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士兵系列1——空军中士的军旅回忆0 -- 吴栋

军旅回忆之二十五：重返16校（下）

飞行学院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起部队，尤其是预备役师机关，显得丰富得多。

比如每周看电影，集体活动，体育比赛什么的。

最初我很不乐意被强制的、被动的、完全并非出于自身愿望的接受这种活动安排。一来我平素就是个比较有主见的人，不爱人云亦云，且自我意识较强。比如后来谈恋爱，和女方见第一面时，我便会非常主动的告诉她：第一，我要吸烟；第二，我要喝酒；第三，我不逛街。如果能够容忍和接受这三条，那么我们可以继续交往。反之，则可以马上到此为止。

并非我霸道，而是实际。我从不将自己的愿望和想法强加于人，同时，也深恶痛绝被人强迫违心而为。

我欣赏那么句话-----“牵强的叶，永远开不出美丽的花。”

总体说来，在16校学习其间，应该比在预备役师机关感觉充实。

至少在一日生活秩序以及日常行管方面，较之预备役师那是正规了许多。

不过我最终没有选择考军校提干做个职业军人这条道路。

应该说，作这个决定时，我是慎重的。

原因一：众所周知，空军战斗力的主体是飞行员，按照要求，空军、军区空军、军（基地）一级的主官，都必须是飞行员出身。

现如今机械化加信息化战争，陆军的团营长们都难于带头冲锋陷阵，大多端坐“中军帐”运筹帷幄，而空军，航空兵的师团长们那都是要亲自起飞作战的。

在空军中，地面部队干部的成长提拔相对缓慢，而且出路狭窄，要想肩扛将星闪耀，那是相当的困难。记得我从16校返回预备役师，曾和某领导有过一次交谈，领导爱才，知道我素怀凌云志，属于典型的想当将军的士兵。劝我不应放弃考学，好歹进个通校、桂林炮校什么的过渡过渡，而后回预备役师继续“革命”。

我本人心中清楚，诸如预备役师这样的单位，哪里还能出什么将帅？且空军地面防空部队当时的最高编制也不过师，那还是以地空导弹为主。就算我一路顺风，干到顶也就是个军区空军地防处长，能熬个副师，再好过点儿，空司地面防空兵部部长，正师职到头。

部队里能干的人多了去了，那真是藏龙卧虎啊！越往上，平台越高，机会越少，竞争也越激烈。

老实说，我没有信心能够博个封妻荫子，平步青云。

原因二：应该说我是个感情比较丰富，并且细腻的人，尽管有时遇事会显得暴躁，但总体来看性情温和，心底善良。从小在天府之国水土滋养下生长，似乎对于背井离乡有种先天的抵触，淡淡的思乡离愁和沉迷于恋爱的浓情蜜意让我感觉，尽快结束服役生涯，回到故乡似乎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当然，如果我有强健体魄，能够搏击长空，上九天揽月的话，我想我会坚持留在部队。

就这样，大约在集训队呆了不到两个月，我便主动要求离队，返回预备役师，并且准备运作提前退伍的有关事宜。

一个宿舍的弟兄们感情挺浓，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可就此留下了一生的友谊。时至今日，不少人还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军校，10年后的今天，在历经98年、03年空军两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之后，除了个别人还仍旧留在部队外，绝大多数都已经转业离开了部队。

每每我回到西安，总会和他们一起相聚。而因公因私他们来到成都，也会受到我热情的款待。

这，也是我一生的财富。

记得打起背包离开16校时是个初夏的上午，几个关系要好得弟兄逃课把我送到学院门口的交通车处。

我身后，是苏式风格的学院礼堂，十分清净。

我知道，就此了断了我做个职业军人的梦想，几许失落至今想来，依旧又上心头。

军旅回忆之二十四：重返16校（中）

在16飞院学习期间，我远不如在红庙坡时那么听指挥。

已然都是老兵了，首先心理上便无所畏惧，颇有几分“东风吹、战鼓擂，我是老兵我怕谁？”的豪迈和自信。再说又是在老部队，上下左右满眼熟人，自然也就蛮不在乎。

头几天还比较自觉，也不怎么乱说乱动。没过多久，便开始有组织、无纪律了。

比如吃饭，学员队有食堂，属于地勤学员灶，伙食标准略高于普通战士的大灶，应该说不算太差。可我，经常借故不去吃饭，跑到空领系学员的半空勤灶去混吃混喝。

那些灶上的炊事员，大多都是新兵连的战友。

比如晚自习，常常上个十来分钟便借故溜走了。其时院后勤部长的公务员是我战友，也同在集训队学习。我们几个关系较好的家伙常到部长家闲置的团职房看电视、打扑克，直到临近熄灯方才返回。有一次周末晚上更为离谱，几个人玩得兴起，通夜都没归队。

次日大早回到学员队，被值班的队长抓了个正着。全队面前严厉斥责，让我们写出深刻检查。

要说队长也真没面子。咆哮了半天，居然无一人搭理他，也没有一个交检查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个操蛋的干部子弟和后勤部长的公务员，另外1个是学院机务处长的侄子，加上我，还有1个兰空某副政委的公务员，说来谁都没把队长大人放在眼里。

队长狂怒，扬言要我们这几副不听招呼、不遵守纪律的颜色统统退回原单位。

我属于蔫坏型，通常情况下不和领导发生正面冲突和顶撞，被训斥责骂时往往选择沉默以对，既不顶嘴也不辩解，同时亦当作耳旁风，只当没听到罢了。比我修养差的“老几位”有些坐不住了，也扬言要把队长如何如何？

这场争执最终不了了之。其实队长也仅仅不过只想吓唬吓唬我们，树立一下自己的威信。这种心理，我绝对能够理解，也不觉得有什么过份之处。毕竟违纪行为本身是错误的。

此事后来惊动了不少领导。到周末，集训队校官云集，轿车几台，来看儿子的，受首长委托来看小战士的，队里有些招架不住，绝口不再提及此事。

当然，检讨到最后我们谁都没写。

后来队长调任飞管系副主任，常在丰登南路和我照面，能感觉到，每每见我，他都颇不自在。

其时，空军航空测量团团长姬有明已调任16飞院参谋长，并未入住操场背后的常委院，而在外训队旁的老团职宿舍居住。我们常能碰到他，老姬为人和气，飞行技术不错，曾驾机参加中苏、中蒙边境联测。后升任院长，16校与2航校合并后，任空军第2飞行学院院长。如今，已官居成空少将副参谋长。

我们宿舍最具喜剧色彩的，是时任16校某训练团团长的外甥，1团凤翔场站油运股的兵，那家伙，完全是个神经!东北人，形象用“獐头鼠目”来形容似乎一点儿也不过份。不爱干净，长期穿身又脏又破的夏常服，连脸都没见他洗干净过。

