侣，相偎共长久，

亘古不离分，我和西格窦。

斯宾格勒盛赞这首诗韵律苍淳而悲壮，具有不可想像的空间与距离的庞巨之感。

斯宾格勒解释西方文化的基本象征，是纯粹而无穷的空间。这个空间，是西方人宇宙观中最为真切也最为雄伟的元件，它本身吸纳了、也引发了所有事物的实质内涵。古典的浮雕，在一平面上表现为一严格的立体图像，所以图像之间固然有区间，却绝对没有“深度”。而相反，17世纪法国著名画家克劳德·罗伦的风景画，则根本表现为“空间”，图中的所有形体，都是光线及阴影的承载者。空间在绘画艺术中的极端表现就是印像派，世界的具体形像消失了，展现的完全是空间的内涵。

斯宾格勒是一个在斗室中思考世界的人，他的学术方法，在后世被定义为历史哲学，换句话说，是完全非实证的。各种历史资料，只是被他切割为证据来论证他的观点。质问斯宾格勒，古代浮雕代表了没有空间感，那么希腊艺术中杰出的立体雕塑是怎么回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不会有人这样质问他的学说。

斯宾格勒对待他的母体文化尚且如此，接下来，他有关埃及、中国和印度的论述，就更是离题万里了。而他所表现出的自信，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他甚至从来不思考，别人也会像他一样画出同样的圆。

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的命运，最终是一个文化发展的问题。这个文化发展，有一个必然的，从生机勃勃的发展阶段，到高级并死亡的过程。他称前者为文化，后者为文明。而从文化到文明直到死亡，是个必然过程。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充满生命力的，充满想像力的，是“母土”。而文明，则只知对外扩张，以物质的眼光看待一切，僵化刻板，是有数的“都市”。

斯宾格勒以欧洲古典文化，来解释他的文化——文明体系。他认为，欧洲古典文化的希腊阶段，是文化阶段，而公元前四世纪开始的罗马时代，是文明时代。罗马这一野蛮民族，并未开创，而是终结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发展。罗马人是非精神的、非哲学的、缺乏艺术的、排斥异族以至于残忍地步的，不计一切追求具体成功的。像罗马人这样，把想像力全指向于实际的事物，在希腊文化中是绝无此事的。

斯宾格勒分析，希腊，重灵魂，罗马，重智力。这一对立，正是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历史上一再出现罗马人这种心肠甚硬、完全反形上思考的人，而每一文化的晚期，其心智与物质的命运，皆操在这种人手中。

斯宾格勒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认为文化到文明之间的过渡时期，在古典世界，是发生于西元前四世纪，在西方文化，则发生于十九世纪。从这过渡时期以后，重大的心智决定，皆发生于三四个“世界都市”之中，而不再由全世界来决定。从前，即使是一个小村庄，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而现在世界都市则已经吸尽了整个文化的内容，那些古老而广大的土地，变成了俗不堪言的地域，只配以其剩余价值，来奉养世界都市中的高级人类。

因为各文明体系的过程一样——也就是历史形态学意义上的过程一致，所以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只有时间上的变化而无实质的不同。当西元前411年，中国名义上的共主周天子变成只是东方诸候式的一邦领主，以及在西元1793年，法国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时，这两大文化，便分别进入了文明。

《西方的没落》作者认为，帝国主义是文化终结的典型象征。它是僵化的死物体，一些残渣剩滓而已，有如埃及帝国，或者印度、中国、印度帝国那般。帝国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文明。这一现象的形式，正是西方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

当人们谈论历史时，往往故意回避一个核心问题：研究历史就是为现实服务的。

但确有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直奔主题。斯宾格勒就是这样的学者。他要以自己的努力，指出西方的没落这样一个现实问题。

