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厂长的故事 -- wqnsihs
家园 他是破坏型的 整合政治力量的高手。个么算个破坏性的政治家。
家园 同意你对张学良的评价——脑残 我个人认为：张学良一是害怕日本人的实力，而是怕蒋中正以抗日的名义把势力或军队进入东北。所以为了保存实力，故而出台了不抵抗政策。我觉着，这是符合他的逻辑和立场的。
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所愿，“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他是戴定了，东北军内部也开始不稳。再这样下去，他很有可能被搞下台。为了自保，他必然要发动“西安事变”。
一步错，步步错。
家园 我猜测张发动西安事变的想法有几样 1.不敢抗日，却又不想戴“不抵抗”的帽子， 想把造成丢失国土的罪名推给老蒋；
2.跟共产党挂上勾，想攀上苏联（他是跟苏联打过的，知道苏联的厉害），想依靠苏联的力量打败老蒋取代老蒋（同样的汪精卫就是想靠日本人的力量取代老蒋）；
怕蒋中正以抗日的名义把势力或军队进入东北。所以为了保存实力，故而出台了不抵抗政策。我觉着，这是符合他的逻辑和立场的。这个逻辑就是慈溪的逻辑。
家园 资料 西安事变时一份发自莫斯科的电报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75282/75285/5131740.html这是人民网共产党新闻上的。2006年12月06日09:09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通过中共中央驻西安的代表刘鼎用电报传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保安小镇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事变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通过决议，决定支持张学良，并立即应邀派代表前往西安。第二天，毛泽东在一个有３００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说１９２７年以来，蒋介石欠共产党人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应当将蒋介石押到保安来，清算血债。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为之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则冷静地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恩来拟赴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至延安来接。”中共当即电复张学良。
捉蒋的兴奋和审蒋的议论转瞬而过。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４日，一份通过上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之手转来的发自莫斯科的电报，令中共领袖们目瞪口呆。在这份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中，阐述了三点意见：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国共产党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禁不住跺脚大骂： “真是万思不得其解！” （摘自《北京青年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命令红十五军团立即由甘肃海原县出发开赴商州，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这是ccp与张扬在西安事变中的军事部署。[QUOTE]西安事变前后的莫斯科
作者：李玉贞 文章来源：《百年潮》 点击数：2978 更新时间：2006-1-13 9:10:07
传统认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 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政策的转折点。把它作为大背景，来探讨各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固然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无论莫斯科还是中共，其政策的转变都不是以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泾渭分明。在中国，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表并没有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从被推翻的对象转变为合作抗日的力量。即使参与这个重要文件起草的王明，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也依然坚持反蒋抗日。此后还出现了为推翻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而鲜为人知的计划和尝试，其中均不无莫斯科方面的参与。
然而，西安事变一发生，莫斯科似乎忘记了经它同意的中共正在进行的工作和实施的计划，当拟议中的被推翻者蒋介石近在咫尺被张学良扣押，甚至可以说完全有可能立即将其“推翻”的时候，莫斯科并没有喜形于色，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间的电话忽然焦燥地繁忙起来，电话两端的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相当惊奇，这是为什么？二人赶紧通过《真理报》和《消息报》表态，说明莫斯科与此事件无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只能损害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怂恿日本对华侵略。
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本文将根据俄文档案揭示其秘密。
莫斯科长期支持中共“反蒋抗日”