就这么个形象，居然异想天开的给当年十分当红的一位女童歌星写信，吹嘘自己是空军飞行学员，飞的是波音飞机。

就这么个家伙，现在当上了某飞行训练团场站场务连的指导员。05年初去西安，和几个战友聊到这个“飞行员”，皆用陕西话斥其为“哈松”。据说当副连长期间，因为手紧，竟然把连队活动室的电视机给抱出去卖了。

让人甚是吃惊。

军旅回忆之二十三：重返16校（上）

转眼时间过得很快，1996年的春天到了。

还是老规矩，回家过的春节，而这次，我没有回成都，而是直接去了重庆。因为1995年的冬天，她退伍了，回了原籍重庆。

开春以后，已是空军中士（第3年的班长）的我，再次重返16飞院。因为，那年兰空驻西安片区部队的预提干部集训队，就办在16飞院。

这次我们师一共去了3个兵，我，打字室的“麻将高手”和司令部的贵州籍公务员。

回16飞院训练，相当于回到了老家，院机关司政后机（务处），战友密布，新兵连哥们兄弟众多，且已都是老兵，多为各处骨干。我常以为：这趟回去，和渡假无异。

打字员也正是在我的撺掇挑动之下，起了也去渡假放松的心思。那时候机关确也清闲，而且领导们对于战士积极要求进步的行为，也大多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

所以，一口气就去了3个。

集训队设在16飞院空中领航系，较之头年在红庙坡希望小学，那着实正规了许多。按学员队编制，队长、教导员、副队长，一应俱全，实际均为原空领系学员3队的原班人马，连住的宿舍、保障的炊事班都是单独的。

一日生活制度，完全按军队学员要求进行。

不几日，打字员便叫苦不迭，大呼上当。后悔当初听了我的劝，假没渡成，在集训队连懒觉都睡不成了。

有了红庙坡的生活经历，对16飞院集训队的条件，总体说来我是比较满意的。

这次住的已经不是大教室了，而是学员宿舍，8人一间，也是上下铺。我们那窝除了一块儿去的哥仨外，另有16飞院1团凤翔场站的3个兵，兰空西安沣镐路干休所的2个兵。

我们宿舍里最嚣张的，是16飞院1团凤翔场站通导连的单边带电台台长，和我同年兵，也和我是河北老乡，祖籍定州，爷爷曾是人民空军的建军老前辈，曾是空17师首任参谋长，后历任兰空参谋长、民航总局副局长和南空副司令，离休前为副兵团职，1990年去世。姥爷是沈空后勤部原政治委员，其父为空军装备部驻西安某企业师职军代表，母亲为空军西安医院军医，典型的干部子弟，牛比哄哄，绝对属于那种没事儿找抽型。

从进宿舍开始，我就真想揍他。

就听他一个人不停在房间里叨叨叨叨，说个没完没了，气焰正盛。最终我俩也没有发生殴斗，而且反倒成为了好朋友。时至今日，依旧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

05年底，已任空军航空管制系军务股上尉参谋的他携未婚妻到成都游玩，酒桌上，我依旧对其未婚妻如是说：

——当年，我是真见不得他的德性，是真想揍他！

集训队一日操科训练紧张严肃。课余时间还常组织学学条令，唱唱革命歌曲什么的。

除了新兵连会唱《团结就是力量》、《打靶归来》什么几首军歌外，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二三四歌》、《咱当兵的人》这些雄壮乐曲，我都是在集训队学会的。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队列时要唱歌，饭前要唱歌。特别是饭前，一帮人饿得嗷嗷直叫，还要强打起精神吼上几嗓子。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每听到革命歌曲，我都感觉肚子饿，想立即进食。

这，应该也算是条件反射！

军旅回忆之二十二：中秋月圆时（下）

当捧着鲜花，拎着罐头水果的我出现在病房门口时，她简直难以置信，并且犹豫了很久，迟迟不敢相认。

也难怪，除了开春时在她们部队门口收发室那短暂的一个照面，我们从信中相识，在信中恋爱，却始终没有再见过面。

在她脑海里，我的印象应该说其实并不清晰。对于我这个在照片上看上去精神抖擞的空军上等兵，她并无真切地认识。

当确定站在面前的，是18个多小时前还在千里之外和她通电话的我时，我看到，她眼中有激动的泪光闪动。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一直守在医院，陪她做手术，陪她聊天，给她讲故事，帮她洗衣服，扶着她散步。

应该说，在对待感情问题上，我是执着，并且认真的。

记得手术后有天中午扶她下楼散步，走到门口时她说想喝点儿稀饭，我寻遍医院周围，没有找到。二话没说，顶着烈日蹬着自行车就往家里赶，从城南横穿整个成都，围着一环路跑了半圈回到背面家里，煮了稀饭提着保温桶又骑回医院。

多年以后，我都如此感言：当年为爱，太认真，也太痴情，以至于耗尽了我今生几乎所有的感情。

转眼一周过去了。

到了该分别的时候了。

走前最后一天，她已经由空军医院转回了旅卫生队休养，我大清早就骑车去了沙河堡，帮她洗了衣服，洗了床单被套，而后静静的在床边陪她坐了一个下午。

第二天便是中秋佳节，而我的假期已到，又是悄悄离队，为了不给科长添麻烦，所以不宜耽搁，必须按时赶回部队。

那天晚上，我跟她提前过了中秋，提前吃了月饼。回家路上，风雨大作，我被困在二环路一个立交桥下1个多小时，无法前行。

被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淋成落汤鸡的我戏称：人不留天留。

返回西安时，是中秋夜，皓月当空，清风徐徐。

在火车上，我看到，天边那轮明月，很圆，很亮。

如今，已经10多年过去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我们也没有走到一起。99年我在南充挂职锻炼时，得知她已经成为人妻。

已经8年没有见面了。

这些年我其实常回重庆，却始终没有勇气再去见她。毕竟一切都已经过去，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激动，所有的热情乃至所有的悲伤，早已随着滔滔长江滚滚而去，东流到海，不再复还。

