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士兵系列1——空军中士的军旅回忆0 -- 吴栋

军旅回忆之六：西郊那片军营（下）

接下来，说说雷达38团吧！这个单位和预备役师相隔很近，更重要的，时任预备役师常务副师长兼西安军分区副司令员（请注意职务排列的先后顺序）便是雷达38团原政委。我一直都纳闷，干吗会选个雷达团政委来主持高炮预备役部队的工作？

后来我发现，副师长的工作是称职的，虽然他并不懂高炮专业。

之所以说到38团，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团长，系雷达26团原参谋长新近调任，牛气十足，上任伊始就搞了台“三菱”越野，装上警笛在丰登路上冲来冲去，搞得一路尘土飞扬。

不过我想讲的，不是他的这台车。

38团所属10余个雷达站高度分散，基层战士服役4年，只知道团部在西安，很多从未有机会来过，甚至不少人连团长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和他们相比，想来预备役师还是心理很平衡了，别说是个团长，就是师领导也天天和我们一起在同一个院里朝夕相处，连洗澡都在同一个堂子里头，久而久之，等级观念反倒淡化了。

总之，38团新团长上任以后，做出了一项新规定，那就是但凡每年岁末老兵退伍，由团里统一派车将分散在各站点的老兵接到西安，必备的项目包括：安排参观西安市容、购物，团首长陪同聚餐，和团长合影留念。

这样的告别军营几日游自然很得人心，也确实值得称道。

和预备役师斜对门的，是16校飞管系。院子不大，学员全是各航校和预校淘汰下来的停飞学员，属于半路夭折的“天之骄子”。新兵连结束后，在16校一起训练过的战友，也被分配了几个到飞管系战士分队，除站岗、总机外，就是炊事班的干活。

因此，我们常相互走动。

到现在我都坚持认为，作为人民空军的航校，怎么着院里也该摆上那么一、两架飞机，一来用作教学，二来也状门面。当年飞管系确实也有，1架初教6、1架轰5，只是长期无人管理，早已如废铁一堆。

我曾仔细考察过，发现飞管系的轰5非国产，而是原装伊尔－28，机内不少铭牌均为俄文，属50年代由前苏联进口，因其当年多在东北齐齐哈尔交货，所以空军内部俗称为“齐尔”机。

说到轰5，我当新兵那年空1基地出了个事故，鼎新场站两个小新兵周末闲来无事，爬进基地试飞团1架已报废的轰5驾驶舱，纯粹因为好奇，拉动了机舱内的弹射手柄。谁曾料因为地勤疏忽，居然未及时将座椅下的弹射火箭弹卸下，后果可想而知。两个新兵先如“旱地拔葱”，而后自由落体坠地，当场毙命。

全空军通报。

打那以后，我再无勇气随便扳动飞机内部的任何开关按键。即便是报废飞机亦如此。谁知道万一哪个倒霉催的家伙大意，把我也光荣的弄得全空军皆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阔别6年以后重返飞管系，问到那两架飞机，在系军务股任参谋的战友告余，已经早处理掉了。

空军轰炸航空兵作战部队目前轰5已不多见，成都南郊的5701厂专事轰炸机、直升机大修，三年前去该厂办事，发现车间正忙，问缘故。总工告余，大批轰5返厂改装为教练机。

16飞院撤销后，飞行管制系整体剥离，不再隶属2飞院，目前为空司航管部直属单位，据说几年内即准备搬迁至北京。

去年春季再返西安时，丰登南路已面貌一新，不过随着部队精简整编，许多单位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后勤训练2团。原兰空留守处那片平房区也早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住宅小区。名字叫啥我确实没记住，只知道门口有“航天英雄”杨利伟的题字。

我让战友停车，步行在丰登路转了一圈，记忆中不少已经模糊的过去突然变得清晰，只是景象已不如昨。以往清静的街道如今已变得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10多年过去了，当初我来时的那条街，已经消失了。

