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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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完全没有必要置顶，WG的讨论永远都“滚烫”的。 这个帖子肯定会天天人工置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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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看了半天，似乎忙着下定论的是您啊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一场战争，中场休息了几年，这个是您自个儿神马时候琢磨出来的历史观点？您这是读书太多了忘性大呢，还是以特殊的方式向古人致敬呢？上次您说的时候大家都端着没好意思提醒您，这次您又端出来了，真没辙啦。
我自己琢磨了两个历史观点，第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一场战争，中场休息了几年。这以前说过了。其次，您都早就下了定论：
第二个，就是：大跃进和WG，其实是一个运动，是充满激情地，出发点（明面上讲）很好地，革命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运动，完全无视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这是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先是在经济战线，败得一塌胡涂，不得不就地防守，把残存的主力红军转进到意识形态战线，试图重建权威，孤注一掷再下一把注。却又反对别人下定论，似乎这就是某些人所谓的“文革”遗风吧，啊是不是啊，要不自己照一下镜子仔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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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到底大家看清楚立论没有......... 天天向上的所有内容中，即便有那一句话，但这也不是他的立论，那句话是他的立场，但他并没有在真正的正文中为文革给出个定性的评价。他所作的工作只是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消息来源去分析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事情发生，这些发生的事情对于文革的走向和发展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且文革作为文化革命，掌握最重要的话语权和宣传渠道，显然是参与各方最关切的部分。把人民日报作为分析对象我认为反而比面对所谓的一些真相和回忆更有价值。洗心所举出的国民党的例子其实未必恰当。单纯用某个个例来作为论据不可信，但多种不同角度，不同内容的综合分析，必然有其价值。
毫无疑问，天天向上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一点很难不影响到他的文字，但同样也不会掩盖他工作的巨大价值。我自己出生于文革结束的当年，肯定对于文革没有直观的认知，但和绝大多数一样，负面的印象应该远远大于正面的印象。尽管如此，在我面对更多的信息的时候，我也会审视自己的立场和理念，不排斥任何可能的重建过程。
肯定很多年长的河友对于文革有着更直接的接触，所以会鄙视我们这类人的思路，但我看到的很多回复，实际上都是直接由直觉得出的结论，而不是认真阅读分析的结果。在洗心的回复中，竟然没有意识到，天天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分析目的就是找出文革走向混乱的根源，而不是像传统的认知那样归于一个人的罪。包括她对于所谓无政府主义的抵触，我感觉已经是精英政治的典型思路了，也许很符合中国的实际，但不应该是中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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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谢谢本嘉明兄，在此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和指正 现在有不少网友指出了我的错误，包括缺失，和网络资料使用错误，在此一并感谢了。
文革是什么，说真的，我觉得即便专业研究者也很难下结论，我的这个帖子，只是试图以另一种方法解释文革，洗心大姐的提醒我也仔细看了，可能对于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这样研究历史的方法是不太能接受的，但对于没有经历或自身经历有限的人，这不失为一种方法。
写了这么多，我的个人立场也比较明显了，即我原则上赞成文革，但是，我会以史料，至少是我认为的史料来论证我的观点。当然，由于我只是全面地“过”了一遍1966年的报纸，还谈不上全面，而且此时的文革乱极有限，还没有动枪炮，所以看着可能有点温和，显得有点不全面。
对文革的讨论非常有现实意义，我也希望大家多多讨论。毕竟每一次大变革前，我们这个民族都惯常地会试图从历史找到营养，也常常能找到。
家园 我并不是反对你的立论 这个是颇大的工程，你的感想和论点会随着进展而完善起来的，现在只谈及一点。现在我们并不能看到你的论点全貌，谈不上支持或反对。
但我完全支持你这种研究态度，精雕细刻。这里我只是想说，保持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能不能在将来适当扩大采样？
我理解独力研究<人民日报>，是个很大的工程，经年累月。但只研究一个对象，就好比你只吃一种主食，久而久之，深陷其中，对于全局观，可能有牵引作用。
新中国的前30年，就是一届执政政府。30年里，光WG加自然灾害，就是13年的浩劫，这里面有多少内生性的急躁狂热浮夸的原因呢？顺着人性，顺着客观实际，不大折腾，慢慢过，一点都不可以吗？
主席的丰功伟绩，是浑然天成的，损减不了的。但这不等于我们不能分析主席的错误，如果混日子的老革命们有错误，急于求成的新革命们是不是同样有错误呢？
家园 不止人民日报 也包括文汇报和解放军报等其他报纸，在以后的分析会陆续看出来的。
由于我目前可以得到的资料比较有限，且我对回忆录持中立而不是全信的态度，因此只能主要靠报纸了。
至于文革评价和自然灾害期间的评价，我会努力做到客观，至少是我看来的有证据和资料支持的客观。
现在这种研究手法确实不多见，也算是个尝试吧，希望能给文革研究带来点实证风气。
还有，我不会讳言毛泽东错误的。文革的主体目标失败了，这个错误就不可能讳言。但我会试图找原因，因为文革纲领《十六条》在我看来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执行失败了？这个原因我还在继续找，且1966年也找不全原因，工作还得继续。
另外，我写东西很快，3小时就能完成4000字以上的文章
，因此很可能出现论证不足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多指教。
家园 很多统计做得不错 比如人民日报上对海瑞罢官正反两面的文章。这其实还可以深挖下去，比如各自的倾向性代表了哪部分人的声音，为什么能发出来，什么时候开始被毛一统舆论，等等。
还有就是文革中正统舆论是以两报一刊为中心的，人民日报倒不一定概括得了全景，当然是最重要的。