已为人妻，已为人母的她如今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

而我，除了将这份刻骨铭心的深爱永留心间，又还能若何呢？

由衷的希望，普天之下，所有的有情人，都成眷属！

军旅回忆之二十一：中秋月圆时（上）

前面说了，科长和参谋打架那天我不在部队。哦，不对，准确地讲，应该是科长被参谋打那天我不在部队。

因为，我请假回家了。

请假那天是8月31日，这我印象很深。那天白天我一直在西电高中军训学生，返回营区时，已临近晚饭时间。

至于请假的原因嘛，和谈恋爱有关。

那时我的那个“她”尚在成空某旅服役，除了每日信件来往，通电话自然也是必备科目。

预备役师当时还未上程控交换设备，电话仍旧停留在磁石总机转接阶段，往成都要个军线长途不甚方便，需由我们师总机要到西安基地总机，由基地总机接通成空总机，再由成空总机要到她所在的单位总机，最后接到她所在的分队。这么一大圈折腾下来，不仅费时费劲，而且往往通话效果极差，声音恍若来自天外。

总机班的“五朵金花”都和我关系不错，常常给她们送些零食小吃，密切关系。到94年底老兵复退时，一口气走了3位老大姐，只剩下两个人手紧张。师里决意不再新添女兵，遂从16飞院警通连借调了两个小女兵前来帮忙。

关系再好，怎奈设备手段落后，军线接通率太低。所以，我时常跑到外面邮局或者公话亭打市话长途。

后来上了程控自然就方便多了。我所在的军务科电话有军线长话直拨权，可以直接拨打全国各地驻军。

军队通信现代化，不仅便于指挥联络，而且也着实替我节省了不少的开支。

那天上午出门时，我厚着脸皮让总机班的唐山小女兵帮我把电话要到了成空某旅，可她所在的分队电话却一反常态，始终无人接听。

一整天实际上我都心神不宁，隐隐的总感觉有些不大对劲。当时我的腰上已经挂上了全国漫游的传呼机，不少时候她找我总是通过传呼联系，可直到全天训练结束，传呼也没有动静。

午休时我曾在街头用公话打过，连旅总机都未曾拨通。她们单位当年也只有两条外线，话务繁忙亦属正常。

次日便是西电高中的开学典礼，参加军训的高一新生要在全校师生面前作汇报表演，因此我也不敢大意。下午认认真真抓了几个小时的队列动作训练，不断给学生们打气加油，效果倒还颇为明显。

回到单位后，我在办公室又让总机试着要了次成都军线，还是未能接通。

已然心绪烦躁的我坐在桌前翻了会儿报纸，捱到6点钟军号响起，这才慢慢腾腾下楼准备去饭堂吃饭。

记忆中那天机关显得异常安静。因为天热的缘故，机关下午上班时间推迟到了3点，一些不相干的干部中午回家后，少于下午再来。而当时教导队似乎也有预编分队正在训练，部分机关干部去了户县。

我下楼时，整个办公楼空空荡荡，基本已没有人活动了。

刚走出门厅，便听到总机班的郑州女兵喊我：成都长途！

我掉头撒腿就往1楼尽头处的总机房奔去，急切的抓过耳机便开始接听电话。

果不其然，是她。

原来，早上出操时她突发急性阑尾炎，被送至空军成都452医院，准备手术。

老实说，从听到这一消息的那个瞬间，我就已然下定决心，要回去看她、陪她、守着她。但当时我并没有在电话里明说，只是询问了她的病房号和床位号，借口说准备委托我的同学去看她，送点儿营养品什么的，而后劝慰安抚了几句，便挂断了电话。

拔掉外线后，我直接将电话线头插到了科长家，开始扳机振铃，简单向科长汇报了一下情况，要求请假回家。

科长非常爽快，沉吟片刻，准了我7天假，并且嘱咐：不要给任何人透露行踪，自己悄悄走了便是，若是有人问及，他会推说我因病住院了。

于是，我心急火燎的跑回宿舍，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换了件便装，拎着个军挎包，风风火火的打车直奔火车站而去。

时值暑运高峰，成都方向的卧铺硬座早已告罄，唯一能够买到的，仅有站票。

我从小在铁路系统长大，爷爷和父母均为铁路领导干部，打小坐火车都是软卧包房，当年跟着老爷子出门，还享受过挂公务车专用车厢的待遇。80年代初小平同志陪同朝鲜的金太阳到重庆以及叶剑英委员长到山城视察，我还上过他们的专列。

现在而今眼目下，为了爱情，也只好艰苦一把了。

那时从西安经宝成铁路翻越秦岭到成都，特快列车也需要18个小时。我愣是站了一宿，整整坚持了13个小时，车进川北广元后方才找到个座位。

到成都已是次日下午3点多，我确已风尘仆仆，一脸的倦容。从车站到我家很紧，步行不过10余分钟。那天是个星期日，我家请客，七大姑八大姨亲戚老表舅子姑爷的满满塞了一屋，以我母亲为首的几个中年妇女正在高唱卡拉OK,欢歌笑语不觉语言，见我突然回家，都感到十分意外。

到家我也没多说什么，只说回来办事，简单刨了几口剩饭，飞快地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遂夺门而出，直奔城东南的空军医院。

军旅回忆之二十：军务科的人和事（下）

由于身处机关，一到下班号响，有家的干部大多各回各家，营区内除了少数单身、异地任职的干部外，也就10来号兵出没。

连志愿兵都很少有留营住宿的。大多在西安本地结婚安家。

周末更是清静。

我母亲到北京开会，返回路过西安时曾到营区小住，言：除了能看到你们上班时间穿军装是支部队外，其余和地方机关单位无二。

时值军委刘华清副主席提出军队搞“封闭式管理”，要求全军各级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可到了预备役师，“封闭式管理”根本无法实现。

倒是我们军务科的湖南籍司机，乡音未改。每每提到“封闭式管理”，皆云为“昏屁式管理”，一时广传，上下都称“昏屁式”。

记得好像也曾逗过几天硬，军务科统一制作了外出证，要求外出必须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落实值班制度和留营住宿制度。不过确也属于雷声大，雨点儿小。没坚持几日，便不了了之。

于是，晚上战士不假外出跳舞、打牌依旧；干部值班不在位依旧。

我倒不爱跳舞，晚上也少于外出。一来不爱好，二来当时正沉迷于“热恋”，每天晚上，多在办公室闭门写情书，寄相思于千里之外。

我最大的爱好的游泳，从小在长江边长大，7岁便敢独自横渡长江，到中流激水。少时曾多次在省、市学生运动会获得过游泳名次。

部队当时不准私自游泳，防淹亡事故。那年夏天，驻渝雷达某团曾发生战士水库溺毙事故。一时要求甚严，严禁擅自下水。

夏天西安炎热，那时空调尚不如今日般普及，每到下午，办公室内闷热难耐，一度还曾把上班时间推迟。我便常常独自外出游泳，到通校游泳池，水中呆上个把小时，游完后将家什物品留在通校卫生队战友处，而后步行返回。