军旅回忆之五：西郊那片军营（上）

94年农历春节前，我参加完毕业考试，由故乡返回西安。

此时，新兵训练已经结束，战友们各自奔赴新的岗位。同我一道分在预备役师的10来号人，部分留在户县教导队，剩余的，则分到预备役师机关。

出古城西稍门往西，沿路空军单位密集：

沣镐路1号空军电讯工程学院，惯称之为“通校”，1957年9月组建，原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通信学校，1986年8月更名空军电讯工程学院，1992年10月曾与总参西安通信学院短暂合并，用该院某系副主任的话讲，刚当几个月的陆军，93年7月便再次恢复空军电讯工程学院编制。主要为空军部队培养通信、导航、指挥自动化以及电子技术方面的专业技术干部和初级指挥军官。我的战友、朋友不少后来均入此校学习深造。1994年时，院长王士松，政治委员唐得生。1999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该院与空军工程学院、空军导弹学院合并，组建空军工程大学。

空军西安基地，也在沣镐路上。基地前身为1969年11月10日组建的空军第11军军部，首任军长姚长川，政治委员张廷桂。1985年10月，改称空军西安指挥所。1993年缩编为空军西安基地（副军级）。现任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乔清晨上将曾任西指政治委员。空军原副司令员李永德中将、原副政委杨英昌中将，济空原司令员郭玉祥中将、成空原副司令员于曰家少将、金陆钧少将等先后担任过西指司令、政委。

我入伍时，基地司令员是空1师前师长魏光修空军少将，政治委员是空28师前政委任成深空军少将，副司令员为空15师前师长李长江空军大校以及兰空司令部军务装备处前处长聂德广空军大校。如今，空军精简整编，西安基地再次改称空军西安指挥所，不过已经由军级降格为了师级。

预备役师所在的丰登南路，更是部队云集，这里有兰空炊事员训练大队、兰空沣镐路干休所（简称兰干）、空11军丰登南路干休所（简称军干）、西安机场干休所（简称机干）、16飞院飞管系、雷达38团、四站修理厂、后勤训练2团等等。

其实也难怪，原先这里紧靠西关老机场，空军驻扎相对集中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

捡几个熟悉的单位一一道来吧！

先说兰空干休所，全称应该叫做兰州军区空军西安沣镐路干休所，在毗邻的3个干休所中，这家的身价最高，住的都是军区空军退下来的领导干部。刘懋功（曾任南空、兰空司令员）、刘镇(曾任兰空政委)、李赤然（曾任南空副政委）、袁学凯（曾任兰空副司令员）、陈海林（曾任兰空副司令员）等等，都是正宗的正、副兵团职。

军职干部更是不胜枚举。

按照部队规定，兵团以上干部退下来以后都配备专车。因此，在兰干区分兵团楼和军职楼非常容易，一是看院落大小，二是看门口是否有车库。同在一个院里的军职干部退下来就差些，家里不配公务员，也没有专车，需要用车需提前通知小车班，统一调配。

那时干休所的车档次也不高，老“上海”和“伏尔加”打主力，比起现在这些在职的师、团级别干部都差了老大一截。

不是说“老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么？好像在具体体现上，怎么都显得不大充分。

入伍那年，适逢兰空政委郑宝森空军中将离休，搬家来西安前，我随机关警卫班的兵前去兰干帮助打扫院落，诺大个院子，空闲了相当长的时间，荒草丛生。我纯属看热闹，到副大区职的小楼参观了一圈便打道回府，可苦了我那帮战友，锄草犁地外带清扫房间，下午回来个个累得腰酸腿疼。

也难怪，整个大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区，西安绝对算是个好的归宿。因此，兰空干部退下来，除了进北京、回原籍外，大多选择此地颐养天年。

不几天，看到挂兰空机关“午30-1002”号牌的3.0“皇冠”在丰登南路出没，于是知道，郑政委已经搬来了。

相形之下，同在一条街上的11军干休所和机场干休所就差远了，军干仅有几幢将军楼，而机干，则基本是师、团职老革命的天下。

我去兰干的次数比较多，那几年常到老将军家混顿饺子、拉条子什么的吃，同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而军干和机干，很少光临。

当然，这不能说明我趋炎附势，都是离退休老头老太太，本人哪里至于庸俗到那个程度？只是因为确实不认识另外两个院儿的革命先辈。

军旅生涯之四：航校的冬天（下）

好在我遇到个好班长，至今没齿难忘。河南安阳人，16飞院航修厂中士机械员，名曰王仪。

按说在部队新兵受气那是正常，可他从未欺负过我们。关中天寒地冻，路边淤泥上结薄冰，看似硬实，实际一脚下去，漫脚污泥，鞋袜尽湿。我曾不慎遭道，班长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的新棉鞋替我换上，帮我刷洗脏鞋，让我满眼热泪，心怀感激。

