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逮捕“四人帮”那点事 -- 孟词宗

4．红一司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立埸

要谈红一司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立埸。得先从一副著名的对联谈起。

早在7月底，北京的某些中学里就出现了这么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披是“基本如此”。关于这副对联的“著作权”，据有关资料，最初是出自北大附中彭小蒙等人的“红旗战斗组”的某一名成员之手，一开始时的横披是“代代相传”，后来传播过程中被改成“基本如此”。当时与北大附中红卫兵争这副对联的“著作权”的还有北航附中红卫兵和清华附中红卫兵。

从对联的内容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出自高干子女的手笔，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能够被称为“英雄”的“老子”只能是指为打下红色江山建立过赫赫功勋的革命前辈们，别说那些中间阶层家庭的子女和“黑八类”子女没有胆量敢称自己的“老子”为“英雄”，就算是跻身于“红五类”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他们的“老子”解放前给资本家做工，给地主当长工或佃户，当牛做马，也算不得什么“英雄”。

此副对联一出，群情大哗，那些一下子全体被打入“混蛋”行列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所感到的委屈和不平自不必说，那些中间阶层家庭的子女也感到很大的精神压力，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些中间阶层家庭的成员很容易被混淆到敌对阶级中去，例如，资本家、黑帮（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中高层知识分子或工程技术人员）等原来不属于“黑五类”人员，在这一时期都被划到了敌对阶级中，以至“黑五类”的范围不断扩充，各地方出现了“黑六类”、“黑七类”、“黑八类”的名称。而且，当时的很多界限也比较模糊，例如，“小业主”（相当于现在的个体工商户）与“资本家”按什么标准来划分？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各单位的技术骨干或业务骨干与“反动学术权威”又如何区别？所以，这副对联使很多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感到了威胁和危机。即使在“红五类”子女，尤其是在“红五类”中的工农子女中，也有许多人不赞成这副对联，认为这样未免打击面太宽了，而且也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所以，这副对联贴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围绕赞成和否定这副对联展开的大辩论。这副对联的反对者和批判者认为，它体现了封建主义的“血统论”思想。

狂热追捧这副对联的是高干子女。尽管高干子女在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一些重点学校里，高干子女在这一时期的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领导机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这副对联在北京和各大城市的学校中迅速传播开来，并且被贴到了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司令部（或总部）的门框上，不仅如此，这副对联还被谱成歌曲，进行传唱，歌曲的结尾部分还伴以呐喊：“要革命，你就站过来！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那些狂热的高干子女们还将这副对联取名曰“鬼见愁”。

当时北京工业大学有一位学生叫谭力夫，时任该校文革筹委会副主任，其父亲是已经故世的高干（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位谭力夫与该校文革筹委会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刘京于8月12日合作写了一篇文章，热烈支持上述对联。在8月20日该校的一次辩论大会上，谭力夫又作了长篇讲话。谭力夫此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支持和论证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二是支持原北京工业大学以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他骂对立派“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谭力夫此人相当有才华，他的讲话言辞犀利、激情洋溢、雄辩滔滔，很多高干子女认为说出了他们想说的心里话，所以，该次辩论会后，《谭力夫讲话》的记录稿就被迅速传抄、张贴到北京所有校园，继而向全国校园扩散，而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组织路线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谭力夫路线”。

谭力夫路线或上述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也就是红一司的组织路线。当时各学校的红一司所属组织在吸收红卫兵时都采用了以家庭出身为标准划线的办法，原则上只吸收“红五类”子女，只有很少数被认为政治表现好的“中间阶层”子女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而“黑八类”子女则一律不准加入。事情还不止如此，很快地，一司红卫兵就宣布剥夺“黑八类”子女参加“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即勒令“黑八类”子女们不得写大字报，不得参加大辩论，以及不得参加学校的其他许多活动。有些学校的红卫兵没收“黑八类”子女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理由是这些人学“毛著”会越学越反动），各学校都出现将“黑八类”子女从教室、从校园撵出去的情况，“狗崽子”成为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流行称呼，而一些红卫兵对“狗崽子”们拳打脚踢也成了家常便饭。