莫斯科支持中共坚持反蒋抗日的方针。这个过程至少到1936年7月。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一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如何由中共尽快取代蒋介石，掌握全中国政权和领导抗日而做出的努力。此点在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同陈铭枢谈判的过程中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陈铭枢同中共代表潘汉年在福建和香港接触，就抗日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便到了莫斯科。1936年5月29日共产国际收到陈铭枢就 “中国人民革命联盟”一事致中共中央的信，其主旨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政权，同中共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陈信明确提出团结一切力量组建以“中国人民革命联盟”为形式的民主政府，以19路军和中共的红军为主干，建立抗日联军，收复失地，立即组织抗日；中共应当是该联盟的实际领导者。
其组织系统是：在联盟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依次设立军队和海外特别支部以及省委、区委、支部、小组，各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下设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国外局、组织局、鼓动宣传局、经济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及19路军重建委员会。信件提出，中共派遣一定数量代表进入联盟；吸收19路军领导人以及文化界、政界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地方组织密切联系，需要时可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同时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为人民阵线政府的建立做准备，1.统一战线的组成：所有愿意抗日的政党和团体；抗日头面人物；所有支持抗日的社会组织、学生团体；文化界、政界人士和一切社会抗日力量。2.统一战线建立的方法：中共、人民革命联盟、东北抗日团体和学生作为发起者；在上海、香港、南京和海外建立基地，以备扩展至全中国；6个月内在相应地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奠定今后建立全国抗日国防政府的基础。
信件还提出：19路军和中共红军要在武装斗争、文化组织等方面合作。中共将联盟包括派遣人员、提供经费和武器等多方面的帮助提出保密规定，在人民革命联盟方面，只有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可以知道详情，其他人不得与闻。
王明看过上述文件后于1936年5月26日致函季米特洛夫，报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陈铭枢等代表在莫斯科谈判的情况，同时他本人也正在同康生准备中共方面的协议书，会尽快呈上审批，以便结束谈判后立即开始实际行动。王明、康生、陈云与米夫起草的同陈铭枢谈判的方案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作了修改和批注，经曼努伊尔斯基和莫斯科文(特利尔谢尔)签名认可后，1936年6月19日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为题发给中共。其内容为：
一、中共代表1.应当十分谨慎，因陈受到相当一批毫无原则的政客的影响；2.不要让陈等感觉到中共同其谈判乃受到苏联代表的默许3.只能把陈看作19路军和福建自治政府的拥护者，而不是像救国会那样成熟的政治派别；4.千方百计提高中共的威信，将其视为独立的力量，而把中共中央视为完全有能力解决抗日统一战线各种问题的惟一的机构，中共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领导职责。
二、赞同与陈派为抗日救国而签订友好合作互助协定，但中共代表应当向陈及其追随者说清，关于合作形式(诸如关于组建抗日联军，关于建立全国性政治组织以克服抗日运动的分散状况等)问题的谈判，只能在中共中央特命全权代表所在地举行。
三、中共代表可就下述问题同陈派代表达成口头协定关于加强、扩大以下机构的活动，以及给予财政支持的问题(香港《大众日报》，菲律宾《先驱日报》等)：1.在香港建立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的学校；2.中共派遣人员帮助上述报刊工作和学校的建立；3.关于加强对旅英、旅法华侨和加强中国之友协会工作的问题；
四、由中共经费中划拨2万美元，视中共代表所提要求使用。
经过陈铭枢的代表同王明、康生的谈判，此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6年7月1日，陈铭枢致函中共中央，阐述中国人民革命同盟的主张：争取国家独立，建立人民政权。目前的行动纲领是，进行国民革命；集中陆海空军的力量收复失地，推翻南京卖国政府，召开国民会议；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没收汉奸财产；联合被日本压迫的国家和各阶级共同抗日；联合所有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反对一切敌视中国支持日本的分子；反对土豪劣绅，减轻赋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至于抗日军队，则应当以19路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组建抗日救国联合政府；开展全民抗战；释放政治犯；恢复19路军；支持抵制日货；实施抗战教育，发扬民族精神；联合国际朋友，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信中明确提出：“中共是目前中国惟一伟大而牢固的政党。国民党不仅以其行动背叛了革命，出卖了中华民族，而且在组织方面也已经分崩离析。”陈信说“我们早就看到国民党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绊脚石，所以在福建革命期间，我们就坚决宣布退出国民党”。还说，中共的方针政策指出了通向中华民族解放的惟一道路。陈表示，欢迎中共加入其联盟。自己理论水平低，衷心希望接受共产党的帮助。
总之，这个方案的关键还是通过内战灭蒋，恢复19路军，让中共掌权，领导抗日。
二是，中共为“争取”杨虎成和张学良部从1936年初就开始做工作，派遣了刘鼎至张学良处进行策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明白中共的意图：在摸清了杨虎城的底牌——他从来不反对共产党和红军，特别是他曾经与张学良讨论过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等情况后，中共循着以下两个线索开展工作：1.着力争取张学良的 12—15万军队。在中国西北组建中共、张学良、阎锡山的抗日联合力量；2.在广西、广东、四川建立红军同地方军队的反蒋统一战线；3.建立社会名流和所有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根据这样的估计，拟在1936年春进行的直接行动：让陕西、山西的张学良、阎锡山部停止进攻红军。中共的游击队和江西、福建的军队建立联合阵线；对19 路军官兵进行抗日宣传和鼓动；为此必须：在国民党占领区加强中共领导，促进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促进中国红军同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确定红军的走向，以为之创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提供相应的帮助；加强满洲抗日武装的活动，将其同游击队和正规军以及国内政治活动家的联系起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知晓此事，并于1936年5月19日讨论了王、康二人的建议。这个过程直接说明，苏联在中共争取张、杨的初期就已经直接给予指导，也表明了莫斯科在这个过程中一度起的作用。