初到西北，水土不服，伙食极差，身体虚弱，班长多次领着我到空勤灶老乡处混伙食，飞行学员们在食堂里鸡蛋包子，我俩蹲在灶房外面墙根底下，也是鸡蛋包子，如今想来，依旧不亦乐乎。

班长说：老兵欺负新兵是恶习，从他开始，不再延续。

于是，当我也成为老兵，依然记得此话，从不欺负新兵。

离开部队后，班长音信全无，不知何时能够再次相见？

当新兵那个冬天的故事、趣事不少，如今能够记得的，收录几个：

一、戒烟

部队严禁新兵吸烟，余有一战友，四川达州人氏，入伍前已在当地自来水公司参加工作，父乃军人出身，坚持要送其到部队“回炉锻炼”。入伍后吊二郎当，新兵下连时找尔谈话，问其想法。反问曰：有无自来水专业？军务科长答无。遂曰：情愿喂猪。单位并无猪可养，反使领导郁闷。烟瘾颇大，新兵连时常躲在厕所吞云吐雾。一日不慎被抓获。带到院中，连长令其一小时内将两包“红梅”烟吸完。作无所谓状，一手夹4支，大口猛抽。以为吸完无事。谁知连长怒，令其用烟头泡水，大口喝完。此后，即戒烟，十数年不复。

本人曰：太难受！

二、馒头

新兵大多眼大肚小，开饭时猛抢，吃不完丢弃。余那1米59的小老乡即遭此恨。桌上菜已抢光而碗中馒头尚余大半，遂倒。未曾料恰被指导员目睹，上前拦其去路，令泔水缸中拾出，自来水冲洗，尔后全连队列前食之。满眶眼泪，含辱而咽。此后，再不食馒头，十数年亦不复。

本人曰：太丢脸！

三、紧急集合

新兵连紧急集合乃常事，最多一晚达3次。余聪明，仔细观察，常能从中看出端倪。如熄灯后班、排长均不入睡，或连长查夜，多半要出状况。一日夜，想家难免，突然发现班、排长床上皆无人，心知危险。遂起身，军装着身，军被对叠，被包带盘好，置于脑后，连长查夜，未见异常。哨声响时，挺身即起，快速打好被包，冲出宿舍，于副连长跟前立正。副连长抬手看表，1分零4秒，仔细端详我半天，百思不得其解。

本人曰：太神速！

四、战备带鱼

94年元旦，辞旧迎新，新兵连聚餐，炊事班从学院冷库中居然弄出批84年的带鱼，已成冰块。队列中，班长提醒，让众人少吃。有人忘乎所以，一通猛吃。饭后跑肚拉稀者无数，连队周围厕所人满为患，学院卫生队紧张，副连长、司务长挨剋。

大家曰：太过份！

2005年3月的一个周末，受战友邀请，重回西安，11年弹指一挥间，16飞院已成历史，98年学院撤销，划归成都军区空军建制，缩编为空军第2飞行学院西安分院。04年2飞院由四川举院北迁，西安分院不复存在。如今空领、地领两系尚存，飞管系移交空司航管部直属，更名为空军航空管制系。平凉3团已撤，1团、2团仍留。

在几位战友陪同下，我从西安驱车前往户县，于暮色中在院内闲逛一圈。新兵连的小院早已不复存在，那排记忆中的食堂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可同时容纳数百人进餐的大餐厅。据仍在学院后勤部军需科任助理员的战友介绍，现在搞社会化保障，除空勤灶外，所有学员队食堂全部撤销，如今的大餐厅，由地方单位承包。

