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尚未成型的想法：社与资 -- 空格

共产党宣言正文的第一句话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我们认为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论断，那么在今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理解中国过去60年所走过的路。应该仍然不失为一个可用的方法。

新民主主义建设，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在共产主义正当领导下完成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展并为进入社会主义做准备的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从十月革命开始所有的这个阶段的国家都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二十世纪末这一轮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对这些国家的反思就非常有必要。我们首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看在这些落后的，或者确切地说，前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包括哪些阶级。

用中国为例。我们知道，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社会的四个主要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又知道，在我们定义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中，其中心任务，是克服国际资本的阻碍和破坏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条件。因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或者应当说资本原始积累）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关键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政权内的阶级关系是这样的。

农民阶级是注定要承担最重的国家剥削的。因为通过国内工农业的剪刀差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唯一手段。与资本主义政权不同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对农民的剥削所得，会更多地投入到工业化中，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资本，（换了民族资本或买办资本，剥削农民的所得只会成为少数人的家族资产或者被买办为国际垄断资本的财富）。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交出或者被赎买了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这两个阶级被消灭了。因为原来所属这两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进入到工业化大生产的社会环节中去，他们只是在已经不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上，用自己熟悉的但却远不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在进行劳动。所以他们仍然不能说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是新民主主义生产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的绝对主力军。对工业化大生产方式的熟悉程度，他们对城市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熟悉程度，都决定了他们本该是城市的大多数。而且，可以预料，随着新民主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行，即使那些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可以被取代（比如十字路口的小吃部被餐饮连锁店取代），那些更多需要脑力劳动的科技人员、律师、记者、艺术家、，那些在社会生活中专事某项工作的公务员们。他们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会存在于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这个阶级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而不是相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入城市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新政权的干部们，存在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是蜕化变质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最初地，是对革命年代的贡献论功行赏，其次，是对子女的教育和工作按级别区分，最终，当第一代革命者老去，其子女已经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出现在新生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一种发展方向是，已经获取了足够利益的这个阶层通过出卖政权性质来为自己牟利，使国家去工业化并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状态。另一种可能是，尚有一定进取新的这个阶层，通过将自身阶层固化为阶级，在政权中排除其他阶级并将工业化成果彻底收为己有。将国家改变为一个彻底的垄断的对内剥削对外压迫的资产阶级政权，一个帝国主义政权。

为防止这两种情况发生，代表工人阶级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必须有所作为。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的国家，对工农联盟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们本能地会倾向于用工农联盟来防止新资产阶级的出现。但是，远在农村的农民阶级由于其地理位置、更由于其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落后性，在阻止这种蜕化的斗争中难以发挥作用。城市小资产阶级恰可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这种蜕化的有力同盟。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六十年历史，就是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的历史。由于对国家性质的基本判断中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在前三十年的建设中，小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得到其在政权联盟中的地位。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力量虽然意识到了官僚资产阶级出现的危险性，但是对城市革命和建设中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重要性估计不足。因而虽然在文革初期利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一度顺利完成了新政权的建立，但是在之后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在事实上忽略了稳固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工作。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矛盾的三十年，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地位部分得到了确认，其力量得到了充分释放；但是这却是伴随着对整个资产阶级地位的确认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官僚资产阶级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仍然没有得到认可。于是在矛盾的另一方面，官僚资产阶级轻易地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强化了它对这个阶级的影响力。并具有了改变政权性质的实力。于是，失去了重要同盟的工人阶级不复有统治阶级的地位，一旦政权出现财政经济问题，这个阶级被第一个拿来开刀。与其结盟的农民阶级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被大量抛进城市成为挣扎在痛苦中的廉价劳动力。而小资产阶级，在充分认识到不能回到前三十年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中新出现的问题对官僚资产阶级仍然报以极大的期待。