在少数学校（主要是中学）里，对“黑八类”子女的迫害更加严重。如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中学红卫兵对该校“黑五类”子女下达了五条禁令：（1）不许学毛著和毛主席语录；（2）交出自行车和手表；（3）降低工资到最低水平（12元以下），能活命就行；（4）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菜；（5）禁闭劳动；又如北农大附中的“8·26事件”，红卫兵将该校100多名“狗崽子”所带的《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全部抢走，并对他们施以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剪阴阳头，侮辱女同学等，一边打一边说：“叫你们这些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个别学校，将“黑八类”子女象奴隶一样押往郊区农村劳动；个别学校，将“黑八类”子女关入私设的“劳改所”，进行残酷折磨；还有个别学校，甚至发生将出身不好的同学活活殴打致死的事件。

实际上，参加了一司红卫兵的“红五类”子女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所谓“红五类”，包括了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类家庭。但是，前三类家庭出身的子女与后两类家庭出身的子女原来在学校里相处得就不和谐。在文革前的学校里，前三类家庭出身的子女是学生中的贵族，他（她）们往往有自己的小圈子，平时便目空一切，很少与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往来；而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却通常是学校里的贫困一族，在衣着用品、生活习惯、行为举止、思想方式等方面与前三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平时倒是与“中间阶层”出身的学生走得比较近。在红一司内部，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处于掌权地位，而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则往往被前三类家庭的子女看不起，处于被压制和被排挤的地位。在红一司内部，曾经出现过一个叫作“贫下中农协会”的组织，就是因为某些大学的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不堪忍受压抑而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有部分狂热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主张抛开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而成立更具“革命性”的“红三类”子女红卫兵组织，当时北京曾出现过一个叫作“首都帅将校军人子女红卫兵司令部”的组织，宣称加入该组织的红卫兵其父母的军衔最低必须在少校以上。红一司内部不同家庭出身的成员之间存在的矛盾，终于导致了10月份以后大批工农子女反出红一司。至12月份，红一司组织事实上处于土崩瓦解之势，留在红一司的剩余死硬派高干子女红卫兵这才不得不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个组织已经完全抛开了工农子女，公开亮出了纯高干子女组织的旗号，在“联动”所发通告后面的署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部分革命干部子弟 联合行动委员会”，可见，“联动”成员均由父母职务级别很高的高干子女组成。

“鬼见愁”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不仅体现为红一司的组织路线，也与红一司的政治立埸密切相关。红一司的政治立埸，简单地说，那就是：什么都可以反，就是不能反“老子”。原因很清楚，“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之所以敢称自己为“好汉”的唯一凭据，是因为其“老子”是“英雄”，如果“老子”被打倒了，依照上述对联的逻辑，“儿子”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混蛋”。正因为这个原因，一司红卫兵也被三司红卫兵讥称为“保爹保妈派”。

一司红卫兵在文革中被红三司的人骂为“保守派”，致使很多后来的文革史研究者望文生义，误以为这派红卫兵的特点是“思想保守”，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一司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女，因为能够得到大量一般老百姓无法知晓的来自中央高层的内部信息，因为根深蒂固的“自来红”思想且认为革命接班人非我莫属，因为平时养尊处优、有恃无恐、目空一切，往往敢说许多普通平民子女不敢说的话，敢做许多普通平民子女不敢做的事，所以，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当他们认为这次运动是整别人，压根儿想不到会整到自己父母及自己头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激进。最早喊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的是一司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是一司红卫兵的中坚，其重要成员后来也成为“联动”成员），创作《造反歌》并将其传唱到全国的是一司红卫兵，最早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在城市里游行的也是一司红卫兵。一司红卫兵最初的大字报往往充满着火药味，甚至显得杀气腾腾，大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概。他们什么都可以反，可以造“四旧”的反，可以造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的反，可以造学校里的校领导和教师的反，可以造运动初期被揪出的“黑帮”分子的反（运动初期最早被打倒的“黑帮”分子大多数是一些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可以造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旧知识分子的反，可以造苏联大使馆和英国办事处的反，等等，但唯独在对待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问题上，他们却站在了“保”的立埸。

当造反派学生组织冲击党政领导机构时，各学校的一司红卫兵组织便纷纷站出来发表“严正声明”，认为，有关中央部委或北京市委或各地省市委的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且，通常会有大批一司红卫兵赶到现埸，为被冲击的党政机关“护驾”，从而引发两派的激烈冲突。笔者曾在杭州看到过一张文革时留下来的照片，照片上是几个一司的女红卫兵高举一面大横幅，上面写着“誓死保卫省委！”。对于各地造反派学生组织中击党政领导机构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是“狗崽子”企图翻天。