学院变化很大，新院门、新招待所、新指挥楼、新常委院逐一挺立，可不知为何，我却分明感觉到的，是破败和冷清。

在大操场边，我努力寻找当年摆放此处作为教学模型的轰5，我曾在那里和天南海北的战友合影留念。

战友告诉我，早已不知所踪了。仅照片尚留。

我深知，我的思绪其实依旧停留在1993年的冬天，所以，我心中的16校，早已尘封，和这所航校的命运一样，永远定格为过去的回忆。

军旅回忆之三：航校的冬天（上）

1958年6月22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空军在陕西户县组建专门培训空中领航员和空中通信射击员的专门学校。同年9月12日，国防部授予部队番号。9月29日，由空军司令部命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航空学校。学校机关由空军第3预备学校、第1、第2航空学校部分人员和户县基地场站抽调人员组成。

1976年6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16航空学校。1986年8月25日全军院校整编，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航学院。

1993年12月那个寒冷的冬夜，当我乘车由西安来到户县时，这里是空军第16飞行学院院部所在地，学院代号：86128部队。我们10余人，被安排至院直新兵连参加训练。

新兵连的小院就在学院礼堂旁，两排平房，3个新训排总共百余号人，除了我们10余个代训的外来户，其余来自浙江丽水、江西永修、河北唐山还有河南什么地方的新兵都是16飞院从全国各地接来的。

老实说，走进那小院时，我的感觉空前绝望。当时全连正集体学唱革命歌曲，院落里空无一人，被分到1排的我和另外两个老乡一块拎着行李走进空荡荡的房间时，眼前除了两排木板和砖头搭起来的通铺，仅有两盏40瓦的昏暗灯泡孤零零的悬挂在房梁正中。

我至今仍觉得，那间宿舍很象北方的大车店。

宿舍里还有那么两、三个因病请假正扎堆聊天的新兵，一水的光头，见我们进来，异常热情，主动迎上前来嘘寒问暖，帮着我们解被包铺床。

那时我很心虚，眼前的环境和眼前的这帮人，横竖让我感觉不是进了军营，而是进了监狱。

当天夜里，我便失眠了。

因为，我想家。

而且，西北的冬天实在太冷。

应该说我的新兵生涯并不圆满，原因很简单，根据我父母和部队领导私下达成的协议，待到1月初，我需返回学校参加毕业考试。所以，满打满算我仅在新兵连呆了27天。

事后，我那当将军的长辈非常生气，严厉的批评了我父母，因为我违反了部队的纪律。

直到今天，我都很遗憾，没有能够完完整整的实现由民到兵的彻底转变。

在新兵连，时任副院长兼参谋长的栾连续空军大校曾给我们专门讲过一课，介绍16飞院的辉煌历史。

16飞院是世界第二、亚洲唯一的一所领航专业培训院校。学院设空中领航系、地面领航系和飞行管制系（驻西安）。下辖3个飞行训练团，1团驻陕西宝鸡凤翔县，2团驻陕西户县，就在院部旁边，3团驻甘肃平凉县。

说到16飞院的光荣历史，我想有3个人不得不提：第一个是周子玉上将，曾任16校政委，后历任导弹学院政治部主任、空1军政委、广空副政委、空军指挥学院政委、总政治部主任助理，最后官居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委纪委书记。第二个是八十年代著名的“学雷锋标兵”朱伯儒空军少将，62年从16航校毕业，曾任武空后勤部政委、成空政治部副主任，退休前任广空副政委。第三个是李大维，原台湾国民党陆军航空队1大队观测中队少校分队长，1983年6月驾驶美制U－6A观察机起义，同年被任命为16航校副校长，现任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

说到16学院，有一件事情不得不提，那就是户县的“出血热”，据说是当地黑线鼠身上携带的一种疾病，传染性较强，重则致命。初到学院，便有军医提醒，少到草地上活动。不过新兵连好象尚未有人传染，倒是离开后1年多，得知学院政委李长存不幸感染此病去世。

去年岁末战友来蓉，问及“出血热”。言如今已少有此病发作。

说到16飞院，给我留下影响最深的，是那一排整齐的食堂，空领、地领两个系，每个学员队都有自己的食堂，空勤、半空勤、地勤，还有战士灶、干部灶，到开饭时间，一长溜炊烟四起，煞是壮观。

