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士兵系列1——空军中士的军旅回忆0 -- 吴栋

军旅回忆之九：警卫班记事

到团里当公务员，是团长要的我。接兵时他接我去部队，分配时又主动找到参谋长，把我分到了团机关。

于是，其他新兵一概先到师警卫班站岗，而我，则直接去了团里。虽然都在一个楼上，但各方面条件终归还是差别很大。头几天，团里没给我腾出房间，因此，我暂住警卫班。警卫班是集体宿舍，一间10余人，上下铺钢架床，人满为患。

日常的警卫勤务，就是白天2小时一班，大门岗哨，也是机关唯一的哨位。晚上倒还不错，只1人通夜执勤，20点以后无须在外站哨，可稳坐值班室看电视，12点后锁上大门睡觉便是。

师机关当时没有轻武器，准确的说应该是没有配备武器。

当然，如果塑胶警棍也算是武器的话那么另当别论。

哨兵站哨，仅扎腰带，佩警棍。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前行百十米，连兰空炊训队门口的哨兵都佩手枪（后来知道，他们其实也没枪，空枪套那是吓唬老百姓用的），尽管人家那儿不过是培养伙头军的摇篮，但在外人看来，终归是那么个势！

雷达38团和训练2团都是真家伙，正规团队嘛，哨兵上哨持56半自动，带岗班长配备54手枪。

也有比我们都还不如的，比如飞管系，白天由战士站岗，晚上则是学员轮流上哨，也就是根武装带，基本属于赤手空拳。

和平时期，无论哪个单位，似乎均视武器弹药为洪水猛兽，都害怕出事儿。

94年确也不算消停，9月20日中秋节那天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12团田明建事件举世皆知，1个军事技术过硬的步兵连长，单枪匹马，1支81自动步枪，闯入九门，于首善之区闹市滥杀无辜，死伤无数，同武警交火，虽终被狙击手击毙，但影响极端恶劣。我们集体到西安基地礼堂听传达文件，北京军区李来柱司令员、谷善庆政委均被处分，卫戍区司令员何道泉、政委张宝康、副司令员佟喜刚撤职，从大军区领导一直处分到团级干部，十分严厉。

据说如此处理，和卫戍区应急处置不当有极大关联，田犯在驻地营区内持械行凶杀伤多人后窜逃，卫戍区想当然的以为其必定外逃，遂紧急调动部队封锁各出京通道，准备武装拦截。谁曾料该犯属亡命之徒，肇事后压根没有准备逃窜，而是劫持车辆，径直闯入京城，妄图到天安门广场制造更大的流血事件，幸亏武警机动部队反应迅速，在建国门及时挡获，方才避免更大的祸端。

那年兰空也出了比较大的行管事故，雷达某团战士鲍军等3人，结伙作案，夜间闯入连队兵器库，残忍杀害文书兼军械员，抢夺枪支弹药后企图偷越国境外逃蒙古，于沙漠中被剿杀，亦震动不小。

听兰空来人讲，为了搜捕围歼这3个家伙，出动了野战部队，而且还动用了直升机和装甲车。

所以如此说来，还是没有武器的单位，领导要省心许多。

我们师的军械装备全部集中于户县教导队统一保管，57高炮、警－13雷达、瞄－5雷达、指挥仪、油机、牵引车，也有些轻武器，比如56式班用轻机枪。那可是高炮部队的必备家什，日常训练操演，高炮由于受环境地形空域等诸多限制，除专业靶场驻训外，无法组织实弹射击，因而多采取“枪代炮”方式，即将班用机枪置于炮管之上，接上连动装置。之后放出改I遥控靶机，射击时用机枪代替火炮，不仅节约成本，而且无须专门靶场保障。

此举多用于单炮射击训练，不仅三军高炮部队皆用此方法，海军舰艇上的双37、双57炮训练，也大多如此。

我曾随部多次到长安县沣峪口山中现场观摩过预编高炮连的“枪代炮”演练，老实说，战果并不算理想，预备役战士们训练时间有限，军事素质不高，临机处置多不当，往往靶机临空，便噼噼叭叭一通乱打，命中拖靶者寥寥。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93年6月，军区空军在西安搞管理教育正规化现场观摩研讨会，兰空某首长观看预备役师军事汇报表演后，感慨万千，言：这支部队拉出来就能打仗！