季米特洛夫首先变化
但是，事情出现了变化，莫斯科出现了多少不同的声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季米特洛夫从年中开始逐渐改变对中国事务的立场。
众所周知，他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强调的就是联合各种力量对抗法西斯进攻。在对待中国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是比较早地看到需要帮助中共改变对待国民党政策的人。
中共自1934年红军离开江西、福建后就中断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1936年3月中共收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5月收到王明在会上的讲话。它们成了中共制定军事行动计划的依据。1936年年中，共产国际恢复了同中共的电信联络。季米特洛夫从中共报告中得知了后者情况和军事行动计划。
1936年7月，中共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从1935年开始，中共为抗日和推翻蒋介石政府而努力争取西北军。杨虎城支持中共，李克农已经同张学良接触过许多次，张学良手中的8万军队中已经明显地表示了抗日、反蒋、联苏的愿望。鉴于四川地方势力刘湘、华北宋哲元都有抗日倾向，就连邓宝珊也表示了接近中共的倾向。所以目前必须加速中共对西北军的工作。报告称：只要红军一采取行动，西北就一定成为革命基地，西北国防政府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报告提出，现在最需要的是请苏联提供援助。因为需用钱的地方很多，首先要维持张、杨部队，光军饷每月就需要200万。一旦张部起事，南京政府就不会再给他任何费用。杨虎城部有 3万官兵，薪饷十分缺乏。报告估计，红军进入甘肃后，这里600万人口的税收养活不了20万红军官兵和东北军。如果东北军加入抗日联军，那就将有7到8万官兵需要军饷。故此，中共请共产国际提供300万元援助或通过海外华侨和世界工人的募捐筹集这笔巨款。 [/QUOTE]
- 复 资料
家园 我想这些资料足够你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乐儿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究竟与共产国际有没有关系？是否存在“莫斯科回电”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关键。20日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召开的“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研讨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贵凡提出，“莫斯科回电”确有其物，这说明“中共独立制定处理方针，但参考了共产国际意见”。长期以来有学者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是共产国际干预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中共自主制定了和平解决方针，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争论都集中于共产国际是否对中共发出指示，以及指示的确切内容。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表示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也有史料说，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确认有此电报。这些史料一直未能使史学界统一认识。
马贵凡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俄文版回忆录中找到了佐证。郭绍棠写道，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
电文认为，西安事变由亲日分子挑起，会被日本帝国主义用来点燃内战，破坏中国爱国力量的联合进程。同时，抗日需要蒋介石，张学良不是能够领导全国各种力量的人物。电文还强调，必须和平解决冲突，说服蒋介石联合全国一切力量组织抗日。
作为电报起草人之一，郭绍棠的回忆无疑给“莫斯科回电”的存在提供了重要佐证，其内容也与张国焘的描述基本一致。史料表明，中共中央在收到“莫斯科回电”之前，已经在12月13日上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
尽管会议后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还是坚持了既定方针。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不再谴责西安事变，主张继续实行“联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当时也已经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
由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苏联在对待“西安事变”上采取了一致立场，最终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国也实现了从内战到全民抗战的转变。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中正的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6]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7]也公开支持蒋中正。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8]，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中正。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中正，蒋中正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中正见到宋美龄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中正道：“宁抗日，勿死敌手”。至此，蒋中正宁死不屈的态度开始动摇。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中正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中正暗示只要蒋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中正也被迫答应了。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即：
