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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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除非该皇帝有容忍这些地分裂出去的气度

                朱元璋因为有个好.....儿子(我说的是沐英,干儿子是一定的,亲儿子也没准)所以云南在明帝国里一直特别,沐英的后人世袭镇守云南,例兼带将军头衔的总兵官,这还是云南,云南以外更是只有名义上的附属

                清朝,其实吴三桂也不过是看上了这个先例,然后就被铲除了

                中国体制,不容忍这种东西

      • 家园 赞同这句话

        传统史书基本是政治史,然而史家却罕有政治家,从而造成传统史书的逻辑架构往往由文人所构想,而非遵循真实世界运行的规律。

        所以在传统史书里最特殊的是《资治通鉴》,由卸任宰相、大政治家融合了自己对政治的理解重新叙述的历史,深度不是普通文人所写的史书所能比的。唐朝、元朝、明朝的宰相也修过几本史书,但我怀疑是挂名主编性质,还不能比。

        我读《三国志》最无法容忍的章节就是蜀汉那帮于国无用却占据整整一章的腐儒文人们。还有这帮人的狗屁文章,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地被收入寸字寸金的《三国志》正文。

        • 家园 那个原因很简单

          陈寿的老师是谯周,就是劝说刘禅投降的那个,跟谯周一起列入传记的一伙人都是他的同伙,这伙人列入史书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个。

      • 家园 推荐一个参考资料

        诸葛亮治蜀外链出处

      • 家园 虽然宝推了一下,但还有疑问

        蜀锦换什么

        边陲交通不便,直接运粮食进来貌似很难,粮食应该比蜀锦重很多

        运金银进来又涉及到金银从哪里换成粮食的问题

        • 家园 当然是换硬通货了。

          传统上对粮食的重视,是因为中国人口相对于粮食生产水平,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饱和状态,因此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配出了问题,社会立刻就会发生动荡。

          然而三国时期恰恰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汉末的天灾人祸造成了人口锐减,因此三国基本都不缺粮。这从史书记载可以一窥端倪,汉末人相食的记载连绵相属,而到了三国鼎立时期便罕见得很。蜀汉占有传统粮食产区四川平原,粮食更加不是问题。

          史书中有记载蜀汉北伐困于粮食,那是因为蜀汉缺乏把粮食运过秦岭山区的运输能力,从成都运粮到汉中,再从汉中运粮到前线,损耗太大了。蜀魏征战西北,都主动寻求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和补给,这种支持和补给,也不可能是白来的,这就是金银的去向之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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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附议存疑

            当三国之世,承战乱与经济崩溃之余,铜钱已废,真正的硬通货只有粮食和布帛。蜀锦不仅是货物,本身就是货币。对国家来说,外国奇货皆为无用。真正有用者,粮、布、盐、铁四样而已。

            所谓茶马古道,兴于唐宋。茶马茶马,交易的主要货物就是茶和马。但中原向域外输出茶叶最早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蜀汉之季,饮茶在中原尚未流行,蜀中也不盛产茶叶。虽然早在西汉就有蜀中到身毒的贸易路线,但是,我个人猜想,此时的贸易路线恐怕交易量不大。输出的主要货物我猜很可能是蜀锦。可以输入的货物恐怕很少。大量输入黄金可能性不大。因为印度、缅甸一带不以产金银见长,金银虽然贵重,但不是货币,对蜀汉的用处也有限。钻石、玉石、孔雀之类更是无用。南海产大珠、玳瑁、珊瑚,但交州控制在东吴手中,而且这些奢侈品对蜀国也是无用。银可能有但未必是主要输入品,因为南中本身就产银。所以我的猜想,西南贸易可能不是从蜀中直通域外,而是分段贸易。在蜀中到南中这一段,可能以蜀锦换银及其他货物,然后南中的商人再拿蜀锦更向南、西南、东南交易其他货物。

            总而言之,我以为西南贸易路线的思路很新,但经济意义恐怕过度夸大了。对于生产力水平很低、可交易商品剩余很少的农业文明,对于连年征战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三国时期,对于绵延于崇山峻岭和未开化民族之间的未经证实的一缕商路,我们对国际贸易的期望不能太高。

