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洪大全案始末 (一)百年疑案的由来 -- numzero

　　对于被赛尚阿以“天德王洪大全”身份解往北京的这个俘虏的真实，直接记载他身份的史料不多，但还是可以一窥端倪：

　　(1)囚犯

　　数份肯定“天德王洪大全”的文献都提到，这人被俘时是项带铁锁的。这是众目暌睽之下的事，难以隐瞒。但堂堂太平天国“第二号人物”，洪秀全的“一字并肩王”，何以竟会项带铁锁？各方却有不同的解释。

　　据赛尚阿《生擒首逆疏》说，洪大全是“自行锁纽。”为什么要把自己锁起来呢？他没有说。后来他手下有个巡捕在把洪大全的事告诉《贼情汇纂》编者张德坚的时候解释说，“凡首逆逃窜皆着囚衣，俾可支吾得脱”。此言纯属诬蔑，只要读一读洪秀全《永安突围诏》，看那一种“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欢喜雀跃坚耐威武”的气势，就不难分辨太平军有没有可能在突围的时候所有主要领导人都“着囚衣”以求“得脱”。

　　擒获洪大全的姚莹则持另一种说法，“众大头子不愿同逃，为洪秀全均行锁链，恐其逃走，洪大全即带锁者，乌都统又杀二人，尸身均带锁，必是大头子。”这一说法形同梦呓，更加无稽。且不说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无一在永安突围时阵亡，如果一支军队在出战时主要领导人全都不愿行，以致不得不拿铁锁把他们拷了，驱使而行，那么在这样的精神面貌下可以肯定毫无战斗力可言，一但遭遇敌人必定溃不成军。而事实上，太平军在后队遭到清军追击，将士家属二千多人遇难的情况下，没有消沉沮丧，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给清军以迎头痛击，反败为胜，取得了杀死清军四五千人，阵毙四名总兵大员，令乌兰泰身受重伤的金田起义以来最辉煌的一次胜利。这一事实比任何记载都更有力地驳斥了姚莹的荒谬言论。

　　丁守存以洪大全名义所作的《上咸丰表》的说法则和以上两种都不同。据此文，洪大全是因为洪秀全不用他的“奇计”，私自夜逃，被捕回囚锁。《上咸丰表》是为了弥补先前赛尚阿所上奏折供词中的破绽而作，所以破绽小得多，叙事也合理得多。尽管所谓洪秀全不用其“奇计”一节显系捏造(“洪大全”不可能有资格直接向洪秀全“献计”)，但却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此人的真实身份是太平天国的囚犯。

　　(2)短发

　　在伪造的洪大全供词和赛尚阿奏折中，一再强调洪大全本是一个和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太平军是蓄发的，所以被称为“长毛”，而留头发的时间越久，头发自然越长。洪大全既然是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自然应该是长发。不幸昭昭在人们眼前的这个俘虏却不是，但又不是光秃秃的和尚。于是赛尚阿不得不费尽心机捏造出洪大全原为和尚，参加太平天国后还俗的说法，来解释其头发不够长的矛盾。但他的这番说词在今天却恰恰暴露了这个俘虏是短发，与资深太平军将领截然不同的事实。

　　(3) 许月桂之夫

　　1856年骆秉章在湖南剿灭农民起义时，有郴州人自称“大元帅”的许月桂，兴宁人自称“军师”的焦三(焦玉晶)投降，据骆秉章奏称：

　　“据焦三供，即咸丰二年广西阵擒首逆洪大全之弟，许氏女即洪大全之妻。”

　　审讯许月桂妹妹许香桂的宁远知县刘如玉的《自治官书》中载有审判的判词，提到：

　　“月桂嫁焦亮即洪大全，香桂嫁焦亮之妻焦三。”

　　另外许月桂家乡的地方志《郴州直隶州乡团志》也记载

　　“焦宏焦亮颇有文名。。。。。。许佐昌见而器之，以二女香桂，月桂妻焉。及咸丰二年，二焦从洪逆东去。。。。。。”

　　焦三，许月桂，许月香的身份均可查，其供词对“洪大全”身份的说法也一致，可知所谓的“洪大全”本名焦亮，是后来湖南起义的女首领许月桂之夫。

　　(4) 招军堂头目

　　咸丰四年，时为湖南巡抚骆秉章机要幕僚的左宗棠在《答王璞山》中说：

　　“。。。。。。皆所谓招军堂也。此股为郴州许氏女，兴宁焦氏，永兴戴姓诸贼。”

　　后来许月桂和焦玉晶被处死后，湘军将领王又在《复戚少云大令》中说：

　　“兴宁焦氏，以犯上作乱世其家，衣钵相传，弱女子亦习以为常。”

　　从这两则记载看，焦玉晶，许月桂，许玉桂都是天地会的山头“招军堂”的头目，而他们既是“衣钵相传”，很有可能继承的是投奔太平军的焦宏焦亮的“衣钵”，即焦亮焦宏原来有可能是“招军堂”的头目，咸丰二年(1852年)始投太平军于永安。

