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家园 为什么要诋毁别人，窝里斗呢 我们自己总结下前人的经验，为吾所用不是更好吗
家园 主帖和回贴都很精彩， 怎么放在[争鸣争议]呢？ 家园 关于郭沫若与沈从文的历史恩怨 首先声明，这是针对伤害而言的。
文人之间，多有互相攻击的言论，是否伤害，
要看论者所论是否成理，是道理之争，还是刻意毁灭对方。
(伤害论，本来源于我说 郭的问题不过是自诬，并没有诬蔑他人，伤害他人。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针对建国后郭沫若的媚上说而发的。而云横居士要把这个说法推至解放前的郭沈恩怨，所以有声明的必要。)
如果只看言辞是否具有攻击性和杀伤力，则鲁迅伤害了梁实秋，而沈从文也伤害了郭沫若：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纵横捭阖，激扬文字。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所有作家几乎都被他点评过。比如：《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闻一多的"死水"》、《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徐志摩的诗》、《论穆时英》、《由冰心到废名》和《学鲁迅》，还有对周作人、刘半农、焦菊隐、施垫存与罗黑芷以及丁玲和他比较喜欢的“京派”作家李健吾、萧乾、李广田、冯至，等等，都作出了及时的批评或赞扬。
在点评这些作家时，沈从文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例如，他在《论郭沫若》一文中就以嘲笑的
口气将郭沫若评定为“空虚”或“空洞”的作家：
“郭沫若可以是一个诗人，而那情绪，是诗的。
但是，创作是失败了。
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
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这是在1931年。郭对此一直没有什么反应，他第一次对沈从文出手，应该是
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他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将沈从文列为高唱与抗战无关论
的"清客"将施蛰存归为指责文学的贫困
的"自命不凡者"，认为他们都是当时新文艺运动中的逆流"，自己理所应当撰文与之作斗争。
不能说郭写这篇文章时，没有一点私人恩怨的痕迹，但是，沈在
1939年1月22日抗战正酣时在昆明《今日评论》发表《一般或特殊》，在该篇文章中指出，
当前一些作家“在朝在野服务什么机关的，也都只记着‘宣传’，不大肯分析宣传的意义。标语口号盛行时，什么标语口号能产生什么结果就不大明白。于是社会给这些东西定下一个名辞‘宣传品’……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这一点被左翼作家视为比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更毒”、“更阴险”。
这些话，现在来看，并不完全错误，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遭到批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不是郭一个人的看法，舆论是压倒性地反对沈从文，就连与沈颇为友好的老舍都表明了意见：
“说句老实话，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的味道。可是细心一想呢，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有些心肝。”这就象震灾来临，所有的文字都带点震灾八股，带点煽情，这个时候出来谈长期建设，不挨骂倒是怪事了。
1948年3月，郭第二次出手，在香港发表了 《斥反动文艺》，其中说道：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今天看来，这些话是粗暴了些，但是有几点必须要指出：
1 沈的这些话，不论出自谁的口，必然遭到郭的斥责，这是政治态度决定的。
而沈在当时的政治态度，并不只是郭所引用的那些只言片语所表现，据他的老友施蛰存回忆：
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说左翼作家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没有较好的作品。他们是以革命自诩的浮夸青年，不能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些转弯抹角的讥讽，当然使左翼作家会对他怀有敌意，因而把他目为反革命的作家。其实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柢，恐怕他还是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鲁迅对左翼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从文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鲁迅是从更左的立场上讲的，从文却从偏右的立场上讲了。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注解，有人解释说：
施蛰存有一篇文章曾经说过40年代因战乱就很少看到从文文章了，故他此篇所说沈先生参与编辑《战国策》虽是实情，但却不是全部的实情。沈先生与冯至等人参与了《战国策》的编辑但并不知道该刊出钱人的背景，况且他所发基本是文艺作品，所写政论文章恰恰却是反对陈铨所鼓吹的领袖崇拜一家独大的《论英雄崇拜》，后来察觉沈冯等人也就都退出了。沈先生参与《战国策》的编辑，实不能说成是政治污点，这里的详情且不论，但他自己的朋友在几十年后也这样看待，郭对他的态度自然可以理解。
2郭说沈是粉红色，今天的读者可能觉得有点过份，但在当时的文学界几乎是共识。
