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士兵系列1——空军中士的军旅回忆0 -- 吴栋

军旅回忆之十四：十年校阅（下）

还是回过头来说阅兵的事儿。

阅兵前，师里指定，由西航（发动机）公司文工团准备一台文艺演出，慰问受阅部队，同时为各级首长汇报表演。当时西航预编在2团，随团长、处长前去观摩。

审看节目那天是在武警支队礼堂，文工团为武警官兵演出，新上任的师政治部主任也到场。首长们坐头一排，我等“随从”坐第二排，后面全是武警官兵。

那天我惹了祸事。天气炎热，礼堂里头密不透风，加之舞台灯光照射，热得汗流浃背。余属于不守纪律，不受约束之人，管他许多，径自把军装衣扣解开，敞胸露怀靠在座椅上，用军帽不停扇风。

司机在我身旁，偏在此时又递了根烟过来，我顺手点燃，开始吞云吐雾。

倒霉还是倒在我们这位司机身上，本来头排的领导都在饶有兴致的看节目，谁都未曾注意我等的举动。偏偏一个唱歌的业余歌手，在台上好好唱着唱着居然学大腕的派头，跑下台来逐一握手。

我们那司机激动，主动探着身将手伸到头排，准备被“接见”。这下倒好，肢体动作如此大，端坐在正中的政治部主任扭头看他，结果顺带发现了我。

其目光阴深、咄咄逼人。

我晓得，出事儿啦！

果不其然，次日一早，我便被叫到主任办公室训话。

那通骂挨得啊，足足两个多小时。还好，关键时刻团长救了我，见我被叫去半天不见踪影，团长恰到好处的闯了进去，言要给主任汇报重要工作，顺带呵斥了我几句，然后令还傻乎乎站在那里的我赶紧滚蛋。

写检查自然是难免的，全团军人大会作检讨，反正就那10几号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不觉得有啥丢脸。大家不咸不淡的批评帮助了我一阵，就算过关。

打那以后，我开始格外注意军容风纪。

8月1日那天，预备役师组建十周年阅兵暨军事汇报表演在西安北郊的红庙坡靶场如期举行。

兰空王朝鸣副司令员，陕西省军区王志成司令员，总参动员部预备役部队局领导，西安市及各区、县领导到会捧场，搞得轰轰烈烈，颇为热闹。

我那天的任务很简单，端着相机负责拍照。

在队列中间来回穿梭，主席台前上窜下跳，忙得满头大汗。

当时我还颇为纳闷，受阅部队装备整齐、军容严正。预备役师哪里来的那么多轻武器和军械装备，比如钢盔。后来才知道，大多是通过协调，找驻陕陆军部队借用的。

也怪红庙坡靶场地盘太小，摩托化部队无法展开。仅调集了2个炮连，12门火炮、2台瞄－5雷达和2台指挥仪，双车并排牵引受阅。

听师里老人讲，那架势，远不如当年成立时在新城广场的气势恢宏。

现在好像也不大时兴在城市里搞阅兵了。除了国庆首都天安门外，基本绝迹。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成都搞过次国庆阅兵，就在市中心人民南路广场（如今的天府广场），规模不小，出动了驻川的陆、空军部队。阅兵首长是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和成都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当时我尚年幼，随爷爷上了毛主席像下的主席台，感觉颇为壮观。

成都那时刚下过雨，记忆中街道还是湿漉漉的。既有徒步步兵方队、2飞院的飞行员方队，也有摩托化方队、炮兵方队，空军连红旗2号地空导弹都拖上街了。

感觉比较滑稽的是装甲部队，人民南路的路面，想来是经不得坦克装甲车碾压的，所以，坦克兵们全身披挂，整整齐齐的站在老“解放”卡车上，隆隆而过。

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师里阅兵那天，还搞了预编炮连到现场，跑了个一等，放了架改I靶机上天，用枪带炮打了通空包弹。

司令部作训科某参谋和我在树荫下歇凉，看热闹。参谋言：反正空军、省军区包括地方这些领导，基本不懂高炮，看也就是看个热闹，听个动静。

此话倒也不假。每每上级领导到师里检查，必定参观指挥所，为其表演防空作战演练。空军的将军，基本飞行员出身，不甚了解炮兵作战。多数转一圈，看一看，扭头便走。

阅兵当晚，全师庆功。我和营长、参谋等几人被北郊某厂武装部长硬拉去吃饭，随后弄到个酒吧继续喝酒聊天。那天晚上我发现，空军的月白色军衬衣在七彩霓虹下特别醒目，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当时我已醉眼朦胧。