对正处在新民主主义十字路口的中国来说，共产主义者要做的事有两件，第一件是重建党的组织。第二件是统一思想。重新将小资产阶级确立为自己稳定可靠的同盟军。后面的事情，其实倒是由对立面的官僚资产阶级决定的。如果他们会在中国去工业化，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阶段。那么共产主义者们只要回到井岗山上，再造一个新政权。就可以重新开始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社会实践。麻烦的是，如果他们将中国变为一个帝国，那么共产主义者们在中国就已经再没有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机会。因为帝国化的中国必然会通过工业化消灭所有建立红色割据政权的可能性。共产主义者们的机会在于中国对外扩张走到尽头并促使东南亚和南亚的大国出现新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时在中国重建新民主主义政权。在这个阶段，城市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是共产主义者们的可靠同盟军。

对于那些尚未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国家，必须注意到在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民阶级结成稳定的同盟反对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而当革命胜利，党的工作中心转到城市之后，就必须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稳定的同盟，一方面反对随时可能新出现的新官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

无论何种情况，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之后的建设时期，在建设新的经济和新的文化的时期。在高速工业化和高速城市化同时进行的时期。小资产阶级或者可能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将那种小资的生活方式和情调建立在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之上。这将会产生新的适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一条道路，而且很可能是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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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句话：

这一篇在这个系列中应该是最具颠覆性的。我甚至在颠覆自己之前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欢迎大家指正。思路走到这里。后面的事情就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思考所能解决问题的了。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称为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实践的而不仅仅是思考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而问题的困难在于不知道如何改变世界。这个系列到此为止。或许我以后会有机会把前面的文字整理成文。也或许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整理。但至少，我思考过。

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促进资本的发展造成其灭亡。为达此目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是一个几个阶级联合执政的政权。因而，政权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所产生的工业资本很容易催生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对官僚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政权的危险必须充分警惕。前面看别的朋友（好象是fride?）在讨论帝国问题时，对帝国如何转变为祖国也没有很完善的想法。领导权问题是与组织问题密切相关的。联合政权中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力强，政权变色的危险就小，反之则大。如何加强。我也没有考虑好。

马克思在世时，认为社会主义必然首先在数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然后才能同时进入社会主义。而列宁的实践证实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胜利，而且可以首先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

我们通常认为，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我们通常会忽略的是，在落后国家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在全世界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二十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遭受的挫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社会主义者们对如何完成这个“一个”到“多个”的跨越。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缺乏准备。

事实上，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多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之间应该走过怎样的道路，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我们不妨像电影回放一样倒推一下。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那么一个钢铁一样坚硬的事实就是，这个世界必然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未来终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这个未来之日之前，必然有一天，这世界上同时存在着多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再倒推一步，在这个必然有的一天之前，这世界上只有两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往前倒推若干天的某一天，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好像这已经很接近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初的真实情况了。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我们已经知道，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胜利并使这个国家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和工业化。社会主义或许也可能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胜利并通过没收资本来直接使国家政权进入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二十世纪的资本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通过扩大市场和转移危机来缓解自己国内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并保证自己国家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在某一个发达国家的胜利变得越来越困难。一种更可能的情况是，社会主义在一个饱受剥削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胜利后的若干年，在另一个饱受剥削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再次取得胜利。这些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必然地会走工业化和资本化的道路（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道路）来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权相对资本的独立性非常强，他们的发达之路就是资本越来越被控制的道路。资本必然地会逃脱这种局面而向别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其结果却是用更重的剥削把更多的落后地区逼上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过程反复进行中，资本最终彻底被国家政权的力量所控制而不再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一小撮资本所有者牟利。资本在全世界被戴上笼头的日子，是新民主主义建设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日子。接下来的人类世界，才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系，遏制资本控制少数国家政权所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让落后国家也可以充分发展其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

这里引用了这样一些概念，第一，国家政权对资本的相对独立性成为政权性质姓社姓资的判断标准。第二，新民主主义建设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建设。详细见前文。

二十世纪中期，中苏两国同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是一次极好的时机。苏联在那时也确实通过对华援助项目帮助中国奠定了最初的工业化基础。很遗憾，中苏在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今天，中国已然成为一个最发达的对世界资本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走到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并最终走到数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联合并为遏制资本而努力。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认识清楚的问题。甚至，是事关如何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