            何以军资所出,国以富饶?我的估计有两点:一是稳定背后,可以让蜀汉专心向北。身背后的和平稳定本身就是巨大的战略利益,所以诸葛亮才以蛮族自治,不设汉官。二是南中可以提供一些特产财货,如银、铜、胶、漆、角、竹木等。孟获等部族之所以势大,就是因为霸占了大银坑,可见南中产银。云南产铜。这些金属非金属材料可以当做贵重物品,可以铸制兵器,可以建筑土木,故曰军资所出。

            兄台的思路很新,但还需要更多史料来坐实。目前看来从猜想到证实之间空档还有点大。

            • 家园 关于茶的细节不确

              《僮约》,是王褒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文章,记述他在四川时亲身经历的事。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到“煎上”即渝上(今四川彭州市一带)时,遇见寡妇杨舍家发生主奴纠纷,他便为这家奴仆订立了一份契券,明确规定了奴仆必须从事的若干项劳役,以及若干项奴仆不准得到的生活待遇。这是一篇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受到汉宣帝赞赏的《圣主得贤臣颂》之类的辞赋。在《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的地区;武阳(今四川彭山)地区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

              这个细节不影响你的结论,当时其它地方饮茶的记载不多,可是偏偏四川从一开始就是中国茶叶的主产区和消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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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明白了
          • 家园 此处存疑

            少数民族要金银做什么呢,无非的换自己无法生产的物资。物资无非茶,盐,粮食,布匹,铁器。对硬通货需求不大吧。

            硬通货在和发达程度相近的经济体交流时才比较有用。

            • 家园 粮食换金银,金银再换其他必需品

              比直接用粮食换其他容易啊

              货币的基本功能,避免以物换物的不便

      • 家园 新颖!
    • 家园 从奉迎天子看袁绍

      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知名,但实际上这句话的出处和曹操并无关系,而是裴注献帝传中沮授劝说袁绍的说辞,其辞如下:

      将军累世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三国志正文中也有沮授这篇说辞,词句略有不同:

      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为立之际,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怀惧,济河而北,勃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扫;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

      可以看出其主旨是一致的。我倾向于正文中的记载,因为裴注将此事系于建安元年,则沮授所谓“州城粗定”是个明显的漏洞。按正文的记载,对沮授这一番建议,袁绍当时的反应是“喜曰:此吾心也”。而建安元年,奉迎皇帝的机会真来了的时候,袁绍却犹豫不前了。

      这并不是因为袁绍优柔寡断,或者说不止是因为袁绍优柔寡断,时势在其间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沮授提到的几大敌人,黄巾余部当时已经不是威胁,公孙瓒和张燕也先后为袁绍所击败,沮授所谓“合四州之地”已现雏形,“其功不难”兹时看起来的确也是不太难了。

      袁绍在“其功不难”之外,有没有进一步野心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是献帝传记载,郭图、淳于琼对袁绍表示:“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三国志正文中,郭图是支持奉迎天子的,但这种说法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乃至袁绍自己的一种心态则没有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袁绍和他的幕僚视野确实不如曹操广阔,曹操根本没把“违之则拒命”当回事,但总的战略态势上,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其道理。辩证地说,奉迎天子是一种政治资本,同时也是政治包袱,当时袁绍称帝的计划大概已经提上日程(袁绍开始操作称帝事宜,在建安四年攻杀公孙瓒之后,但公孙瓒坚守易京之久,恐怕也出乎袁绍的意料),从而汉天子更多的被视为包袱,也是自然而然的。

      但袁绍也并没有完全对机会视而不见,实际曹操奉迎天子,很可能是出自于袁绍的指使。后来袁绍对曹操的宣战檄文里有这样一句:“后会銮驾返旆,群虏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檄文固然可能张大其辞,然而这里连人证都具体提到了,想非凭空编造。从曹操势力对奉迎天子的态度看:“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荀彧传中更具体记载为“太祖议奉迎都许”,可见奉迎天子,确实不是曹操或荀彧的独断。

      说到底,汉献帝都许后的一系列加官进爵,也证实了檄文中所言不虚。汉献帝先是封袁绍为太尉,后因袁绍不愿官位在曹操之下,把本来封给曹操的大将军封给了袁绍,而曹操改任司空。汉献帝自从逃出长安以来,一路饥不择食,黄巾余党杨奉直接封为车骑将军,河内太守张杨超升为大司马,乃至“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也”。对有功人员固然不吝封赏,但这种条件下也无暇顾及他人了,封拜袁绍,无非是承认袁绍对都许一事亦有贡献。