后来师里为阅兵评功，由于名额有限，记功者寥寥，嘉奖倒是不少，其中也包括我。许多人颇为不服，有些怨声载道。

时任西安军分区司令员兼预备役师长的白武德大校到师里参加军人大会，提及此事，抬手摸摸光头，坦言曰：立功算个啥？没啥可争可抢的。我XX从没立过功，处分倒背了好几个，还不是一样当司令？

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怕是最为直接有效。

军旅回忆之十三：十年校阅（上）

1994年是西安空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组建十周年。

开春时，师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时任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预备役师党委第一书记的程安东同志提出，预备役部队十年大庆，应该拉出来亮亮像，搞个阅兵式，造出声势，鼓舞士气。

于是，全师上下紧急动员，开始准备8月1日的阅兵。

实事求是的讲，西安市委历届领导，对预备役师的建设十分关心，多有支持，其时，程安东书记、崔林涛市长、傅继德副书记、才玮辉副市长等领导同志都很重视预备役师建设，常常亲临师部指导工作，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程安东，安徽淮南人，煤矿干部出身，“文革”期间曾被下放井下劳动，历任萍乡矿务局总工、副局长、局长，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南昌市委副书记、市长，90年4月出任江西省省长助理，9月调任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

安东书记为人平易。

一次市委领导过军事日，于红庙坡组织实弹射击，烈日当空，余等在现场保障，帮着领导们往手枪弹匣里压子弹。安东书记见阳光耀眼，炎热难耐，当即叫过秘书，让其给我们每人准备一副墨镜，另备冰镇饮料若干。

小事一桩，足见其作风细致。

团里接到师部命令，需组建徒步方队若干，参加十周年阅兵。其时，1、2两团负责组织徒步方队，3团负责组织摩托化方队，抓紧开始训练。

根据分工，各位营长分到所属部队，具体负责方队的组建和训练工作，而我和司机，奉团长命令，作为机动人员，帮着跑前跑后，协助训练组织工作。

那时预备役部队确实条件艰苦，机关编配车辆较少，一般外出办事，大多只能骑自行车或是坐公交车。当时到东郊纺织城组织阅兵训练，为赶早操，常清晨天刚亮即出门，搭乘电车，自西到东穿城而过，光路途就得耽搁个半钟头。

各参训企业对阅兵都很重视。印象当中，除了部队按规定发给每人每天补贴外，各单位对参训预任官兵都予以了一定补助。参加训练的预备役官兵普遍热情高涨。

七月流火，从早到晚，官兵们都在操场上不停进行队列训练，其强度并不亚于现役部队。要知道，这些预任官兵中年龄最大的已近四旬，而立之年不在少数，真正的楞头青并不算多。

大概也就是在阅兵训练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请诸位看官见谅：毕竟已时隔10余年，不少事件的具体月份实难回忆准确。其实当年我是每日记有工作笔记的，只是在离开部队时，出于保密考虑，10几本保密纪录本全部拿到锅炉房焚烧掉了，因此，若有错漏，属于在所难免），成空出了个大事故。

驻滇航空兵某师组织歼-6大机群跨区机动训练，由云岭高原转场九省通衢的江城武汉。返航途中，按计划拟经重庆白市驿机场落地中转。由于气象预报失误，机场保障不力，地面指挥混乱，第一批机群临空时山城上空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机场已不具备接收条件，导致10余架飞机空中均被雷击，2机机毁人亡，1架强行降落冲出跑道。

如此重大的事故，事后调查，结论是所有环节均经不起检查。气象台未认真组织研究天气状况，盲目同意接收飞机；场站领导不重视，擅离职守；塔康导航台停电等等等等，难怪最高统帅震怒，批示：视战士的生命如儿戏，岂有此理！！！（连打了数个惊叹号）