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老牌帝国主义英法已经衰落，后起的德俄面临外界的压力，巴尔干火药桶处于准点燃状态，未来的大国美国还在积蓄力量，而亚非诸国处于边缘状态。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欧洲，社会各阶层间矛盾冲突越发激烈。所有的思考者，都在痛苦的思索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各种流派的学说不断诞生，历史形态学，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切，正是历史形态学轰动欧洲的背景与原因。

在《西方的没落》第一部“形式与实际”，第一章“概念的引介”的第一段，斯宾格勒开宗名义：在本书中，我们第一次作下述的冒险尝试：尝试预断历史的发展，尝试在文化的命运中，看清那些尚未经历到的阶段，尤其是看清这实际上已处在完成状态的，此时此地唯的文化——西方的欧美文化。

斯宾格勒所称西方，指的是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西欧。这个西方，正在没落，而现有的哲学观点无没解释更无法挽救这种没落——他甚至对此没有论证，而是直接端出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文化”，而突破原始阶段的文化，是“高级文化”，文化再发展下去，就是“文明”。这个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文明的死亡”。只有观察清楚这个过程，才能合理的解释每个历史片断，这证明，人类历史，是一个有固定结构的有机体，如同任何有机体一样有一个生长发育灭亡的过程。他称这一整套理论为“世界历史的形态学观念”。

斯宾格勒认为，有八个高级文化，都有同样的建构，同样的发展，与同样的持续。他认为，可以把这些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来解决面临的问题。

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是以惊人的勇气，构建一个宏大的框架。毫无疑问，从目的本身说，他失败了。但从学术发展看，他踏出了极坚实的一步。相信有众多朋友，看到历史形态学的基本理论会感到眼熟，那是因为，后世众多学者，都或多或少采纳了他的见解。

以浮云所知，在斯宾格勒之前，没有人提出相似的东西。在修正版原序中，斯宾格勒本人宣称，最后在他手中形成的，是“德国的哲学”。他的学术来自歌德和尼采。歌德给了他方法，而尼采给了他怀疑的能力——请大家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这个歌德和这个尼采，就是最广为人知的歌德和尼采。

不少朋友，惊异于黄仁宇的“大历史”。实际上，全球史观或整体史观的确立，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斯宾格勒也为此付出了汗水。今天我们视为当然的，每个小学生都掌握的“地球”这一自然、历史、人文概念，前辈们荜路蓝缕，所费良多。

斯宾格勒时期，在欧洲，欧洲中心论仍然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一理论用“古代——中古——现代”这一系统，组织起欧洲的历史，并以之视为世界的发展。斯宾格勒对此大胆的提出怀疑。下面的段落，完全出自汉译原文。浮云以为，仅这些原文，也足够阅读的快乐，无需再做更多 的解释。

由于那个把历史分割为“古代——中古——现代”的不可信、空洞而又毫无意义的架构，完全统治了我们的历史思考，以致我们这个从日耳曼—罗马帝国时代起，才在欧洲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文化，竟不能觉察到，自己在高级人类的历史中的真正地区性位，也不能判断出，自己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对于西方文化而言，雅典、佛罗伦萨或巴黎当然要比洛阳或佩特巴里特(Pataliputra印度古都)重要。但是，是否可以用此等价值标准，来建立一个世界历史的架构系统？如果可以的话，则中国历史家，大可建立另一个世界的历史系统，而把十字军、文艺复兴、凯撒与腓特烈大帝一笔带过，丝毫不予重视。

在我的系统中，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欧文化，相对于印度、巴比伦、中国、埃及、阿拉伯及墨西哥文化而言，有何特殊的地位。因这些分别存在的文化，从物质的观点来看，并不弱于古典文化，而且经常在精神的伟大、及力量的飞腾方面，超越了古典文化。