正因如此，我对98年后全军预备役部队整编，坚决支持和百分之百赞同。

军队，是绝对不能搞花架子的。

空军其时发生的法航货机横越领空事件，一定程度上便暴露出空防的薄弱环节。法航1架DC－10货机，拟经阿拉木图，进大陆而至香港，境外起飞前曾向民航总局报备，要求直飞香港，总局航调不准，令其必须先到北京首都机场落地，再转飞出境。

谁料法航飞机入境后，驻新疆雷达部队发现其航线有异，遂将此特殊空情逐级上报，兰空指挥所接报后迅疾通报民航兰州区调及民航总局航调，判断该机企图改变批准航线，经西北，越西南，由华南直出香港，民航请求空军将其迫降。于是，下令天水起飞歼－6双机升空拦截，由于地面领航失误，雷达情报保障不连续，歼击机未能发现目标。

飞机超越兰空责任区后，兰空按程序将此空情移交成空指挥所，可惜当日西南地区天不作美，成空所有战斗机场均不具备起飞条件，只能任由其穿越川、贵上空，径入广空责任区。

广空值班指挥员，参谋长尹殿甲命令歼－8II双机挂弹出击，很快发现并截获目标，准备带其至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偏偏此时民航总局又通报空军指挥所，同意放其出境。于是，眼睁睁任由法航飞机平安出境，到启德机场降落。

事发后，军委通报处理空军，斥责空军、军区空军两级指挥机关，面对特殊空情，协调指挥不力，情报保障混乱，贻误战机。

试想，如果进来的不是民航货机，而是作战飞机，后果不堪设想。

我在警卫班头几天，因为临近春节，基本属于闲赋状态，团里干部各忙各事，让我颇为自由。于是，常自觉的跑到门口，帮老乡们替换着站会儿岗。

那时空、海军义务兵役期为4年，超期服役1年后选改志愿兵，即专业军士。我到预备役师时，警卫班长姓万，河北什么地方人，从原空降兵第15军调入，挂着上士军衔，已超期服役第7个年头，不知是何缘由，迟迟未能选改。最终他在预备役师也没有改成，名额有限，遂通过关系调离，到电讯工程学院警勤连，听说后来终于如愿以偿。

记忆当中老万是个老好人，平常话不多，也大不管事，名曰班长，实际也没有什么正式命令，只是被指定暂时负责罢了。头几天倒还尽责，带领新同志们整理内务，出操训练什么的。也没坚持多久，也就不了了之了。

警卫班从早到晚电视基本都开着，下了岗的战士要么睡觉，要么看电视，要么凑在一堆聊天，还有的，干脆就外出游荡，反正训练的事情就此罢休了，天天踢正步站队列似乎也无必要。

原来留下的老兵，主要都是兰州混成4旅整编时，从各炮营调来的，充实了一批到预备役师，分布在警卫班和炊事班，就军事技能而言，自然比自己招的这批新兵要强悍许多。不过那帮老家伙有个通病，在人民空军混了两、三年了，患得患失，目的性普通很强，有企图考学的，有准备转志愿兵的，和新兵们多少有些格格不入。

军务科当时分管战士分队的，也是个志愿兵，西安周边郊县人，刚开始还挺正规严肃，同样也是好景不长，不几日就拿给这帮新兵蛋子搞得没了脾气，据说某日早上心血来潮，提着裤子冲进警卫班宿舍大喊“紧急集合”，企图组织外出跑操，谁曾料宿舍里十余人皆无动于衷，压根就不搭理他，翻个身继续梦周公做美梦，搞得他很没面子，悻悻而去。

除了前面提到的小“大款”，警卫班最有个性的，当属来自四川达州的1个小兵，入伍时刚15岁，长得和香港明星莫少聪颇有几分神似，人称“小莫”。据说这家伙虽说岁数不大，但也是顽劣之徒，到部队后亦是稀里马哈。