成空指挥所当日值班的副司令员也被撤职。原因很简单，飞机出事的关键时刻，他并没有在指挥位置，而是到活动室打乒乓球去了。

该副司令原为某军区空军参谋长，据说调任成都时，曾遗失手枪一支。

据说事发后江主席曾责问：是否是丢枪那个副司令？

空军那两年确也不怎么顺当，都说曹双明司令员是摔飞机给摔下去的。其实94年10月曹上将退休时，已达正大区职65岁的最高服役年限。

那一年北空也出了大问题，空某军军训处长带飞1个飞行大队长，歼教5，昼间简单气象，因机载水平陀螺仪失灵，导致空中迷航，误入首都空中禁区，油料耗尽后迫降失败，两人牺牲。

原本这仅仅是件飞行事故，可其后发生的问题，则更为严重。北空指挥所值班参谋长助理明知飞机实际已误入首都空中禁区，担心总部追查，擅自决定伪造飞行航线，将明显进入轨迹改为擦边而过，企图蒙混过关。

岂料此事东窗事发，如此弄虚作假行为，被军委江主席、刘华清副主席严厉斥责，严肃处理。

军旅回忆之十二：整组回忆

到团里正式进入工作状态，已是阳春三月。

一年一度的预备役部队整组工作此时已全面铺开。为了让我尽快熟悉情况，团长亲自带我跑了不少预编单位。

所谓“整组”，即每年对预任官兵和预编部队进行必要的调整，进一步完善组织结构，补充新鲜血液。此项工作，是预备役部队全年度工作的重头戏。

一台老“北京”吉普，团长、后勤处长、司机和我，4个人开始来回奔忙。而其余人等，皆按各自分工，负责所管辖区域的部（分）队整组工作，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

未央、灞桥两区区委书记，都兼着我们团预任政治委员，主动上门汇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党管武装嘛，当时县、区级人武部尚未收归军队编制，区委书记兼任预备役团政委、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区级党政部门的不少领导，均为团机关预任军官，副团长、副政委、司政后装副职、股长什么的。真正说到部队，我记忆中，相对集中的，预编规模较大的，是北郊、东郊的几家大厂。

庆华电器制造厂位于北郊灞桥，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弹药生产厂。武装部长是个老同志，好像姓薛，十分热心预备役部队建设，预任某炮营政治教导员。我曾在人武干事陪同下参观过厂房，诺大的车间流水线般，组装生产85、100、122、130、152以及82、120各种口径炮弹和手榴弹。

厂里有专门的火炮射击场，配备有各种型号火炮，编有专职炮班，负责对批量炮弹进行抽验试射。

时至今日，我书房内的博古架上依旧摆放着两枚82迫击炮弹，就是当年庆华厂武装部薛部长送的。

当然，是那种没有装药，也没有引信的空弹壳。

武装部干事告余，在该厂工作，特别是从事弹药组装，风险甚大。车间厂房空气中多弥漫火药尘埃粉粒，所有照明设施，均采取防静电处理措施，以防引发爆炸。再是爱美的女性，进车间也不敢穿高跟鞋，连皮鞋都严格禁止。

据言：曾有一年，新工进厂，某共青团员正积极要求进步，学雷锋做好事的动机十分明显，见手榴弹总装车间洗手池堵塞，周末便自作主张用铁锨疏淘，结果迸起火花，引发爆炸。

该厂还出过一个受国防部通报表彰的优秀预备役战士，就是在弹药车间突然发生险情时，奋不顾身扑灭大火的英雄人物。

为了安全起见，日后再去庆华，我从不到车间闲逛。

安全第一，关键还是预防为主。

古城东郊纺织城那片，西北国棉四、五、六厂以及陕棉十一厂，均编有我团部队，几个厂的武装部，也是常来常往之地。

以前老在电影电视里看“三八大盖”。那年在国棉五厂武装部，是真切的接触了这款著名的老式步枪。

“三八大盖”，正式名称为“明治三十八年式步枪”，口径6.5毫米，1905年由日本东京小石川炮兵工程定型生产，因该枪枪机上方设有一个大防尘盖，在开栓抛壳和推弹关栓时，能随枪机一起后退或前进，起到防尘作用，因而得名“三八大盖”。

至抗美援朝伊始，该枪一直为人民解放军的制式步兵装备，后随苏式轻武器大量进口而逐步淘汰，但仍有不少继续装备民兵。

也是因为整组点验，中午在厂武装部吃过饭后，和年轻干事在办公室闲谝，说到厂里的武器装备，告余，兵器库中除常见的56半自动外，还保有数支“三八大盖”，是文革以前配发的。

