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年庐山 （十九）表态和站队 -- 史文恭
家园 那年庐山 （十九）表态和站队 在东哥传达了要“要划清界限”之后，庐山的其他与会者明白了一点。----现在的会议主题已经变了。-----此时，会议的目的已经不是讨论大跃进的得失，而是一个对东哥和彭总两个阵营的投票。------考虑到这两个阵营的力量是如此悬殊，因此，对这个投票的确切定义应该是，与会的TG高干们必须向东哥和中央表面自己的立场。----而且，东哥在26日向大会公开的著名的对李云仲来信的批语，在赞扬了李云仲敢于直接给他上书直陈大跃进的谬误的勇气后，将该信定性为一个“右倾思想”的代表，并向大会指出，“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警告中立的与会者：“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所以，整个会议的面貌转变了。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同一个人的发言在7月26日前后发生了质的改变，一个例子：
“谭震林在第五组，26 日黄克诚检讨之后，他接着发言。.....最后谈到，心头还有点火气，并非检讨不诚恳，就是因为彭德怀的那封信。“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些谁都是无法否定的。
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也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一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一切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在将来再作出的成绩。“
两天之后，谭震林在压力之下，不得不收回他讲的这番话。而且说：“我看他（彭总）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廷（脑后有反骨）。”（这里我们可以猜测，谭震林的改变是否是因为据权延赤所说的彭总于26日晚所说的“操回二十天”引起的矛盾激化。）
同样的，后来上山的王震，本是抱着对大跃进胡闹的一肚子火上山，准备狠狠放炮纠左的，---但还好，王胡子一上山，贺老总及时地教育了他，所以他后来的发言就是：“彭德怀是有功劳的，在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时期，他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承认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既然是表态，那么发言的力度，或者驳斥“右倾“一派的力度，显然是和发言者所表现出的忠心成正比的。------因此，彭总，黄大将，洛甫，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田在会前去四川调查中发现李井泉的浮夸和一手遮天，因此李对田很愤怒），乃至一些彭总意见的附和者，如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计委的贾拓夫，和被宋任穷拉上山的万毅中将等等，---统统受到了他们的同志们“热烈的”批评。摘引一段：7月27日小组会，罗瑞卿插话：“李锐同志曾向我们——在座的有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刘建勋、周小舟、周惠、李锐和我——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今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所有制问题，如果不是毛主席而是别人提出来，会不会戴右倾帽子？李锐同志这样提出问题不知是什么意思？据我看，李锐在会议前一阶段表示了很多错误观点，而且发展到了相当狂妄。”
而且，批评者的目光转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那就是他们把七月二十三日晚，彭总，黄大将，周小舟，周惠，李锐的夜会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种小组织活动。------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罪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是单独的，个人的意见，即使意见非常背离中央的方向，但还只能是“思想”上的错误。----然而，几个人一起交流“反党”的思想，---这就是一种“行动”了。-------因此，这是“图谋”和“实施”的区别。-------于是，对于彭总一方是否有小组织活动的争论（辩护和追究），就成了一个非常敏感也非常激烈的拉锯战，----也成了彭总一方的底裤所在。------尤其是，7月23日到29日之间，田家英来到李锐的住处特意通报，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李锐通知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李锐，问过总理，没有他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通报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房间时，林克（英文秘书）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这些内幕消息象惊雷，一个又一个在彭总方的阵线炸响，在这种压力下，周小舟因为从没有经历过如此党内斗争的场面。曾和李锐谈过，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说，不如‘出家“。（这几个人中，彭总，黄大将，洛甫等都是被党内斗争狠狠斗过的，周惠在抗日里经历了八路军总部被日寇合围，左权将军殉国这样的生死关头，所以意志也非常坚定，----李锐更惨，在延安整风中，他的夫人被组织派人教育帮助时，和教育者红杏出墙。---所以，就数周小舟没经历过风雨。）---而同样是因为这个压力，
有一个人企图通过玩弄小聪明来过关，他准备给东哥写一封信来说明他所知道的7月23日夜会的情况，----当然，他撒谎了，所以事实上，他埋下的是一个最终使他们定罪的定时炸弹，----这个人，就是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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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云仲的信。
