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来说说邓小平的功过 -- 达雅

邓小平的第五大过失，是搞了个“韬光养晦”。这事影响极坏，虽然邓小平本人的责任并不大。

先说影响。“韬光养晦”搞了二十年，在外交战线乃至整个对外斗争领域造成的非常严重的后果。简单地说，就是把毛泽东领导人民建立起来的革命英雄主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精神，给彻底毁掉了。在“韬光养晦”的幌子下，以朱镕基、龙永图、吴建民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大行其道，总理到美国“消气”、国务委员向美方“汇报”这种拿敌人当上级的怪事一次又一次发生。“韬光养晦”实践中被投降主义分子当成了护身符，无论他们怎么无能、怎么投降，总能搬出“韬光养晦”来为自己辩护；同时，“韬光养晦”也是他们的尚方宝剑，任何人只要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想法，马上“反对韬光养晦”的大帽子就扣下来了，然后就是毫不留情地修理。更严重的，在“韬光养晦”的旗号下面，全国上下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思想被搞乱了，很多人想都不敢想去和外敌做斗争，任何时候都是条件不足“弱国无外交”，永远都是“等中国将来强大了怎样怎样”，从来不会明白强大是坚决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韬光养晦”，中国这十几二十年的对外斗争，除了江泽民在香港回归上的讲话，就没办过让我扬眉吐气的事。未来十年会不会有难说。“韬光养晦”打断了新中国对外斗争的脊梁。

但是呢，“韬光养晦”这件事，邓小平本人的责任并不大。事实上，很多年后，“韬光养晦”很可能会成为一桩“庐山会议”似的历史公案，因为邓小平并没有一个关于“韬光养晦”的全面论述，没有讲过他心中的“韬光养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政策要怎样执行。例如，目前一般认为1990年12月24日的《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外链出处

是“韬光养晦”政策的主要文献，但这篇讲话中并未提到“韬光养晦”字样，只是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而不当头和韬光养晦，尤其是后来搞的投降主义“韬光养晦”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如果很多年以后我的观点成为主流观点，“韬光养晦”被认为是个大错误，那为邓小平辩护的人就可以说，邓小平其实根本没想搞这样的“韬光养晦”嘛。

我认为这就是“韬光养晦”的真实情况。邓小平给江泽民他们面授机宜的时候，即便是写了“韬光养晦”几个字，他所设想的，也和后来搞的根本不一样。邓小平要是看到他们搞的那一套，可能要大喝一声立即将当事人拿下的。但是呢，邓小平不在了，那么“韬光养晦”就人人都可以讲两句了，反正邓小平又不会跳出来说他讲得不对。于是吴建民这样的就可以拿“韬光养晦”给自己的投降行为辩护了。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真韬光养晦还是假韬光养晦的问题。邓小平搞的是真韬光养晦，实力不足的时候收缩一下，不要冲在前面当靶子。等实力充足了，那怎么搞就是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而投降主义分子搞的是假韬光养晦，他们就想着怎么卖国给自己换好处了，根本没想着怎么努力早日实现实力充足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那一天。这就是他们和邓小平的本质区别。事实上，“韬光养晦”这种事情，打死是不能说的，刘秀在老哥死后、刘备在许昌菜地里要是大喊“我韬光养晦呢”，第二天就被砍了。而中国的“韬光养晦”被喊得满世界都知道，这还能是韬光养晦么。

邓小平这个数量级的，死后被人折腾是免不了的。总会有人拿着他的只言片语，扯虎皮当大旗，说我干啥啥啥那是执行小平同志既定政策。于是很多本来邓小平反对的事，就在“邓小平”的旗号下给办了，当事人拿了实际的利益，而邓小平则给他们背黑锅。不过这也属于活该，谁叫你邓小平用他们的？！

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搞清楚，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是真韬光养晦。那篇著名的《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是这样结尾的：

哼哼，“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这才是老邓的真实想法。而那些天天将“韬光养晦”挂嘴上的，只怕想到这一句话，腿肚子就要打抖吧。

邓小平的第五个大功劳，是在任内重视制度建设，开始完善TG的这一套制度。当然这东西好处总是伴随着坏处，因为制度完善的过程就是僵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文明周期论从新生走向成熟最后朽烂的过程。但你总不能说我因为不要朽烂所以不成熟最好，那也不行。就象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是你不能害怕长大。