　　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并不曾存在过一个以天地会总领袖身份与洪秀全并肩称王的“天德王洪大全”，也不存在太平天国因洪大全而排斥天地会的事。现存一切肯定“天德王洪大全”的原始史料，包括所谓洪大全供词都是出于伪造。被赛尚阿称为“天德王洪大全”的这个俘虏，原来可能是天地会一个山堂--招军堂的头目，1852年方投于太平军的，不久又因意欲“私逃”而被锁，清军俘获他时其身份是一个囚犯。而由于赛尚阿的幕僚丁守存在《平定粤匪纪略》《从军日记》《发逆初记》中一再以不实记载为自己和赛尚阿圆谎，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的流传，以及许月桂等人供词中提到“洪大全”其人，致使洪大全一案疑点重重，假象重重，经过百多年的争论始有水落石出之日。本人在这里对罗尔纲先生的论点和论据重新整理，编排，并加以补充，除了希望以尽量简洁的方式介绍此案来龙去脉之外，也盼能再现前辈学者剥茧抽丝的严谨考证精神于万一。

广西巡抚幕僚，曾亲见“洪大全”的半窝居士在《粤寇起事记实》中提到赛尚阿伪造洪大全其人事时说：“所有？获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比部某君为军机章京，随大帅至粤)

尽管此处没有提“比部某君”的姓名，但从“为军机章京，随大帅至粤”的履历便不难知其身份，更何况此人帮赛尚阿伪造洪大全之事已令“粤中人人嗤笑”，所以时人大都知道此君是谁。于是郑鸣鹤藏本就在这一段话上作了批注：“比部者，丁星斋守存是也。”

这就使主要帮凶的身份浮出了水面。正因为丁守存是赛尚阿亲信，“专司摺奏要件”，又久做军机章京，对官场里那一套欺上瞒下的伎俩历练得十分娴熟，赛尚阿才会把这样一件大事交他主办。丁守存后来在咸丰召对时自己也承认奏报中的作伪是普遍现象，并把这说成是“体制不得不然”：

“上问：”汝随赛尚阿到广西当何差使“？奏曰：“营中大小事均和衷商办，臣专司摺奏要件”。上问：“汝办折子是凭什么”？奏曰：“所凭者各营禀报，与大营专弁探报，方敢酌量入奏”。上曰：“禀报、探报靠得住么”？奏曰：“固知不能全靠得住，胜仗少有敷衍，败仗少有弥缝，亦体制不得不然。臣固不敢欺蒙皇上，然其中实情亦止有八”。上黠首。”

这里说到的“体制”，就是说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对奏报必须铺张粉饰或弥缝掩盖的，只要“稍有根柢”，皇帝还是准许的。又如曾国藩幕僚薛福成议骆秉章奏生擒石达开事军报作假时也曾说，“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琉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而曾给曾国荃办奏折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更曾明白地说：“君父之前，立言有体，虽近世捷报，大半虚辞，然亦必稍有根柢，不敢全然诳语。”

丁守存对皇帝说是“八分实情”，实际当然不止于此，往往是“大半虚辞”的。

丁守存作为赛尚阿作伪的主要帮凶，其作伪行为主要包括四个部份

(一)造假

据丁守存《从军日记》记载，洪大全被俘之初是命丁守存当众审理的，然而丁守存称洪大全自称要见赛尚阿，这其实是丁发现洪大全可以作掩罪免过的工具。于是洪大全的审理完全由赛尚阿和丁守存等几个心腹暗箱操作，然后由丁守存负责捏造了一篇永安《洪大全供》。

在将洪大全押赴北京献俘时，赛尚阿特派丁守存同行，以备随时弥补破绽。果然，在途中丁守存就发现了许多破绽。洪大全这么一个活人到北京守审，谁能保证言语间不漏破绽？而且很可能为了自己脱罪把一切揭穿。(“首逆”之罪与普通“贼目”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据丁守存家乡山东日照县的口碑说，丁守存在路上就把洪大全毒哑。口碑中“所有供词，均系假造”的说法与半窝居士的记载完全一致。接着，丁守存又发现永安《洪大泉供》中许多不合理之处，于是在途中又伪造了洪大全《上咸丰表》，弥补破绽(详见前文考证)。而伪造这一文件还有附带作用，就是借洪大全之口攻击政敌乌兰泰(丁守存对乌兰泰十分痛恶，这在他的《从军日记》中有充分体现)，吹捧自己(“臣多上书于联芳，丁守存，亦蒙优礼相待，此皆国之忠臣也”)。

(二)在《平定粤匪纪略》中圆谎

《平定粤匪纪略》一书是1865年清政府为了夸耀剿灭太平天国的“圣功”而编纂的一部官方“平叛史”，此书以杜文澜为主编，命丁守存等“参酌讨论”，共同撰成。于是，这部著作中竭力渲染洪大全的重要性，大书“阵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又借洪大全之口说：“不料汝等能以我至此，吾休矣！然亦罪有应得，此必丁某之计，何毒也！”如此一来，丁守存不仅在这部清朝地方官修的传布最广的记载镇压太平天国事的史书中全部肯定了从前经他一手捏造出来的“天德王洪大全”的事，还说什么“此必丁某之计，何毒也！”，借以宣扬自己的“大功”。