哪些国家会从资本和前资本主义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成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力量？最本质的有两点，首先这个国家中的阶级矛盾必须积累得足够深。这是革命爆发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这个国家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口。这样资本在过去一百多年里玩得烂熟的转移危机套路才会没有市场。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国家，很容易通过对其他数亿人口的剥削来使自己的国民富裕起来并在短时期内避免危机的爆发。而一个数亿甚至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就完全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人口和国家来转嫁其危机。因而只有通过对资本进行控制的社会主义方式来确立其国家基础。如果这两条原则成立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和印度是最可能的社会主义候选国家。

首先，中印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其次中国已经是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执政。并且，这个国家已经掌握了资本世界最主要的工业生产能力。最后，印度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已经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取得了非常有利的态势。印共在若干邦已经取得政治地位并按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模式尝试建设国家，而印共（毛）更是在十几个邦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模式的政权。

或者已经有人开始准备批判“中印社会主义同盟”是多么的不靠谱。我也承认，事实远远不会那么简单。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中印之间有更多的必然性在起作用。

首先，在中国方面，中国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建设已经开始出现从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迹象。一方面，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开始试图冲破牢笼建立真正的资本主义帝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的充分发展也把资本的丑恶一面充分暴露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思潮洗礼的人民面前，因而反对资本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和防止政权变色的呼声和行动也一直在酝酿中。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和对毛泽东和文革、改革开放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一方面消除了资本在短期内颠覆政权的危险，同时在长期上促进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向着帝国主义发展。如我们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中所认识到的，这种现象是必然出现的，是由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于，虽然新民主主义政权自身存在的目的是消灭资本但达成此目的的手段却是容许甚至促进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在其国家内部的发展）。

只要可以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在可控的范围内且不至于反控制国家政权。这种现象是可以容许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是，中国的帝国化道路是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对改革开放的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帝国化的程度越深，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赖也会越深。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这一有趣悖论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越是在国进民退中得到发展，受到的社会主义力量约束也就越强。我们后面会说道这一点的作用。

帝国化的中国必然会走对外扩张的道路，从现在中国的内外政策上可以看出，首先被圈进中国势力范围的是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同时，作为这一范围的最近外延，印度洋上的中国海运线是中国所必争的。同时，中国在帝国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就会越发认识到印度作为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重要性。因而，在30年的时间尺度上，对印度的政治上遏制经济上依赖是中帝国的必然政策。

其次，在印度方面，现政权是一个半封建半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同时，又是新型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G20和BRICKS之重要国家。同时我们注意到，印度国内矛盾之尖锐不弱于中国，而周边战略态势之险恶同样不亚于中国。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某种下风更决定了它几乎是BRICKS中最脆弱最容易爆发危机的国家。我们同时必须指出，印共毛和印共在革命和建设两方面的实践为印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印度革命目前的困难是，种姓制度下所产生的数亿”高等“人口成为稳定印度现存制度的重要力量，这也部分地成为印度革命谋求人与人地位平等的重要障碍。印度所缺的，是一种足以引发其国内矛盾的外部压力，而帝国化的中国，恰好能够（并且是几乎必然地）提供这种外部压力。

于是，中国的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帝国主义化是必然的，帝国化的中国对印度的遏制和打击也是必然的，印度在竞争中败于中国是可以预料的。资本主义印度的最后崩溃乃至社会主义印度的建立也就可以预料了。

到此时，中国的帝国化道路开始遇到他最致命的悖论：高举着毛泽东旗帜的帝国遭遇被他所压迫的人民高举同样旗帜的反抗。如果干涉印度革命，继续维持一个衰弱的印度作为中国资本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中国的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彻底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如果支持印度革命，一如当初苏联帮助中国工业化一样帮助印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将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收获一个强大的盟友。但是，从本性上说，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乖乖让出自己的利益，所以，帝国化的中国对印度革命的武装干涉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我们将看到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军歌的队伍和实践着毛泽东思想的军队之间的战斗。