属于神不知，鬼不觉。

那年秋天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准备调我到宣传科，由于我文笔尚可，且为人处事圆滑周到，颇受主任看重。至少我阅兵前看演出不注意军容风纪的那点儿恶劣印象在他心里已经得到了根本扭转。

主任爱才，知识渊博，常能从与他闲聊中学到很多知识。我也常到他家中借阅书籍，他也曾数次从我这里拿书去看。

当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主任曾为干休所某老将军部下，而我和老将军家过往甚密，常一起到家中吃饭闲坐。自然多了些了解。

当时我也乐意到宣传科，一来可以发挥写作、摄影之类的特长，二来在主任麾下，彼此熟悉，也很自在。

只是此事后来在党委会上未获通过。参谋长不愿意放我，竭力主张我继续留在军务科，我若调走，机要室需新换人手，军车监理也难以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态度坚决，始终不松口。

所以，我也只好服从组织安排，在军务科继续革命。

其实我当时最想去后勤部，炊事班绝对是个好差事。咱暂且不说贪污受贿吃点儿回扣什么的，关键是炊事班轻松，人多，而且工作强度不大。班里7、8号人，每天就那么3顿饭，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比如我们那时的炊事班长，就在对面开了个饭店，明里是他弟弟当老板，实际上就是他在经营。

当然，若是能摊上负责采购，那就更是美差了。

老实说，我的觉悟挺高，也自信自己不会在经济上栽跟头。

前面说过，部长是混成4旅副旅长调来的，对我的情况也比较清楚，头次见面便直言：来上任前，兰空曾有人专门打过招呼。

只是参谋长执意不肯松口，因此，到后勤也成泡影。

02年因公赴西安，曾专程前往看望军务科长，他已转业至政法部门工作。而当初那个“追杀”他的参谋，事发不久也调离。预备役师交陆军后，科里管理机要的女参谋调往空司。还留在部队的，仅有原分管队务的军务参谋，他已担任师侦察科长。

在丰登南路口上的饭店，我们几个原军务科的“老”人聚了一聚。

此后，便再未谋面。

军旅回忆之十九：军务科的人和事（中）

在军务科时，军训附近大中院校的学生，亦是我们份内之事。

那时都不大乐意干这差事，每每任务来时，大家采取抓阄方式确定人选，我很不幸，第一次便抓中，只得硬着头皮前去。

我不大爱搞疲劳战术，头一次带学生便遇到西电中学刚升上高一的新生。和我同去的，都是机关各科和教导队选调的干部和士官，而义务兵仅我一人。头天我便给学生们宣布政策，只要认真训练，好好掌握动作要领，按要求走好队列，每训练10分钟，就休息半小时。如若不听招呼，胡乱应付，那就一直训练，直到动作合格。

此招颇为有效，我带的班学生也很配合，队列动作完成规范。

我亦信守承诺，训练10分钟，休息半小时。

皆大欢喜。

倒是急了一旁的班主任老师，见我训练不急不忙，担心最后会操时名次落后。

最终会操那天，我带的班级队列动作最标准，也最整齐，全年级8个班，名次第一。

打那以后，但凡是有军训的差事，科里一概派我前去。

都是抓阄惹的祸啊！

正规部队师、团两级司令机关均编配管理科（股），负责机关直属队兵员管理和营区行政后勤事务，其作用类似于地方单位的行管办或总务科。

预备役师平时无管理科编制。因此，营区的大小事务，皆由军务科负责管理。

当年倒也颇为喜剧，有一从某飞院调来的湖北籍营职干部，上下逢圆，处事老道，善于勾兑，师主要领导十分看重，决意继续提拔使用。可怎奈该干部非高炮专业出身，放到团里当参谋长明显不太合适。思来想去，最后报请兰空，给其下了个副团职管理科长的命令。

只是师管理科为预编部门，纯属空壳，无人可管，无兵可带。新科长颇为郁闷，连间办公室都没有，依旧在原来的后勤供应科偏安一隅。

大约是在95年秋季的时候，我们科里唯一的那个女干部——机要参谋要结婚了。于是，我便又接替下她手头的工作，分管机要保密。机要参谋为人平日为人倒也不错，原系空2基地调出来的干部，其父为空军装备部驻贵州军代局局长。那时预备役师干部、战士，大多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背景关系，比如空2基地政委的女儿，空3基地司令的女儿，兰空地防处长的女儿，便都集中于此。其余舅子老婊什么的，那就更多了。

在这样的单位当领导，其实也真挺难的。

兼管保密室，除日常文电收发外，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到基地机要处抄电报。师里无专用收发报设备，军委、总部乃至空军的不少电报、传真，大多下传到军和军级基地，由各单位保密员统一前去抄报。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对于当初我接触到的大量文电内容，显然不宜，也不能在网络上公开。

正是不愿干机要，不愿入读空军机要大队，因此我放弃了第1次考学机会。谁曾想不过几个月之后，我便开始接手此项工作。

现在的新闻媒体总是喜欢炒作所谓“年度人物”、“年度事件”之类的煽情玩意儿。我也借用一下这个套路，说说1995年预备役师最为轰动的事件。

当然，事件的两位主人公，自然也是年度最受关注人物。

话说那是9月开初，哎，其实事发时我因故临时请假回家（后面我会详细交代原因），并不在场，但7天后我返回部队，听多人，多次，也包括当事人双方自己详细叙述描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所以，我可以极负责任的讲，虽然不在场，但我的叙述，是真实可靠并且可信的。

那我就接着往下讲了。

话说那是9月开初某一天，预备役师请16飞院宣传科某干事帮忙设计制作一批东西（具体是啥我是真记不清了），转眼天到晌午，机关1位科长和1个参谋便一起陪同外出吃饭。

地点就在丰登路口。

科长性格外向，平素大大咧咧，喜欢唠唠叨叨，而我们那参谋属于绝对的内向型，空军学院参谋系毕业，参加过84年国庆大阅兵，平素言语不多，常用的词汇笼共3句话4个字——“行”，“好”，“没事”。长期如此。

