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学中的逻辑学和哲学：从庐山会议谈起（下） -- 九霄环珮

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社会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

－马克思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这就是说，我们讨论问题，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共识，如果您否定这一点，那么这篇文章您就不需要读了。谈到这个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它说的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换句话说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所谓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唯物主义。有些人也是肯定这个说法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未必真正地遵循它。

比如说，在讨论庐山会议时，如果我们强调的是毛泽东的心理动机怎样决定了会议的走向，或者，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彭德怀的性格怎样决定了会议的走向，那么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历史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既然说到这里，我需要做一个说明，我的这些言论是发表在社会已经比较开明宽容的今天，我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个人，虽然知情的人会联想到某个具体的人，但是，我相信我这样的言论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实质性的危害。而且，我的措辞也是保守的，我没有持断定的批判态度，而是做一个有所保留的提醒。我写这个系列，并不意图和某个人论战，争个是非曲直，我年纪也不小了，我不想做这样无意义的事情。所以在中篇，我讲了贝叶斯推断，我希望在讲庐山会议的时候能够跳出庐山会议这个具体的政治事件，讲一些可能对大家真正有所启发的知识，所以在中篇，我主要讲了逻辑学，具体地说是贝叶斯推断这个形式科学理论在历史学中可能的运用。在下篇，我提到哲学，具体地说，历史学所要遵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历史唯心主义主张精神、意识是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的最终原因。它的最本质的特点是，对于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了唯心主义的回答，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您也许会问，人的任何言论，包括行为，不都是先有个意识吗？比如先有个想法，再发表言论；或者先有个动机，再做出某个行为。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意识对存在的作用，但是两者之间，存在是决定性的，是第一位的，存在决定意识是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应该着重强调的，而不应该着重强调它的反面：“意识决定存在”——那是唯心主义。通俗地说，你有个什么想法，那是在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人有什么性格，也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Sociobiology强调基因的作用，但基因也是客观存在而不是意识）；再说，坏脾气也不是天天发作，发作的原因无非也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列宁曾经指出历史唯心主义的两个最主要的缺陷：“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我认为列宁的观点是深刻的，值得仔细地思考其中的道理，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回到庐山会议这个具体问题，强调毛泽东的思想动机对会议的走向的影响，至少是一种肤浅的历史分析而没有触及历史的深层内涵和本质规律。同样，强调彭德怀的性格对会议的走向的影响，同样至少也是一种肤浅的历史分析。这样的历史分析，会把我们带入到毛泽东和彭德怀他们个人的主观世界，而错失对客观的社会存在的全面的和深入的研究。相对这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历史分析角度，我们在分析庐山会议时，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原则：

（一）我们应当重视客观存在的资料，比如会议文件，各个人物发表的讲话，无法获取的东西只能存疑。

（二）我们不应当只盯着有限的几个领导人的言行，而应当注意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状态。

（三）我们应当重视矛盾分析的方法，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四）我们应当重视会议之外的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外交的现实情况。

（五）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面对失误，正确对待失误。

关于第一条，最重要的无非是彭的信，张的发言，毛的发言，和会议决议，当然还有庐山会议以后的资料。比如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的资料。应该注意到有许多资料无法获取，这样许多结论就不能轻易得出判断！我下面的谈论都基于已有的完全可信的材料，对于有疑问的材料我没有采用，但是即使是有限的材料，未必不能看出门道。我希望大家在阅读的时候留意我的思考逻辑，我欢迎大家的批评！

关于第二条，我们应当注意到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长篇发言的一段，提到人民群众还是拥护共产党的，人民群众的热情很高，不适宜泼冷水，应当劝说等等。这个意思是说，当时的国情就是那个样子的，当时处于类似现在的经济过热状态，但是程度要高得多，过热是整体性，不是某一个两个人的事情，是全国范围内从高官到百姓，全国上下热情都过高，除了少数或极少数例外。

关于第三条，我们应当思考庐山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重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是什么，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矛盾的反映，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私人恩怨的反映！这个社会矛盾，我觉得套用彭德怀的一句话似乎比较合适。他在信中的原话是：“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 状”。这就点出一个重要的社会基本矛盾，即中国在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同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矛盾。（联想一下，改革开放时期政治课上总结的社会基本矛盾是什么：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基本矛盾解释了为什么全国上下都在发热，包括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仅是人民的一个分子，他在大跃进期间的发热和广大群众的发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该承认，彭德怀在此期间对问题、缺点的认识比其他人要相对深入一些。他的信的内容和他的性格也同时都有值得被人议论的地方，比如他在信上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种字眼就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他的性格也确实是具有耿介的特性。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他被处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在全国上下的发热中是少数派，也许是极少数派。从本质上说，彭被处理，不是由于某一个两个个人引起的结果，是社会引起的结果，只有在这个层次考虑问题，才能真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真正把握历史规律，从而找到值得吸取的教训！

关于第四条，我们要注意到彭的信不是孤立的，党内方面，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等人或多或少观点是相似的。同时，应当注意到基层和地方上的动摇派／中间派（毛泽东语，请注意七月二十七日毛批示印发几个材料）。最后，在此期间，国际上不仅资本主义国家攻击中国，苏联的赫鲁晓夫也在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一个似乎需要注意的是庐山会议不久前彭出访东欧。这里的要点是，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并非源于彭德怀个人上的问题，套用一句88事件的话说，这事有个国内的小气候和国外的大气候。如果彭德怀只是一个人发表的批评的观点，而没有党内上下和国际上的有形无形的呼应，那么结果可能就不同了，但是，虽然彭是少数派，或者是极少数派，但到底形成了一派，虽然没有凭据说这一派有什么真正的阴谋活动，这一派和主流在方向上有一定的差异。翻开共产党的历史，当党内出现方向或路线之争时，总要有人靠边站！这种政党组织形式，我的理解，是（也许不仅仅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未必是毛泽东一人独断决策的结果，而很可能是政治局集体决策的结果。我还想强调，不要总是想着某一个人两个人的心理，行为等等，要思考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在这种层次上考虑问题！

关于第五条，我们无法回避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甚至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大跃进以来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可否认共产党执政存在不少失误之处，我们应该首先承认失误，然后正确对待失误。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有他的责任，但他承认了自己的失误，他也是最早纠正大跃进工作中错误的。他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中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后来在62年七千人大会也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目的是全党的层次深入认识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我认为这算是给人民一个交代了，这说明共产党在这一段时间并不是死不认错的。

在看到这些失误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大跃进期间并不是漆黑一团，建设也取得的重大的成就——看问题就得全面而不能片面。也应该承认，人类的任何进步，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错误，难道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错误？种族歧视不是错误？经济危机不是错误？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美国现如今还有许多人吃不饱，据说有三千万人口。每年我所在美国的工作单位都要动员捐钱捐物救济贫困。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在刚刚建立国家期间一两次失误就不能理解？就不能宽容？

最后，回顾一下我的文章，在我的文章里，你看不到故事，看不到个人的心理动机，看不到个人的性格分析，看不到对任何个人的诋毁、攻击和侮辱，你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状态和行为，一个政党的思维。我个人相信我的分析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历史虽然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我把它看作一个民族不断追求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让我引用一段毛泽东的实践论作为这个系列文章的总结：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

• 马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