“古代—中古—现代”这一架构毕竟已经发挥尽了它的用处。作为一种科学的基础，它虽然太偏颇、狭隘，可是我们以前没有其它的形式，可以用来排列我们的历史资料，而且多亏了它，世界历史经过了一番过滤，留下我们可以分类的残基。可是，这一架构所应存在的时代，早已过去很多世纪了，我们的历史资料增加得甚快（尤其是那些不能塞进这一架构的历史资料），于是，这一架构不得不开始分解，成为一片污泥。

在德国的辉煌人物长廊中，斯宾格勒实在只能是二三流人物。浮云以为，他最显眼处，就是“学术史上最后一个建立大构架的人士”。

斯宾格勒生于1880年5月29日，逝于1936年5月8日。他曾在柏林大学学习数学、哲学和历史。以一篇研究赫拉克利特斯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他在一家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员。

他的生活极度贫困，陋室简居，没有电灯。他在油灯下进行研究工作，连买参考书的钱都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宾格勒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但长期找不到出版商，直到1918年该书出版，才一夜成名，但也是毁誉参半。

难得可贵的是，斯氏成名后，依然过着一种近似隐居的生活。他虽然又发表了一些著作，但在社会活动方面几乎是零，而且没有以他的巨大声誉换钱。可能对他来说，也不需要太多的金钱。

《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7月在维也纳出版。作者是默默无名的中学教师O.Spengler，中文译作奥·施本格勒，也译成斯宾格勒（1880-1936）。有关这名杰出的历史哲学家，浮云将在后面专文介绍。

本书出版后，曾经风行一时，对后世更产生广泛影响。全书分为两部，1918年出版的第一部是古典数学、欧洲宇宙认识、欧洲艺术史和德国哲学的集合。这反映出斯宾格勒的历史观——历史绝不是军事和政治史的集合。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人，是精神动物。家师多年前曾经在上海，遇到雷海宗先生的弟子。据这位雷门高足介绍，《西方的没落》实际从来没有在中国完整出版过，原因很简单，这第一部，没有人译得了。有关雷海宗先生与《西方的没落》，浮云也将有专文介绍。这里谨对荜路蓝缕的学界前辈，表示深深的敬意。

1922年，“收回重新校订”的第一部和《西方的没落》第二部出版。所谓的历史形态学，每一言每一字，实际都是在这第二部。至少在浮云如此。斯宾格勒认为那一部更重要？这是一个俺回答不了的问题。但第一部出版时，立即轰动欧洲文化界，也让作者一夜成名是事实。

斯宾格勒认为，前人对历史的描述和理解是不对的。他认为，人类历史不是自始至终发展的，而是要划分成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他认为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体系的伟大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文化、西欧文化。每种文化最初都是蓬勃兴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最后枯萎凋落，完成生命的周期。斯宾格勒认为，八种文化中的前七种或已死亡或已僵化，惟西欧文化还在兴盛，但也即将进入无可避免的衰落。这也就是《西方的没落》书名之来历。

斯宾格勒的学说，汉译称为历史形态学、文化形态史观、比较文化形态学。浮云采用历史形态学。斯宾格勒以一己之力，建立一个学派，后来英国大学者汤因比宣称受到他的直接影响。有关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浮云也将专章介绍。后世有关文化演变、文化冲突、大国兴衰的讨论，都或多或少有这一学派的影子。

据浮云所知，《西方的没落》第一个中文译本，是1963年商务印书馆齐世荣译本。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绝对是中国文化传播中两个居功厥伟的出版商。所以当浮云得知雪个为商务译过书稿时，立即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遗憾的是，浮云对齐世荣本，就是在精读了另一译本后简单接触了一下。庸碌之间，十余年居然无瑕阅读。浮云精读的，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本，译者陈晓林。据本书“译例”，所译版本，是1962年的“全一册”英文版。英文版已经“颇有删削”，所删处——均为烦琐之论据与明显的偏见，全书论旨，不受影响——这是原文原话。

浮云想破头也没有弄明白，这些大师们是根据什么认定斯宾格勒论据的烦琐与明显偏见，又是根据什么认定，删完不影响全书论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