两人平常倒也没看出什么不钉对，只是关系确实也不怎么地，应该说工作上有些矛盾。

可谁曾料到，酒过三巡后，估计是都有些高了。科长一句话竟然激怒了平常少言寡语的参谋。

大致意思好像是科长说：某某某，我知道你对我一贯不满，总跟我过不去。

（由于不是当事者，因此具体是什么话也确实难以考证，事后问过他俩，说法并不一致）

于是乎，一场武戏开始上演。参谋愤然而起，将就桌上的菜盘飞将过去，直砸到科长脸上。随后提起座椅，轮将过去。

猝不及防的科长完全属于被动挨打状态，眨眼功夫便满头鲜血，夺门而逃。

一不做、二不休的参谋似乎意犹未尽，转身冲进厨房，抓了把菜刀一路狂追。

时值中午，下班放学高峰，丰登南路人也不少。只见前头一个空军中校抱头逃窜，后面一个空军上尉提刀猛赶。

那阵势，哎，过后1个来月我在丰登路口碰到兰干1个司机，人家对我都还津津乐道此事。

“追杀”一直持续到预备役师院内。要说科长还是机灵，并未因为失血过多丧失理智，一路狂奔后，慌而择路，一趟子蹿进了后院的宿舍区，到参谋长家求救。

正在家吃饭的参谋长也惊吓不轻，听说参谋还拎着刀满院子寻人，赶紧打电话让人将其拦住，先把刀给下了，解除武装。

而此时，既伤又吓外带害怕的科长已经昏倒在了参谋长家里。炮兵出身的参谋长硬是把他从5楼家里给背了下来。

五大三粗的科长份量可是不轻啊！参谋长后来自己都说：那家伙，死沉死沉的。

随后，科长被送往451医院急救，失血过多，一度还下了病危通知书。还好，终于有惊无险，脸上缝合10好几针。待到我从家里返回时，他老人家还满脑袋缠着绷带，一脸的痛苦和无辜。

军旅回忆之十八：军务科的人和事（上）

从雷训5团回到预备役师，我的命令正式下到了司令部军务装备科，当时实际科里已经满编。为了安置我，只能超编，让我先到打字室，反正在团里我就已经熟悉了此项工作，干起来也算得心应手。

军务科实际已有一打字员，是和我同年入伍的老乡，来自四川达州，个头不高，因写得一手好字，警卫班站岗锻炼月余后，即到军务科“走马上任”。终日精神萎靡，无精打采，若是诬其为“瘾君子”，绝对让人相信。

此君善饮、嗜赌。如果说多数人打麻将都还属于靠运气的话，那么他绝对已经达到了靠技术的层次。月末28日发饷，晚间常能见其手持麻将1副，在走廊里大喊：一缺三！一缺三！

往往一夜鏖战下来，不少参与赌博的干部、战士后半个月只能靠举债渡日。而他，绝对满脸灰白，一脸倦容，坐在床头点钱，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我俩关系不错，同宿一间寝室。

军务科长我前文提过，导弹营长出身，人颇豪爽。科里参谋3人，管装备的是当初接兵时接我的停飞干部，少数民族，原16校军务科参谋，和我关系很好；另1个管队务和兵员的原为混成4旅连长；还有个管机要的女参谋。

那时打字室仅有1台“四通”打字机，而打字员却编了两个。我平常真正打字的活路干得不算多，而科里应急打杂其它的事情，大多由我承担。

95年下半年全军抓军车整治，军区空军司令部军务处和后勤运输处联合下文，决定成立西安地区军车监理站，设在预备役师军务科，负责空军驻西安片区部队的军车检查和违章整治。

为此，专门下拨了1台“北京”2020纠察车，另配了纠察专用的装备。

于是，我便干上了军车纠察的差事。

那时上路检查，多在西郊片区的交通要道。警卫班没了，不过从机关抽几个公勤战士上路执勤还是问题不大，往往是我带队，公务员、打字员外带后勤的兵，5、6个人挤上吉普车就出去了。

路中间摆上块“军车检查”的牌子，放上两个兵站哨，持手旗负责拦车，剩下的，负责登记车牌，检查“三证一单”。

记得好像是头回上路，在丰登南路口上，便把基地魏司令员的车给拦了。

打旗语的是机关的公务员，平素擅长于给领导打扫卫生、端茶送水，也不认得车牌照。见白牌军车过来，断然举旗，将其拦停。

我当时正在路边，眼看基地的午30-6001号“雅阁”已被拦停，遂跑步上前。隔着车窗，后座将星闪耀，知道魏司令在车上，立马立正敬礼。司令员的司机也很配合，下车以后主动出示行驶证、驾驶证和士兵证。其间，魏司令还放下车窗，关切的询问我们隶属何部？并叮嘱，要严格检查，杜绝军车违章行为发生。

后来查车也遇到不少师团职干部，大多理解支持。领导干部嘛，执行命令和令行禁止我以为普遍都还不错。

倒是常常出现另一种情况，那便是衙门大了，连狗都咬人。往往首长并不在车上，开车的司机牛比哄哄，不可一世。

对付这种人，我是从不手软，也很不讲情面的。

举例一：在丰登南路口，路检时查到1台挂南方某军区空军牌照的黑色“皇冠”，士兵证、驾驶证倒是俱全，只是该车无行驶证。车上仅司机一人，未着军装，下来以后不可一世，狂傲不已。称自己是兰干某离休首长的司机，说什么首长正在住院，要去医院，若是耽搁了首长的事情，叫你等好看云云……

余从小便属于吃软不吃硬的角色，尤恨仗势欺人者。此车既不属干休所，亦不是首长配备专车，因此坚决要其说清此车和牌照来源，否则，按规定暂扣车辆。

司机大约从未遇到过想我这种不识好歹，不给面子的小兵，不断对我咆哮，企图以势压人。

我则不愠不恼，车钥匙往兜里一揣，自顾自到旁边继续查车去了。见我坚持不放，僵持了一阵，司机也没了办法，悻悻然拦了个出租而去。

不一会儿功夫，司机领着老首长的女婿打车返回现场。其实我本认识，是基地某部领导，16飞院某团原团长。其父为南方某军区空军原司令员，最初拦截此车时，我便猜到了七、八分，估计车和牌照都是他通过关系弄来的。

领导既已亲自出马，面子是一定要给的。我将前因后果向其详细道来，也把处理意见告之：车辆可以放行，但司机对不配合军检，态度恶劣的行为，必须写出书面检查，报军区空军军务处通报。

遇到我如此较真，司机早已没了先前的嚣张气焰，一个劲的赔礼道歉说好话。次日毕恭毕敬把检查送来。而我，显然也不能太得理不让人，事后亦未将此事上报兰空。

举例二：某飞院副政委家住军干，周末常往来郊县与西安之间。师职干部虽并无配备专车资格，但皆有相对固定的车辆保障。其时他的座驾为1台“伏尔加”。某周五下午在土门市场附近，被我们路检拦下。

例行检查，实际该车并无大问题。仅是没有按规定携带派车单，司机倒也态度端正，只是坐车的中尉助理员忒不知轻重，见我们虽戴“兰州军区军车检查员”袖套，但都是战士，所以并不放在眼里，很不配合。扬言是首长的车，耽搁了首长的公事，我等负不起责任。