10月份以后，这些最早喊出“造反有理”口号的一司红卫兵便绝口不谈“造反”二字，因为这一时期，“造反”二字已经有了明确的含义，那就是“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随着一批党政高级领导干部被运动冲击、被点名批判，一司红卫兵便开始厌恶和憎恨“造反”。以至后来在“联动”纲领中宣称：要“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从各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这方面看，他们中的许多人起初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态度是很积极的，他们认为，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中，作为一个地方的党政主要负责人，站在运动前列，领导本地区广大群众把这埸运动搞好，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文革运动一开始，各地都普遍成立了在省委（或自治区党委、市委）直接领导下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建立了强有力的办事机构，定期编发文革简报，通报本地区及各地文革运动进展的最新情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各地党政组织都及时召开规模浩大的群众大会，由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向群众传达会议精神。各党政主要负责人频繁召开碰头会议，交换意见和信息。他们也经常出席各种“左派”群众的集*会和重要活动，听取“左派”群众对各单位运动情况的汇报。这些党政负责人都是资历很深的领导者，有着丰富的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在他们的经验中，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有一个共同规律，即各级党组织在运动中的基本任务都是：发展和依靠左派队伍，争取和团结中间派，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右派，其实，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即《十六条》）里，也是这样提法的。关于“左派”和“右派”的概念产生，由来已久，可能要追溯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里我们不谈，但是，“凡有人群，必要划分左、中、右”这个观念，在当时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的头脑里却是根深蒂固的。那末，“左派”和“右派”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或划分呢？当时的各级党政负责人普遍存在和采用的一个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就是：是否反对党组织。“党组织即等同于党”这个观念在当时的各级党政负责人头脑里同样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这一观念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而且对革命战争年代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那个年代，各个地区常常处于音讯隔绝状态，一个地区的党组织，就是党在这一地区的具体存在，党员们对于党的忠诚就必须体现为对具体党组织的忠诚。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只要说一声“这是组织的决定”，党员就必须无条件服从，只要说一声“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党员就是豁出命去也要完成。所以，在文革初起时，绝大多数地方党政领导人就是按照这一标准去划分“左派”和“右派”，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认定那些胆敢反对工作组的人、那些胆敢炮轰省委市委的人都是“右派”，都是坏人，而且他们从内心深处相信：别看这些“右派”现在闹得欢，将来迟早是要“拉清单”的。

对于当时来自北京的“首都红卫兵”，开始时各地方党政组织都是礼敬有加，因为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并亲自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令他们想不到也想不通的是，这些“首都红卫兵”竟然一到地方就跟那些反对党组织的“右派”学生搅在了一起，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向党政组织的冲击。于是，他们开始怀疑这些“首都红卫兵”是假的。当“正宗”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进兵团到来时，这些地方党政领导人喜出望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种喜悦其实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央报刊不断发表的社论、不断传来的中央文革成员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学生时的讲话、一份又一份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无不清清楚楚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学生们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造反”），“某级党组织即等于党”的观念将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这些地方党政组织的领导人终于傻眼了。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陈毅、叶剑英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遭造反派围攻。

　　1月7日前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

　　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陈伯达、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的字条，含冤自尽。

　　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残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身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江青一伙说张霖之是彭真线上的人，是彭真的死党，煽动造反派揪斗张霖之。

　　1966年底，张霖之正在东北深入矿区检查煤炭生产情况，被煤炭部和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张霖之在短时间内被残酷地批斗了50多次。由于他性情刚烈，宁折不弯，造反派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40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之际，江青、陈伯达、叶群突然向到会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企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打倒老帅，窃取军权。

　　叶群给萧华强加了种种罪名，要他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逼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去不敢去？"

　　陈伯达扯着嗓子喊："你萧华是绅士，而不是战士。你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叶剑英、聂荣臻实在看不下去了，没等会议结束，就愤然退出会场。

　　晚上，周恩来看到叶剑英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打电话告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不料，会议内容不慎泄漏。当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对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冲到景山东街要抓萧华。多亏萧华机灵，闻得风声后从后门跑出，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但造反派还是抄了萧华的家。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见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火上浇油："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啊？"

　　叶剑英压了压火气，没予理睬。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知道内情的徐向前问："昨晚你到哪里去了？"

　　萧华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

　　"啪！"徐向前怒火冲顶，狠劲一掌击在桌子上，茶杯盖震起老高，又在桌面上弹了两下，滚落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时，叶剑英针对江青的明知故问，高声怒喝："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叶剑英"啪"地一声，也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猛，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大闹京西宾馆"。

毛泽东在他召集的两次常委会上连续批评了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做法。

　　在2月6日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2月10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两军对阵，分外鲜明。

