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 孤星
家园 所谓“厚道人”，就是指手里有权，但不去整人的人 比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从20年代末到去世，他一直处于党的核心领导层。但是，这么多年，你能指出他故意整过谁吗？ 不能。
是他没有整人的权力和本事吗？ 显然不是。
（周总理文革中说过一句话：任何人，我只要跟你在一起一星期，我保证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比喻给别人上纲上线和挑刺，谁都会。这事不难。）
周总理这一辈子，倒是保护了许多的同志。比如，长征中，保住了张国焘准备杀害的廖承志。文革中保住了许多的老干部。但是，自己的养女孙维世倒没保住，被人关进监狱活活打死。
朱总司令也是的同样的厚道人。
习仲勋同志说过：我这一辈子，两件事我问心无愧：一是我没有犯过左的错误，二是我没有整过人。
（我补充：习仲勋同志倒是被自己人整得两次差点丢了命：一次是在陕北苏区，“左派”领导人差点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右倾分子”活埋了，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陕北，“刀下留人”救了他们； 二是文革被关押7年；）
中共党内的有名的“左派”们，都喜欢整人。王明、博古、夏曦、张国焘、康生，以及四人帮等都是如此。这些家伙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因为，除非你自己能永远捏着刀把子，否则，刀把子到了别人和你的对立面的手里以后，你就要倒霉。你的家人也要倒霉。
家园 去读读彭德怀自述吧 再读读黄克诚自述，看看当时湖南乡村贫苦百姓的童年生活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再看看《西行漫记》中描述的生活场景，会不会觉得时空错乱？
看到回忆起祖母领着弟弟雪天讨饭时彭德怀的悲痛，回忆起失去姐姐时黄克诚的愤懑，应该就能感觉到是什么支撑他们坚持下来，并保持初心。
家园 叔叔您记性真好 我来给原文。
彭总对他祖母还真是孝顺，因为他祖母都要溺死他了也没以其人之道还之。
他爹在场居然也同意，结果还是舅舅亲救了彭总一命。
通宝推：心有戚戚,审度,桥上,- 复 叔叔您记性真好
家园 八十年代的时候拍了一部电影《少年彭德怀》 -- 有补充 其中童年彭总是由近几年颇为红火的演员富大龙饰演的，按照故事片编的故事，彭总家庭出身可不是富农。网上介绍的剧情梗概：
故事发生在晚清末年湖南湘潭的一个山村——开国元帅彭德怀的家乡。私塾学堂里，一群小学生正在背《三字经》，小得华（即彭德怀）看不惯教书先生的那副凶相，一个字也不肯背。他不小心撞翻了练字的沙盘，被先生责打也不求饶。
进学堂半年多了，他始终不愿说话，这下可气坏了爸爸。为了供得华读书。爸爸拖着病身子去干撑船、背盐的重活，儿子却有这么一副倔脾气，难怪他着急。其实，得华很聪明，连大班同学的书也能背。先生看他聪明，不再生他的气，还主动送他“文房四宝”，得华不要，先生说他“不食嗟来之食”，有出息。爸爸为了给他买上“文房四宝”，又带病去背盐，不慎摔倒，从此卧病不起，家里生活更穷困了。
得华的爷爷早年参加过太平军，至今还保留一把大刀；小得华愿意听他讲故事，求他教自己练功习武。
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当卖一空。小得华不能再念书了，上山砍柴赚几文钱养家。更为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得华妈妈身上有孕，还要到山上挖野菜，一头栽倒在荒郊野外，离开了人世。从此，得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爷爷因为上了年纪，已经不能干活了，他怕死后给彭家带来经济负担，决定外出讨饭，宁愿客死异乡，临行前把刀留给了得华，不辞而别。