每每想起此景，就不由自主的哼唱王菲的那首《又见炊烟》。

我的那帮新兵连战友，除了分到警通连站岗的外，大多到了各个队的灶上当了“伙头军”。

那年月新兵连的伙食确实不敢恭维，早上几大锅清汤寡水面，连盐味儿都寥寥；中午和晚上，桌上永远都是萝卜、白菜和土豆，肉腥极少。以至于新兵连头回吃包子时，我一口气吞了17个。其实那包子里也没啥肉，多是白菜和粉条馅，好象是吃到第9个时，方才吃到第一口猪肉。那天最能吃的家伙，是个河南新兵，据本人说，连续吃掉29个大包，当天晚上就进了卫生队。

军旅回忆之二：初到古城

当兵离开家乡那天，我至今清晰记得。一套上绿下蓝的空军87式冬季作训服，崭新。

实事求是的讲，自49年建军以来，人民空军几十年好像从来都没穿过套像样的服装来，空军内部自己说，我们的服装上身是借陆军的，下身是借海军的。直到05年岁末，终于搞出来套属于自己完全意义上，具有“知识产权”的空军军装，结果招至网上一片骂声。包括我在内，都以为着实难看。

前几天一位尚在部队服役的战友来，自己也说，穿上别扭，看着奇怪。11月11日军委空军乔司令员阅兵，真真确实咋看咋都像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在检阅工商队伍，想不通，何致与此。

当然，也可能是我的审美观出了问题。

当兵前我曾去过古都西安，不过时隔多年，记忆不清。就像我妈说我5岁时曾经在紫禁城太和殿前撒过尿一样，我本人是完全不记得了，若是真有其事，那也说明70年代故宫博物院管理着实混乱，我等鼠辈竟然敢在金銮殿前如此大不敬都无人问津，实在有伤大雅。要换在现在，哼哼，怕是走不脱路的。

总之火车晃晃悠悠驶进西安车站时，除了那城墙依稀，其余则完全属于灰蒙蒙的一片模糊。

1993年12月，我刚满18岁。

和我一起的10来个新兵蛋子稀里糊涂就下了车。车下来迎接的领导不少，据说自预备役师组建以来，我们是头一批自己招来的兵。这也难怪，那年兰空赴四川的接兵团，就是以预备役师为基础组建的，接兵团长老冯，就是预师2团上校团长。随团政委、参谋、军医等一干人等，均来自预师。

我个头不矮，1米78，在川人中属于中等偏上，其实难怪，祖籍河北故城，爷爷当年由老家闯关东，类似今天的外出民工，在东北给日本人的满铁干活，在火车上当过司锅，干过检车员，后来参加革命，随4野大军入关，作为军代表接管丰台铁路单位。30岁时服从组织安排，带着我奶奶和我爸一路南下武汉，继而换船朔长江三峡而上，成为西南铁路的第一代创业者和领导者。

我父亲至今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初重庆九龙坡山坡上的国民党战俘营、我爷爷的“雪佛莱”轿车和“勃朗宁”手枪。

据说当时山城匪患未绝，不仅领导干部们自己佩枪，连他和我叔叔上学，都有武装警卫护送。

比我读书时耍的气枪那可是洋盘多了。

这么说起来我本就不是资格四川人。

但奇怪的是，在10来个兵中，我并不算高的，接兵团一口气在万县梁平（如今属重庆）发掘出2个身高1米8以上的高个儿，那可是资格的四川人啊！加上川东达县还有个1米79的家伙，我只能忿忿的排在第四位。

师参谋长接站时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我X，谁说四川人矮，不出高个儿？！

当然，1米70以下的，还是占我们10余人的绝大多数。这应该是符合其时四川人平均身高的实际状况的。

最离谱的1位，身高仅1米59。

背着铺盖卷出站，才发现来接的同志准备不周，救护车1台，坐不下如此多位英雄豪杰，我和1米59那位没能坐上，只好跟着个接兵的军务参谋拦了个出租，稀里糊涂的就往西郊去了。

说到方位概念，我还真得罗嗦几句。四川人，特别是成都人压根脑子里就没有“东南西北”之分，其实只要看看成都地图就知道，都说成都是诸葛亮的八卦阵，不像北方城市方方正正，而像个摊在川西坝子平原上的大饼，由市中心向四面八方放射状辐射，几乎没有1条路是直的。到过成都的人都知道，成都人指路，只说“前后左右”，而无“南北东西”。