(三) 在《从军日记》中圆谎

丁守存在自己的《从军日记》题记中说此书于同治元年湖北武昌送印，但据考证，此书实际付印的时间当在同治四年或稍后。因为古人印书是自己出钱开雕，印好送人的，因此都是在当地选择书局。同治元年丁守存人在直隶，印书应在直隶，不会跑到湖北，同治三年以后他调任湖北，才可能Ô诤?北印书。那么，丁守存道填日期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姑且不妨揣测，这很可是一种作贼心虚的掩饰。因为《平定粤匪纪略》编纂于同治四年，丁守存在这部著作中肯定洪大全事迹，又自吹自擂“大功”，但究竟有些担心“物议”，怕人说是自己主张放上去的。于是在《从军日记》中倒填年月，假装出版在《平定粤匪纪略》之前，好像是《平定粤匪纪略》的编者们是商量同意根据他的《从军日记》来记载的，而不是他自己的主张】br>

(四) 在《发逆初记》中圆谎

“江左明心道人”在《发逆初记》说是“记咸丰元年春至六年夏间事”，其实完全是用洪大全故事贯穿全文，内容十之八九是记洪大全事，全书竭力证明洪大全和洪秀全是同一个人，说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再没有洪秀全，后来天京的天王是洪秀全的第三个儿子，而不是洪秀全。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很多论者却用《发逆初记》作为洪大全在当时的太平天国负有盛名的依据，因此不得不再追究一下，这个“江左明心道人”究竟是何身份？他是出于什么动机牵强附会说洪秀全就是洪大全？

作者虽然竭力隐瞒真实姓名，自称是“迫于衣食”而四处流浪之人，但他为了论述洪大全，却无法把他的身份和他的社会关系完全隐瞒起来，留下许多蛛丝马迹作为追踪的线索。

纵观《发逆初记》，其作者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1)是赛尚阿的幕僚。据作者记，洪大全被俘后他曾与之见面，并向赛尚阿献议且为采纳，考虑到赛尚阿当时清廷首辅，钦差大臣的身份，可见作者绝非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迫于衣食”的流浪者，而是赛尚阿的幕僚。

(2)作者曾极力推荐向赛尚阿推荐向荣。

(3)作者痛恶乌兰泰。

以上三点丁守存全部符合。据丁守存《从军日记》说，赛尚阿本不满意向荣，是他竭力推荐，“至于泣下”，赛尚阿使用向荣统北路军。他对这件事一直沾沾自得，直到咸丰八年面见咸丰时还将此事极力铺张，借以表现自己的“尽忠”。另一方面，丁守存则在《从军日记》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乌兰泰。

“明心道人”捏造自己身份的可疑和他与丁守存的三点共同点，很难令人相信全部是巧合。赛尚阿的幕僚固然不少，但其中如此坚决地推崇向荣而痛恨乌兰泰者却只有丁守存一人。丁守存字“心斋”，《发逆初记》作者号“明心道人”，我们由理由相信，这个伪称是流浪汉，实际却是赛尚阿幕僚的隐瞒身份的“明心道人”，实际就是丁守存的化名。这样，才能解释《发逆初记》抹煞事实，硬说洪秀全和洪大全是同一个人的动机。

综上所述，后人引以为“天德王洪大全”存在的重要依据《洪大泉供》《上咸丰表》《平定粤匪纪略》《从军日记》《发逆初记》的相关记载，无不是出自专提赛尚阿草拟奏折要件的丁守存之手，他的这一系列作伪行为正是“天德王洪大全”这一百年疑案的根本由来。

至此，已经澄清了赛尚阿丁守存等人捏早“天德王洪大全”的来龙去脉，下一节中在来一窥所谓“天德王洪大全”的真实身份。

以上我们以提出反证的方式否定“洪大泉供”出自太平天国“谋主”“天德王洪大全”的说法，下面来考查赛尚阿伪造“洪大泉供”的证据，即进一步指出其伪造“洪大泉供”的方法。

(一)根据掳获的太平天国文献编造口供

前文提到《洪大泉供》说“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上节已经考明此叙述与天历实际日序有一日之差。此一日之差，是如何来的呢？

首先，赛尚阿曾奏言，“弁兵捡回逆书一本，居然妄称正朔”，这说明他是看过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历书的。

其次，我们注意到，天历“三月初一”是丁酉日，而阴历“二月十六日”也是丁酉日，由此不难推知，赛尚阿以为天历的干支和阴历的干支是一样的，以为阴历的丁酉日在天历中也是丁酉日，而又从掳获的历书中查到这一年天历的丁酉日是三月初一，于是伪造出这样的供词，借以显示俘虏对太平天国情况的了解。但他却不知道，天历的干支与阴历的干支是差了一天了，阴历丁酉日不是天历的丁酉日，而是天历的戊戌日，也就是相当于天历三月初二了。

由此看见，赛尚阿用阴历干支对照天历干支，推算天历日期，却因为不了解天历的干支而弄错了一日。如果口述人真是太平天国的重要任务，他如果根本不了解天历与阴历的对照，则根本不可能说出“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这样的话来，而他如果了解天历与阴历的对照，便不会不知阴历的干支与天历不同，只有自以为知情，实际却一知半解的伪造者才会弄出这样的错误。所以这一日之差，正是赛尚阿弄巧成拙，留下了自己作伪的证据。

