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 俺老孫

既然您抄了作者后半段的论述，咱们就抄抄前半段吧：

三 “盛世”的四个支点

乾隆盛世的诞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除了以大权独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视农业和农民，除了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乾隆顺利攀上盛世之巅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父祖两代奠定的基业。

人治之下的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素质大多平庸低下，偶尔出现几个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难以持续，前代积累的统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个轻率的错误葬送殆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长期连续的和平稳定时期。汉代的文景之治，不过四十多年，其间还夹杂着规模庞大的七国之乱。大唐盛世中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中间也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政治动荡时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于清王朝的择优立储原则，一半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素质一流的三位皇帝实现了政治接力，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时，继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基业。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实现了摊丁入亩、养廉银、密折制度、军机处等一系列宝贵的创新，为乾隆铺设了驶往全盛的轨道。乾隆本身是实干家而并非思想家，事实上，乾隆一朝的内政外交大方针，一秉父祖遗轨，并没有大的制度创新。只不过他出色的实践能力使这些大政方针落实得恰到好处。

第二，乾隆的勤政。

优秀的遗传、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砺，乾隆皇帝在学生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诸事有恒。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时（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前面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檐曝杂记》卷一）

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

从登基到离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没有变化。

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始云齐集”。皇帝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看书来打发时间。以至于皇帝经常发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又说：“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相当于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连日宴请外藩蒙古，召见大臣，身体疲惫，又患伤风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朱续晫趁机上奏折，请皇帝注意休息，这几天要减少工作量，“寡欲以养身，握要以图政，谨持大纲，保养精神”。不料乾隆并不领情，反而批评这名御史说，暑去寒来，气候变化，人身体不适应而生病乃经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于节一身之劳，遂将国家政务，不事躬亲，尚执要之名，而开丛脞之渐，则错缪已甚”。（《清高宗实录》）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队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以过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并施，宽严相济，打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干部队伍。乾隆不像传统帝王那样，重德不重才。他对大臣的要求是，“务得有猷有为”。对那些高分低能、只知谨守官箴、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的书呆子，他一直厌恶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后，他鉴于朋党之忧，开始大力起用与官场中帮派没有关系的新人，以对鄂、张朋党釜底抽薪。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讷亲。此人年纪虽轻，却在雍正末年即已进入军机处，办事干练，颇为雍正所赏识。乾隆曾经说：“讷亲向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即位后，相继任命他为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进封一等公爵，一时权倾朝野。不料遇到了倒霉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呜呼了。虽然杀了讷亲，从任用讷亲的经验中，乾隆却发现使用年轻大臣的好处。那就是这些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满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标准。而且，这些人没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们圆滑世故，做事干脆利落。他们与朝中朋党没有什么关系，皇帝用起来十分放心。继讷亲之后，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恒。乾隆五年（1740年），这个人还不过是一个蓝翎侍卫，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被杀后，他一跃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其时年龄不过才二十五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宰相”。除此之外，他还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满族才俊，并且陆续任命汪由敦、刘统勋、梁诗正、于敏中等汉族官员入主中枢，从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个三十多岁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年轻人做首席军机大臣。这一任命，可以说完全出人意料。好在乾隆皇帝识人眼光独到，所用诸人，颇能服众。小舅子傅恒被重用，绝不仅仅是为了安慰死去的孝贤皇后，而是因为他确有过人之处。他见识远大，忠诚勤劳，办事干练，并且礼贤下士，待人宽厚，颇有他姐姐的遗风。史载他“款待下属，每多谦冲，与共同几共榻，毫无骄汰之状”。他前后领袖军机二十三年，始终得到皇帝的信任。兆惠从军机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屡擢至侍郎”。在后来平定新疆的战争中，他功勋卓著，黑水营之围，他率三千人抗敌万人，坚守三个月，成为清代军事史上的名将。历任湖广、云贵总督的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至于刘统勋、梁诗正等大臣，也都以干练著称，成为一代名臣。咸丰时期的大臣张集馨评价乾隆的用人说，乾隆年间，国家繁盛，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

乾隆晚年，到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们对大清帝国的许多事务都不以为然，唯对他们遇到的许多官员的素质评价很高。在他们眼中，乾隆驾下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风度不错，能力很强。比如约翰·巴罗评价说：“北直隶的老总督是个满人。他那轻松自然、礼貌恭敬而又尊贵自重的态度，是现代欧洲最有风度的侍臣都无法比肩的。他对使团事务周切关注，在天津款待我们时趋势自然，给下级官员和家仆指示时平易慈祥，赢得了众口一致的爱戴。他是一个七十八岁高龄，非常可爱的老人。个矮，眼小而亮，神态慈祥，长须银白，整个形象沉着镇静，不怒而威。”对于和珅，斯当东的评价是：“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马戛尔尼也认为：“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政治疾病是“肠梗阻”，也就是最高决策无法有效通过官员阶层贯彻到社会底层。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队伍效率颇高，执政能力极强，皇帝的重大决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贯彻。这就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干部保证。