李云仲是当时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由于坚持真理，反对当时计委（李富春领导）的乱搞），写信时已经被下放到东北协作区任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给东哥的上书共两万多字，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大跃进的胡闹和错误。（俺把他的全文引在后面，便于不了解当时大跃进的错误有多大的同学参考。）-------东哥以李云仲的信为契机，在26日发动了“反右倾”，这个上面已经提了。但虽然东哥对李云仲信的内容，评价为“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同时他的确赞扬了李云仲敢于给中央写信的勇气和责任感。------“他不稳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东哥的这个评语是散发给庐山与会的高干们的。-----但我们可知道，他对李云仲的评论根本就没有通知李本人，对李的处分是“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长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直到1988年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出版，李云仲才知道了自己的信对他命运的巨大影响。----好了，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我们是否会思索一点，---那就是东哥对李云仲个人行为的欣赏，为什么根本就没有得到执行层面的贯彻呢？
2， 田家英的报信
田家英，曾经是东哥最宠爱的秘书之一。------因此，他在庐山会议间的这种通风报信行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在会议早期，他是坚定的纠左者，在会议转为反右倾之后，他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起初，他还倔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等到后来彭总方崩溃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时，他的一些评论东哥的，负面的私房话被泄露和公开。-----所以，后来田家英是痛哭流涕地跑到东哥面前检讨---------在私人的层面，东哥有一付继承于母亲的非常善良的柔肠，虽然他事实上面临着因田家英对他的负面评论公开后，带来的个人印象的损害和亲信叛变造成的其威信巨大损失，但东哥依然还是原谅了田家英。-------最后，在庐山会议后的几个月后，最终田家英通过了组织对他在庐山行为的审查。----田的庆祝方式是，（据吴冷西回忆），“进了房门后，田手舞足蹈，猫身在地板翻了一个筋斗，大声说：“主席还是了解我们的。”---------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抄家，第二天，他含冤自杀。时年44岁。
3， 东哥此时的想法
7月23日到29日之间，田家英给李锐的报信里，特意通报，：“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关键字在“反党”，说明了东哥的定性。-----而且，周小舟已经在内，那么彭总当然是集团的领导者了。--------做为佐证，童小鹏的回忆录里《风雨四十年》写到：7月30日，他听到周公向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书记处同志打招呼是，说清楚了东哥的想法。周公说：“（政治局）常委考虑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是，有两种办法：一是就事论事，只批他的《意见书》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错误；一是连他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起清算。主席主张后一种办法。”-------俺引这一段的目的在于，这段记载其实很清楚地透露了在庐山上，哪两位才是真正的男主角。-----有一些同学把东哥在两天后8月1日“我66 岁，你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的一句话做为凭据，完全忽视东哥在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所批判彭总的大量发言，仅仅拿着一句话来推测东哥批判彭总的原因是“很多同志有此顾虑。”-----俺觉得上面童小鹏回忆录里面，周公7月30日的话，已经非常好地说明了历史的真相。------一条简单的史实记载有时候可以胜过很多复杂的逻辑学理论，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正是因为如此，俺在这个系列的开篇和中间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彭总的个人性格以及他和东哥的爱恨纠缠。----因为，没有这个背景，庐山会议的冲突烈度是不会那么痛烈的。
相关链接：史文恭:【原创】那年庐山 （一）
史文恭:那年庐山(十八)“对事，也要对人”和“操回二十天娘"
关键词(Tags): #庐山会议， 通宝推：匿名：1
本帖一共被 5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把马屁拍到实处，把支持落到实处，把鲜花插到实处 史师兄已有的大作，都很好看。这篇那年庐山，尤其好看，好就好在：
1.
有料--大量闻所未闻的史实细节，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实事都有来历。有网友说，史师兄的文章“见小”，我认为，是扎实。不能因为您相信“物质无限可分”，就说研究夸克"小"吧? 又有网友说：李锐与李志绥的说辞不可信；我认为，李锐的证词很可靠。陈官人 评李锐“小”，胡乔木“大”，大概是李器小而且呆；我却发现，“大”们往往不说实话，，盖"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也，唯“呆”而且“小”的，倒老实。而李志绥的书，虽然七虚三实，但这“三实”，只要慎思明辨，也未尝不可拿来做旁证；而史师兄唯一一处引李医生，还是拿来与旁人之词对证的，并且没有做结论。凡说“李志绥的话也听，文章可以不看了”的，你们若不是看得粗俗，就是有意混淆视听。2.