家园 《海瑞罢官》迷雾之——遇罗克 在翻看各大报纸关于《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时，我吃惊地发现了一个现在如雷贯耳的名字——遇罗克。
遇罗克的文章发表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汇报》上，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文章里，遇罗克激烈地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遇罗克全文在此
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遇罗克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口碑传颂的清官们判了死刑。他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他引征了几页史籍，并加以分析，说海瑞根本没干过好事。无怪乎有的同志读了这篇评论大摇其头，深感有划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
如果就剧论剧，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其缺点绝不是因为把海瑞写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吴晗同志多少还担心遭受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不客气讲，还有点怕，还不敢把海瑞写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还拘于史料的限制，还没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作者看到剧中海瑞讲了“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么几句话，就认定吴晗同志有意在宣扬封建道德观!那不正是吴晗同志为了暴露海瑞的历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吗?
说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真海瑞有没有可以赞扬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认定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认定他每时每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自觉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就无法解释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绩。在史实面前，他就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否认，二是贬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断得可以。他说平冤狱，那是惑人视听；退田，那是为小地主服务；实行一条鞭法，丈田纳税，那是徒有其名；修吴淞江，这总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书的“一月竣工”四个字上。说一个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张冠海戴，记错帐了；那么，或许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总不会太虚妄吧?姚同志却说:穷人无钱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说有一种人曾犯过考证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阶级的事
封建社会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错综复杂的。封建正统观念不管是多么肤浅，也会有一点儿本来属于人民的东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傻到自缚手足的。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但也许这一套会骗住一两个本阶级的“痴子”，真的相信了仁义礼智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甚至连皇帝也看着不顺眼了，上疏骂一骂，我们也不必非得说他是自觉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的阶级观念还不很明确，我们得原谅，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海瑞在当时正是被称为“痴子”的。而这种痴子还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的。他虽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无愧于一方的护法。不过请姚同志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推迟农民起义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总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在漫漫长夜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泥淖里骤然出现一个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为对立阶级做一点事，哪怕只有个别人物吧，不也没有基础吗?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历史的人却无权擅改历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阶级关系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是一个阶级或是一个阶级的绝对代表。我们既应该看到反动阶级通过宣传、利诱、欺骗、暴力会给革命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一些不良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数众多的革命阶级通过反抗、斗争、磨擦、接触会给反动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较好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尽管不是对等的。象海瑞这样一个出身非豪贵，处世很清廉的官僚，从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响，做几件叛逆本阶级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盘否定的。这用阶级观点分析满可以说得过去，只不过使滥贴阶级标签的人感到困惑罢了。正因为海瑞有功于农民，所以才有怨于统治集团。他几次被贬，一次几乎掉头，始终未成显宦，被迫闲居达十六年之久，最后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到古稀高龄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呜乎哀哉了。我想:这只能说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说话的，否则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