余大喜，遂让其取出观看。

虽经年月久，但该枪保养良好，机件滑爽，仍可以正常使用。

见我爱不释手，人武干事遂骑上三轮摩托，把我拉到厂子背后坡上放了几枪，感觉后坐力较之56半自动小，射击稳定性良好。只可惜没有胸靶，无法检验射击精度。

当然，作为报答，我亦利用手中职权，后来在请领弹药时给该厂武装部多配发了一箱7.62步枪弹。

各厂武装部枪械倒都还不少，只是弹药相对紧张，从军分区、人武部序列得到的弹药数量有限，组织预编分队进行轻武器射击，常常要向我们伸手，我在团里兼管军械弹药，每次打靶，常随车到现场监督。原则上以打靶名义领出的弹药，均需一次全部射击完毕，不容擅自保留。这和高炮部队外出驻训打靶一样，携带的炮弹基数，必须悉数打完，不得带回。

不过一阵枪响以后，究竟是否全部打完，只有天晓得了。

红庙坡靶场，那年光是送弹药久去了若干次，54手枪、56半自动和56冲锋枪，也算过足了枪瘾。

再到后来，已经没了兴致，厌倦了枪声，还是向往和平生活。每每到靶场，类如蜻蜓点水，转一圈就打道回府。

也是在纺织城，在某厂整组期间，听说了这么一件感人致深的故事。其时该厂正同瑞典某公司合作，瑞方派来不少技术人员现场指导，一位50余岁的瑞方技术负责人某日突然找到中方管理层，要求请假返家。

问其原因。答曰：收到瑞典民防部通知，要回国参加3个月的民兵训练。

中方人员非常不解，按照惯常思维定式，以为既人在国外，何必非要回去？况且年过半白，参加什么民兵训练？于是正告：如若中途违约返回，不仅佣金减少，而且来回费用需自行承担。

瑞典老头儿倒是义无反顾，坚决表示：既然是国家需要，且又有法律规定，因此，一定要回去参加训练。

如今想来都不禁感叹，可见在瑞典，国防观念和意识的教育已深入人心，也难怪连世界乒乓球冠军瓦尔德累尔这样的名人，都不得不依法应征入伍，服满兵役。

若换在中国，想老瓦这样的人物，即便到了部队，怕也是八一体工队的干活，得了那么多大赛奖项，早该混个师职、团职的干干了。

而他，是实实在在的服兵役，仅是大头兵尔。

反观我们国家的国防教育和动员体系，确实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不少传统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逐渐淡出市场，以国有企业为基本单位的民兵预备役编组方式，正经历严峻挑战。全面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人民武装、国防动员等工作似乎已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毋庸置疑，84年小平同志关于“世界大战二十年打不起来”的论断是英明正确的，以往那种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全民皆民思路明显已经过时。不过世界其实并不太平，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台湾问题尚未得到圆满解决。因此，战备观念，不容懈怠，国防教育，不可淡漠。

忧虑之一：现在某些地方一提党管武装、关心国防，报纸电视上连篇累犊便是党政领导齐过军事日，参观部队、实弹打靶，或者帮助军分区、武装部解决住房、车辆、家属随军等实际困难。而余倒以为，做这些表面文章，不如扑下身抓部队建设，尤其是预备役部队建设。毕竟民兵组织目前在不少单位和地方，几成摆设。

以往厂矿企业编民兵营、连，各种轻重武器一应俱全，工余训练时间有充足保证，比如我母亲，年轻时在某厂任团委书记，兼任民兵高射机枪营教导员，12.7高射机枪她不仅会操作，懂得拆卸保养，而且还能指挥射击，着实了得啊！

如今的民兵，基本全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所以，日后一旦战火突起，预备役部队作用凸现，关键还是在于真抓实干，落实编制、落实组织、落实武器，出战斗力，能拉得出，联得上，打得响，战时方能够弥补现役部队不足。

忧虑之二：当前各城市人防设施荒废不少，现有部分多以劳养武，改成了地下商场、影剧院、舞厅等场所，比如成都，所谓的“洞洞舞厅”已成藏污纳苟之所。

战时疏散，如何保证？余在成都生活20余年，反正若是问我防空袭该往哪里跑？我是压根就不知道。

经济发达了，人民富裕了，是不是真把战争的危险全部忘到九霄云外了？

当然，现在精确制导武器越发先进，不可能重演二战时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平民伤亡日渐减少。不过，必备的人防设施，是否也应该不断加以完善？