      袁绍这一盘算,大概是考虑到将献帝置于曹操控制之下,既可免于受朝廷掣肘,又可间接获得挟天子之利。这个盘算不能说不精明,反而是太精明,乃至漏算了自己对曹操的控制并非如臂使指,袁绍后来又指使曹操将献帝迁徙至甄城,曹操便拒不从命。

      而且袁绍更大的失误是接受了汉献帝封拜的官职,史书记载分明:“初,天子之立非绍意”,汉献帝是董卓废立的产物,而袁绍正是反董卓的盟主,献帝在袁绍眼中看来,无疑是伪帝。袁绍曾经试图另立刘虞为皇帝,可见袁绍并不把献帝的权威当回事,而当时的关东诸侯,大多数也是持这种态度的。袁绍承认了献帝朝廷,一方面削弱了自己在追随者中的威信;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献帝朝廷的号召力,从而间接的增强了曹操的实力。河南、关中为曹操传檄而定,其中当然有狐假虎威的因素,而这虎究竟是献帝还是袁绍,也是昭然若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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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从官渡之战爆发再看袁绍

        官渡作为奠定了后汉三国战略态势的一场大战,在三国志中的记载有些失之于简略。从有年谱性质的武帝纪中看,战争起因大致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终于攻杀公孙瓒后将南下攻击许昌,从而曹操北上在黄河一线迎击。但实际从接下来曹操阵营的反应可以看出事情并非如此:

        秋八月,公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还许,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十二月,公军官渡。

        曹操在黄河来去自如(黎阳在河北,官渡在河南),足可见当时黄河一线并没有受到袁绍的直接军事压力,相反,袁绍领地却遭到了曹操派遣的臧霸骚扰。关于官渡之战开战始末,反而是三国演义写得更明确:

        绍览檄大喜,即命使将此檄遍行州郡,并于各处关津隘口张挂。檄文传至许都,时曹操方患头风,卧病在床。左右将此檄传进,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顾谓曹洪曰:“此微何人所作?”洪曰:“闻是陈琳之笔。”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遂聚众谋士商议迎敌。

        曹操称陈琳檄文可愈头风,不是三国演义的创作,最早见于裴注引典略,但所说的檄文并不是这篇。然而这篇檄文很有名,内容用坊间俗语概括,大概就是“兄弟伙并肩子上打这个狗娘养的”,这无疑是宣战了。从檄文的内容看,有“书到荆州,便勒现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的内容,建忠将军就是张绣,可见宣战是在十一月张绣投降曹操之前。

        但是,袁绍直到次年二月,才发兵南下,与曹操在黄河一线激战,中间袁绍为何宣而不战?这可以从田丰劝谏袁绍不要南下决战的说辞中一窥端倪:

        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脩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於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

        田丰的计策,就是要以袁绍的地缘人望优势,分化瓦解曹操阵营,最终不战而胜。这个计划应该说有一定可行性,当时曹操直接控制的区域只有兖州和豫州的一部分,这部分区域当时战乱频仍,生产力地下;曹操东有刘备,南有刘表,而且关中和青徐豪族都是羁縻状态,无法可靠使用;而且曹操本人及其阵营和袁绍也脱不开关系,连曹操本人都一度考虑彻底成为袁绍的附庸。袁绍宣战对曹操领地就是一种政治压力,从官渡之战初期曹操的窘态看,证实了袁绍宣而不战,实际就是在执行这一战略,而且取得了一定效果。

        另一个宣而不战的原因,很可能是袁绍还没准备好。虽然战是袁绍宣的,但搞摩擦却是曹操开始的,这一点在袁绍的檄文中提到了:

        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强寇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外助王师,内相掩袭。故引兵造河,方舟比济。会其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

        这件事可以从史书中得到印证:

        四年春二月,公还至昌邑。张杨将杨丑杀杨,眭固又杀丑,以其众属袁绍,屯射犬。夏四月,进军临河,使史涣、曹仁渡河击之。固使杨故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留守,自将兵北迎绍求救,与涣、仁相遇犬城。交战,大破之,斩固。公遂济河,围射犬。

        张杨算不上大军阀,家底也不会很丰厚,和曹操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曹操亲自率军去征讨其已经投靠了袁绍的余部,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献帝春秋此处说得更为直白:“操引军造河,托言助绍,实图袭邺,以为瓒援。会瓒破灭,绍亦觉之”,几处史料互相印证,我认为曹操与官渡战前曾企图偷袭袁绍,并被袁绍发觉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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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官渡之战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终于挥军南下了。如上文提到,袁绍本来执行的是以逸待劳的策略,是什么促使袁绍改变策略,与曹操进行军事决战呢?