在此，给沈从文一顶「桃红色」的帽子，则失之简单，似有张冠李戴之嫌。可是，知道当年文坛对他有些小说之「黄」几乎达成共识，也就不以为怪。七十多年前，人们所界定的「黄」，比之当今前卫作者写床上、下半身，是小巫见大巫，要干净得多。可论事，总不能脱离历史。几十年对沈先生很了解、友好的巴金，香港曾刊出过他1989年11月27日的一段录音记录，说到沈从文，巴老说：「他的小说有的写男女的，我不大喜欢，他的很复杂，有些稿子可以看出写作时的感情复杂。」（注九）这里，对着录音，巴老说得含蓄、委婉。有次，他和我讲到同样的话题，也是同样委婉，措辞则有些变化：「那时都批评他『黄色』」。1993年3月在丁玲故乡举办她的国际研讨会，严家炎教授在当众的演讲中，是没转任何弯的说：「沈从文有的小说就是写得黄色！」抗战胜利后，跟沈从文一同住在中老胡同「北大」宿舍，并与他隔壁的冯至同志，同我讲到文坛一股贬损鲁迅，而扬沈从文的思潮时，平日沈稳、温和、话少的冯至，非常激动，他既对过去对沈从文不公正的情况讲来十分痛心，又对那些借此贬损鲁迅的怪事无比气愤。为此，讲到沈从文同周作人的关系很密切，沈是否受周作人的影响，因而对鲁迅的认识也有偏误时，他跟巴老词出一辙；是「成见」，是「根深蒂固的成见」。他看目前为这股思潮所制造舆论的先生们，绝对是些智商十分低下的蠢才，对有头脑的人，这只会与事愿违。他说：「我还不晓得他？复员回北平后，我们隔壁相邻了两年多，来往也不多，他们有他们的圈子，此公趣味不高，黄色！」先生去世后，有次和冯家大小姐说到此事，她说：「我爹对你可是什么都说，你再往外说就得罪人了！」现在的年轻人，也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就由他们去说吧！可是，好家伙，他们眼里，鲁迅都不行了，只剩沈从文、张爱玲成了中国新文学唯一的神了！就为这，不说它干嘛，现在又讲到鲁迅，正像冯先生所说，贬鲁是抬不了谁上去，为此，我反而将人家劝我不要往外说的话，从心里往外说了。3 此时三大战役还没进行，鹿死谁手尚非定数，郭的言论，如同斥责老蒋一样，都不是出于
对时局的功利判断。
4 郭说沈反动，看起来吓人，其实具体说下来时，将反动文艺分为红黄蓝白黑，沈不过是
粉红色。而朱光潜是蓝衣社的蓝，萧乾是鸦片的黑，要比这个判断严重得多，但并不能说
朱，萧后来的命运是郭造成的。对沈也一样，具体说来：
第一，
夏衍后来回忆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所以没有沈从文，主要原因不是郭沫若的脍炙人口的定性文章，实是沈参加了《战国策》的编辑。
第二
老舍建国后长期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1958年，文艺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设宴招待成百文艺界人士。沈从文也应邀参加。席间，周扬当众宣布：老舍同志工作很忙，准备请他多管一些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的工作，我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由于沈从文坚决推辞，这件事最后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作为全国文联领导的老舍当时应该在座，不知其当时心里在作何感想。不过，沈从文后来倒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1977年8月16日，他在一封家信中言及此事时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总结一下，郭对沈的抨击，从道理上来说，是在当时的正常范围，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并不对沈后来的命运负责。
重要的是，郭对沈的抨击全部都发生在建国前，这并没有影响任何人对他的评价。而在郭在非议的时代，郭无非自诬，并无诬人之举，更不要说对沈。
相反，要说郭和沈的接触，就是沈从文身边的王亚蓉女士说：
沈从文曾给她讲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郭沫若序言的来历，是有次宴会沈、郭邻座，谈起该书，郭主动提议写序；“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而有人肯定王说的一切，却只否定这一点，认为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居然由郭沫若作序，自然引起人们关注。胡文辉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偶记》一文指出，编着此书是周恩来作为政治交往所需布置下来的，“既是总理的意思，郭沫若自然立即出马”，且可能不知道该书具体由沈主事。“沈在《引言》和《后记》中无一言谈及郭序，其心事可知”。我是同意这一分析的。沈从文的《后记》、《再版后记》详细讲了成书经过，并感谢了有关人士；以他为人的善良，如果郭真有此善意、“歉意”，岂有再记恨不提之理。以为人善良则无记恨再不提之理，这就让人觉得好笑了。人非圣贤，不能以圣贤的标准要求沈，更不能以圣贤的水准来抬高沈：
报告完毕，听众外涌，老舍好嗓子，低沉又传远，叫道：“从文，一块走。”
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尽管那笑容——
不好形容，只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称的乡下人吧。
这段想必大伙都熟悉吧，老舍对沈的善良有证据吧。
而沈呢？
1972年7月1日在《复张宗和》的信中，他又一次提道：“老舍辈作全国作协副主席，从不正视自己责任……不注意到全国作家如何培养问题……汪曾祺在他手下便作了十年小伙计，老舍就从不注意到汪写的短篇，比他还好得多！”[23]在沈从文看来，老舍作为作协领导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责任，不重视对像汪曾祺这样的青年作家的培养，并且他认为，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要比老舍写的“好得多”。这确实是一个大胆而新异的看法。不过，沈从文在该封信中只点名批评了老舍与丁玲，而对真正领导和负责作协工作的周扬和茅盾等，却避而不谈，内中缘由也许就在于这两位都已倒台，一个早已“畏罪自杀”，一个已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
补充：
郭对沈的评价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并无出格，