“完善制度”其实是整个二代集体的共识，事实上老毛也很重视制度，可能比老邓还重视。但是整个一代集体重视制度的程度远远不如二代集体，不是老毛一个人就能决定的。例如刘少奇就很不鸟资产阶级法权，这当然有先进的一面，但是实践中刘少奇搞起来也很厉害，不怎么把制度当回事，基本是制度对我有利就用制度，我不想受制度约束就扔太平洋里去。一度搞得老毛要一手党章一手宪法保卫自己去开会的权利。而林彪也是认为好人打坏人白打，也不打算搞什么保护人不挨打的制度，所以林彪死后老毛号召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不打人骂人”。

经过“文革”的大折腾，老邓他们明白了，得搞制度。制度这玩意其实是社会的协议，折腾一大圈以后明白没协议玩不转了，得有协议。于是开始搞制度建设，比如说各级领导的退休制度，以及各种法律法规。基本上我们今天生活的中国，大的制度是老毛定的，例如党的领导，一夫一妻，人民代表大会制；次一点的制度例如干部退休啊，刑法刑事诉讼法啊，这都是邓小平时期搞的。基本上到邓小平去世，中国的制度基本齐备了。再后面就是小修小补了。

当然了，我对老邓搞的制度也不是没有批评的，我是毛左么。老邓搞的制度基本是资产阶级法权，层级比较低。事实上老毛在“文革”后期其实也是建立了一套制度的，而且运转良好效率极高，县级领导每年都要体力劳动一百天以上，哪像现在好多地方一把手不在家很多事情都干不成。而且老毛的制度简明扼要人人能懂，例如《公安六十条》，比今天的《刑法》可不简明多了么。事实上老毛“文革”末期的制度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制度，比老邓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层级高得不是一点两点。

但是，老毛这个高层次的制度也有问题，就是离了老毛能否运转良好不好讲。可能单离了老毛也行，但是总理、朱总司令也都去掉，那就运转不良了。因为这套制度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而道德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靠共同权威来保证的，那么当权威失去以后这套制度就容易运转不良，因为出了问题不好找人裁决。而用资产阶级法权的思路搞制度，搞成文法和先例，那共同性和一致性就比较容易保证。换句话说，高层次的东西得老毛那样高层次的人才能玩得转，低层次的例如华国锋就玩不转，这就跟十三段高手怎么下怎么赢，换个七段八段上去头一两步走得一样接下去就给下崩了，水平问题。

邓小平建设制度，其实就是放弃先进性，主动降层级，换取易用性。这就好比强八段接手十三段的局面，有些地方不理解，不理解就算了，照自己能理解的下。所以邓小平这套制度下面，对于管理者来说，是更容易的。当然站在被管理者角度是损失很大的，四大自由没有了，厂长经理说一句话自己就被开除了。但是从邓小平“文革”中的复出一直到南巡这一段，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都还相对小，广大群众为了提高效率是愿意加强管理的。而照邓小平的搞法，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时候，管理能力的提高还是很快的，尤其是在基层。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小时候放学是直接进我妈厂去她办公室写作业的，后来加强了制度建设就不能进厂了。我当时当然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从加强生产管理的角度看，当然不应该让小孩在工厂里乱跑了。

在邓小平执政期间大到领导人退休，小到工厂门卫，中国上上下下的制度逐渐完善了。至今，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这当然第一要感谢老毛定下的大框架，第二就要感谢老邓领导大家在具体制度建设方面的工作了。你当然可以说老邓在制度方面这不好那不好，任何事缺点总是有的嘛，但是我们得看总体不是。

老邓不光领导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同时还留下了一系列案例。另一方面，老邓在建设制度时怎么想的，基本也都写进《邓选》里去了，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更进一步，老邓在制度方面的一些不那么光彩的做法，例如“每家搞个副部级”这种潜规则，以及免职胡、赵发动南巡这种于制度无据的事情，也都是值得后人认真学习借鉴的。制度这个东西，万万不能神圣化。

但是，老邓的制度建设，本身又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这是因为，老邓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搞了大倒退的，而制度本身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具体化。意识形态向上走，制度建设就容易加强。而意识形态向下走，自然就要“礼崩乐坏”。邓小平一面建设制度，一面在意识形态领域不作为负作为，结果就是，道德水平越低越会钻制度空子的得利越大。时间久了大家都学坏了，都想钻制度空子，或者更直接地用制度的名义给自己谋利益，那这制度还能好得了么。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