另一个赛尚阿根据掳获文件编造供词的例子是“天德王”名号的由来。现在流传的文件中有数份1850-1851年间天地会会众以“天德”为年号发布的告示，其中有的还是假托太平天国名义发布的，由此可以推知，赛尚阿是从“天德”年号伪造出了“天德王”的名号来。但是，“天德”名号实系各支天地会用来号召民众所共用的名号，会众常常假托“天德皇帝”为本会最高领导人，但实际并无其人。该名号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康熙年间，而在所谓“天德王洪大全”被捕处死后，各地天地会系统的起义中仍不时出现“天德”名号，如1853年厦门小刀会起义的告示便提到“奉大明天德皇帝旨”，倘若“天德”果真是指所谓的“洪大全”，在他死后哪里还有一个“天德皇帝”呢？

除了上面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赛尚阿根据掳获文件编造供词还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如他早先曾经奏报“伪军师杨秀清编贴伪示，编造妖言，逼胁愚民”，可见曾经看过太平天国以杨秀清名义发布的布告，而且误以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文书出自杨秀清之手，所以供词中会有“编有天历，是杨秀清造的”的不实之词。又据赛尚阿早时的奏报，曾提及获得太平天国“逆书”及“伪衣”，这就为其叙述太平天国宗教言论及衣冠提供了依据。

(二)根据俘虏供词编造

《洪大泉供》中有些内容与先前赛尚阿奏中提到的俘虏供词颇类，因此俘虏供词很可能是作伪的又一根据。如半年前的俘虏供词称“太平王坐轿进城”，《洪大泉供》则变成了“我同洪秀全于初七日坐轿进城”等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根据《白长清供单》编造供词的情况。

白长清是湖南乡勇，后来参加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派他去打探清军消息而被俘。《白长清供单》是他受审问时的供词，其中提到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的姓名，籍贯，爵位与《洪大泉供》如出一辙，其中提到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人的籍贯，秦日纲，胡以晃，曾四，赖汉英，曾玉秀，罗大纲等人的封职，除曾四，曾玉秀不可考外，其他全部存在相同的错误。我们很难想象这些错误的重合全部来自于巧合，因此不得不怀疑《洪大泉供》的相关内容与《白长清供》间存在抄袭关系。

那么，是白长清根据了《洪大泉供》来作供呢，还是《洪大泉供》抄袭白长清的供词呢？这已经是常识问题了。白长清作为太平军俘虏，他可能在审问中讲真话，也可能故意用谎言欺骗审问者，但是，他毫无必要根据另一个被俘者的供词翻版作为自己的口供。何况白长清只是区区一个“乡勇”出身的太平军士兵，他哪有机会看到赛尚阿上给咸丰的《洪大泉》供？

还有两个问题，一是白长清被捕是在什么时间？是《洪大泉供》出台之前还是之后？白长清被俘的时间地点供单中没有写，但是可以大致推断出来。因为供单中提到冯云山的爵位，必是永安封王以后的事，而又提到冯云山的年貌，说明在冯云山战死以前----因为清统治者讯问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年貌是为了俘获他们，如果冯云山已经战死，就没有必要再问年貌。这样就可以估计出《白长清供》的出台时间是1852年5月冯云山在全州战死以前。这就是说，《白长清供》出台时间大约在1852年2-4月，而赛尚阿上《洪大全供》的时间大约是1852年4月，因此，在时间上是可能的。另一个问题是，赛尚阿是否见到过《白长清供》？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赛尚阿是钦差大臣，受命督师广西“剿贼”军务，无论白长清在何时何地被捕，他的供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送交赛尚阿过目。因此，赛尚阿有充分的条件根据《白长清供》来伪造《洪大泉供》。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洪大泉供》中有几处和《白长清供》不同之处，探究其不同的原因，也有助于揭穿赛尚阿的作伪手法。现例举如下：

(1)东南西北王的职衔

《粤匪杂录》之《白长清供》对四人头衔记载是东王，西王，南王，北王，伦敦不列颠博物院的《白长清供》记为镇东王，镇西王，镇南王，建化王。《洪大泉供》则作左辅正军师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前导副军师南王，后护又护军师北王，与太平天国实际职衔吻合。前文提到赛尚阿曾获有天历，而各王职衔均见于天历，因此赛尚阿有以依据对《白长清供》的错误假以纠正。

(2)石达开的职衔

《永安封王诏》中明确写出，“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证明石达开的封王与其余四王是在同时，而天历中石达开的职衔也是“左军主将翼王”，然而《洪大泉供》中石达开的职衔却是“天官丞相右翼王”，这显然是来自于《白长清供》的“丞相右翼公”。赛尚阿一方面见到太平天国文书中石达开的职衔是“翼王”，一方面又见《白长清供》说秦日纲是“丞相左翼公”，又知道太平天国丞相有“天官”“地官”之封，于是将“丞相右翼公”改为“丞相右翼王”，前加“天官”，又将秦日纲职衔前加“地官”，以使其对称。这就是“天官丞相右翼王”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号的来由。它再一次暴露了赛尚阿以《白长清供》为依据编造供词的伎俩。

(3)胡以晃的姓名

《白长清供》作“胡以晓”，但赛尚阿过去的奏章中早已提到过胡以晃其人，故得以改正。

(4)朱锡锟的姓名官职

《洪大泉供》记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罗大纲这些重要领导人的官职都沿用《白长清供》的错误，何以朱锡锟三等人物的官职记载错误却得以矫正呢？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在永安期间曾破获过一起重大的间谍案，即赛尚阿派朱八，周锡能图谋行刺太平天国领导人和献永安城。这个朱八，是朱锡锟的叔父，而在他们的计划中，有一项便是用爵禄拉拢朱锡锟叛变。因此，赛尚阿是知道朱锡锟的情况的，故得改正《白长清供》中的相关错误。