　　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嘲讽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面红耳赤："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气势汹汹地摔起了皮包："要这样讲，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哩！"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在以后再说。"

　　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五天之后，一场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推向了高潮。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据当事人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碰头会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都到了，但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迟迟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来看到国家搞成这个样子，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余秋里为了革命的胜利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胳膊）被整成这样，双眼默默地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杂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红旗》杂志13期社论是指1966年10月1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该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此后，大批老干部就在全国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喧嚣中被打倒。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没有。"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事先也不叫我们看看！"

　　在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发言和插话，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但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起来批评那些拍案而起、奋起抗争的老同志，没有制止他们的发言，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这样一种无声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谷牧回忆"大闹怀仁堂"时，说："周总理的态度也是很明确了，就是大闹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总理就在场，总理没有起来批评，说哪个元帅、哪个副总理说怪话。总理只是讲一句话，反复地讲，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啊，大家不要发牢骚嘛，只讲这么一句。"

　　说周恩来支持"大闹怀仁堂"，是从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中提取的历史结论。如果不具体深入到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仅停留于简单的结论表述，就有可能、也难免使后来人对周恩来当时没有像几位副总理和老帅那样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感到遗憾，甚至难以理解。

　　应当说，周恩来当时所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其心理内涵是复杂的。

　　一方面，从思想和感情上来说，周恩来与这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相通的。实际上，当出于反修防修初衷的"文化大革命"演化为一场社会大动乱后，周恩来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同大批老干部相同目的的抗争。

这种抗争，举不胜举。

（来源：大旗军事 转自：中华网）

1967年下半年，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

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

陈毅在演讲中说：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是个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做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是给我们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

“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我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有6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5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要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是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2006年第8期《党史纵横》涤生）

1968年11月1日，北京的广播喇叭里都播放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

一位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人说：“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她就是陈少敏。

“这是我的权利！”

那时候，开会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而且也没有现在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鼓掌或举手表决。陈少敏记得那次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大会，就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

当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开始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会堂里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

此时此刻，陈少敏没有举手。她用右手紧紧捂住左胸，以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事后，“康老”，找到陈少敏，问她说：“你为什么不举手？” 康生当时虽然“位高权大”，但陈少敏并不怕他。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陈少敏的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很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吗？”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项怀玺知道，这次是中央的全会，是不能有不同意见的。于是就说：“大姐，你不举手，他们会不会……”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在这件事情之后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从1967年开始，陈少敏就成了冲击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陈少敏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很愤慨，从理智到感情，都不能接受。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的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此安慰少奇同志。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有些人就给她扣上“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帽子。

（摘自《党史纵横》）

凤凰卫视2009年11月28日《风范大国民》节目：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人

马鼎盛：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公报，宣布中共中央“一致通过”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中央委员陈少敏公开说我就没举手！当时康生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的身份逼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冷冷地答：“这是我的权利！”举手赞成打倒刘少奇的老革命，谁不知道共和国主席冤枉？连周恩来都违心举了手，实在是政治压力太大。文化革命开始那两年，中央文革小组只手遮天。他们可以教唆红卫兵抄家、指使造反派批斗、甚至动用武装力量拘捕政敌。

毅然选择了最艰难最孤独的道路。“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陈少敏无声的抗议显示了一个党、一个国家希望的明天。

马鼎盛：后来胡耀邦多次在党内说：关于刘少奇冤案，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我们今天来反思一下，陈少敏坚持真理的力量何来。

解说：1968年10月13号到10月31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縢叙兖（历史学者）：在文革当中，中央委员八大中央委员一多半都打倒了，97名中央委员，大概只有50个人才能参加会议，不到50个人，47个人我记不清了，整个中央委员会70%的被打倒，参加全会的很多代表根本就不够资格的，没到半数的，这会按理说就无效，为了超过半数，临时又从后边的委员又拔了十个补充上来，又把那些造反派什么乱七八糟四人帮这些走狗们都弄进来开会，结果这个会是133个人开的会。

解说：陈少敏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接到任何通知，甚至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实际上从1967年开始，陈少敏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而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刘少奇，推上了风口浪尖。

縢叙兖：刘少奇开始坐冷板凳，从中央二把手变成第七位，排到后面去了，这时候刘少奇一挨批，很多中央委员，中央领导干部见刘少奇都躲着走，不敢跟刘少奇靠边，陈少敏就不怕，总工会的造反派就开始揪斗陈少敏，就说你是刘少奇线上的人，她也不服，就跟他们辩论：不错，我是刘少奇的线上的。过去搞白区他就是我的上级，后来到新四军五师，刘少奇同志是政委，我是他的下级，一条线上的真不错呀，是一条线上的，但是我们是工作关系，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阴谋，你们这么搞刘少奇我不赞成，他有什么问题，我认为没啥问题。

