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发个老贴，其中涉及到中国古史中N个关键问题，期待引起讨论----

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汉学中，水利专制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已经成为一种常识，马克思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与此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国民政府基层军官出身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又在“水利专制”的基础上，添加了“非数目字管理”，以刻画中国政治模式不同于欧美拉丁模式的本质特征。

所谓水利专制理论的基本内涵是：由于影响中国的气流和降水的不确定性，中国尤其是华北的许多土地，每年都会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为了解决这些灾害，并防止由灾害导致的纠纷和战乱，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救灾和防灾。这种“统一调动”、“防灾救灾”的理念，由此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

1992年3月，全国各地的人民代表聚集北京，以1767：177的压倒性票数优势，通过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这表明，直到上个世纪末，“人定胜天”仍然是中国政治思维的主旋律，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但是，似乎没有人去认真追究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关于“水患”的合法性理论的源头，究竟在哪里。笔者最近一边阅读司马迁《河渠书》，一边打算从这段不长的文字出发，寻找相关材料，对此问题进行一种抽丝剥茧的解读。

若有缺漏，希望博识者指出。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冢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从这里看，传说中的禹，在十三年间做了以下几件事：

1. 游历全国各地

2. 给一些地区、山、岛等起名

3. 帮助挖深一些河道

4. 根据各处土质，确定税收的水平

5. 开辟道路

6. 挖了两条渠

不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就可以看出，上边6件事，3.5.6三件，不是少数人、短时间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无法知道，究竟禹具体参与的事件有多少。比如“开辟道路”，从意图上分析，既然禹走遍全国、分析土质是他的重要工作，那么他的“开辟”道路，可能只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比如翻过一座山，走进一块找不着道路的盆地，比如穿过一片树林，都需要自己用眼睛和刀具的帮助，才能继续前行。如果“偷懒”或由于别的原因放弃一个地方，那么一来对该处毫无了解，地图也画不出来，二来税收就会减少。如果错过的是一处“鱼米之乡”，则损失无疑就更大了。

这样看来，禹仅仅在1.2.4.5.这四件事上，就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就算以现在的技术条件和安全状况（既没有土匪，又没有野兽），一个人带一个小团队（团队大了，考察质量会锐减），要想做好这几件事，不要说13年，30年都未必够。所以禹在13年间，应当只是比较粗疏地完成了这四件事。

然后就涉及到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了。究竟在所谓“水利”方面，禹做了什么？他的用意是什么？

这里，我们看到了史马迁的一句分析----“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也”。也就是说，河流（这里很可能是指今天的黄河，但具体走向无疑不同了）的范围很宽，对中国的害处很大。这有些不可解，河流宽一些不是好事吗？有什么害处呢？但是司马迁并没有解释，接下去他讲述了河流原来的走向，然后说到了一句关键的话，表明水利的作用：

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冢二渠以引其河。

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是直观上看，难度并不大，也就是禹发现河流的上下游落差很大，所以流速很快，明明前边是个平原，但他就是走不过去。这才想到，不如挖两条渠，把水引走一些吧。

居然，居然禹想挖渠的目的，根本不是给百姓提供灌溉水源，而是为了过河，为了去收对岸广阔平原上的土地税。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禹真是这样想的，那么谁还会去帮他挖渠呢？那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所以一种合理的推想是，虽然禹的动机是测量土地、分析土质和收取贡赋，但是他未必跟周围的百姓这样说，他的实际的说法，恐怕还是“挖渠对你们好处大大的”之类，而且，他应当不会去找河边上的农户，而是找到那些离河较远、缺少水源支持的家庭和群落，对他们进行动员，这样挖渠的功业，就有可能做成了。但是这样做，河边上的居民不会有想法吗？他们会同意禹减少大河的水量吗？他们能够忍受一群外来人在他们的土地边上整天整天地忙碌吗？所以禹要想挖成这两条渠，还真不是件简单的事，他有大量的说服劝诱工作需要完成，天子的神威和财物的交换，应当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