曾有一次白天上哨，时值盛夏，天热难耐，军务科出于“人性化”考虑，允许哨兵在值班室坐岗，进出人员、车辆登记便是。小兄弟大概实在难耐酷暑，干脆脱了上衣，赤膊在值班室看电视。时值基地参谋长乘车前来办事，大门紧锁，司机鸣笛半天，方见我们这位仁兄歪戴军帽，嘴叼香烟，边出门边扣军衣，不紧不慢走到跟前，颇不耐烦的问“找谁？干什么的？”

得知来者是基地参谋长，堂堂空军大校，仍不以为然。其时预备役师为兰空直属单位，和基地并无隶属关系，“小莫”无所谓，言：又逑管不着我！

参谋长十分生气，进门后对师领导言，你们这里哪里像是解放军的军营，简直就像是进了伪军的据点！

警卫班年底撤销时，“小莫”被分配至导弹17旅87营，到正规部队后，受到严肃管教，倒也十分勤勉，当了班长入了党，4年后退伍返乡，分配至地区医院工作。余在川北南充挂职锻炼期间，曾专门到达州探望，不想仅数月，便得知在四川省公安厅组织的代号“狂飚”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其因参与当地涉黑组织，身背故意伤害等罪名，被专政机关逮捕法办。

另外一个和我关系较好的同年兵，也来自达州，其舅舅好像为分区某副司令员，在警卫班站岗时间不长，原本军务科准备选其到宝鸡卫训队学习卫生员专业，巧的是找他谈话时，这位仁兄偏偏跑肚拉稀去了厕所，军务参谋见他不在，便另叫了一个同班的新兵，结果，那位战友去了宝鸡，而他，则被选为公务员，给几位师首长服务。

要是这公务员的活路，选城市兵干着实不太合适，在家都是些少爷，大概属于笤帚倒地都不会伸手扶正的角色，哪里伺候得来人？不多久，首长不大满意。参谋长回老部队高炮1团办事，提出要高1团帮忙选个机灵的公务员，于是，我这位老乡被发配高炮1团，而另从高1团选了个贵州遵义的家伙前来。

也就是上次厕所的功夫，老乡没能干上卫生员，阴差阳错当了公务员，结果，4年军旅路，竟走得完全不同。

大概是夏天的时候，又从雷训5团新调来1个学兵，江西瑞昌人，听说和军区空军某副参谋长有些什么关系，牛比哄哄，也当公务员，和贵州兵一起，彼此常闹些矛盾。1年以后去了汉中司训营，回来以后到司机班开车。

这小家伙好玩，不到1米6的个头，楞让他开“解放”141，屁大个孩儿坐在那么高的驾驶室里，基本属于无人驾驶。光能看到方向盘后头有个洞，那是他张开的嘴。

96年不幸出了事故，在北关城门外撞死了人。交警鉴定，责任其实并不在他，而全在受害人本身，骑个没闸的自行车违章横穿马路，从卡车前、后轮中间钻入，不慎身亡。

事后我曾问他，当时是否知道？

答曰：完全蓦然无知，只是感觉车身微微抖动一下，还是迎面来车不断示意，方才知道有意外发生。

打那以后，这家伙几个月时间不敢上车。

过完春节，团里在6楼给我腾了间单身宿舍，我便搬出了警卫班。

年底，机关整编，警卫班建制撤销，几个老乡分别去了导弹17旅和高炮1团，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

军旅回忆之八：丰登南路8号（下）

1994年1月，我到预备役师军务装备科报到，被分配至2团，当公务员。

其实所谓分配下团，就是从3楼司令部办公区到5楼2团办公区。当年就那么一幢办公楼，自下而上，1楼后勤部，2楼政治部，3楼司令部，4楼1团，5楼2团，6楼指挥所和单身宿舍并存。

进丰登南路8号第一天，我便喝醉了。

其时已临近春节，我报到那天，团长、参谋长简单接见后，便让我到后勤处领过节费。

5张新崭崭的“毛刘周朱”，是我今生的第一笔工资收入。

那时的预备役师实行“退伙制”，因为官多兵少，所以无论志愿兵还是义务兵，一律按天折算伙食费，发给本人，而后自购饭菜票。这么算来，连津贴带伙食费以及其它补贴，每个月大概能拿到200块钱左右。