多年以来，余始终牢记着瑞士著名军事家约米尼的那句名言：在一个国家里，如果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军人们，其地位还不如那些大腹便便的商贾，那么，这个国家的灭亡也就毫不奇怪了。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啊！

献花

军旅回忆之十一：团长、参谋长、主任及其他（下）

参谋长系高炮1团原副参谋长，曾任高炮235营营长，甘肃陇西人，大概是因为基层带兵多年，和出身机关参谋的团长风格迥异。余当新兵时，曾和其发生激烈顶撞，事情原本不大，中间还有些小误会，至今我都觉得，凭心而论，责任其实不应在我，不过部队纪律不得不遵守，因此也就无甚必要多言。

团长中间调解，我也主动认错，便也就此化解。

要求严格，于我看来，是件好事情。

参谋长家在咸阳，平日和我同住一层单身宿舍，周末多乘长途车往返。也可叹是预备役部队，若换在正规团队，连高炮营长都有台212指挥车，何况团司令部首长？

其时团里仅1台“北京”吉普，74年出产，比我都还要大上一岁，相对破旧，故障不断，经常趴窝。司机为一兰州籍志愿兵，常自嘲：修车时间比开车时间多。

那时师里也没什么好车，不比现如今的部队。我至今仍清晰的记得，全师小车不足10台，1台韩国“现代”轿车是最高档的坐驾，专供常委使用。1台“切诺基”指挥车，1台破旧不堪的苏制老“伏尔加”，3台“北京”2020吉普，3个团每团1台老“北京”212，就是全部家当。

军区空军好象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豪华车辆，初到兰州公干，发现焦家湾兰空院内，除了司令员、政委各有1台3.0的“皇冠”略显高档外，副司令员、副政委们的坐驾，也不过就是普通型“桑塔纳”尔。西安基地亦如此，司令、政委坐原装“雅阁”，其余，均以普桑居多。

我和团里司机外出时，曾犯过错误。到车站接东西，返回部队驻地途中，超越基地6号车（白色普桑），谁曾想车上居然坐着兰空某副参谋长，这下好了，超速行驶，不避让首长车，险些被处理。

老团长转业后，参谋长入指挥学院深造半年，接任团长职务，此时我已调师军务装备科。

记忆中印象最深，是参谋长的严谨，我负责团里大部分军用文书的起草，拟出初稿后交其审查，遣词用句他必逐一斟酌，案头常备字典一本，翻看对照，余站在旁边伺候，半天难以脱身，曾嫌其罗嗦，不过现在想来，此种一丝不苟、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值得学习和称道。

如今余处理问题乃至撰写材料，亦信奉严谨，少有含糊，与其当年教育感染，关系甚大。

政治处主任乃文艺兵出身，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哪里人氏我已记不大清了，岳父为宁夏军区原政治部主任，其妻亦为现役军人，总后西安军代局政工干部。

调预备役师前，主任原为空45师政治部干部科长，师部驻陕西临潼，航天英雄杨利伟即出自该师，再往前，临潼是空军轰炸航空兵23师的基地，主任亦是空23师的“老人”，只可惜这两支部队80、90年代整编先后撤销。据其本人讲，其岳父同我那当军区空军司令员的长辈是老熟人，当年同在宁夏工作，45师解散后调预备役师工作，即是通过此关系促成。

我始终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主任在团里的作用发挥不算到位，对此，他本人应该也感觉颇不顺心。

大概由于性格、经历等等诸多原因，人与人之间相处并非都能融洽和谐，比如当年团长和主任，似乎就总也感觉配合不算默契。

如今，主任也早已转业离开了部队，听说是进了陕西省工商局。

和团里其他干部都相处得比较融洽，比如资格最高的营长，革命军人家庭出身，其父原为西安分区老司令员，14岁当兵，17岁提干，不满30岁即为47军高炮旅营长，只可惜来了预备役师，换了蓝裤子，便始终不大得志，年近35，肩上已扛上中校军衔，却仍在营长职务上行走。好在预备役师后来复归陆军，很快提升为团参谋长，后改任师军务科长、团长，一路顺风。