(三)根据侦查探知的消息

除了根据太平天国文书的资料外，赛尚阿打探到的消息也是伪造供词的依据。如咸丰二年三月咸丰谕军机大臣时提到“永安窜匪亦有前赴梧州之信”，故《洪大全供》中说想会合“梧州会内的人”等。

以上我们从正面考查《洪大泉供》的来由，追溯供词的“娘家”，进一步抓住了赛尚阿伪造《洪大泉供》的证据。

旁证方面，就清朝文献言，上文已提到献俘之时咸丰谕旨，廷臣奏章，文章纪事，都说洪大全“原非首要”“凭空构架”，就太平天国文献言，迄今发现的文献中从未提及此人，如《永安封王诏》中并无“天德王”其人，《李秀成自述》叙起义领导人时也没有提“洪大全”，就天地会文献言，在所谓“洪大全”被处死后，“天德”年号，“天德皇帝”名号仍然在文告中出现，就外国文献而言，1853年英国领事密迪乐访问太平天国后记有太平天国人否认有“天德王洪大全”之事。凡此种种，都证明“天德王洪大全”及所谓供词都是赛尚阿一手编造出来的弥天大谎。

赛尚阿为什么要撒下这个弥天大谎呢？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永安围城期间，咸丰一再谕令趁太平军被困之际将其“全数歼灭，或追剿尽净”，并申明，如果抓不到“首逆”，“之杀余贼以塞责，朕唯知将赛尚阿重惩不贷”“若再稍有挫折，朕必惟汝是问！”结果呢？永安围城劳师糜饷，以数倍于太平军的兵力竟被太平军突围而走，别说没抓住“首逆”，连一个重要将领都没抓住，反而在追击时打了个大败仗，死了四五千官兵，四个总兵大员。这样的惨败，叫赛尚阿如何向咸丰交代？陈坛揭穿其作伪时指出“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藉壮国威，并以稍掩己过”，道出了赛尚阿制造“天德王洪大泉”一案的动机。

不过，这个案子不是赛尚阿一个人犯下的，他还有一个重要从犯，也是更直接的作伪人。他不只帮赛尚阿作伪，还在后来一再利用其他著作为赛尚阿圆谎，混淆视听，至使洪大泉一案越来越复杂。关于这个一点，我们下节再论。

如果洪大全真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导人，他对太平天国的一些基本事实应当是了解的，但从永安《洪大泉供》来看，却至少存在七条明显与太平天国史实和教义不符的重大错误：

(一) 记叙拜上帝会立会的错误

1 《供词》说天地会是洪秀全冯云山所创，按天地会的活动在康熙年间就已见于正史，无须多论。

2 《供词》把拜上帝会敬拜“天父天兄”说成是天地会拜会聚众的手段，与天地会供奉五祖，万云龙及焚香拜把，歃血结盟的传统明显不符。

3 《供词》说拜上帝会是在金田起义之时才将“天地会”名号改名为“拜上帝会”，而根据众多记载，拜上帝会的正式成立最迟不会晚于1848年初冯云山的被捕。

(二) 记叙韦昌辉，萧朝贵，杨秀清籍贯的错误

1 《供词》说韦昌辉是广西平南人，实际韦氏居住金田，至韦昌辉已有八代

2 《供词》说萧朝贵杨秀清是广东人，实际二人都是广西人。

(三) 记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罗大纲等高级将领封爵的错误

人名/《供词》所记永安时期官爵/实际官爵

石达开/天官丞相右翼王/左军主将翼王

秦日纲/天官正丞相/地官丞相左翼公

胡以晃/侍卫将军/不详，但地位与秦日纲仿佛，至天京即封“春官丞相”，不可能在永安仅为侍卫将军

赖汉英/前部先锋/初为左二军帅，1852年升土一总制，并未经“前部副先锋”一职，且太平天国包括先用后废的官名中皆无“前部(副)先锋”名目

(四) 天德王名号的错误

与“天”齐“德”这一含义严重违背太平天国的教义，属

(五) 自称“我叫洪秀全为大哥”的错误

“大哥”一词在太平天国前期专指耶酥，洪秀全有诏曰“天兄耶酥而外，有人称大哥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即斩首)也。”所以即使是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对洪秀全也只称“二兄”而不称“二哥”。因为太平天国最在意这些避讳的就是洪秀全本人。从他自己称“王‘而不称“帝”，称“主”而不称“上”，称“兄”而不称“哥”，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注意不冒犯“上帝”名讳，所以即使相关规定在军民中不能严格贯彻，也绝不会有洪秀全让洪大全别人喊他“大哥”一事，这是与拜上帝会教义明显违背，而且大犯洪秀全忌讳的事。