到了西安，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这样的方位指向。

比如当公务员时，给团长家送米，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冯团长，丢句话给我，家在5楼西边。等我爬到5楼，4户人家，哪里还分得清啥子东南西北哦，迫于无奈，站在楼梯口大喊“团长”，结果三家同时开门，那层楼总共住了3位团长，2个现役在职的和1个已经转业的。

都是东南西北惹的祸。

原本以为到了西郊部队驻地就算到了，谁曾想天已擦黑进了营区才知道，预备役师机关除了警卫班没有现役分队，教导队也从未训过新兵，我们10来个好汉将被送到户县的16航校代训3个月，而后再接回来分配。

就这么着，在预备役师院内转了一圈，我们又被装上救护车，拉到外头一家馆子吃饭。

黑漆漆的，七弯八拐，倒也没开多久，就下车登堂入室。后来好几年时间我都在回忆，当年那头一顿晚餐是在哪家馆子吃的，始终不得要领。后来转遍古城西郊，好像都始终没有印象。这等小事儿，也不好多问。

直到两年以前，当初陪我们吃饭的那个军务参谋，现任空司某部处长来成都，我们一起很吃饭，我问起此事，他告余，吃饭那地儿，就在丰登路口，后来我还曾多次光顾。方才恍然大悟。

初到古城，一切皆茫然。

那顿饭吃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参谋告诫我们，为安全起见，身上多余的钱都交给他，帮我们保管。我很自觉，临行前父母给了千余，悉数缴出，身上就留了300，其余人也纷纷掏腰包，数百到数千不等。

最富有的应该是身高最有优势的那位，据说他妈是做运输生意的，家道颇为殷实，在广东那边混迹了几年，自言还会驾驶汽车。从当兵第一天起便作趾高气扬状，俨然小“大款”一个，后来被分到警卫班站岗，首长们选高个儿的初衷方才昭然若揭，要弄几个高个子站在门口壮门脸儿。

还好，我不在“壮门脸儿”之列。

再后来，预备役师整编，警卫班撤销，说是对照总部的预备役部队编制表，机关未有警卫分队编制，此举属于超占兵员，改革自然势在必行，结果从此预备役师门口不再有岗哨，花钱雇了俩半白老头看门，值班室成了传达室，可谓难得一景。

兵们除个别留机关和下教导队外，多数外调，小“大款”去了咸阳地空导弹某旅，此后再无音信。只隐约听说后来在那边惹是生非，犯了军规，被押送回家。

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同行的10余人中，和我关系最好的，是那1米59，因为只有我俩来自同一个城市。那家伙运气不佳，成都还没上车，就绷着副“地头蛇”的架势，领着其余人外出闲逛，结果返回候车厅时被警备纠察挡获，搞得接兵干部十分生气。后来到部队，被分在教导队，也不大消停，再后来去了高炮某团，直至退伍返乡。

一干人等最终都没有留在部队，别说是考学提干，连转志愿兵的都没有，如今10多年过去了，有联系的不多，城市的回去都分配了工作，少数还能找到还见过几面，农村的那几位全然不知景况如何？

老实说，我很想念他们。

军旅回忆之一：参军入伍

读初中的时候我有一同学，父亲是转业干部，广东人，团职，哪年兵、什么职务一概不知，只记得在他家见过一张标准像，55式军服，准尉军衔，眉宇间透着英武。后来老同志转业地方以后进了企业医院，混了个工会主席（副处级）的闲职。

当年印象最深，是他们有两只高压气枪，常被我扛到机关大院打路灯、打麻雀，数次被民警队挡获，数次被家长领回家教育，依旧痴心不改。

从骨子里头，我知道自己是喜欢武器，崇尚暴力的。以至于后来人皆云我的枪法出众，尤其擅于半自动步枪射击，我清楚，那都是当年挨打挨骂辛勤操练起早贪黑的必然结果。

除了气枪，我这位同学给我留下的毕生影响还在于他喜欢在书本、作业本、笔记本等等等所有能写字的地方都抄些古代的军旅诗词。那二年生我也爱好这个，于是视其为知己；于是，诸如“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类的诗句，直到今天我都琅琅上口。