村子里的大财主陈大善人过生日要百姓们祝寿，还假惺惺地给穷人施舍点米。得华和弟弟来领米，就是不愿说祝寿的话。狗腿子秦大暴牙辱骂得华，得华宁肯不要米也不低头。得华八舅是个吹鼓手，为村里办红白喜事，日子过得去，可是膝下无女儿，想收得华为徒，得华却说什么也不当吹鼓手。他还是以砍柴为生，有时把当天卖不掉的柴存放在舅舅家，但从来不吃舅舅家一口饭。
得华给刘大爹家放牛，总算有口饭吃了，又能常常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有一次他们在山上割草，没想到秦大暴牙竟让孩子们每人交一把草给他，献少了就挨打。得华忍无可忍，凭自己一身武功狠狠地惩罚了这个地主狗腿子。
得华不敢在村里呆了，和伙伴罗满到附近的煤窑当苦工。该发工钱的时候，煤窑总管竟把工人血汗钱拐跑了。愤怒的工人烧毁了煤窑，得华、罗满又回到村里。
罗满为了接济穷人，偷了大财主的粮食，被秦大暴牙打得半死，得华闻讯后提刀冲进财主院，去救罗满，但罗满不幸死了，得华怒火中烧，用大刀砸开了地主粮仓，穷乡亲们一起涌进地主大院抢粮食。
15岁的得华被悬赏通缉，从此，他远离家乡，走上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最近网络总出问题 -- 补充帖 昨天发的帖子今早起来看屏幕上还在转圈圈。只得重新发送。发送完了才发现，已经有很多新帖子跟进了。
见前补充 4748895
家园 你没记错，我也读过这段。
家园 中国之有今日，要感谢这些母亲、父亲、妻子、儿女的大恩大德！ 纵观现今各国不论大小，人民被资本利益集团、帝国主义列强折腾得七荤八素、不死不活的。中国人民本来就是它们当中的一员，且位于最不堪之列。唯托福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及其伙伴、千百万革命者、红军指战员、他们的家属，千辛万苦、抛头洒血，方得推翻买办地主集团，赶走帝国主义列强，获得了今日的自主自立发展求强空间。尽管这些黑暗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攻倒算、卷土重来，但中国红旗至今未倒，初心仍旧不灭，在抑制资本豪强、对抗帝国主义方面，较之全球，亦独领风骚。读着上面的故事，当然悲痛唏嘘不已，然而想到这些人奋斗牺牲代价换来的成果，仍知其值得了，应可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了。
下面是我唱录的两首歌曲，特此歌颂并怀念红军英雄和他们的家属。红军精神万岁！
通宝推：江南愿,家园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 公众号 云在西湖 同发。
《莫文骅回忆录》用几个场景生动展现了母亲对他的爱、对社会家庭命运的抗争。莫文骅中将1910年出生于广西南宁。他父亲好诗文，一生谨慎求安，1925年做生意破产后，家里的布铺和田地陆续卖掉了。他母亲是壮族，出生于越南，14岁被拐卖到莫家做丫环，后来嫁给他父亲做继室（生了2男1女的原配去世）。母亲家庭地位很低，在生了2个女儿之后连续生了6个儿子，地位才逐渐提升。
莫文骅小时家境还不错。读了4年私塾之后，母亲支持他上洋学堂，去外面读书闯世界。他几个哥哥都没读过洋学堂。他父亲比较胆小守旧，觉得孩子认识一些字，会写信就行了，再加上怕孩子出去闯祸，因此就不打算送他进城上学。
他父母为此吵得很厉害。母亲说，我生了5个男孩（有1个夭折），要出去闯世界，总要闯出一个来，干一番事业，就是去当兵，也不怕。在家境衰落的情况下，让孩子出去闯一闯，这是她对改变困境的唯一冀盼。
在母亲的多次力争下，莫文骅14岁那年被母亲带着考上了南宁市模范高等小学，成了家里第一个上洋学堂的人。1926年春天，他考上省立第一中学。到年底，他加入了共青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党员、团员、革命群众被抓。
1927年5月3日下午，莫文骅刚放学，母亲急急忙忙赶到学校，小声对他说，外面传闻又要抓人，他过去在学校出头露面多，赶快回家躲一躲。他答应了，准备在学校吃过晚饭就回家。饭后正要回家，在校门口遇到几个同学，就去打篮球了。打完球很累，天也黑了，就没回家。