          客观原因应该说是很明显的,袁绍对张绣和刘备期望先后落空了,张绣投降了曹操,而刘备则干脆放弃徐州,投奔了袁绍。至此檄豫州文中提到能直接与曹操武力对抗的人物都不存在了,当然,豫州、徐州的地方实力派恐怕仍然在袁曹之间首鼠两端。

          而主观原因我认为也不可忽视,就是与敌人在战场上一决雌雄的这种冲动很多人都有——看看河里言论倾向不难发现这一点。袁绍作为一名久经战阵的领袖,对自己军事能力的自信和挑战强敌的欲望更不会缺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读史固然应该从理性逻辑的角度出发,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忽视感性因素,本身就是一种不理性,这是题外话了。

          这里可以说一说刘备,袁绍檄豫州文的抬头便是“左将军领豫州刺史”,也就是刘备,应该说袁绍对刘备寄有厚望。但刘备这次的表现却出乎意料,按武帝纪和先主传的记载,刘备败得很惨,众多将领和家小均被俘,而按裴松之注引的魏书,则刘备根本没有与曹操交战,“自将数十骑出望公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这里我更倾向于魏书,因为关羽在投降曹操之后又回归刘备,完全没有影响刘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二者关系亲厚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如果刘备对关羽的被俘投降没有责任的话,刘备如此做恐怕无法服众。魏书中所谓望旗而遁或许有夸张嫌疑,但此战刘备曾弃众而走我认为是有很大可能的。

          刘备不肯出力,我认为和袁绍的行为是有关系的,袁绍传记载,田丰在曹操东征刘备时劝说袁绍攻击许昌,被袁绍以幼子有病拒绝。三国演义把这段移植到了刘备向袁绍求救里,虽属故事虚构,但却合情合理。刘备未必真向袁绍求救了,但刘备与袁绍有联系,至少关切着袁绍的动向,却是必然。袁绍此人确实不如曹操刘备这种一世枭雄来得坚忍果决,但以幼子有病为名放弃战机,那也未免看轻了袁绍。袁绍的打算,大概是让曹操和刘备打一阵子(曹操之前向东用兵,除了和刘备一起攻杀吕布那次,就没有很顺利过),坐收渔翁之利。而刘备一旦发觉袁绍是在把自己当炮灰使用,自然不会和曹操缠斗。

          袁绍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只好亲自南下,与曹操正面交锋。官渡正面作战的过程,史书的记载简直到了吊诡的程度,一方面看,曹操军屡次破军杀将,袁绍军失利连连;但战斗的结果,却是袁绍“连营稍前”,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对曹操这个兵不满万的记载,裴松之便有质疑,他理由有三:其一是曹操应有军力显然不会如此之少,也没有在与强敌决战时保存实力的道理;其二是如果双方兵力比十分悬殊,那么曹操应处于被包围状态,但曹操多次出击袁绍补给线,可见并没有被包围;其三是官渡战果是俘虏了袁绍八万人,如果曹操只有不满万人,完成这个行动都是很困难的。因此,裴松之认为这是想“以少见奇”,并非实录。

          兵力可以夸大其词,但曹操“合战不利”,袁绍步步紧逼的战况则无可置疑。魏国建国后的鼓吹十二曲第四曲名为克官渡,其描写的官渡战况恐怕与很多人的既有印象大为不同:

          克绍官渡由白马。僵尸流血被原野。

          贼众如犬羊。王师尚寡沙堆傍。

          风飞扬。转战不利士卒伤。

          今日不胜后何望。土山地道不可当。

          卒胜大捷震冀方。屠城破邑。神武遂章。

          按说这种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其可信性是先天地可以打问号的,但古时人心朴实,这首鼓吹曲中不少内容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印证。譬如“贼众如犬羊,王师尚寡沙堆旁”的兵力对比,譬如“转战不利士卒伤”的战斗情况,譬如“今日不胜后何望”的急迫心态,譬如袁绍军“土山地道不可当”的攻势,三国志中都有记载。相同的内容,换用紧凑的表达形式,就看得出当时曹操的窘迫了。