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其中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他的长子、当时只有14岁的沈龙朱半个多世纪后仍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夏榆《100岁的沈从文》，《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粉红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连沈的长子都这样看。有人可能会说沈的长子当时年纪小，不懂得厉害，其实，沈在1958年尚有机会出任北京文联主席。可见郭的说法对他的前途并无什么大的影响。
以鲁迅的定性来整人有过，以郭的定性来整人则没有过。
家园 这样写就略有问题了。 郭沫若说沈从文是“反动文艺”中的粉红色代表，这个影响很大，表现在是下面的红色部分，而不是他当时14岁儿子的回忆。用沈从文14岁儿子的话来掩饰，是有问题的，因为丁兄在拿1958年沈可能有机会做北京文联主席的例子来证明时，显然忽略了当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沈从文由于压力过大，企图自杀的例子。这两个例子，和郭文发表前后时间长短的区别，以及影响的大小都是显而易见的。
“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其中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他的长子、当时只有14岁的沈龙朱半个多世纪后仍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家园 关于郭沈一事刀笔吏之一例证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同时留下的还有他的朋友杨振声、朱光潜、梁思成、金岳霖等教授。沈从文此时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游离于两个政党之间的自由主义作家。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结局，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实际上也预示了整整一代旧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在沈从文做出预测的同时，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战文艺丛刊》登载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
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同期的《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原来，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就写过一篇散文《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刊》上。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故居的“古朴”和熊“人格的朴素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的是，1949年3月，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人指使学生们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重抄成大字报，并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
“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语。
“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考古学家史树青教授也证实：“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从红字标注的地方来看，读者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解放军兵临城下，郭沫若公开定性，进而沈从文自杀。
当然是郭把沈逼死的。
而事实呢，郭的文章发表在48年3月，其时鹿死谁手尚是未定之数，而沈的自杀，已在郭文发表一年之后。
说郭逼死的太牵强，其实沈从文的确脆弱胆小，受了惊吓，而家里的人并不和他同感，大家都积极迎接新社会的到来，他完全
被孤立了，这才是他自杀的原因。
家园 沈企图自杀，主要是他个人的责任 即使在家人朋友间，他亦陷入孤独。“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40多年后夫人张兆和回忆说。而在次子沈虎雏的回忆中，“（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如果要说压力，蓝黑的压力显然更大，但他们有自杀的企图吗？
郭的评论自然是个诱因，但郭显然主观上没有这个意思，而沈的反应也超出了普通的程度。
在1949年解放以前，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政治见解，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他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分居，只有到每天晚上，他才能回家去吃饭，走之前，还要带着第二天的早饭和中饭。沈从文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在家庭上又遭到了自己结发妻子和儿子的拒绝。这种状态，对原本就很脆弱的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沈从文的精神开始出现了问题。他好几次选择了自杀，幸而并未自杀成功。沈从文在精神崩溃的时候，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这些，不该归咎于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