条理--系统的证据链、时间表，详实有力地支持了人物性格解读，心理分析。最好的文章，是先给出故事，抽剥出脉络，而后下结论；这种从事实推结论的办法，需要阅读海量文章，并且加以总结归纳，是不容易的，但我认为，这样写更合乎逻辑，更有说服力。另一路文章，是先提出看法，后找零散事证，当然是找“有利”的证据说话，容易导致证据凌乱、不成系统。Google大仙出山后，这样写作的难度降低了，但有可以成一家之言，或者也开了读者眼界。再次一等的文章，是言不及义，东拉西扯，冷不丁抛出一反问句，再冷不丁抛出一句感情诉求，再冷不丁抛出一句人身攻击。史师兄的文章，是第一类文章中的佳作，与其他路数的文章运行在不同的轨道上。3.
可人--文字好，词句好，节奏也好，加上文笔幽默，世情洞明，十分难得。读史师兄的文章，如饮新酿，如晤旧友，不觉自醉。陈官人也冷静，是另一种风情--轻裘快马，刀气袭人，我十分服气，但不太喜欢，觉得忒酷了，根本不留我等置喙之余地。（不过我还是觉得陈对李锐的评价刻薄了。知识分子总不如政治家能干成事，但左盟主与岳掌门也总不比曲洋与刘正风大。） 尤其史师兄保持了良好的风度和开放的心态，愿意与听众对话，并准备好了修证自己的观点。研究历史，探求真相，总要把自己剥离出来，做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史师兄像是一位充满了好奇心的旁观者。这样的人讲述的历史，比充满的感情的文章更有价值。恕我直言，仅论这一点的话，九环前辈感情诉求多了些，最近一次发言尤其不好.
--我辈唯恐的，是文章不多；您给来了个“不清楚地，就别多说了”，这叫什么话？我虽然不看好您的《历史学中的逻辑学和哲学：从庐山会议谈起》（杂、空、感情诉求多... 我实话实说...不要打我...）,但巴不得您在多写一些，也是我等看客之福。马屁拍完，说说晚辈一些小小的希望。史师兄近来分散了一些精力与网友论战，《那年庐山》的正文水准，稍稍不及前面章节了，火气也稍稍冒出来写了。万望您把精力集中回来，保持您一贯的水准，早日完成这部大作，则我辈幸甚。
家园 关于李医生 如果真像你说的
而李志绥的书，虽然七虚三实，但这“三实”，只要慎思明辨，也未尝不可拿来做旁证你又怎么知道哪三分是实呢？即使书中和别人说的一样，你有怎么知道不是编者在抄袭别人呢（比如李锐）? Wiki中文说“中文版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据称，回忆录的原稿为中文版，后由蓝灯书屋翻译为英文版，再由英文版翻译为中文版，而英文版较中文版有所不同，而中文版却没有，所以削弱该书可信程度。”，这个中文版的回忆录中关键之处倒底有多少是李的原意，谁又知道？李的书用作旁证，其实毫无正面作用。- 复 关于李医生
家园 晚生说过了， “只要慎思明辨“ 举两个我信的例子：
1。某年访苏，我中华代表团下榻旅馆丢了很不起眼的东西，大约是肥皂香水之类。叶子龙大动干戈，调查了陪同访苏的工作人员，还搜查了他们私人行李，终未破案。太祖闻之，不悦：“其侪藏之，不欲使其知也，何必非要查到？”
2。太祖薨，李郎中不胜战兢，度终不免，殉之者，必江氏。 殊不知发难于当堂，欲至李于死地者，乃许和尚也！
家园 慎思明辨依赖于个人，主观性很强 包括你举的两个例子，你相信是史实，但可能很多人不相信。由于论辩者需要说服旁观者，其证据就要是大多数不太了解背景的人能相信的东西；现在你从一本“七虚三实”没有多少公信力的书中引用几句话，哪怕说的是事实，恐怕还是不能让人信服。
家园 俺来说明一下，比如俺有李医生在东哥去世后 向中央汇报江青干扰治疗的手稿照片。。象这样的例子，俺是敢采信的。
而迄今为止，俺的系列里也只引用了李医生一个证词，这也是做为对李银桥的旁证放进来的。----并没有其他的引用。
所以，目前看来，还是没有问题的
家园 教头的文章一向耐看 基本篇篇花之。不过我觉得用李医生的证词没什么好处。你说的唯一一处应该是下面一段
还有一个是李银桥和李志绥的回忆：“散会后，领导同志们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同志坐最后排，所以出 去的最早。毛泽东走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经走远。（见史文恭:【原创】那年庐山（十五）千古名文）但问题是李医生的那本书一个让人诟病之处就是东拼西凑，有许多地方是抄来的：就拿你引得一段来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抄的李银桥的回忆记录（BTW：那段话最早应出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吧？）李的那本书，按我们老祖宗的说法叫“秽史”，还是不要用作证据为好。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身后跟了几位中央首长。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坡上走来。大约是丢下什么东西了吧？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
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892764
彭德怀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很凶，声音很大：“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很客气：“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许多中央首长都在场，都看到这个场面。事实是不欢而散。”---------见李银桥的回忆见权延赤的《领袖泪》，《周惠与庐山会议》，李志绥在他臭名昭著的作品，以及美国拍的《China:A century of Revolution》里面亲口说自己看到这一场面。