团后勤处长沈新岭，河南人，为人和善，待人热情。初到机关，便对我十分关照，签字领钱，便邀我晚上到家喝酒。

余初来乍到，新兵蛋子一个，哪敢造次，满口答应，却未往心上去，暂住警卫班大宿舍，到晚饭时间下楼打饭，而后到操场打球。

倒是后勤处长见我久等不到，让团部司机四下寻我，把我叫到了家中。

那晚团参谋长也在，处长、司机加我，一共4人，放开豪饮，究竟喝了多少心中无数，反正我最后能记得的是参谋长喝高了，要上厕所，我献媚，硬要扶他，结果到厕所门口，他无事，我却倒地，人事不醒。

打那开始，直到我离开部队，规矩算是坏了，从来到他家喝酒，都没清醒的走出来过，回回丢翻。先是百思不得其解，不明就里，后来总算发现问题所在。

处长家喝酒，从不用瓶，而用小酒壶斟，每到微熏处，企图结束，他总会诚恳地提壶曰：仅此一壶，喝完散伙。就这一壶，喝到天亮都散不了伙，始终有酒，倒之不竭。

仔细观察，发现这边我们你来我往，那边处长妻不断往里加酒，如何能够喝完？

那几年，在处长的栽培下，酒量确实见长，入伍时顶多2两，离队时已有斤余。

除此之外，在生活上，处长对我亦关照有加，让我至今想来仍阵阵心热。

如今，我已离开多年，而处长，亦转业，据说进了陕西省委统战部，后来因公因私到古城数次，总想寻其下落，始终未果，未曾有缘再次见面。如果有机会，我依旧还想和他喝酒，再度品味当年的埋醉。

年前重返西安时，曾到预备役师门口停留，如今成了陆军的地盘，营院大门已改了位置，把门的，也不再是退休老头，直挺挺的站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哨兵。

部队改建制，改隶属关系不要紧，居然还给我制造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几年后单位拟提拔使用，干部部门审查档案，发现我入党志愿书上前后日期不一致，当初经办的干事狗尾续貂，明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既开始计算党龄，偏偏在后面党委意见栏多此一举的写了句：“党龄从某年某月某日算起”。两日期相差10余天，有虚假之嫌。

干部部门要求部队出具证明，说明情况。

赶紧致电部队。不几日，证明快递到，交干部处，依旧不行，问题倒是解释清楚了，纯属笔误，可部队已改陆军，公章明明为陕西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与原入党志愿书上空军西安预备役师并非同一单位，不予采用。

于是再次致电部队，再次出具证明，证明现陕西陆军预备役师即原空军西安预备役师。方才得以澄清问题，消除组织上对我的怀疑。

曾多次玩笑曰：我是空军当之无愧的撤编之星，服役数年，从新兵开始，所到之处，无一例外，全部荡然无存。当新兵的16飞院没了，当战士的预备役师没了，预提干部时学习的雷训5团也没了。

战友言：你要当了空军司令，没准连空军机关都要被裁撤了。

那天在预备役师门口，战友问我是否进去看看？

我断然摇头。

十来年了，毕竟已成过去，已然物是人非。

军旅回忆之七：丰登南路8号（上）

西安空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正式组建时间，是1984年8月1日。我曾在资料室内发现了当年的一张黑白照片，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的何廷一将军向西安军分区司令员张志毅授军旗。

成立那天，好像还在新城广场举行了阅兵式。

最初几年，虽然名曰空军预备役师，但和陆军其实实际并未分家，既有空军干部，也有陆军调来的干部，尤以省军区和47军居多，最初亦皆着陆军服装。师机关同西安军分区同驻南院门营房，各团也和所在区、县武装部合署办公。后来武装部移交地方，隶属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改为以空军领导为主，省军区领导为辅，由军委空军委托兰州军区空军代管，因此，由城墙内搬至西郊“空军一条街”落户。

全军预备役部队，空军就这么一根独苗，海军也有一家：大连海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为此，空司军务部设动员处，负责业务指导，处长林岗，另有参谋1人，常来师里检查。如今，空司动员处已改称动员办公室，林处长升迁为军务部林副部长，主任改由上调空司的原预备役军务科参谋巴建敏担任。