姚同志或许会问:你说海瑞是属于人民的，而皇帝却说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谥为忠介公，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人民不应该站在皇帝的反面吗?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象得了把柄似的，很发挥了一番。不过倒要请问姚同志:我们的标准何苦去以封建阶级的标准为转移呢?他说谁坏，我们就非得说谁好不可；他说谁好，我们就非得说谁坏不可，这不容易上当吗?我们确认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学的，我们的立场是最坚定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可以怎样评价，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实，敌我两方面都推崇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就以海瑞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属被拉到人民那一边了，海瑞陡然一变，成了一个神话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己的官僚唱了对台戏。放到明处一比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实在太污淖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夺回来，算在自己的名下。因为皇帝(也只有皇帝)认得真海瑞，他虽不大喜欢真海瑞，却也没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赶紧加封，好乘机把假海瑞夺回来。他这时就忘记了当初排挤海瑞，想杀他的头了。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实际上纪念的是两个海瑞。这两个海瑞都不是真的，不过皇帝那个比较真一些。问题不在于皇帝怎样讲，史书怎样写。倒是我们今人该持何看法。一种是科学分析方法，一种是机械主义的方法。不分优劣，一古脑儿交给了皇帝，说这都是陛下的，我们不要了。我看这是赔本买卖。那样一来，四千年来的历史也就无一可继承了。从未见先进阶级有如此恨遗产者!也从未见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成为先进者!海瑞本人接受过人民的影响，史书上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传说，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说曲折的我不继承，非要继承直接的，那么，对不住，这样的史书还不曾有过。
我们大家都讲应该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和戏剧问题。姚同志说他是那样做的，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试图这样做的。但是我绝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结论。因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我必须小声地说一句，我真心觉得此文写得很一般，远比不上让遇罗克出名的《出身论》。论说理，遇文比不上《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反复转载的反驳文章，论声气，也比不上当年的其他反驳文章。甚至，这篇文章还不如当时只有17、8岁、第一个站出来反驳姚文元的中学生马捷写的《也谈<海瑞罢官>》。
马捷全文在此——
也谈《海瑞罢官》马捷
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它是棵毒草，并对《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为了明辨是非，为了引起大家来注意《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我们愿意在此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一、《海瑞罢官》中的海瑞
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的海瑞与历史材料中的海瑞是有一定的出入，问题的关键在于剧中的海瑞是改成好样了还是坏样了，是改成为哪个阶级所欢迎的人了。
姚文元同志口口声声抓住史料，以为海瑞①是作者“编造出来的假海瑞”。我们要问:明代史上有海瑞吗?海瑞是否为当代人民做了些好事(不管是客观地还是主观地)?海瑞是否做过封建官僚不肯做的也不愿做的事呢?这些问题，姚文元同志经过研究史料当然是会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看到《海瑞罢官》中的海瑞确实比历史中的海瑞高大得多，他能把徐阶的儿子徐瑛处死。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深感不满地拉住吴晗同志的“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这句话，企图使人相信，吴晗同志是为历史而历史的，根本没有马列主义的批判态度。令人遗憾的是，姚文元同志为什么不看见吴晗同志的“历史剧写历史人物则必须有所夸张、虚构，使之更突出、集中、鲜明生动”②这句话呢?姚文元同志:这不是恶劣的断章取义的人的手法吗?
把上面所引的吴晗同志的两句话综合起来，我们认为这才是吴晗同志的真正的对待历史的观点，也是比较正确的对待历史剧的观点，也是对立统一的马列主义观点。
姚文元同志说，《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抢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形而上学观点。当剧中的海瑞将来作应天十府巡抚的时候，急的是贪官污吏，喜的是千万乡民，在后来海瑞处理问题时，高兴的也是“众乡民”，我们都知道“群众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一个保征”这起码常识，只要有群众的支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的工作就会取得胜利。“众乡民”对海瑞感到由衷的高兴，值不是支持吗?姚文元同志不看这一点，却认为海瑞是“孤零零 ”的，“单枪匹马”的，这不是极其片面的吗?姚文元同志的群众观点在哪儿呢?
吴晗同志说:“假如历史剧完全和历史一样，没有加以艺术处理，有所突出、夸张、集中，那只能算历史，不能算历史剧。”③他的《海瑞罢官》还是实践了自己的观点。《海瑞罢官》在基本上符合历史的情况下，让海瑞做出历史上的海瑞不敢为的事情，他“敢把皇帝拉下马”，值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姚文元同志对剧中的提高不满意，除了说明他死死抱住历史不放，还能说明什么呢?