俺再补充一点，据权延赤文章：当时在场的有陶铸，柯庆施，彭真等，罗大将正在路边小便，彭总一吼，把他吓一跳。---------俺的意思是，李银桥的回忆应该是有不少旁观者的。---虽然现在还在的，似乎只有李银桥一人了。------但李志绥跑到美国后还是讲得和李银桥一样。
家园 是这样子的。。俺看过林克，徐涛，吴旭君的 《历史的真实》--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所以，是打过免疫针的。
--本来也的确不想引李的例子，因为此人跑到外国，为了金钱写宣传材料攻击故主，这种做法直接显示了他的人格之卑下。---但所引的这段，因为也是庐山会议的关键处，而李医生的证词，有利于东哥一方，而且，他在美国纪录片《中国革命》里说这段时，已经身在美国，所以没有看出他特别在大洋彼岸和李银桥遥相呼应的意图，故引在此处，为大家备考。也把林克对李医生的这段评述放在这里：
（
四）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两件事1、毛彭“冲突”一是所谓彭德怀拒绝与毛泽东谈话。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详细讲述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情况，似乎他就在现场。其实，李志绥作为一名保健医生，虽然跟着上了山，却根本参加不了会议。当时他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所知甚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参加过庐山会议的人，写了不少有关这次会议的回忆材料，有关方面也公布了一些档案。李志绥的“回忆录”利用了这些材料，由于他们真假不辨，连有些不实的材料也照抄过来。书中关于彭德怀拒绝同毛谈话的叙述，就是其中一例。
李志绥称：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私下去和毛谈过一次话，并当面顶了起来”。“散会时，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礼堂，向山坡下行走，这时彭又向山坡走过来。毛立住脚说：‘彭老总，我们再谈谈。’彭红着脸，右臂在头上一甩，大声说：‘现在还有什么好谈的，不谈了。’毛又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可以交换意见嘛。’彭匆匆走过，说：‘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李志绥的这段“回忆”，是抄别人的，只是改了一些字。经核实，这段回忆并不准确。这次会后，彭德怀确实同毛泽东匆匆谈了几句话，但是没有顶嘴，更没有拒绝同毛谈话。我倒是参加了庐山会议的。散会后，我正走在毛泽东后边，那时周围的人很多，”我只听见他们简单交谈了几句话，并没有见他们之间发生争吵。
据《彭德怀传》说：彭德怀“出了会场走出不远，周恩来派人追来，请他去开会。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力量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这个记载，主要是根据彭德怀当年写的庐山笔记。其中写道：“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参考的， 是否有参考价值， 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三十余年患难相处，我七月十四日的信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也可以先找我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着重号是我加的。--林克）
李锐也是这次彭毛碰面的目击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散会后，我们离开小会场不远，回头看见彭德怀挡着毛泽东在说话。（后来知道，是彭德怀申明，这封信只是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没有准备印发给大家。）”
据高智前不久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主席要我听听大会，我一进会场，看到一位同志正在大声批判彭德怀，讲到长征期间的一些事。我听了一会就离开会场，回来报告了主席。大概过了两三天，彭总打电话说要见主席。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啊，请他来。这天上午，彭总来到主席的住处，我带他进去。一见面，彭总还向主席问好。起初，我还有些担心，在门口坐了五六分钟，一直听不到房间里高声说话，就放心地走开了。这是开始批判彭总不。几天发生的事。”
这些材料都说明，彭德怀尽管对毛的讲话有意见，但是并没有拒绝同毛谈话。至于李志绥所说七月二十三日全体会议之前彭曾私下和毛谈话，当面顶了起来，更是道听途说的事。
史注：林克的看法，毛彭吵架是没有的事儿，李志绥是“是抄别人的”，也就是“李银桥”的回忆。---这也有可能，----也就是说，李医生为了增加他书的可信度，塞进了很多其他人回忆录里的东西。（李的书，一般认为，是有捉刀人在后的。）----所以俺原来对李的话也不是太在乎，但看到李本人在录像片里侃侃而谈，（不像是念着别人给的稿子的样子，