          曹操何以如此窘迫?恐怕还是与袁绍的另一条战线有关,二十年后曹丕在回顾官渡之战时是这样描述的:“四方瓦解,远近顾望”。曹操麾下战将虽多,但真正亲信重用的还是诸夏侯曹,曹操一辈的夏侯曹将军共有四人:夏侯惇虽然忠诚可靠,最为曹操倚重,但其不以军事能力见长,当时留守许都;夏侯渊被派出去督运兖豫徐三州粮草;曹仁被派往后方,对付袁绍派出的刘备;与曹操在官渡大营的只有曹洪。从夏侯渊和曹仁的任职可知,曹操的后方已经到了极度不稳的状态,这从其他记载也可以看得出来:“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另外史书虽然多有讳饰,但曹操曾依附袁绍的事实却难以掩盖,他手下有袁绍所派给的兵力。譬如后来官至后将军的朱灵,最初就是袁绍派遣帮助曹操的。陈琳檄文也有提到:“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

          在袁绍压力下,曹操集团内部出现了信任危机,后来击破袁绍,缴获大量与袁绍往来书信就是明证。曹操军兵力的迅速降低,与此当有关系——并没有大量战斗损失,然而杂牌军靠不住了,有限的嫡系还要分出去监视这些杂牌。比起兵力不敷,更可怕的是粮食跟不上了,毕竟曹操治军有方,没有直接诱因杂牌未必哗变;但人总是要吃饭的,没饭吃就是最直接的诱因了,再高的军事才能,也降低不了士卒的食量。

          曹操终于等来了转机,袁绍的谋士许攸投曹,带来了袁绍的运粮情报,这或者是运气,或者是曹操的第二条战线也发挥了作用(荀彧非常精确地预见了许攸将投曹,我不太相信完全是巧合),曹操决定袭击袁绍粮草驻地乌巢。

          但是更吊诡的是,细读史书,乌巢之战中却有更多的可疑之处。首先,袭击乌巢,看不出可以对战争的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之前徐晃、史涣就曾经袁绍运粮队,烧毁袁绍数千车粮草,并没有对战争局势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从袁绍的反应也可以看出来,袁绍听闻曹操袭击乌巢之后,还在考虑分兵救援与袭击曹操阵地,袁绍本人还倾向于袭击曹操阵地的。如果乌巢是袁绍所必救,失守等于战争失败,那么莫说久经战阵的袁绍,恐怕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做出如此判断。

          其次,奇袭乌巢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行动,如上一条所说,奇袭乌巢看不出能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曹操方面也应作出类似的判断。而且这信息仅来自于刚刚来降的许攸,理论讲更应该谨慎一些,根据记载,对此袭击计划,“左右疑之”。事实也证明曹操的袭击没有达成奇袭效果,袁绍的守军“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而且还坚持到了援军到达,曹操最后胜利,完全是破釜沉舟的力战之胜,而非胜于奇袭成功的妙算。

          最后最吊诡的是,曹操居然还真的因此赢得了官渡之战,而且赢得非常彻底,全歼袁绍大军,袁绍仅率数十人逃走,这里面恐怕藏着很大的秘密。按三国志记载,袁绍“余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坑杀的数量竟达七万人,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七万人的“伪降”是不可能的,别说三国时期,现代军队都没有这种组织程度。但是,这七万人确实都落到了曹操手里,曹操上献帝表里也提到了:“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余级”,参考年代稍后的另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淝水之战,前秦军虽败,然而是被击溃,并未被歼灭,更别说成批量地被东晋军所俘虏。更神奇的是,曹操俘虏这七万人,居然未用一兵一卒!按袁绍传记载,曹操袭击乌巢之后并未进袭袁绍阵地,而是直接回营,还未至营,袁绍军已经崩溃。曹操本人领军在外,其他人更不可能擅自发兵攻击袁绍主营,袁绍军自溃或有可能,然而集体把自己捆了投到曹营来,这大概是玄幻小说也不会有的剧情。

          说了这么多,大概有河友也能猜出我的意思了——袁绍阵营内部出了内鬼!这个内鬼,我认为是张郃。

          通宝推: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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