(六) 记载天历造历任的错误

《供词》说天历是杨秀清创制，按天历的实际创造者为冯云山，杨秀清基本不识字，不可能有历法和典制的知识，不可能创造得出天历来。

(七) 记“永安突围令”发布时间的错误

《供词》记洪秀全下诏永安突围时说下诏日期是天历三月初一，而法国巴黎东方图书馆中保存有太平天国《天命诏旨书》原刻本，其中突围诏的日期是“壬子二月三十日”而不是“三月初一”。《供词》又说夏历“二月十六日”是天历“三月初一”，实际这一天是天历三月初二，也是错误的。这日期的错误绝非偶然记错或信口说错，而是一个极重要的线索，我们据此不但可以找到赛尚阿存心作伪的铁证，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他作伪的依据，这点后文再论。

上述《洪大泉供》所误七点，都是太平天国史事或宗教信仰中十分重要的地方，竟有如此谬误，此供断非出于一个所谓太平天国谋主，与洪秀全并称“万岁”之人，当是可以断定的。

最后，这篇所谓《洪大泉供》会不会是赛尚阿把某个俘虏屈打成招而得来的呢？赛自己在奏章中说“因远道解京，未便刑讯”，有没有刑讯到京后一验便知，他不会也没有必要说假话；而且作为他的心腹幕僚的明心道人所著《发逆初记》也说“未便刑讯”，可见供词的虚假并非源于屈打成招，而是存心作伪了。

洪大全被俘后，在广西永安州时有一篇钦差大臣赛尚阿上奏的《洪大泉供》，经河南信阳时，又有一封由押解人员丁守存等交刑部上奏的《洪大全上咸丰表》，到北京交刑部后，又有一篇军机大臣和刑部会审后会奏的洪大全供词，将三份供词对照后发现，《上咸丰表》和军机刑部会奏的洪大全供词基本相同，而和永安《洪大泉供》有很多出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姓名

永安供称洪大全本不姓洪，因与洪秀全认为兄弟才改名为洪大全，《上咸丰表》却自称：“罪臣洪大全”，会奏还特别记明抚养他长大的胞叔就是姓洪的洪云秀了。

二 籍贯

永安供称洪大全是湖南衡州人，所以在湖南做和尚是“在原籍隐居”，而到广东去是“游方到广东”，《上咸丰表》却说他“生在岭南，长在湖南”，会奏说得更详细，说他是广东南海人，自幼随胞叔洪云秀到湖南衡阳去。

三 参加起义过程

永安供称洪大全几年前游方到广东，结识洪秀全冯云山，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就到广西参加起义，《上咸丰奏》却说先是拒绝洪秀全的邀请，到钦差大臣李沅星军营投效，遭李辱骂后到山中自缢，被胡以晃所救，引见给洪秀全；会奏中没有到李沅星军营一断，只说咸丰元年(1851)二月前往广东闲荡，与胡以晃结识后被引见给洪秀全。后两者说法接近，而与前者对比，一说直接认识洪秀全，一说为胡以晃引见，一说起义前已相识并参加了金田起义，一说李沅星为钦差督师后才参加起义。

四 封号

永安供称“尊我为天德王”，表示洪秀全尊崇其为天德王，即使不是把他供奉在自己上面，至少也不会使他屈居自己之下，《上咸丰表》却说“封”为天德王，则洪大全只是洪秀全的下属。

对比以上四点，会发现《上咸丰表》和会奏的记载比永安《洪大泉供》合理得多。在姓名上说，太平天国首义六王都与洪秀全认为兄弟，何以独洪大全要改姓？这是永安供的一个破绽，《上咸丰表》和会奏没有这个破绽，会奏还增加了一个洪姓“胞叔”以使人相信其确实姓洪。从籍贯上看，一群两广集团的领导人中插入一个湖南人是有点突兀的，所以《上咸丰表》解释说“生在岭南，长在湖南”，会奏更进一步说洪大全是广东人，与洪秀全是同乡，就使一切看来更加合理自然了。从参加起义经过看，永安突围以前广西督师清军将帅多次访查太平天国领导人姓名均无“洪大全”其人，直到永安突围后突然冒出一个谋主洪大全以生擒献俘报闻，这是最可疑之处；《上咸丰表》把洪大全参加起义的时间说成起义后两个月，虽然还不能完全弥补这一破绽，但比永安供说洪大全与洪秀全结识于金田起义几年前，还参加了金田起义就略胜一筹了。因为洪秀全武宣登基称“天王”在金田起义后两个月，所以如果洪大全是太平天国谋主的话，他参加起义最迟不能晚于此时，因而《上咸丰表》和会奏已经是把时间推后到极限了。在封号说，以前从未有洪秀全尊奉他人或与他人并肩称尊的报告，所以“封为天德王”，以洪大全作为洪秀全的下属要近情理得多。

永安《洪大泉供》是伪造的，这在后文将详细考明，因为其中有许多不近情理的地方和明显破绽，于是有赛尚阿的心腹丁守存再伪造《上咸丰表》来加以休整，使人不致疑心，这也留待后文考证，现在我们可以看出的是，军机和刑部的洪大全供显然是根据《上咸丰表》进一步修正《洪大泉供》而成，为什么军机大臣和刑部也要伪造供词来提赛尚阿弥补掩饰呢？