接着前面的那系列必然说，中帝国对印度社会主义革命的这场干涉是必然会失败的。因为中帝国所高举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及其所实践的帝国主义性质的道路在整个战争期间会引起来自内部的广泛质疑和反对，这和 印度革命初成万众一心的状态不可同日而语。再一点从根本上说，对信仰共产主义的十亿人口的资本主义征服是不可想像的。

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这一系列的必然中要争取的是，让中国最终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走中-印社会主义联盟的道路。为实现世界上同时有两个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因为，如果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努力，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副样子。我们知道公产主义的胜利一定会发生，这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同时出现两个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期。但是这个事件是否会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在中国和印度身上发生则不一定是必然的。从坏的方面想，或者会走上今天俄罗斯的道路，国家变色衰弱，坐视印度人民接过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旗继续前进。甚至中印同时再次沦为资本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推迟到二十二世纪。

这里另一个没有提及的重要问题是巴基斯坦问题。中-印联盟将使巴基斯坦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解决方案其实也简单，通过在巴基斯坦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中-印-巴社会主义联盟。实际上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伊斯兰世界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伊斯兰世界需要一个伊斯兰化的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太复杂。想想再说。

• 【讨论】中国不会是最后一个帝国

判断一个政权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是看政权对垄断资本的相对独立性。一个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政权，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特别当政权建立的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个政权之所以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就在于他是否有能力以政权的力量（或者说，官僚的力量）来抑制资本在扩张中对政权下国民的损害，而不会反过来变成资本损害国民利益获取利润的工具。

所以，当政权受到威胁时，果断的将资产阶级的利益分配给工兵农来获得最广泛的动员力为政权而战，这样的政权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比如1917年的苏俄）。当政权要发展时，坚决地把各类原官僚和民族资本收归国有以推进工业化，这样的政权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比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国政府）。而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损害工人阶级利益为资本的发展铺路的行为，则是一种很边缘的行为。其性质要通过两个标准来考察：第一这种行为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政权的力量，第二增强的国家政权的力量在随后的发展中或必要的时候是否敢于优先弥补前一阶段受损的工人阶级利益，甚至不惜损害资本的利益来做到这一点。这里我所指的是1999年中国对国企的改制及其对国企工人的影响。而依据上面的考察标准，现在仍并不能说明朗。

当资本与国民利益产生矛盾时，或者更具体明确地说，当金融资本自我失控制造成国家的经济危机时，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最能反映其性社姓资的属性：天平的一端是，能采取措施控制甚至制裁金融资本并优先保障普通国民的利益。天平的另一端是：将资本的危机由政权来承担并最终摊派到每个国民身上，甚至通过同时损害政权运行和剥夺国民的财产来保障资本哪怕只有一天的利润。2008年至今的美国政府，是后一种情况。而同时期中国的国进民退，有迹象表明可能是前一种情况。

于是资本在二战后通过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剥削为本国国民所打造的“福利社会主义”的神话在经济危机面前被撕得粉碎。其资本主义性质的本质暴露无疑。而中国，在挣扎中坚持着自己的社会主义身份。

关于国进民退。其实很复杂，想想再写。

消灭了资本主义政权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事情。所以继续胡思乱想。

从资产阶级政权到新民主主义政权，中间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纯公有制或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时期。这一方面是革命的阶级稳定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稳定经济所必须的阶段，通常情况下，革命阶级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而在战争之后，必须用更多的政府调节来保证经济得以稳定。同时，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集中国力实现工业化也不可能依赖市场来解决问题。只有当政权巩固，之后，为了促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才需要引入资本和市场来促进经济发展。未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这个纯公有制阶段可能会很长可能会很短，。一方面，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可以得到已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帮助，甚至可能不经过战争而直接实现政权的改变。因而这个纯共有制经济的时期可以预料会比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短很多。

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都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后，仍不能说资本对生产力发展已经没有促进作用。因为不同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经济水平的差距，而消灭这种差距仍然有资本的用武之地。只有当全世界主要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政权手中时。才可以在各国内部逐步实现真正的公有化、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的任务。