读高中的时候，我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去部队。

其实当年我父母对我的全部指望，还是希望我考大学。虽然我的理科成绩糟糕得一塌糊涂，数学考试从初中起，基本就未及过格。但是，我的文科水平惊人的出色，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写作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高于常人。所以，读新闻系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大概从读初中开始，我就迷恋上了写小说，那是我打发枯燥无味的上课时间的最好办法，间或也看看小说和杂志什么的。记得我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写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军阀混战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小说便一如既往的坚持同样的风格，那就是介乎于现实与幻想之间，到今天都不曾更改。

学校发的半数以上的作业本都被我变成了手稿，而且当时几乎全班同学都迷上了我的作品。因为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全部都用同学们的真实姓名。他（她）们很大程度上因为那个年龄的天真，似乎真的愿意相信我笔下写的那些人物就是他（她）们自己。

于是，我的手稿不得不撕成支离破碎，一页一页的在全班来回传阅，有时甚至是刚写完一页就被抢走，连修改错别字的时间都没有。

那些眼看在我笔下就要横遭厄运的同学，通常是那部分和我关系不好或者长得让我感觉看上去不顺眼的，时常在下课时围在我桌前一脸献媚的询问：我死了么？能不能让我多活一阵子？

现在想来，当初我是在多么糟糕的环境中踏上文学之路的啊！

很可惜，那部处女作最终没能保存下来，它毁于我母亲的一把火，是在她参加完学校的家长会后。

后来陆陆续续我又写了大概十多部小说，其中气势最为恢宏的是《1999 大决战》，全景式的描绘第三次世界大战。这部小说两易其稿，第一次的敌人是“北极熊“，那是在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前写的，此前的20余年间，中国和这个庞大的北方邻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双方在边境地区都各自屯集重兵，剑拔弩张，战争的阴云密布。至今我脑海里还清晰的记得小时候《儿童画报》上的一幅漫画：大鼻子的“苏修”头子勃列日涅夫手握只口径极大的左轮手枪（82无座力跑管大小也不过如此）瞄准地球仪——野心也忒大啦！

遗憾的是这本小说刚刚写完不到一年，苏联就解体了，苏共虽然垮了，但搞资本主义的叶利钦和咱们关系却变得空前的友好。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我又很自然的把目标瞄准了手舞大棒满世界找茬惹是生非欺负人的“山姆大叔”，企图通过自己的幻想战胜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连带解放我们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顺便踩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日本。虽然在我笔下头一次“决战”中，美国佬还曾经出兵帮助过我们，共同对抗苏联。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他们，而后挥师东进。

老实说，两次“决战”现在看来都很不成功。那个时候的我始终没有摆脱“人民战争”的传统思路和过时陈旧的作战模式。我笔下的英雄都还是二战时期巴顿和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式的人物，战役战术和战法也还依旧迷恋大兵团式的坦克决战或者围点打援、穿插迂回、攻城掠地，其间甚至还夹杂些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之类全民皆兵的游击战术，根本就不像是场发生在世纪末的强国之间的战争。

我把美国人、日本和台湾当成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鬼子打了。

一直到91年海湾战争打响，我才闹明白，原来现代战争是这么档子事儿。

值得一提的是，海湾战争的爆发不仅深深地震撼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我，它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深深地震撼了整个中国军队，从军委主席到基层官兵，大家改变了对战争的认识，传统的、僵化的、延续了数十年的思维定式，建军方略因此得到了彻底修正，人民解放军确定了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指导方针的新时期军事战略，通过精简整编，裁减员额，减少指挥层次，实现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由人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新世纪的人民军队走上了精兵、高效、合成的崭新道路。

另外，在两部小说中，我描写的人物官实在封得太大，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的大量高级领导职位被我的同学、朋友篡取与占据。一时间整个国家似乎都被我们这帮哥们儿弟兄控制，趾高气扬蔚然成风。

这种想法和做法在我成年以后猛然发现其实相当危险。试想一下，如果一不留神我的这些“手抄本”作品流传出去，需要经过党代会和人大研究通过任命的各级领导人选被我私自以低价兜售，有时甚至是包一块多钱的烟就能在我这儿由中将晋升上将，由副司令提拔成司令，由省委书记变成副总理，实在是有辱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严肃性和合法性，很容易使专政机关将我按现行反革命罪论处，并且绳之以法。