当时洪大全一案在两广知情者中已是“人人嗤笑”，咸丰自己也承认其“原非首要之匪”，对于这样一个把普通反贼当成“谋主”上报，以至几乎弄得午门献俘惊动天下，这样一状欺君大罪，军机和刑部只有两种处置办法：一是揭穿永安《洪大泉供》是伪造，明正赛尚阿之罪；一是修补破绽，把洪大全明正典刑，以掩天下人的耳目。当时从清朝内部的关系看，赛尚阿是咸丰的亲信重臣，以首辅督师，咸丰明知其犯下不赦之罪，却显然不愿声张，即使后来赛尚阿在湖南犯了贻误军机的死罪，不得不削职问罪，还是使其一生得以富贵终身，军机和刑部必然是要“仰体”到咸丰的这一层心理的；从赛尚阿与朝臣的关系看，赛尚阿从1841年其任军机大臣10年，至1851年改首文华殿大学士，为当朝首相，同寅相护，原是乾嘉以来的官场风气，承审的军机大臣和刑部尚书岂能独破积习而与首相赛尚阿为难，何况会审洪大全的首席大臣祁腓藻又是一个祈求速死的老朽官僚！所以，军机与刑部一面窥承圣意，一面为同寅回护，只有为赛尚阿掩饰破绽这一选择。

从以上对比和分析可以看出，三篇《洪大全供》都是伪造的，其中《上咸丰表》和军机刑部会奏洪大全供是以永安《洪大泉》供为基础，对不近情理有破绽的地方加以修正掩饰而成。所以下一节就来对原始蓝本的永安《洪大全供》进行证伪。

近人所论“天德王洪大泉”是代表天地会的势力与代表拜上帝会势力的天王洪秀全同称万岁，表示这一时期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联合，而自从他在永安州突围被俘后，太平天国就从此拒绝天地会的加入，这一说法是否事实呢？

第一，考在清季曾加入天地会的陶成章论天地会制度说：“同盟者一体看待，多得与闻秘密之事，故党势最易扩张。其职员之升迁亦易，故分会之成立亦易。藉是之故，起义者常连络不绝。然各山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故接应之者常寡。因始倡立者欲速奏功，故组织如此也”。又说：“各山堂分峙，不相统一”。天地会组织制度，既然是“各山堂分峙，不相统一”，就断然不可能产生一个代表全会与太平天国联合的大领袖“天德王洪大泉”出来。

第二，考当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和在永安州建国时期天地会各山堂起义的情况。据当时长期在广西军营总理粮台的河南布政使严正基在咸丰四年正月写的粤西贼情兵事始末所载，那时候，天地会在广西起义，是由各山堂随时随地自发的，他们的人数不一，或分，或合，旋起旋散的。这种情况，反映出了当时天地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也并没有一个统一天地会的大领袖的事实。尤其是在赛尚阿前任广西军营钦差大臣的李星沅访查当时在广西境内和在广西、广东边境起义的天地会股数、堂名的详细奏报裹，说明他们是“每股各有堂名，各有头目”的，他们的“旗帜图章字样，亦非一律”的，他们不但没有共同拥戴一个最高的领袖如同拜上帝会拥戴天王洪秀全那样，而且，连一面统一的旗帜都没有。据此可知当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和在永安州建国时期天地会并没有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

当时清朝统治者正设法利用天地会来对抗太平天国，协助其的壮勇有很多系天地会党人，所以太平天国在檄文里就不得不特别提到：“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提醒他们天地会的主旨在于反清，叫他们自己反省当初加入天地会时洪门歃血，结义拜盟的目的何在，责备他们不该反去帮助敌人。假如太平天国当时曾与代表整个天地会势力的“天德王洪大全”结盟，并有洪大全和洪秀全同称万岁的事，那么，当时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在广西永安州正站在同一战线上，面对同一敌人，何致于会有天地会党人帮助清朝对抗太平天国的事？即使一些不明大义的天地会党人帮助了清朝，太平天国也理应由洪大全直接出面召集这些党人，或者在布告中说：“你们的总首领洪大全已经和我们的天王同称万岁了，你们赶快归队吧！”哪里会有第三者的口吻，说出“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的话呢！这铁的事实说明，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里面，并没有一个所谓代表天地会势力的天德王洪大全在内。

第三，有人说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从此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加入，是否是事实呢？

考在所谓“天德王洪大泉”被俘之后两月，太平天国向湖道州进军，当时太平军本身只有几千人，却有成千上万的的天地会队伍投入太平军来，大大加强了太平军的实力；太平军攻打长沙不下，损兵折将，转向岳州进军沿途及到岳州之后却在湖南招募了数万新兵，从此军威势不可挡，这其中也有不少天地会党人。1855年石达开进军江西时，兵力只有一万多人，本来是不可能控制大半个江西省的，但他联合了数以万计的天地会队伍，再加上当地民众的踊跃参军，使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壮大，这才得以在四个月时间连下江西八府五十个县，使得曾国藩困守南昌。这一次加入的天地会部队在后来太平军打死“洋枪队”统帅华尔，及幼天王天京突围等战斗中都发挥了作用。种种事实充分说明，并不存在有些人所谓的自从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参加的那一回事。

根据以上三点，就可以否定论者所说的“洪大全”在天地会的地位和对太平天国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在这场争论中，有一个关键性地方，就是“天德王洪大泉”是到了献俘的时候才出现呢？还是老早已经是知名的太平天国领袖呢？我们在已经说过，当时给事中陈坛就以「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提出弹劾。而坚信“天德王洪大泉”其人其事的人，却在太平天国败亡之后，清朝为宣扬“圣武”，以恭亲王奕欣作总裁编纂的《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纪事裹找出下面这一段话：