1.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中正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中正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周恩来的反对。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自作主张送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编辑] 结果
*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 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决定将中共内部所有跟东北有关联的人全派去东北工作，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甚至向国府正式提出要求释放张学良回东北的要求。国民政府内部亦有草拟立案：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辕主任，胡宗南为东北行辕副主任，蒋经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省行辕秘书长，但此议案被蒋中正拒绝，反而启用熊式辉主持东北工作，后来蒋中正此举被很多国府官员视为蒋中正在东北走错棋的第一步，为最后失掉整个东北埋下了伏笔。国民革命军多数精锐部队在东北被中共消灭后，其在全中国的战局演变成兵败如山倒之势，迅速丢失了整个大陆。
* 事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学良被软禁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处决。
*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 蒋中正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编辑] 评价
[编辑]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并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宋美龄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
[编辑]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据《人民日报》报道，周恩来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9][10][11][12]
[编辑] 张学良自我评价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90岁生日的晚宴里，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 [13]
1958年11月23日，蒋中正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中正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14]
张学良受访时曾表达：(节录)
在二十五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三十八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15]
[编辑] 其他方面的评价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虽然至死仍然没有揭秘西安事变，但他对西安事变有着非常详细的评述，概括如下：
第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自己对国耻家仇的义愤，而并没有太多考虑到私人利益。如今日本大敌当前，他的主张是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对外，蒋中正却对于中共不灭不休，张学良数次口劝无用，只能兵谏，希望蒋中正不要过于自私。张学良这种心理，是史学家们不可否认的。
第二、西安事变对于中共必然有利，但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以及蒋中正本人，亦并非受害者。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中正把剿共坚持到底，然而根据当时世界其他各国剿共的例子，这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中共之崛起，是当时中国大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中共有人民的支持，有理论的基础。只靠军事去消灭中共，则“无异于扬汤止沸而不谋釜底抽薪”。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近代社会所累积下来的根本问题不解决，中共是消灭不了的。又有谁能保证，中共经此一战即被消灭，以后再不复生呢？所以西安事变，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另外，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狂热气焰来推测，无论当时南京政府的选择是“忍辱”还是“决战”，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这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16]
而台湾学者李敖则表示，当时的西安事变，就是蒋中正用他眼里的杂牌军西北军跟东北军队去打共产党，要让他们互相制衡互相消灭，但一个师打掉后，蒋中正不补充，张学良后来心里就很清楚，也引起东北军人的叛变，认为蒋中正私心太重。
家园 我觉着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苏联放着和自己意识形态相同的本朝不支持，却大力支持公开打着反苏反共旗号的蒋中正。这本身就说明了毛子不相信本朝（太祖）。