到这个阶段，掌握资本的就将不再是国内的某个阶级而是整个国家政权。同时国家的概念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其阶级性将不再体现在国内方面而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关系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将使国家间关系更多地体现出阶级矛盾的倾向。处于资本运作链上层的国家将对处于下层的国家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剥削的关系。换句话说，虽然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内的经济活动中已经没有了剥削，但是这两个公有制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却会存在剥削。

当市场的范围和密切程度深刻地冲破国家的边界时。资本的运作会以国家为单位来进行。或者在这个时代，国家间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反而比新民主主义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时的危险更大。因为在此刻，才是资本的最后挣扎。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写下的话在今天仍然非常真实。同样非常真实的是，资本主义在制造极端繁荣的同时制造着极端贫困，并且其影响范围比1848年时的范围更加广大。如果说资本在1848年是奔腾的江河的话，今天的资本已经是澎湃的大海了。资本的全球化已经远远突破了国境的限制。这种情况使得掌握资本的阶级有条件用一种比其前辈更聪明的方式避免极端贫富差距对其政权的威胁。当资本市场局限在各国国内时，从资本运作链最底层的被剥削者到最顶层的剥削者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因而资本发展造成的贫富差距极易造成社会撕裂和政权被推翻。但是当资本市场跨越了国境时，资本有条件把其运作链底层的部分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曾经的社会的撕裂就转变成了国与国的差距（南北差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得到了稳定。资本得以在其运作链的顶端一次次上演财富积累的传奇。

很难说资本会不会在下一次危机后重续它的传奇。对资本运作链底层的斑斑血泪和累累白骨的控诉并不足以宣判它的死刑。于是以消灭剥削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容忍甚至鼓励剥削来实现发展总是一件情何以堪的事情。一个更犀利的问题是。如果目的就是发展经济，那么要这个社会主义牌子何用？干脆走资本主义道路岂不方便。对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今天的中国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只要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一天没有完全消失，他就一天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因而，承认在当代中国资本和剥削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关键的一点是，承认资本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不等于认同中国应该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这和当年承认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对革命拥有领导权是一个道理。

既然无产阶级政党可以成功领导一场长期艰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那为什么就不能再次领导人民进行一场可能同样艰苦甚至时间更长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建设呢？

既然不是哲学家，那么所关注的问题也就必然是从世界的改变中获取未来我们如何改变世界的经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近一百六十年（1848-2010）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在现阶段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资本和剥削对生产力仍然有推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推动作用还可能很巨大。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之前，资本不会灭亡。第二，资本的灭亡不可能通过外部压力造成。二十世纪苏式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失败说明，通过与资本隔绝的方式建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完成消灭资本的任务。

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经验可以总结为：通过与资本的合作，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基于公有制的政权在历史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对世界资本的控制能力。这在世界共运史上是首次，也是巨大的成就。这提示了从资本内部控制资本并通过促进消灭资本的一条不同的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有资产阶级参与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长期艰苦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类似，姑且把这个阶段叫做“新民主主义建设”。

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目标是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

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执政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作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国内的代表，并不是专政对象，而是统一战线中要争取的对象。

新民主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限制剥削为最终消灭剥削作准备，限制两极分化为最终消灭两极分化作准备，为最终实现全人类共同富裕作准备。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不同的是，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只是限制它的危害。消灭的任务需要留到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去完成。

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基本矛盾在于，虽然新民主主义政权自身存在的目的是消灭资本，但是达成此目的的手段却是容许甚至促进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在其国家内部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决定了资本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暴露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面，并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消灭其自身的力量的发展。换句话说，资本发展越快，其走向灭亡的速度就越快。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促进资本的发展造成资本主义政权的灭亡。新民主主义政权对待资本的这个悖论贯穿其发展始终，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政权，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消灭了资本主义政权之后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就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新的政权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给资本这匹烈马戴上笼头。此时的世界才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或者并不是杞人忧天的一点是，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中必须要加上这样一条，即防止资本主义在自我灭亡之际不惜毁灭人类为其殉葬。

• 分析达雅两个困难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