另两位营长更是喜剧。两人同年由西安入伍，同一列火车拉到四川，同在原空军高炮15师服役，同年考入桂林空军高炮学院，同在一个学员队，毕业后同回15师任职，尔后陆续调回西安，10数年过去，居然还同在一间办公室工作，想来也是今生有缘所致。

团里唯一的女干部是后勤处副营职助理员，原空2基地调出干部，夫妻俩均在预备役师，一直身体都不大好，经常病休，后来查出是肺癌，95年不幸去世。

在团里服役1年，应该说心情愉快，工作也比较顺心。能够在这样的领导麾下工作，能够在这样的氛围内成长，我想我是幸运的。

军旅回忆之十：团长、参谋长、主任及其他（上）

参军到预备役师时，对军队编制略有了解的我，知道标准高炮师编制仍基本保持传统“三三制”原则，即师辖3个高炮团，团辖3个高炮营，营辖3个高炮连。

不过此前，我确也从未见过如此小的团编制，全团算上我这个新到了公务员，一共13人。倒是充分体现了以现役军人为骨干，以预任官兵为基础的预备役部队组编原则。

当年2团所属3个57高炮营共9个高炮连以及团直分队，全都预编西安市未央、灞桥两区的大中型企业和街道。营长们倒是天天见，比“大宝”还勤，司令部就一间办公室，3位现役营长，1个副营职参谋和1个连长加我这个列兵，6个人集中在一块儿办公，朝夕相处。

至于部队，那是花名册上才存在的。除年度整组、点验、训练和演习，平素难以集中。

从理论上讲，空军高炮团应包括1个大口径炮营和2个中口径炮营，亦即100炮一个营，57炮两个营。不过实际而言，历经85年空军精简整编，59式100毫米高炮已全部淘汰，团属炮营，一水59式57高炮。

团长是河南济源人，不过应在关中土生土长，平日里满嘴标准的陕西方言，初时很让我难懂。原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高炮处战训科参谋，据其言，79年南疆战火起，初名“援柬制越”作战，昼夜在广空指挥所值班，打响以后，军委下令，对外统一称“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遂师出有名。

调任预备役师时，任司令部作训科科长，带领几名参谋自己动手，既当泥瓦匠又当装修工，自制图盘百余块、字幅万余个，安装各类灯火显示点800多个，敷设线路200多对，建成了师、团、营三级指挥所，从装修到设施，都堪称空军地面部队一流。

调任2团团长后，团队各项工作在全师领先。

余到团里时，团长对我关照有加。那时年轻贪睡，时常日上竿头方才起床，打扫卫生打开水之类公务员份内之事因此不少耽搁，团长不得不亲历亲为，自己动手，倒也批评过我，常言：究竟是你给我当公务员还是我给你当公务员？

不过从未见其真动怒，宽容之心可见一般。

周末、假日，团长常叫我到家吃饭，一家3口，视为我亲人。初到西安，四处皆感新奇，团长不厌其烦为我开具详单，在地图上为我指明道路走向，要我周末多到名胜古迹参观，见识厚重的历史和渊源的文化。

逢年过节回家探家休假，团长夫妻为我父母购置礼品。父母、亲属来队，亲自陪同吃饭，安排车辆外出游玩，古道热肠。

团里配备电脑全师最早，团长乃此方面行家里手，自学成才，并强逼我埋头苦学，言：给你一周，必须学会打字；三个月后，简单问题自行处理。

赶鸭子上架，使我终身受益。

在高炮业务方面，团长乃全师权威，颇受参谋长器重，曾有多篇学术文章在空军《航空》杂志、总参《兵种》和《军事学术》杂志发表，如建议陆、空军高炮部队恢复100高炮，解决7000米以上防空断层问题，最初即为他提议，组织人员论证撰写，并最终被总部采纳。

余管团部资料文电，内部资料书刊繁多，团长常鼓励钻研，希望我在业务上有所成就，亲自命题，令我撰写《57高炮夜间射击应注意的问题》，理论上对我多有指点。

组织训练，常带我到场，教我有关专业知识，培养锻造我的指挥能力和专业素养。

很遗憾，我辜负了团长的期望，最终也未能成为高炮专家。

而团长，也在我入伍的第2年转业地方，进了省公安厅法制处。我离开部队1年后，搬家离开营院，迟至今日，也未能再联系得上。

衷心祝愿团长一家幸福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