新刑法的最新叫法是“危害国家安全罪”。

打那以后，我就断了再搞这种全景式大手笔的想法，底气不足，而且也从未再写过小说。我知道，当作家，其实并不适合。

我有个在省级主流报社当一把手的姨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一直对我格外青睐，长期以来给我灌输的，便是“记者是无冕之官”之类的思想，并且承诺，只要高考分数上线，就能把我弄进某重点大学的新闻系学习。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准备不顾一切应征入伍去部队时，他们当真把我弄去和那个新闻系的主任见了面，并且当面给我作出了郑重的承诺，欢迎我入读。

当年最糟心的，应该是我的父母。我父亲是文革前的大学生，理科出身，高级工程师，为人严厉并且严谨，他始终不能理解为何生出我这么个数理化一窍不通的笨儿子。而我母亲，是个很善良，也很慈祥的好干部，因为文革耽误辍学，下乡务农，而后招工返城，完全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从普通工人干起，提干，当团委书记，当工会主席，当组织部长，始终勤勉有加。

为了说服我放弃当兵的念头，我父亲答应给我买套音响。当年我对那玩意儿的追求可谓孜孜不倦，一直都想拥有。

结果，近万元的音响我如愿以偿的得到了，而我本人，也最终还是穿上军装离开了天府之国。

之所以到空军，应该是有那么点儿“暗箱操作”之嫌。其实我当时最想去的是陆军的野战部队，但那边好像没什么熟人。而且，我父母担心我的身体不堪重负，所以，开初就否定了我到陆军乃至到武警的可能。并且积极运作，说动了我的一位担任人民空军高级领导职位的亲戚，使我得以圆梦。

我对那一辈人的崇尚和敬重，在于他们确实为人正直，作风民主。比如我那位身居高位的长辈，在接到我母亲的信后，对兵员科长交代：到年底征兵的时候，如果符合条件，政审和身体都合格，就把他接来。还特意嘱咐，不准搞特殊。

走那年实际我才在读高三，弄个高中毕业证对我们家来说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我姨是某中学校长。很快，我便有了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文凭。

我妈当时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她老人家，我始终心怀敬仰，并且从不敢对其有所欺骗和隐瞒。因为我知道，她着实高明，常常不动声色，却能够一切尽在掌握。

这绝非夸大之言。

见拦我不住，母亲其实早早的就和部队那边取得了联系，而且已经和我父亲去了成空军务处和武装部，把很多基础工作都已经搞定。

直到那年11月初的一个早上，母亲突然告诉我，今早不用上学，跟他们一起到车站接人，接兵团的干部来了。我才知道，自己真的要当兵了。

一切其实都很顺利，体检、政审，基本没费什么周折。只是在选择部队的时候，让我们煞费苦心。

按照原先的安排，既然我喜欢飞机（这我妈早就给他们通报过了），那么到西宁的航空兵机务训练团其实应该是最佳选择，到那里学机务，而后到航空兵部队当地勤机械员，整天和飞机打交道，实在是件美差。1年以后我在兰州见到兵员科长，他告诉我，当初他们本来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其时空军机务干部严重缺编，我若干机务，提干非常容易。

放弃到西宁是我自己的决定，因为我性格马虎，做事绝谈不上严谨，和我爸完全迥异，丢三拉四，忘性极大。试想，要是我这样的人保养维修飞机，钻进去再出来，在飞机里面丢把螺丝刀或者忘个扳手、手电筒什么的，完全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可是犯罪啊！

于是，在接兵干部的指点下，我们一家三口开始了新的选择。记得那年兰空在四川接兵的单位不少，有空9军、空47师、1基地、2基地、5飞院等等，几乎囊括兰空所有单位。500来号川籍子弟，被分派到西北3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

而最终，我选择了离四川最近的第一站——陕西西安，选择了一个此前我完全蓦然无知的部队：空军西安预备役高射炮兵师。

听上去就不怎么正规，预备役部队，在我印象中和民兵差别不大，属于杂牌而非嫡系。不过据说就在西安市区，而且各方面条件还不错，又是机关，估计是吃不了什么苦，受不了多少罪，这样也让我父母感觉心里踏实。

直到今天，我都还常常调侃自己：当年去空军，是因为喜欢飞机；结果最后，干的却是打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