这帮家伙有个通病，动辄拿首长说事儿，动辄拿首长压人。

结果很简单，如果说我还要给老革命、老将军留够情面，打心眼里尊重的话，那么对于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根本就不会搭理，当场将车暂扣，开回预备役师，让飞院出具证明，并按规定缴纳罚款。

这下可热闹了，说情者接二连三，纷至沓来。院领导出面找到师领导，要求从轻处理。下面的电话更是频繁，连我新兵连的排长不知从何渠道得知，领头扣车的是我，于是找到我名下，言司机和其关系不错，而且还和我是河北老乡，让我务必高抬贵手。

后来此事确也大事化小，车很快归还16飞院。司机拎着烟酒前来感谢，被我婉拒，还倒请他这个老乡吃了顿饭。此后，我们成为了朋友。

那个倒霉的助理员据说被下发甘肃平凉。

举例三：查军车最危险的一次，我被违章军车拖行了60余米，脚部受伤，倒地后头部触地，轻微脑震荡。

还是在丰登路口设卡检查，空军某医院1台中型面包车受检时发现司机未按规定携带任何证件，且仅悬挂前牌照，车后部未悬挂牌照标识。拦停后，车不靠路边，引擎不熄火，人不下车，极不配合。

大概正因为车后无牌，因而司机有恃无恐，要其靠边熄火，却突然猛踩油门，强行闯卡逃离。

我当时就在车旁，见其加速，一把抓住驾驶室窗栏，随车奔跑，让其立即停车。谁料司机孤注一掷，非但不停车，反而加速。

更为可气的是，车上当时坐了4、5个医院的男女干部，无一人劝阻，皆置若罔闻。

由于车速越来越快，我由最初的奔跑变成被拖行，皮鞋被拖破，脚被拖伤。见实在难以阻止，遂放手倒地。

也怪司机百密一疏，自以为车后无牌，逃逸后无法确认其单位。偏偏又遇到我，平常数学成绩确是不好，但记忆力甚佳，迎面开来时，我即已记住了该车前牌。回单位一查，确认该车属空军医院。

我几个哥们战友见我受伤，十分生气，欲结伙前往空军医院，将肇事司机暴打一顿，被我劝阻。

事后，全区通报，该司机被开除军籍，押送回家。同车干部亦受党纪军纪处分。

军旅回忆之十七：红庙坡轶事（下）

我在集训队不算调皮捣蛋分子，那时刚开始初恋，一门心思都沉迷于爱情的幸福喜悦当中。当时已和11旅的女兵确定了恋爱关系，彼此信件往来频繁，几乎每天1封。

那时我违纪，也大多和恋爱有关，比如翻墙外出打电话。

同我关系最好的，是我的同桌，兰空通教队政治处电影放映员，同年兵，其父为军区空司直政处主任，因祖籍山西临汾，姑且称其“小老西”吧！

有天午休，我企图外出打电话，而他则准备外出打游戏，于是我俩共同从楼后越墙而出，到街上耍了1个小时，返回时，我先上墙，顺利而过。“小老西”不知何故，连续助跑两次都未能成功翻越，眼看上课时间将到，若点名不到，必被惩罚。正焦急间，突听“轰隆”一声巨响，红砖围墙居然垮塌下大半个豁口。

一脸无辜的“小老西”当时基本傻了。

事后据其向队领导交代，他第3次助跑企图冲上墙头时，大约用力过猛，一脚蹬在墙上，身手还未上，墙已垮塌。

此等猛男，我辈自然佩服得五体投地。

集训队当时的“师资”力量确实不敢恭维。除语文教师外聘地方外，数理化都是雷训5团训练处教员，那水平，自然高不到哪里去。最离谱的是英语教员，是该团的1个志愿兵，属于自学成才的典范，也就是个4级水平，上台讲课，自己发音都很不标准，基本属于连教带蒙，误人不少。

还好，虽说本人数理化差得可怕，但英语还算不错。

我和“小老西”坐最后，上课时常在后面打瞌睡讲小话，时至今日，我俩都一致认为，那段同学时光毕生难忘。

一次下午自习，余点儿背，明令规定教室严禁吸烟，我俩实在忍不住，在后面偷偷吞云吐雾，“老西”同志警惕性高，左顾右盼后叭上两口便将烟置于桌下，不易察觉。而我，大大咧咧，叼着烟看书。岂料正遇队长巡视，进屋便将我抓获。晚点名时于全队列前宣布，罚我打扫厕所一周。

要说我的群众基础确实不错，分队长是雷训5团战士提干的少尉，西安本地人，班长是兰空通信库的甘肃老兵，都和我关系甚密。见我倒霉，遂动员全班集体动手，帮我每日晨起打扫厕所。弟兄们也很给面子，无一怨言，让我十分感动。

转眼到了初夏，按部队规定，预提干部集中复习期间，需进行军事共同科目考核，比如单、双杠，手榴弹投掷以及5公里越野。

考核在某学校体育场进行，具体地点我忘记了。军区空军十分重视，军训处长亲自莅临，主持考核。

除了5公里外，其余科目对我而言属于小菜一碟，轻轻松松搞定。比如手榴弹投掷，大约30米以上即为合格（年生已久，具体要求米数已记不大清，如和训练大纲有出入，实属正常之事），我上去一扔，67米5，连考官都不住问我，以前是否在陆军呆过？

当然，考核投掷的，都是教练用手榴弹，和中、小学体育课用的手榴弹无异。人民解放军已有不少英模人物倒在自己人的手榴弹下，如雷贯耳者远有王杰，近有苏宁，如此看来，还是少用真家伙为妙。

怕的是5公里武装越野，全副武装，400米的操场12圈半，让我心虚不已。

考核时30多人一组，每人背上贴个号，哨声响时，也顾不了许多，埋着头如脱兔般，蹿将而出。不到3圈，就已经气喘吁吁，逐渐掉队了。

要说关键时刻还是聪明机智拯救了我，按我那体格和速度，即便连拖带爬凑够12圈半，肯定是无法合格。

好在我观察细致，发现一旁负责监考的几位参谋其实并不算尽职，1人要负责看着几个，负责记录圈数和卡表记时，不时闲谝。绕着圈的跑来跑去，5、6圈下来，身体好的，早把后面拖尾巴的超了1、2圈。见此情景，我干脆放慢步伐，慢慢悠悠和“小老西”半跑半走，任由同志们超越。