初十日丙寅（尔网案这是下录周天爵奏折到京入奏的日期）周天爵奏言：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政、洪大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以?病⒃?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

他们以之作为坚实不拔的证据，证明在金田起义后，驻军武宣县东乡时，督师与太平军作战的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奏报太平天国领袖人物姓名裹面已早有「洪大泉」，并且是与冯云山同为最首要的领袖。

假使事实果真如此不但我们今天的辩伪是错了，就是当年弹劾赛尚阿的陈坛也犯了“欺君”大罪，满朝臣工都瞎了眼睛。可惜得很，这些人都受了清朝统者的欺骗。把《剿平粤匪方略？与官修的《文宗实录》、《文宗圣训》和史官私人纂修的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潘颐福《咸丰朝东华续录对勘》，除《方略》作“洪大泉”之外，所有实录、圣训、东华续录都作“洪秀泉”。因而可以提出编纂《剿平粤匪方略》的史官们是用偷龙转凤的手段把“洪秀泉“改为“洪大泉”的看法。以上著作是各自独立根据原始档案史料篡录而成的，并非相互传抄而来，因此断没有四部著作同时发生相同错误，而只有《剿平粤匪方略》一书不误的道理。而且《实录》为封建王朝内部记史，为国史之本，本纪即据此做成，文字校对更不容有误。所以《方略》一书对周天爵奏独作“洪大泉”，是有故意作伪的嫌疑，虽然那时候还不曾找得到周天爵原奏来证实，但不能说不是对方略这一条资料提出了极大的反证。

十分庆幸的是，周天爵这一封原奏折，在《洪大泉考》第三版写成后几年后，终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来的太平天国史料裹发现了！这封奏折，是周天爵于清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案这是在广西上奏日期）奏的，原奏折这一段话实作：

“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一?病⒃?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泉、冯云山为之最。”

“考太平天国颁布的太平天日洪秀全大病死去升天，上帝对他说：“尔下去凡间，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

又考清钦差大臣李星沅于清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会奏预防凌洪两股逆匪窜合片子，也说：

“金田匪首洪泉，?u洪秀全，乃传洋夷天竺教者。”

据此，知洪泉，?u洪秀全。周天爵的原奏折本来是作“洪泉”的，而编纂《剿平粤匪方略》的亲王、大臣和史官们，为着要掩盖丑态，就偷偷地在“洪泉”两字的中间加上一个“大”字，这样，就把“洪泉”，?u洪秀全改为“洪大泉”，于是“洪大泉”就以最高领袖的身份，出现在被俘前一年，金田初起义进军武宣县东乡的时候了！可笑当年编纂方略的亲王、大臣和史官们，为着要掩盖丑事，用偷龙转凤的手段去盗改周天爵的奏摺，又抽掉了按例必当收入的陈坛弹劾献俘失实和咸丰论洪大全不值解京的上谕，企图使人看不出他们的作伪，他们却想不到九十多年之后，史家们不但得到了周天爵的原奏摺，也找到了被他们抽调的陈坛和咸丰的奏谕，刚好成为他们有意“做贼”的“赃证”。除这两点破绽之外，《方略》著者以为改换一处奏折，抽调两道奏谕即刻掩人耳目，实为掩耳盗铃。《方略》所载自“洪大泉”一名自咸丰元年四月这次见于周天爵奏之后，直到这年年底清朝八次访查太平天国情报或论及其首领的谕奏里都没有再提到“洪大泉”之名，这个和“冯云山同样重要”的太平军最高领袖就此从一切相关奏谕中凭空消失，无论怎样都解释不通。这便是《方略》留下的第三个破绽。

除了《剿平粤匪方略》的记载外，对“天德王洪大全”身份持肯定态度的人所本的另一条主要依据是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所载太平天国晚年在天京建有天堂路通碑纪念死难功臣，其中有愍王洪大全的名字，以证明洪大全确是太平天国重要领袖，所以才建碑纪念他。

《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所谓著者“武昌沈懋良”和他在太平天国的种种经历完全是向壁虚构出来的，毫无史料价值可言，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里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对此书的众多明显错误及故意作伪的证据都进行了极详尽的考证，结论已得到公认。而且，仅就书中提到洪大全姓名的“天堂路通碑”的内容看，短短百余字也错谬极多，如对六位著名将领(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罗大纲，吴如孝，朱锡坤)的王号写错，名单中出现不该出现的秦日纲之名等等(天京事变后秦日纲和韦昌辉被作为大逆之臣被诛，削去一切官爵头衔，自后一切文书不再列其衔号，凡原称衔号之书再版时均改直称姓名，因此绝不可能将秦日纲的姓名王号刻在纪念碑上)，天京如果真有这样一座石碑，绝不会出现这样多的严重错误，因而这一记载同样不足为信。

在确认了这两条记载一为清朝官篡改，一位清朝文人捏造，均不可信后，剩下的可以肯定“天德王洪大全”身份的原始史料就只有三篇版本不同的《洪大全供》(包括所谓的洪大全洪(包括所谓洪大全《上咸丰表》)以及《从军日记》《发逆初记》了，下文将指出《洪大全供》的伪作事实，动机及版本演变根由，并说明《从军日记》《发逆初记》和《剿平粤匪方略》三者作伪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