），再说，他所提供的这段，是明显地对东哥有利的。因此还是俺觉得引上是必要的。---而且李银桥多次对权延赤重申这段。（权延赤也声称，不止李银桥一个，其他卫士都曾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彭总自述对庐山会议的描述也是有问题的。总之，这并不是定论，但俺希望可以在俺的帖子里为大家呈现俺所知道的东西。
frnkl兄一向很冷静，思考很清晰，俺一直能感受到的。所以把这些细节给您看一下。
家园 您说的对。要说服不太了解背景的人的别人确实难。 改正我的看法：
如果史师兄是来辩论，是要说服不太了解背景的旁观者，那么提到李医生确实不加分。
家园 人民日报有元旦社论，也有文艺副刊。但用社论文笔写副刊…… 家园 无关大小，只关乎论据。 黎澍不算大人物，是李锐的朋友。
然而黎澍被批一事，李锐将关键移至不重要处略言而过。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6月3日的《人民日报》就刊有整版批判黎澍的文章。他被指责为“资产阶级霸占史学阵地”的“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注：这属于学界派系之争，今日尚有。）“文革”前那几年，黎澍认为教条主义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应教条，历史的丰富内容不见了，剩下的是说明教条的一些简单的事实，而且往往还是靠不住的。这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以致惊呼出现了史学危机。这是对教条主义历史学的一种抗议，历史学界争论的这个核心问题，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理解。黎澍认为，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农民战争，还有民族战争，权力斗争，种姓斗争等等。（注：黎澍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不高。对义和团的评价也不高，对“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更乏认同。他自然不理解毛公此说的用意。），一概称做阶级斗争，太简单化了。以马恩这句话，将中国古代史理解为农民战争史不对，将中国近代史理解为一部革命史也不对。黎澍批评了《联共（布）党史》的错误观点，即历史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所创造，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黎澍问道：既然如此，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以前有没有历史呢？在阶级消灭以后有没有历史呢？（注：李锐在描述这一事件时，有捡有利的说的倾向。另外，还更有自我发挥。读黎澍原著，大约才有感觉）当年史学界的争论情况，黎澍的角色和所起作用，我全不清楚。（注：全不清楚，为何上文刚刚讲了如许多？不清楚还要讲，可见不慎重。其实这是遁语）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这时遥望北国，真是鱼书欲寄何由达，水恶山穷处处同。（注：自我投射。）在文章很久很久之后，李锐才提到黎澍当年被批的关键：
《再思集》最后一篇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命题，提出空前的质疑；无论从古代到现代，从历史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他都认为这两个命题不恰当，很难说得通，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赞成的与部分赞成的、怀疑的与反对的都有。（注：将黎澍被批的关键，移到此处，有移花接木之嫌。）目前这场论战尚未结束（注：此语加重遮掩前几句）这种叙述的艺术值得警惕。
黎澍并不是中国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李锐的朋友，他尚且如此，不惜移花接木、遁语、避重就轻……；那么在关涉影响自己一生的事件时——李锐所说的话——其有效性需要读者慎重考虑。
别的我不说了。真相只有一个。只不过绝不是现下允许写出的那一个。
河里不少明白人清楚。
譬如说老土豆……只不过很多人懒得自己看史料而已。
真想去看，文革研究网有不少原始资料，——国外的敬请一观。
国内的，自己努力想办法吧。
建国后历史事件根本是一环扣一环，一通百通。不通，——那就没办法了。
郜元宝：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些话（当然，他悲愤了点）
【8 也许只是一个“无”
总有人惋惜，对文革那样的历史，竟然至今未见丰富而深刻的反思。
也总有人预言，说这样的反思终究会有，只不过禁锢太严，时辰未到。
惋惜者和预言家都认定理想的反思曾有，已有，会有，就像种子埋在地下，条件成熟就破土而出；又如财宝藏在暗中，强敌退去，便可堂皇地归于物主。
但都没有想到：该说的，能说的，都已说出；该说、能说而不让说的，也已在闲言碎语中泄露无遗。】
看见的看不见的，随各家本领了。
……
关键词(Tags): #解读，家园 谨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