二、关于历史剧
姚文元同志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不仅反对了《海瑞罢官》，而且还指责了《海瑞上疏》。他锐:“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从这段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者不仅认为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还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官”全是坏蛋，在他的眼里，什么越王勾践，什么刘、关、张，什么诸葛亮，什么包公，什么岳飞，什么杨家将，什么林则徐，什么邓世昌……他们统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帮凶。那么请问:历代人民对他们的尊敬，是不是全是受了封建阶级的骗，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是上了圈套，全是愚味的?再请问，毛主席要求我们从历史中吸收精华，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观点，我们的历史中又而什么精华可吸收呢?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吗?再请问，我国所存的历史档案绝大多数写封建官僚的，按照姚文元的逻辑，岂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史书烧光吗?姚文元同志何必费那么大劲看《明史》呢?
事实的根本在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具有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当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拿枪杆子的重要时，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宣传与反动阶级顽抗到底。《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在这一点上是劳动人民感情的化身。历代反动派总是把自己打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我们的祖先害所了吗?不，他们经过各式各样的传说，包括海瑞的故事在内，倾注了自己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海瑞罢官》中的海瑞之所以与姚文元同志所找到的海瑞两样，就是因为作者“加以艺术处理，有所突出，夸张、集中”，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
凡是我们所遇到的古代“清官“与“好官”，确是在历史中不存在的，但在劳动人民的世世代代口中存在得很多。历史剧则有权利也有义务把这些劳动人民口中存在的“清官”“好官”收集在剧本里，以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义不容辞的目的。
张真同志说得对:“我们写历史剧，并不是由于热爱古人，倒是由于热爱今人，不是要为古人作传，而是当作革命文艺工作来做的，因此要求做到古为今用，”④我们之所以要引这段话，是因为，姚文元同志既然提到了历史剧。我们就要向健忘的姚文元同志提醒:一九六一年期间，曾讨论过历史剧，当时的规模是很大的，请问姚文元同志在那次讨论中吸取了一些什么呢?事隔仅四、五年，姚文元同志又提出了旧论题，说明姚文元同志不是太健忘，又是什么呢?
正是由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面对各式各样的史料，经过一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实践过程，才使我们的历史剧重放光明，真正达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被姚文元同志批抨的《海瑞上疏》作者曾说过:“思想一解放，才想到历史事实虽然海瑞确不在场，但写成一个历史剧，又何尝不可以让海瑞到金殿上去和皇帝面对面展开合法斗争呢?这一改动，戏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了，戏剧性和予盾冲突就大大加强了。”⑤除了姚文元同志外，还有谁反对这一大快人心的改动呢?这是不是说，《海瑞上疏》的作者反历史呢?不，不能这样说，历史剧是要写历史的，但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设想，姚文元同志在写此剧时会照搬，而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就会做历史上没有此事的改动，以让海瑞的眼中的皇帝更不在眼下，人民的思想感情(即不把皇帝放在眼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场革命，这也是场阶级斗争。是墨守成规象姚文元同志所想的那样，还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加以新的发挥，更加有战斗性，这儿就有资产阶的级形而上学论和无产阶级的革新论的尖锐斗争。
姚文元同志责怪海瑞具有了先进思想，这儿我们可以用高尔基的话来反驳，他说:“我们写人，不仅把人描写成现有的模样，而且描写成将来所应有和必然会有的模样。”⑥我们不是要听高尔基的教导吗?很明显，姚文元同志同我们的革命文化导师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是反对高尔基的观点的。海瑞是人民理想的化身，不与斯大林讲的农民“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一样吗?
三《海瑞罢官》教育了我们什么?
姚文元同志认为，我们向《海瑞罢官》学习，一学“退田”，二学“平民冤”，三学“反官僚主义”，他还讲吴晗同志“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服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奉告。
文艺作品，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要读者从中吸取优秀人物的精神，要用作品中的优秀形像激励自己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姚文元同志偏不认识这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以为戏中有“退田”，我们也“退田”；戏中有“平民冤”，我们也“平民冤”；戏中有“反官僚”，我们也“反官僚”……总之，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干啥我们也干啥。按照这种荒谬绝顶的逻辑，我们读《铁道游击队》就要学刘洪等人飞车搞机枪；读《红岩》我们就要象舒低峰到敌人魔窟再斗争，在临死前要学江姐；看《李双双》我们的妇女同志，(而且只有妇女同志)就要勇敢地与自己不进步的丈夫斗争，假如丈夫进步，那只好干瞪眼。作者的这种推理与“《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英雄人物和《红岩》中的英雄人物当然是一脉相承的”⑦这句自己讲的话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按照作者对待《海瑞罢官》的看法，《霓虹灯下的哨兵》与《红岩》不仅是一脉不相承，而且连都连不上!