为啥呢？因为“党中央”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才是毛子培养的傀儡。而本朝的武装力量是在太祖领导下的。斯大林不是傻子。
你发的资料里面出现了陈铭枢，十九路军等ＫＭＴ地方反对派。这些人也是ＫＭＴ啊，可为啥要反蒋呢？呵呵，当时ＫＭＴ内部反蒋的人多得很。
假设杀了蒋中正，太祖领导下的本朝和反蒋的ＫＭＴ各地方派组建联合政府。再假设此”联合政府“打败了日本人和“后蒋介石集团”（假设蒋中正被杀了）。你这时置留在莫斯科的王明于何地？斯大林傻了么？这一连串的假设还是建立在”联合政府“能扛住日本人的情况下，斯大林有这个把握么？
家园 这个该是从苏联的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 在日本很强大的时候，苏联不希望中国太弱，至少还可以挡一下日本。苏联也不希望中国太强，这么中国就是下个日本。鼓励中日火拼该是个很好用的策略。在中国国内散步抗日情绪，引发中国人的仇日行动。日本本来也对中国有着一定的野心。那么让中日开打好过中日走的近了。
如果中国不能并如苏联，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永远是苏联的共产注意的敌人。苏联对中国共产注意者的援助和支持必定是一其国家安全为目的的。适当规模的TG能让苏联有个安全的屏障。
家园 说的对，所以毛子喜欢大力培养傀儡 其实，早期的苏联还是有点普世情节的。这就顶顶大名的”托洛斯基主义“,“托派分子”。但是理想不能代替现实，这批人就被整肃掉了。苏联，或者干脆说是斯大林，就走向“大国沙文主义”。
家园 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一个基本政策就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覆灭在内战期间(1946-1949年),托洛茨基主义者得以进行较公开的活动,并且吸收了一些年轻的成分.残酷镇压、与世隔绝、无产阶级的政治消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带来政治上很大的消耗.在人员上,没有多少无产阶级可以组织了;许多从前存在的工业基地在中日战争初期就被轰炸和炮火摧毁了.
托洛茨基自然认识到,共产国际1925到1927年间的背叛对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物力上来说都是一场破坏性的打击.然而,托洛茨基原先希望,经济回升能够复活工人阶级,使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能够再一次介入.蒋介石在斯大林的帮凶下斩断工人阶级的头颅之后,紧接着便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中国的工人阶级一直就没有从中恢复过来.陈独秀在1939年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描述道:“[工人们]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致托洛茨基”,《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
不幸的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能象布尔什维克那样,建立一个流亡领导机构来协调在俄国内部的地下党的工作,以作为一种打破隔离的手段.也许有可能象托洛茨基提议的,把陈独秀那样的一两个人带到海外作为国际领导运作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设立一个有效的流亡中央的问题选择上,远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所有的选择要有限.随著十月革命的退化,莫斯科是不能去了,东亚邻国的中心城市不是被日本就是被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直接控制或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王凡西和彭述之领导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两翼都表现出政治上的迷惑,拒绝采取明确的立场去号召支持毛泽东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势力.虽然两个组织都声称认识到国民党是主要敌人,王凡西的组织号召“立即停战,但不解除斯大林主义军队武装”,而彭述之的一翼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国民议会斗争而放下武器”.
1946年和1947年送往国际秘书局的报告中,两个组织都写到参加在上海由国民党领导的要求苏联从满州撤军的示威.特别是在毛泽东于1947年未作大肆宣扬地与斯大林分道扬镳并开始号召推翻国民党时,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未能明确地在军事上站在毛泽东的力量一边,这一错误使他们绝断了发展的可能.
当毛泽东的军队在1949年占领城市,并建立了官僚式畸形的工人国家之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再一次被迫转入地下.终于在1952年9月当中国共产党政府开始国有化所有资产阶级财产时,毛泽东的警察大批逮捕了近千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其同情人士.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死于毛泽东的狱中,其他服了几十年的徒刑,只有少数几名老干部,包括王凡西和彭述之得以逃亡.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被彻底摧毁了.
郑超鳞坐了二十七年的监狱,直到1979年才获释.他的关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早期历史的回忆录《郑超鳞回忆录》于1986年在中国发表,其流通受到了限制.现在这本书已有英文版发行(An Oppositionist for Life: Memoi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Zheng Chaolin [Humanities Press, 1997])
在《中国城市革命家》一书中,班顿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试图影响和领导农民之前集中在城市工人中争取基础的策略提出了质疑:
“然而在日本入侵之后,这个策略已不再可行.1927年革命失败,随后又是国民党的镇压,最关键的是日本占领了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托洛茨基主义者看不到工人们在这些累积影响下已经变得被动消沉,而为了革命的成功,要在城市中的运动复苏之前就去开始组织农民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失策的根源是过度的正统做法.”