缺乏斗争经验就要吃亏！莫文骅5月4日凌晨被抓进了国民党第15军军部的拘留所。9月1日、10月7日，分别有13名、15名难友被杀。10月8日，母亲听到南宁第二次杀人的消息，又听说杀人布告中有一个姓莫的，心情非常紧张，泪流满面，全家人都落了泪。母亲先找巫婆问卜，然后带着他一套较新的衣服去刑场，准备收尸。到了刑场，烈士的尸体尚未收殓，但个个血污满脸，很难辨认。母亲既急于找到他，又怕真的找到他，细心挨个查看后，才透出一口大气回家了。
大约是12月中旬，狱吏通知莫文骅到军事特别法庭候审。临近春节时，拘留所允许家人探监。母亲闻讯，带着1个弟弟拿着食物来看他。隔着栏杆，相距一米多远，总算母子、兄弟见面了。母亲见他身体瘦弱，脸色苍白，涕泪交流，非常难过，并多次问他还要什么东西。他随口说，快到春节了，拿一点粽粑吧。母亲回答说，粽粑是用绳子捆的，不能再吃这种东西了。他听后笑着说，粽子的绳终究要解下来，它捆不死人的！
经过10个月的非人生活，莫文骅于1928年2月初被“无罪释放”。后来，他跟着张云逸大将参加了百色起义，出发之前也没来得及跟家里打招呼。红7军主力离开广西后，他20年没有回家。
1949年12月，担任13兵团政委的莫文骅带部队打回了南宁。在离南宁的最后一段行程中，他的心情着实难以平静下来。此时此刻，他想到了早已病逝的母亲，想到了南宁沦陷后被日寇杀害的大哥、在逃难中活活饿死在床上的82岁父亲（父亲1943年去世，说明之后他跟家里还有某种联系）。终于回到了破烂不堪的家里，若当年盼望儿子闯世界的母亲还健在的话，那该是多么高兴！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过了一段略微安定的日子。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国共双方始终存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但在面上比内战时期有所缓和，一些人开始有条件与家里通信，甚至有机会与家人见面。当然，毕竟是战争年代，通信、见面还是很难的。
杨得志在陕北照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相片，然后写了一封信，一起寄给在湖南老家的姐姐。他母亲在他11岁时去世。母亲生了14个孩子，大部分早夭，他印象深的只有1个哥哥和1个姐姐，哥哥参加红军后1928年“八月失败”时牺牲，只有姐姐活到了解放后。姐姐只比他大两岁，但给他做鞋、缝衣，夏天赶蚊子，冬天暖床头，对他很好，很像他印象中的母亲。
杨得志给姐姐写信，说自己在陕北做生意，但相片是穿着红军军服照的。姐姐收到之后，没敢给任何人看，偷偷藏在茅草房的夹缝里。
1950年，离家22年的杨得志返乡，姐姐把已经变黄的照片拿出来，告诉他，这样的相片，如果当时被人看见，是要杀头的。这时，他父亲去世已久。
1930年“二打长沙”之后，部队路过老家醴陵。杨得志很想回家看看，但这里是敌占区，不可能请假回家。离家两年多，音信全无，他十分挂念年老多病的父亲和叔叔，缺衣少食的兄弟姐妹。路上能碰到一个熟人也好，可以带个口信回去。可惜一路上遇到的只有当地民团的冷枪。
离家上大学、上班之后，每次节假日返乡，父亲都估摸好时间，提前在村口等候。离家之时，父亲总是满脸的凝重，而母亲总是泪流满面。这还是每年都回家几次，时不时电话、视频的情况。战争年代，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不回家，长期没有音信，回家短暂待上半天、几天就走，走后又是不知以后能不能再相见、什么时候再相见。那是怎样一种场景？
1937年8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八路军主力向山西挺进，行进路线、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需同阎锡山具体谈判、协商解决。于是，中央派周恩来到山西跟阎锡山谈判，毛泽东特别指示时任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同行。徐帅与阎锡山是五台县的老乡，可以趁机做工作。
谈判结束后，回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总理、总司令、彭总都劝徐帅回老家看看。1924年离家投考黄埔军校后，他仅在中山舰事件后短暂回过一趟家，待了10天。算起来，他已经12年没有回过家了。父母都已是古稀之年，是否健在不得而知。第一任妻子已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女儿。自己参加革命之后，也不知道家人有没有受到牵连。刚到山西时，彭雪枫等人就曾劝徐向前回家看看。但战争态势复杂，徐帅心思都在工作上，回家的念头只能在脑海里一闪即过。