我们认为，看待《海瑞罢官》决不能持有姚文元式的依样画葫芦的观点。恰恰相反，马列主义者看作品最主要是学习其中优秀人物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其他。
首先，我们从一九六一年的国际形势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结成了反华大合唱，他们从内部、外部进攻，企图搞跨我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其中特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更是在经济上给以我们的严重威胁。是惧怕；他们，不搞社会主义了，跟在修正主义屁股后面投降于帝国义义，还是敢于揭露修正主义，勇敢地与他们斗争到底，我们的党，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要反，修正主义要斗，反动派也要斗，我们的社会主义也要搞，而决不是相反。
《海瑞罢官》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要求我们勇敢地与一切恶势力展开斗争，决不能惧怕貌似强大的恶势力。此剧的战斗性、革命性便在这儿，我们要不的也是这一点，正与当时出出的《越王勾践》等戏配合“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一样。把姚文元同志在历史上找到的海瑞搬上舞台，试问，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姚文元同志的反对剧中的海瑞，是不是反对我国人民的伟大战斗精神呢?对待恶势力不象剧中的海瑞一样去反对，请问眺文元同志想用什么来斗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呢?
其次，前边已说过，当时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历史剧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历史剧只能客观地反映历史，而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改变(这也是今天姚文元同志的观点吧)；还有些人以为历史剧不受任何历史的束缚可以放任自由；另外就是以吴晗等同志为代表的既要以历史为基础，又要给以一定的改动。⑧
有了理性认识就应该到实践中去检验，吴晗同志就经过七次改写，写成了京剧《海瑞罢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海瑞罢官》还是吴晗同志实践了自己的历史剧的看法，为自己的看法做了行动上的充分说明。这是《海瑞罢官》的第二条意义。
《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煞的，这个剧本的主要的意义就是上述两点，不是很清楚的吗?
归根到底，姚文元同志反对海瑞，反对历史剧中的一切“清官”“好官”，反对了历史上劳动人民把感情倾注于某个官吏，反对了当时出现的历史剧。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姚文元同志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从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还对毛主席关于从历史中吸收精华的教导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正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不管是自觉重还是不自觉地。
虽然历史剧的讨论才过去四年，但姚文元同志还不当它是一回事，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展开一次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讨论。这不仅是《海瑞罢官》的问题，而且是历史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历史，以求得古为今用的目的的问题。
当然，《海瑞罢官》与我们的革命的现代戏讲，还是有不够的地方的。海瑞毕竟不是李双双王刚⑨、丁海宽及其它优秀的人物。这一点是不允许混淆的。
我们希望大家对姚文元同志和我们的文章给予注意，踊跃参加讨论，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注释:
①本文中未特别指出的海瑞是指《海瑞罢官》中的海瑞。
②《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晚报》。
③《吴晗同志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合刊《戏剧报》。
④《论历史具体性》，一九六一年第五、六期合刊《剧本》。
⑤《海瑞上疏》的《前记》。
⑥《文学论文选》(高尔基)第一八一页
⑦姚文元:《在前进的道路上》第二十一页。
⑧可参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剧论集》第一集。
⑨王刚是话剧《激流勇进》的主人翁。
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作者，即第一个将“血统论”通俗化的前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的回忆录里，是这么说遇罗克之死的
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刘辉宣很聪明地给遇罗克之死安了个理由——反对姚文元即反对文革。不过这个确乎是在嫁祸。因为没有写《出身论》只反驳姚文元的人，似乎都没被枪毙。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
“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让我们看看第一个反驳姚文元的人——马捷的命运吧。
马捷，本名马以鑫，出生于1948年4月21日，是上海敬业中学学生。撰写此文时年方17岁半，文革爆发时则满了18岁。写完这篇文章后没多久，就赶上高考改革，于是马捷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去了黑龙江嫩江农场。最有意思的是，马捷撰文反驳姚文元一事居然在农场里传开了，农场领导知道马捷反驳文革红人姚文元后居然没有给他小鞋穿，居然还把他调到文艺宣传队发挥特长。更有意思的是，在1973年，马捷居然被推荐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当时非常吃香也非常难得的工农兵大学生。现在的马捷，即马以鑫，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导。