到我俩第8圈时，前头跑得最快的几位，已经只剩1圈半了。不少人跑到后来自己个儿都晕乎乎的，基本每圈下来，都要到考官处问问：我还有几圈？

见有机可乘，我拖着比我还糟糕的“小老西”，也凑到考官面前，问：还剩几圈？

考官也是晕的，大约太阳底下晒得太久的缘故，跑的人也多，眼睛哪里够用？见我汗流浃背，想当然的答曰：你快了，就最后1圈！

我知道自己这下是赢了。按捺不住内心喜悦，撒腿狂奔。仅付出了9圈3600米的体力，便获得5公里武装越野优秀成绩。

当然，此举有投机取巧之嫌，不值推广。

那年我最终还是没有去读军校。在集训队呆到6月中旬，既返回预备役师。

原因很简单。按当时部队规定，服现役满2年以上义务兵，报考军校不受限制。而我才刚服役第2年，只能报考机要专业。对于搞机要，我根本毫无兴趣，且又仅是中专学历。和家里商量后，决意不考。遂主动要求离队。

“小老西”在集训队坚持到了参加全军统考，其实类似我们这种情况，分数成绩已不是什么决定因素，进了空军机要训练大队，毕业后分回西安，就在雷训5团政治处。我离队后，由于其父转业离开兰空，家也搬回西安，中间几年曾断了联系，后经多方联系，02年重新得以相见。去年整编，雷训5团撤销，他没有继续留队，而是选择转业，如今在陕西省委组织部任职。

05年春去西安时，曾和“小老西”相约，回红庙坡希望小学看看。后因时间安排紧迫，未能如愿。

军旅回忆之十六：红庙坡轶事（上）

95年开春，我和单位另一个战友同行，如期来到西安北郊的空军雷达兵训练5团，开始了3个月的考学补习生活。

雷训5团的前身，为兰州军区空军雷达兵训练大队，扩编为团后，机关驻古城北郊，所属学兵队分驻西郊的丈八沟和宝鸡岐山县，专为军区空军培训雷达专业技术兵。

我去报到时，兰空司令部直属单位预提干部集训队即设在该团，由于营区设施有限，集训队并未设在团部，而是放到了位于红庙坡的希望小学。

来自西基直属队、通校、雷训5团、技勤10所、通信训练大队、战勤营、通信器材仓库等单位的百余名干部苗子集中于此，补习功课、训练操课，把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小学校园变成了枕戈待旦的军营。

刚去那几天，实在很不适应。在预备役师当了一年的“老爷兵”，一日生活制度早就没了规矩，晚上不熄灯，早上不起床，就更别说出操训练了。

预备役师机关当时也出操，每周二、四早上6点20集合跑步。只是十分随意，干部们，特别是年过40以上的干部们特别积极，每次必到，反倒是年轻干部和士兵们不大响应，比如我，基本就没参加过。偶尔也下去应个卯，整队以后几十号人外出跑上一圈，往往还没到丰登路口我就返回了，沿途稀稀拉拉者不少。

当时在“空军街”上，预备役师跑操确为一景，人数少，干部多，校官多，往往副师长、参谋长、主任带头，后面团长、科长一大帮，参谋、干事们也不少，只最后几个，才是战士。

其它单位，拉出去成群都是学兵、学员，带队的不过仅尉官尔。

另外，在机关住惯了单身宿舍，1个人独门独户，乍一到集训队，30号人同宿1间大教室，上下钢架床，晚上睡觉打呼、放屁、说梦话者无数，很是痛苦。

先讲两个趣事吧！

趣事一：余初到集训队，睡上铺，并床而宿另一上铺者，兰空战勤营战勤连班长，江苏淮阴人，满嘴吴浓软语，颇不好懂。此君睡觉毛病惊人。一日夜间余正酣睡，忽被朗朗诗歌声惊醒，回头一看，见其双目紧闭，属沉睡状态，口中念念有词，竟然正在背诵苏东坡之《水调歌头》。

余大骇！

不几日，依旧半夜被其惊醒，更为离谱，此君居然梦中高唱《牵挂你的人是我》，到高潮处，脑袋来回摆动，不仅沉睡，而且沉迷。

余巨骇！

为拒其频繁骚扰，惊扰我的美梦，夜间我常用军装蒙其头部，多少能清静几分。

后来，此君考入空军电讯工程学院，曾多次到预备役师看我，关系颇好。

趣事二：依旧和睡觉有关。

和江南才子相比，另有位甘肃老兄更是可怕。此君乃兰空司令部战勤营公务排中士，军区空军参谋长公务员，余戏称其为“参助”，人长得蔫不拉叽，晚上的呼噜声却是举屋皆惊。

曾有分队长查夜，闻静夜“隆隆”之声不绝于耳，尝以为是附近工地夜间施工，惊扰四邻。走近宿舍方才发觉，亦觉惶恐不安。

宿舍30人，29人皆受其干扰，苦不堪言，终忍无可忍，遂集体决意，令其每晚熄灯后，须待其余人等全部睡觉后，方可另行入梦。

开头几天，“参助”倒也听话，哨响灯灭后，必独自叼着手电在被窝中用功，待众人说话吸烟一阵，逐渐入睡后，起床逐一查看，对那些迟迟不肯休息的，还循循善诱，耐心劝解，大义凛然，榜样作用十分突出。

奈何好景不长，不几日，怕是白天操课读书太过用功，熄灯哨声未落，屋内便响起鼾声。这下犯了众怒，雷训5团几个兵乃“地头蛇”，不大怕事，集体行动，连人带床板给他一起抬到门外，弃之走廊。虽不久即被查夜的协理员发现，次日追查肇事者，但此事终就不了了之。“参助”牢记教训，此后再不敢早睡。

这样的文章，怎莫给放这了？

军旅回忆之十五：沙河堡的春天

在团里干了1年，适逢94年底师机关落实上级要求，精简整编，清理超占兵员。按编制表，预备役团除驾驶员外，不编配战士。于是，12月份我调回师机关，暂留军务装备科。

当时警卫班已经没了，营区门口值班室需安排专人值班。于是，我同另外1个留下准备选改志愿兵的湖北老兵，干上了这轻松得一塌糊涂的美差。

所谓值班，实际上就是在值班室坐着，接听军区空军电话，记录有关比较重要的内容，向有关部门通报，处理营区日常来访接待，类似于今天的窗口单位“首问负责制”。

那段时间确实格外清闲，我俩值班每人24小时轮换。早上8点30分接班，卷着被子端着茶杯就晃荡到大门口，而后简单碰头开个交班会，值班首长参加，把工作简单交代一下，填上交接记录。