班顿的这个批评与王凡西回忆录中发表的观点相吻合.班顿同情王凡西的一翼.但是,以农民为基础的“托洛茨基主义”会很快复制偏狭保守的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观.实际上,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分子,象夫兰克格拉斯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俄尼斯汪拜克,并没有被班顿所抱怨的那种“过度的正统做法”所累. 他们在1950年反对工人政治革命驱逐毛式政权的口号.这是那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错在没有赶在毛泽东前面到农村去的观点的逻辑性结论.事实是,弱小的、被赶入地下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没有力量组织听从其指挥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单位.班顿和王凡西都承认,当托洛茨基主义者几次试图进行游击战时,他们不是被斯大林主义者就是被日本军队打尽了.
班顿写道:“1949年之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关于中国革命的本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断革命的还是分阶段的)的旧争论,以及推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都已归到历史书里去了”.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尽管是从反面,中国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不断革命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两段论的中国翻版被证明是赝品.毛主义的中国不是一个农民国家,或称为“四个阶级联盟”的国家.随著红军的胜利,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和国民党一起逃往了台湾,除了几个资产阶级政客在政府里短暂就职以装点门面外,政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第三条路.
1949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国家从诞生起就是官僚式畸形的.中国随后的演化-今天被毛泽东及其继承人们带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边缘-鲜明地表现出了中国这样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同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苏维埃国家间的重要区别.从我们作为一个趋势创立之日起,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一直坚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证明,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战本身,最多只能导致反工人阶级的官僚政权.这种政权是在帝国主义衰落、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所造成的消沉和迷失方向以及缺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领导工人阶级这些条件下产生的殖民地革命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会具有明确的进步革命意义.把对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的修正主义引入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战略中,是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否定,不管同时表现出什么‘在殖民地国家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虔诚愿望.”
毛泽东与陈独秀分道扬镳http://bbs.shufe.edu.cn/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shufe.edu.cn/viewthread.php%3Ftid%3D760551927 年 7 月 15 日，武汉国民党实行“分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进行大屠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终于失败。共产国际被迫改变指导中国革命 的路线，并寻找失败的替罪羊，派来代表罗明纳兹。在 8 月 7 日汉口召开中 共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而陈独秀被阻止参加。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 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不指名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 义路线，成立了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实际上正式解除了陈独 秀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上思想得到一次大解 放：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这里道出了他过去虽然 与陈独秀有分歧却总是服从中央的思想原因。国际的新路线符合他一贯主张 的，他自然完全拥护，并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 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枪杆子中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去看望陈独秀，传达会议精神，并劝 他接受国际决定到莫斯科去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对国际搞文过饰非不满， 拒绝去苏，同时认为大革命已经失败，应该取退却方针，保护革命力量，反 对“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进攻的方针。后来，他进一步论证革命在“往下 落”，进入“低潮”；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稳固，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 的幻想，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以“四不”（不交祖，不完粮， 不纳捐，不还债）为口号。接着，他在 9 月 10 日，由武汉秘密返回他熟悉的上海，利用华洋杂处的复杂环境，隐居起来，以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毛泽东由此不仅在革命路线上与陈独秀完全对立，而且在个人走向上也 背道而驰。“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征求他去上海 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 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当时湖南代理省委书记何资深深知毛泽东的志向，送给 毛泽东两样礼物：一本《水浒传》，一张大革命时期邮政工人提供给党的湖 南农村“邮路图”。这图后来对他在农村打游击帮了大忙。就这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到上海大城市隐居起来，后来主张中国