如果遇罗克知道同样撰文反驳姚文元的马捷有这么好的命，他大概不会把自己的死归咎于反驳姚文元吧？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即遇罗克比马捷年纪大，“够年龄被枪毙了”，所以必须为自己的冲动支付生命的代价。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看看比遇罗克更老，但没有写“反动文章《出身论》”的其他赞成吴晗、反对姚文元的人的命运吧。
那时反对姚文元的文章并不少。中间有一部分文章或用的笔名，目前无法查证；或是集体创作的，现在也没几个出来认领。好在这样的例子并不多，也只有“方史”、“樵子”、“钟杰”数人，大部分还是有迹可循的。另外还有一个“亦鸣”我没查到，由于巴金用过这个笔名，我有点怀疑是他，很明显，巴金没有被枪毙。
196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徐肇庆反驳姚文元的文章《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徐的观点在2月28日即被署名黎晨的文章《驳农民起义无用论》反驳了，但徐肇庆在文革中并没有生命之忧，文革后还担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问。
金宏达在1966年2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用笔名时汉人，发表了《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该文在同年3月4日被《文汇报》转载。时汉人，即金宏达，在文革后也活得好好的，是中国作协成员。
柯兆利于1966年1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海瑞罢官>有革命性》以支持吴晗。我们并不吃惊地发现，研究中国哲学的柯兆利，活到了文革后的1994年。
陆判以陆雨的笔名于1966年1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虽然陆判喜欢说自己在文革时“九死一生”，但很明显他活下来了，还活得很潇洒，现在正忙着画扇面呢。
在1965年12月31日的上海学术界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李俊民等人也为吴晗辩护，或至少说了好话。很明显，他们两人也没有被枪毙，周活到1996年，李活到1994年。
其实没必要再罗列下去了，至少，我们知道遇罗克之死与《海瑞罢官》无关，只与《出身论》有关。
当然有人会说，据说遇罗克被枪毙，是因为他“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我只能笑笑——这也太戏剧了，太一箭双雕了，即抹黑了遇罗克，也抹黑了毛泽东。至少这个传言，或者，可能是实际的判决，说明了即便在文革中，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就为多数当权派所痛恨了。
在之前我说过，当权派最恨的不是红卫兵，而是造反夺权的人，我也将在下个章节里细述。而遇罗克，则是从理论上论证了造反有理的正确性，自然会被“血统论”的奉行着痛恨，所以，他遇罗克不死，是没有“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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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私藏手榴弹这个事，要看是不是事实 如果现在能找到当时的搜捕记录，证明遇罗克确实是私藏了手榴弹，那么按当时的法律标准，够不够得上死刑？如果够得上，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也不可笑。
至于他是不是要暗杀太祖，则是在‘私藏手榴弹’之后要判断的事情。这个指证只能说明遇罗克可能要被判两次死刑。就如同美国有的州把数罪并罚的罪犯判个300年的徒刑一样。
按右派们的标准，过去都是不对的，所以法律也是不对的。如果以这个标准把遇罗克打造成悲剧英雄，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这其实说明右派完全没有法治观念。
如果认为过去的法律不对，那就修改，甚至去抗争，去革命，但是在修改之前，必须遵守原来的法律，如果你革命了，你就要甘心情愿有一天会被这个法律杀头，你期盼的只能是未来你希望的世界能实现，这才是守法的常识。
家园 现在有点新资料，会对遇罗克事件做补充 最近会在这个主题下细写和此相关的东西。
家园 我猜遇罗克之死 我觉得遇罗克被处决的原因还是因为《出身论》。但是这个观点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那就是遇罗克被执行的68年，最初鼓吹血统论的那批人已经被赶下台。当初遇罗克反对的人已经被打倒，那到底是什么人作出的死刑判决？
我猜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当初鼓吹血统论的人虽然被打倒了，但血统论本身并没有被打倒。直接说，打倒第一批血统论者并取而代之的人本身其实也是血统论者。
文革里台上虽然走马灯一样的在换人，但换来换去怎么都不可能有“黑五类”的份儿。实际上不管谁上台，都要标榜自己的革命出身。“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结果是新血统取代旧血统。老的红五类变成眼下的黑帮狗崽子，新上台的照样标榜自己革命意志最坚定，血统最纯。考虑到这一点，黑帮也好，造反派也好，虽然立场尖锐对立，但都有上台的机会。反倒是遇罗克这样反对血统论本身的人，不管谁在台上都是优先打击对象。
从这点上看文革实在让人感到绝望——能上台的，不管自己标榜的立场如何，骨子里往往和他们打倒的对象是一路货色。而对中国来说，挣扎得越激烈，往地狱坠落的速度就越快。
但历史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这种表面上无意义的绝望挣扎反倒带出了文革本身的积极意义。这点倒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改革有可以类比的地方。按照房龙在《宽容》一书中的说法：
“。。。在中世纪，有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
新教徒的造反摧毁了旧的建筑，并用现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
......