看电视、看报纸、看书，写家信、读家信、打电话，实在闲得无聊了在大门附近转转，散个步，溜达溜达，每天基本就这么过。记忆中也没什么大事儿发生。

那时也和基地、16校还有通校这些兄弟单位的总机女兵打电话聊天闲谝，天上地下的胡侃乱吹。

这我在行啊！

记得当时我最远把龙门阵都摆到空司通信总站去了，有个江苏籍女兵，一到晚上值班就把电话要过来，和我聊天，最长的一次，从11点钟直聊到次日天亮。

我一直很佩服能熬夜的人。出于从小良好的生活习惯，我夜间12点以后，横竖都难以打起精神来。当然，失眠或者饮酒过度之后另当别论。

不过，我从未和这些女兵们见过面，无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连信都没通过。

道理很简单，我实在不愿意破坏她们个人在我心目当中如同她们声音般甜美的形象。

转眼快到95年春节，我找到军务科长，提出回家探家。导弹营长出身的科长是个不错的领导，为人直爽，很干脆的同意了我的申请。

于是，我通过父亲的关系，在西安铁路分局提前预订好了车票，春节前回到了家乡。

其实头1年我就曾两次回家，第一次是新兵连回去考试，在家呆了10来天；第二次是6月份，回家呆了3天。

以至于我那些同学、朋友见我早都没了新鲜感和阔别重逢的激动感觉。个别铁哥们在我入伍时曾在车站失声痛哭，以为我这一去至少是三年五载难回还，未料想20多天后，就在学校门口再次目睹我的音容笑貌，不由懊悔不迭。

春节随父母去了趟重庆，探望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在淫雨连绵的山城过完节后，返回成都。

当年机关批假不比连队，通常情况无论新、老兵，也没有诸如服役满两年才准探家的硬性规矩，只要能够脱得开身，手头工作不忙，春节期间一概准假15天，还不含来往往返路途。

我算不太自觉的，回家以后容易忘乎所以，常常超假不归。每到最后几天，必定跑到邮电局给军务科长发报，内容千篇一律：“因故推迟X日归队”，时间5到10天不等。以至于有次夏天探家返回，决意不再逾期，按时归队。科长见我居然大惑不解，言：正估摸着这两日该收到你的续假电报了，人却都已然回来了。

回成都那几天，节日已过完，闲来无事，想起在东郊沙河堡导弹某旅还有几个朋友，于是某日起了个大早，要了个车把我送去。

空军地空导弹兵某旅，原为空军防空混成第11旅整编而成，1985年11月组建，旅部驻地为成都外东沙河堡董家山。

名曰“山”，实际不过就是川西平原上的小土坡而已。北郊凤凰山亦是如此。

董家山营区不算太大，进门一个大操场，坡上一幢办公楼，指挥连和警卫排两幢平房。后面是仓库，主楼两侧，分别是汽车连和招待所。

已记不清此前我去过多少次那里了，旅里不少干部战士都是我的熟人。而这次去，却格外不同，因为这一去，开始了我长达5年的初恋。

在旅里吃过午饭，正是午休时间，我到营区门口闲逛，路经收发室，正碰见1个女兵迎面而来，进收发室取挂号信。

老实说，至今我都清晰的记得那一刻，同时我也相信，今生我都不会遗忘那一刻。

她个头不高，皮肤白皙，表情娴静，平止若水。

所谓“一见钟情”就这么发生了。

当时我其实并没有什么过份举动，总的说来，我比较矜持。由于和收发员也是熟人，我便尾随其后，信步走进收发室，不动声色的站在她身后，看清了她在签收单上留下的娟秀字迹，那就是她的名字。牢记于心。

从未有人如此深深的打动过我，时至今日，我得愿意坦诚的承认：她是我今生最爱的人。

其实当时我们并未说话，彼此就此错过。

10余天后，我返回部队，动笔给她写了第一封信。扬扬洒洒19页，中心思想就一个，和她交个朋友。

未曾想此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完全没了任何音信。

转眼已到3月初，按照安排，我将离开预备役师，到军区空军预提干部集训队参加集中复习，准备迎接军队内部院校招生考试。

于是，在临离队前10天，我再次鼓起勇气给她发出了第2封信，也不算短，写了17页，中心思想依旧。

由于担心信件一来一往在路上耽搁，我特意在信的末尾留下了办公室、宿舍的电话号码，希望能够尽快得到回应。

这次倒是比较快，用她后来的话说，是我的真诚和文笔感染了她，特别是我第二封信的那句话——“永远不要踌躇伸出自己的手，也永远不要踌躇握住别人伸出的手”，让她倍受打动。7天以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回信，短短两页纸，字迹和她人一样漂亮动人，让我自愧不如。

她是重庆沙坪坝人，92年兵，比我军龄长两年，年龄与我同岁，大我10多天。在她面前，我还是个新兵蛋子。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很快坠入爱河。

都说陕西这地方邪门，想啥就有啥，想啥就是啥。记得离开预备役师头1天，我最后1次值班，傻坐在办公桌前，正盯着电话机发呆，心想：若是她能来个电话多好！

想着想着，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就听到总机班女兵的声音：成都长途，外线。

接着，我便听到的，是她那慢慢悠悠清脆的声音传入耳膜，震颤心间。

这么说有些矫情，可当时那种喜悦和振奋，直到今天想来都依旧让我难以释怀。

在电话里，我简单向她通报了一下自己的去向，实际走得并不算遥远，就在西安北郊雷达兵训练5团，兰空司令部直属单位的预提干部全部到那里集中复习、训练和考核。

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我到集训队呆上3个月，然后参加全军统考，然后进军校、提干，一切应该都这样进行下去，无甚悬念，似乎也非常平常。

我那官居空军中将的长辈在部队中口碑甚好，多数中、高级干部皆钦佩其为人的正直和干练，在同辈军人中，他是比较年轻的，而和建国后空军成长起来那批将军相比，他则又具资历。94年秋空军领导班子调整，皆传其将出任空军司令员，基地、师里都曾有人问我：是否跟北京通过电话，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那次的空军班子调整引人瞩目，变动很大。最终于振武副司令员接替曹双明上将，出任人民空军第七任司令员，原副司令员中，仅上任不足1年，空降兵出身的景学勤得以留任，抗美援朝的空军英雄林虎和杨振玉皆离职休养，兰空司令员刘顺尧、空军参谋长辛殿枫、济空司令员吴光宇升任副司令员，空军副参谋长许其亮升任参谋长。

对现代政治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史比较了解的同志们都知道，93年中国政治舞台上上演的那幕波折，其必然结果，是军队中不少高级将领的命运因此发生了改变。

85年以后提拔重用起来的一批，不少就此断送了政治生命。比如当时最年轻的副总长和总政最年轻的副主任，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去了沈阳，在副大区位置上郁郁告老。

空军似乎历次政治斗争都难逃干系，部队谣传某战斗英雄出身的司令员和分管作战战备的副司令员私自挪用进口俄罗斯飞机的经费，给某某国家领导送金手杖。

当然，这些全都是“路边社”消息，余个人以为，不足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