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的道路；毛泽东则到农村领导武装斗 争。由于农村武装斗争是以后 20 多年中国革命的主要战场，所以，大革命失 败后，实际上是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的第一线，而陈独秀则远离革命斗争的 实践。这样，毛泽东与陈独秀彻底地分道扬镳了。而且，由于陈独秀那样的 处境，他只能凭主观想象或书本上的教条来理解革命，因此一错再错；毛泽 东则能在革命生动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 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这就决定了两人完全不同的结 局和命运。
大革命失败时，国际和党中央不承认革命失败，更不承认革命正走向低 潮的形势，因此制订了不断进攻，连续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或以红军攻打 大城市，企图很快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造成了连续三次的“左”倾路线统 治中央。陈独秀在当时正确地认识到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但他因脱离革命 第一线，尤其不了解广大农村的情况，主要在上海从国民党报纸的宣传上来
主观地观察分析形势，因此主张革命全面退却，全盘否定党中央的武装斗争 路线。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 而决定的城市与农村、南方与北方、受过大革命影响与未受过大革命影响地 区之间，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把城市的退却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 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路线虽然有正确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在向错误的方向 滑下去。他既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路线，也反对正在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正确主张。
1929 年八九月份，陈独秀托派小组织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活动发 展到高峰。一方面是由于在 7 月发生了国民党为适应帝国主义“反苏”要求 而制造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根据国际要 求错误地提出了“保卫苏联”的方针。陈独秀多次写信批评中央失策，要求 中央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但这个意见却引起国际和中央的 强烈不满。同时，陈独秀在 8 月 5 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上 述托派路线，要求党改变六大路线，并要求在党报上公布他的信，在全党公 开讨论。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对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地下党来说也是 不现实的，自然遭到中央的拒绝和批评。之后，他与彭述之等人竟公开打出 “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和挑战，终于在 11 月 15 日被开除 出党。这时毛泽东正在福建长汀、古田一带领导红军战争并总结两年多来的革
命经验。1929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在接读 10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后，致函政 治局常委李立三，表示：“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到 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这是至今发现的毛泽东第一次指名批评陈独秀。 接着，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中，第一次论述了在全 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理论。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后，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陈派小组织。1930 年 3 月 1 日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批 判中共路线，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长文， 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 阶级应该力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形势的估计 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4 月 13 日，他又写《关于所谓 “红军”问题》一文，从所谓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农 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又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眼光， 说红军的成份“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被 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变成“白军”，或内哄而溃散。无产阶级的政党长期在 农村活动，也必然“农民意识化”，“蜕化变质”。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的催促和指导下，1931 年 5 月初，托陈派与其他三 个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统一，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 对派”，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接着就按托洛茨基规定的路 线，在中国开展所谓“国民会议运动”。