可是新教徒没有受过长达数世纪的如何进行迫害和镇压的训练，他们想建立一个没有反对者的禁地，却失败了。
大批桀骜不驯的囚徒从窗子、烟囱和地牢的门口逃跑了。
没过多久，整个地牢大厦陷于崩溃。
到了夜晚，异教徒便整车地搬走石头、大梁和铁棍，次日早晨用它们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小堡垒。它的外表很象一千年前格雷戈里大帝建造的普通监狱，但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
堡垒一旦投入使用，新的规定和制度一旦被张贴在门上，大批心怀不满的信徒便蜂拥出走了。他们的上司，即现在的牧师教长由于从未掌握过旧式执行纪律的方法（逐出教会、酷刑、处决、没收财产和流放），只好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观望着已经下定决心的乱民。这帮叛逆按照自己的神学所好建起了一道防卫木桩，宣布了一套暂时能迎合他们信仰的全新教旨。
这一过程经常往复，最后在不同的禁地之间形成了精神上的“无人区”，求知者可以在这里自由闲逛，正直的人们可以放任暇想，不会受到阻碍和干扰。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事业带来的帮助。
它重建了人的尊严。 ”
简单说，在宗教改革的年代，新教和旧的天主教在宗教迫害，草菅人命方面根本是难兄难弟的一路货色——宗教改革的创始人加尔文就故意把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塞尔维亚骗到日内瓦来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据说加尔文还故意用小火把他活烤了两个小时才烧死。天主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整个宗教改革期间伴随欧洲的是此起彼伏的残忍的宗教迫害和癫狂到邪教程度的愚行。但是正是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看似残忍而且无意义的斗争削弱了彼此，也削弱了基督教上千年的思想控制，产生了大量思想上的真空地带。结果新思想才得以发芽。
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文革。虽然中国人的血统观念和欧洲相比已经薄弱很多，但毕竟才从几千年以家族为核心的旧传统中走出来。以血统或者血缘为基础的人际观念还在人们心里根深蒂固。所以不管是前勋贵还是后上台的造反派，大部分人骨子里还是以出身论英雄，认为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是天经地义。无论是打击对手还是标榜自己，都是以出身为最重要的标准。这正解释了为什么文革中政权的变化如翻天覆地，但表面上中国其实并没有什么进步。而毛泽东一旦作古，前勋贵或者走资派们可以轻易反击并获胜。
但是进一步分析，后上台的造反派们虽然往往和被打倒的前勋贵们同属一类甚至等而下之，但和被打倒的勋贵们比起来，他们既没有实际的功勋也缺乏斗争，统治的经验。经过文革上上下下的折腾，造反派的势力如昙花一现，但前勋贵们也已经人丁凋零。即使毛泽东作古，他们也不再能够全面掌控中国。现在中国的最高领导，胡温是完全的底层出身，习李虽然顶个“红二代”的名号，但一则他们几乎是红二代们在权力中心硕果仅存的几个，第二这两人的发展路线也是实打实的从基层干起——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时代实际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红二代们高唱保卫江山，其实无论在左派还是右派中都应者寥寥，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水平。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了这个趋势。他曾经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左派，右派，以及人民都将得到经验教训，并用来指导以后的斗争。如果说人民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能够彻底抛弃了以出身论英雄，抛弃了对英雄人物传奇人物的期待，能够真正相信并且实践他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改变历史的强大动力”这句话，那么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有了非常贴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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