解说：由于拒不批判刘少奇，陈少敏被列为“黑帮分子”，不允许参加任何中央会议。

縢叙兖：快开会了都报到了，周总理看陈少敏怎么还不来，就派了中央办公厅的人带了车到总工会去，跟他们讲我们来接陈大姐陈少敏同志，这是总理的指示，他们不敢了，这样才从家里面陈少敏接到了会场，接到了会场不要开会吗，总理点名，看到陈少敏来了，说陈少敏你来了，陈少敏说总理我来了，答了个到。

解说：会上对老帅们的围攻批判，对刘少奇的审查，让陈少敏非常愤慨，只能以沉默抗议。

縢叙兖：整个开这个会的当中，简报里两次点到陈少敏，10月23号里的简报里就写了陈少敏，说：陈少敏在会上不讲话不表态，一直没个态度，对中央给刘少奇审查小组的报告，审查报告，她一直不表态，有的时候逼着她，她才做个东扯西拉不象样的检查，这是23号简报，点陈少敏，24号简报又点陈少敏的名，说陈少敏大家今天批评她教育她，她还是不表态，还是对刘少奇报告不表态，同志们很气愤，批判她：说你连个农村老太婆的思想觉悟都不够。

解说：10月31日，最后的表决到来了。

縢叙兖：举手表决要把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永远开除出党，这个重要历史时刻，就她一个人不同意，她当时在举手表决的时候，她把两个眼睛闭上，她不想看这个丑陋的现象，这个全党中国人蒙羞的场面，她把眼闭上，她把右手捂了左胸，她趴在桌子上，就这么趴着，很突出，人们都看着她，周围人都看着那么个表情，举手的时候她不举。

马鼎盛：陈少敏是总工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官不算很大。她1928年入党，资格不太老。山东贫农家庭出身的陈少敏，13岁入青岛日本纱厂做童工，又有教会中学的学历，25岁才加入共青团，已经有独立思考能力。陈少敏第一任丈夫是省委书记任国桢，一年后丈夫被捕牺牲。她最传奇的经历；是1939年同李先念率小部队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一年发展到上万人马。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陈少敏任副政委，为建立敌后党组织和根据地做出卓越贡献。这位战争年代少有的女将，是蒋介石点名要“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的“女匪首”。

陈少敏是纯粹的共产党员但在官场不合时宜

解说：建国后，陈少敏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国纺织工会第一任主席。在纺织系统，一个普通的女工郝建秀，在陈少敏的培养下，日后成了中国的纺织工业部部长。

解说：陈少敏顶着自己被批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的帽子，不屈不挠的为这些干部上诉。

滕叙兖：1957年很多人向陈大姐反映意见，想不通，郑位三和陈少敏就正式两个人署名送中央组织部并转中共中央，去讲这件事情，为这些干部们讲话，说这样做是不对的，要恢复这些干部的党籍，这件事彻底解决还是在四人帮倒台以后，所以这些受委屈的老干部很感谢陈少敏，这件事解决之前陈大姐一直为我们说话，不是说不管了，她管，她说我做的主，我做的事情，我要负责，我要为下面这么多干部负责。

马鼎盛：1945年，陈少敏当选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当时整个中央委员会里仅三位女委员；另外两位是第一代老革命家邓颖超和蔡畅。

马鼎盛：解放后陈少敏曾三次回乡，她夜访孤贫、反对浮夸虚报、拒吃乡里干部的酒肉宴席。她也当地政府要的是摊煎饼的工具、20斤小米和一袋谷糠。要说她利用职权给家乡送礼，那是为解决乡亲吃油，从外地调来几袋花生种子。除了她弟弟早年参加革命当干部之外，所侄儿侄女侄孙都没“鸡犬升天”。直到1977年12月14日去世，陈少敏住的是旧房子，用家具，穿破衣服。陈少敏当大官过老百姓的清贫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政治上不腐败，敢于坚持真理，多强横的政治势力也压不垮她；陈少敏主持正义，始终抵制冤假错案。现在中央整顿党风，讲求执政为民，很应该把陈少敏的风范载入教科书。

《风范大国民》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播出

首播时间：（周六） 18：30

重播时间：（周日） 04：30 （周一）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