部队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86973部队

部队驻地：西安市莲湖区丰登南路8号

预备役部队最大的特点，在于官多兵少，而且同地方关系密切。比如我们师，由西安市委书记兼师党委第一书记（当时无第一政委之职），西安市委常务副书记兼师副政委，西安市常务副市长兼副师长，西安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分别兼任师长和政委。

而日常主持工作的最高主官，是空军方面任命的常务副师长兼西安军分区副司令员。

要说在预备役师任职，确实还是个好营生，平素多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接触，转业到地方后，基本都能谋个较好的职位。比如此前的两位副师长，一个老解，一个老谢，分别转业至西安市技术监督局和西安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当时都还依旧住在院内。

后来，我和老谢副师长的儿子成为好朋友。

我当兵时雷达团政委出身的副师长刘国元大校，现任西安市国土局副局长。

师机关设司、政、后、装4大部，实际装备技术部并不存在，从部长到科长、乃至助理员均为预编人员。司令部实编作训、通信和军务装备3个科，政治部实编组织干部和宣传2个科，后勤部实编供应、军械2个科，其余科室均为空架子。

师参谋长孙智书，原空军高炮1团团长，江苏涟水人。孙参谋长转业后，高1团团长刘亚农调任预师参谋长。前几天上网搜索，发现已升任安康军分区司令员。

编制上虽然没有现役副参谋长的编制，但其时司令部有一个副参谋长，姓李，原师后勤部长，雷达35团参谋长出身，不知是何缘故，被安排了这么个闲职，而且是超编的闲职。

我去时政治部主任暂时缺编，原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年前转业，新主任刘西林到任已经是夏天的事情了，山西人，兰空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后来调任商洛军分区副政委。

后勤部长和我是家门，记忆当中他身体一直都不大好，1年后即转业进了西安市公安局，后来的部长是兰州原混成4旅副旅长陈安德。

除了师机关，1、2两个团也同驻在营区内，1团预编部（分）队集中在莲湖区，2团则分编在未央和灞桥两区。3团和师教导队驻户县。

较之师机关，团机关就更精干了，现役官兵仅10余人，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后勤处长，3个营长，1个参谋，1个指挥连长，1个干事，1个助理员，1个司机，就这么点儿人。

其它，都寓军于民了。

连官带兵全师现役军人笼共就百十来号人。司令部编有总机班和警卫班，有5朵“金花”，1个收发员和10余名警卫公勤战士。

政治部宣传科编有2个兵，名曰“放映员”，实际上当时压根就没有电影反映设备，1个志愿兵、1个义务兵，两家伙文笔都还不错，写写文章什么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个东北来的志愿兵，常在当年颇为流行的《女友》杂志上发表文章，笔名“爱情军师”，很受单纯少女追捧，在文坛也算名声大噪，每日全国各地来信如雪片纷至。

不过实事求是的讲，我就从不信时他那一套，都28、9了，自己依旧还光棍一根，给人家当爱情军师，不屑为纸上谈兵。

另外一位更是不羁之士，闹了出不假擅自离队回湖北老家的违纪举动，10好几天，偷偷摸摸跑的，回来以后全师开军人大会，让其公开检讨。此君居然在检讨中将为请假之事给科长送西凤酒的细节都公诸与世，搞得宣传科长十分难堪。

后勤部兵强马壮，司机班、炊事班，10多条好汉，也难怪，管钱管物的部门嘛，财大自然气粗。那年月军队经商，虽然军委一会儿一个规定，先是师以下单位不准从事生产经营，后来又要求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搞生产经营，但预备役部队，似乎都不在三令五申的规定限制之列。

当年后勤的两大壮举：一是把拖炮用的延安250牵引车开到山西，帮地方老板拉煤；二是把机关半幢闲置的办公楼租给1个私立学校当校舍。

部队营区，每天一群半大小孩儿又跳又叫，一会儿课间操，一会儿体育课，完全是一道十分不和谐的风景。

一直以来，我都坚持认为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默许甚至鼓励军队经商，是个极大的失误。全军谋利，哪里还顾得上谋打赢？此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军队80年代中、后期直至90年代前期的混乱，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