第四，乾隆前期惩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实，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的酬酢宴会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派委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藉端要结，甚且赔累”，（《清会典事例》）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交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惩贪规定细化到了大臣们的家人。（《清会典事例》）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实际上，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远严厉于雍正朝。乾隆以前，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还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的新例。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1000两（相当于今天的20万元人民币）即判处斩首，决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凡贪污或受贿案件，承办大员一旦查有实据，立即请旨将犯官革职、查抄，籍没家产异常迅速、严密而彻底，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家产无论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在中国历史上，惩贪严厉者，在朱元璋之后，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严，执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惩贪举措，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防范严密，明察秋毫。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广布耳目，充分监察大臣们的一举一动。而且对同一个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听偏信。这样就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抚开泰秘密考察湖广总督鄂弥达的官品操守。开泰回禀说，鄂氏年老体衰，不过尚能正常办公。其家人闻有收受门包之事，不过数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后批示，鄂氏的问题不仅如此，你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弥达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全不阅看……”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高级官员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四周同僚的监察之中，时时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二是执法从严，决不姑息。高级官员如果事涉腐败，即使情节轻微，数量不多，也决不轻恕。

云南总督恒文是乾隆喜欢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头脑灵活，能力突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乾隆说他“历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恒文按各地惯例为皇帝准备“土贡”。他因云南产金，拟购买黄金制作几个金手炉献给皇帝。当时黄金市价为每两金子换14两银子，而恒文为了占便宜，只给10两银子。这当然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之实，确实相当卑鄙，不过占这么点小小便宜，情节也确实谈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发后，乾隆颇感意外，立即派尚书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前往严查。虽然案情轻微，皇帝却决定立刻赐恒文自尽。后来因查出此事之缘起是经下属怂恿，情有可原之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职，其他56名州县官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皇帝对涉及贪腐之案毫不宽假的坚决态度于此可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杨灏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两白银案发，杨灏被处以斩监候，伺二十二年秋后处决。乾隆二十二年秋审，也就是复核死刑犯时，继任湖南巡抚蒋炳认为杨灏已经在一年内把赃银全部弥补，建议判他死缓，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对此都无异议。案卷进呈，乾隆皇帝“阅之不胜骇然”，气得手直打战，“不胜手战愤栗”，当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连篇累牍，痛斥这一建议之荒唐。他说，杨灏身为三品大员，乃克扣至3000余两，本应立行斩首，“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对如此恶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为大臣们自然会建议处死，不料居然大臣们一致认为应改判死缓。狼藉至此，犹得宽免一死，“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

杨灏被立即处死，提出改判动议之湖南巡抚蒋炳被罢官抄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附和此议之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68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气不能平，又下达长谕，痛斥官官相护之风。乾隆说：

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

在谕旨的最后，皇帝坚定地表示：

为官相护之痼习，朕必力革而后已！

三是不避皇亲国戚。

慧贤皇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雍正年间即成为宝亲王的侧福晋。乾隆登基后册立为贵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后追晋为皇贵妃。她生前受宠程度仅在孝贤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宫的后妃之一。

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颇为顺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案发之后，皇帝毫不宽贷，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将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皇帝对高恒的后人相当照顾。十年之后，高恒之子高朴得以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不料此人颇绍祖风，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开采玉石，转往内地私卖，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

后世评论乾隆，几乎一致肯定其前期执法之严。晚清薛福成说过：“高宗遣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总结乾隆年间，封疆大吏以侵贪立案查处者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二十余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徇庇侵贪而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

因为乾隆前期抓紧了吏治或者说反腐败这个关键，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巅。这一点是朝野公论。章学诚认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珅当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称为清明盛世。赵翼后来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

作者的论点说穿了一句话，“乾隆搞愚民政策，愚民政策的结果是扼杀了中国人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没有独立的人格就走下坡路了。”

乾隆当然搞了愚民政策。但愚民政策是不是盛世衰落的根本性原因？我觉得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作者已经在书中指出：人口压力导致人均口粮不断下降。白银大量流入导致通货膨胀形成隐性财政危机（这个论点似乎河里有人早就提出过。）

愚民政策可以行于一时，但不可能行于永远。事实上，作者在书中也指出文字狱在乾隆后期大为放松。

说起来，清朝烧掉禁掉的那些古书，其实并不是真的对人的思想有啥积极的理性作用。对比那些所谓“禁书”和西方同时代的启蒙著作。那些“禁书”没有一本是提倡理性、平等、博爱、自由之类的东西。大多数都是无聊的小说、野史、文人墨客的牢骚。换句话说，对于启迪民智来说，这些书有它们没多，少它们没少。无足轻重。在这些古书完备的前几个朝代，中国人一样没有产生理性、平等、博爱、自由之类的东西。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之所以产生了启蒙运动，恰恰是因为物质经济的需要。而中国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要自发走入资本主义相当困难。

有意思的是，宋朝的科技水平相当高，也没有文字狱，而且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对提高科技（至少是国防科技）有极大的需求。而中国四分五裂。先是辽宋夏三国争雄，后来有时金宋，蒙宋对峙，完全符合某些书中对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环境要求。而宋朝对商业的重视历代无出其右。

但是，不论北宋还是南宋一样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者现代科技或者理性、平等、博爱、自由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