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主席。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在其机关报《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写按语时，猛烈批判共和国的成立，批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民众书》，攻击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 口号，“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①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当 1931 年底至 1932 年初，抗日民主 运动走向高潮，发生十九路军上海抗战，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 危机时，他认为革命形势到来了，坚决排除内部极左派的反对，呼吁在国民 会议政纲下，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合作，进行抗日反蒋运动。但是，当 时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党中央的回答是，把托陈派视为与国民党改组 派、第三党等一样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 反革命派”。
家园 【讨论】呵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共产主义者最痛恨小团体，小派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的理解是要流血，要死人的。“抛头颅，洒热血”不仅仅是唱高调。对于本朝来说更是如此。所以，“托派分子”被边缘化是必然的，他们太理想化了。唱个高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呵呵。
腾兄引用的第一段文章很像从是“托派分子”的角度说的。宪法里写的明明白白“人民民主专政”，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有本质的不同。“1949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国家”，个人觉得这个说法是严重的不正确。“官僚”一直是“托派”指责“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方面。尽管他们提得很有意义，但他们的解决方案更不现实。
腾兄引用的第二段实际上揭示了本朝历史上的三个派别。早期的陈独秀（可以认为是他是托派），官方给的”谥号“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中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头子王明的”谥号“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这一派喊出来的。最后一派就是太祖。
我对党史的观感：太祖早期实际上是个“非主流”，不大遭人待见。陈独秀当道时，主流是和ＫＭＴ合作，而太祖却去搞什么农民调查，钻农村；王明当道时，主流是在大城市搞罢工，起义。这个理论根据是从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的，毛子说啥就是啥，要不然怎么说他是傀儡呢？而太祖去当“山大王”，呵呵。马恩的书里没写，列宁的书里没有，斯大林也没有这种理论，简直是“离经叛道”。傀儡们不待见他是必然的。
家园 同意你对党史的观感 对老毛追求独立自主的爱国情怀是需要肯定的。只是他的治国理政确实是一塌糊涂。
家园 毛子在TG头上玩过很多游戏 这是最后毛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得势的根本原因。国界不是那么容易跨越的。历史的经济的原因综合在一起，决定了TG不是苏联的傀儡，而苏联也根本木有全心扶持TG的打算。其实让中国划江而治是最符合苏联的利益的－既有了安全屏障，TG有不可能嚣张。毛最后在四大另死了以后，就是嚣张，更本八苏联老大歌看做小朋友。如果半壁江山还在蒋的手上，毛就没有啥威胁苏联的野心了。
家园 斯大林再不信任老毛 可为什么要阻止张扬和中共杀老蒋呢 老毛也好，老蒋也好，王明也好，张学良也好，杨互成也好，在斯大林眼里都只不过是扩张苏联利益的工具，他真的把这些人当回事，真的会去中国人民的利益，他真的在意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的傀儡?看下与莫斯科联系的人物，他的傀儡多如牛毛啊，人家下的全世界的棋啊。
这个我在前面给你的一个回复中已经说过了你发的资料里面出现了陈铭枢，十九路军等ＫＭＴ地方反对派。这些人也是ＫＭＴ啊，可为啥要反蒋呢？呵呵，当时ＫＭＴ内部反蒋的人多得很。
你这个说的有理 老蒋的力量其实就是黄埔军校的一帮人 [ 腾格里 ] 于:2011-02-06 18:11:16 复:3274669 总阅:554698我记得福建文史馆编的福建事变的资料里面老蒋对十九路军和陈铭枢他们的评价“其志可嘉其事必败”（应该没记错）。老蒋能够指挥的动的其实没几个人，能够控制的资源其实极其有限，一个真正的像共产党这样的“国民党”是不存在的。能完全掌控的地方其实就是上海浙江，别的地方其实都是阳奉阴违，既不从命也不纳税，更不说汪精卫胡汉民张学良这些身居党国要职掌握要权的"政治家"了－－他们根本没把老蒋当一回事，对老蒋是说兵谏就兵谏，说起义就起义，说抗日就通电全国。国民党其实只是一个名头而已，只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要举“三民主义”的旗，可阎锡山的国民党、白李的国民党，汪精卫的国民党和老蒋的国民党是一回事吗？
假设杀了蒋中正，太祖领导下的本朝和反蒋的ＫＭＴ各地方派组建联合政府。再假设此”联合政府“打败了日本人和“后蒋介石集团”（假设蒋中正被杀了）。你这时置留在莫斯科的王明于何地？斯大林傻了么？这一连串的假设还是建立在”联合政府“能扛住日本人的情况下，斯大林有这个把握么？这个窝窝已经论述过很多了，你找他的帖子看下。斯大林不需要中国打败日本的，中国是没有实力打败日本的，他只需要中国人把日本人拖住消耗住，日本人被减弱一分，苏联的形势就主动一分苏联的利益就增长一分，就像我们现在对伊拉克人的期望一样。家园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俄永远成不了朋友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俄永远成不了朋友。两个大国都试图影响周边的地区。过去的一百年是俄罗斯大帝国的东扩，满清大帝国因为文化理念落后而被挤压。东边长出来的日本帝国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不断地向西北发展。
整个二十世纪，中俄都在较量。前五十年，中国的发展被各种引发的和自发的矛盾所阻挠，把握不好自己的命运。后五十年，中国开始自我控制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积累开始显著地影响周边的国家。相信一定的时间后，着重种势力必定会大力挤压俄罗斯的前苏联文化圈，总有让俄罗斯大力反弹的时候。
关键词(Tags): #七嘴八舌， 通宝推：腾格里,家园 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后来完美地按照苏联的构想展开了 真是神奇呀。四大林在梦里都该笑出声来了。日本下级军官的鲁莽自负和中国高涨的抗日情节一拍即合，冲突打成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