总理他们几个劝徐帅回家看看：太原这边我们人手不少，工作有一定基础，你能走得开；五台山区战略地位重要，是我们下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地之一，你去走一趟，能扩大党的影响，为将来做点准备工作；阎锡山很重视老乡关系，相当器重你，你回家探亲，他不会故作刁难；你和家人离别多年，回去看看，合情合理，不能让人家说共产党人不讲人情嘛！彭总还送他六十块钱，要他给家里买点东西。
1937年9月16日，距离中秋节还有3天，徐帅很早就出发，中午过后先到岳父家探望，然后又踏上回村的路。快到村口时，他远远看到一个老人，正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那个身影似乎很是熟悉，正是他的父亲。父亲听到有人叫他，发现是自己的儿子，顿时泪如泉涌。
徐帅搀扶着父亲一起回家。这才知道，母亲头年已过世，灵柩还在家中，尚未下葬，不禁一阵悲痛。
这次回家仅待三天，徐帅就匆匆离去（他这次回家前后，刘帅曾先后派人去他家里看望并送了一些钱）。一个多月后的10月27日，刚刚参与指挥奇袭阳明堡机场战斗的徐帅，奉命率129师769团一路南下，经过五台县永安村附近。于是他带着769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利等一起回家吃午饭。
部队分散在各家各户，均受到热情款待。徐家招待的是莜面窝窝、合酪和羊肉炖山药，陈锡联他们是南方人，不晓得莜面吃多了会胀肚子，饱餐一顿。下午走在路上，几个人都喊肚子难受，连马都不能骑，只好停止行进，在坪上宿营。
部队开拔前，父亲步履蹒跚地将徐帅送到村口，年逾古稀的老人清楚，这或许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儿子了。太原沦陷后，日军逼近五台县，刘帅特地派人前去安葬了一直停灵在家的徐帅母亲，并把他父亲安置在山上一座庙里，老人最后病死于此。
1938年，张震随彭雪枫在河南竹沟组织训练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有次，他带了一些同志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武汉期间，他向总理请假，回平江老家探亲。总理发给他20块钱，他十分感激。
在长寿镇，张震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养母）。她苍老了许多，精神恍惚，目光呆滞。母亲告诉他，国民党军队占领长寿镇后，红军亲属就成了挨整的对象，他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世的，他媳妇同一个男人同居并已有了一个4岁的男孩，剩下她一个，真是没法活下去了。
望着患病的母亲，张震难过地哭了。他身上只有总理给的那20元钱，全部留给了母亲。安排了母亲的生活之后，他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离开了长寿镇。
小时候，父亲十分疼爱张震，母亲对他更是宠爱有加。他4岁时，母亲还常向那些奶水多的小媳妇要奶给他喝。门前有口邻居养鱼的池塘，母亲生怕他不小心掉下去淹死，刚满5岁，就送他去私塾，央求老先生破例收下他，对他的学习不讲成绩，管好就行，学费照给。
6岁时，父母送张震到小学读书。一天，学生在操场上做操，母亲站在梯子上隔墙看儿子，张震也看到了她。就在这时，体育教师发现张震向外面看，做操不专心，顺手用小木棍在他头上打了一下。母亲见他挨打，立即从梯子上跳下来，飞快地跑到操场上，抱着他就哭，并对教师说：“我的儿子，自己都舍不得打，你为什么打他？我们不上学了！”说完，拉着他的手就走，校长出来劝阻也没用。
1928年夏天，张震读完高小，因家里贫困，无力再供他上初中。辍学后，先后当学徒，贩杂品，当校工。1930年7月，16岁的张震参加红军。1930年8月，他所在的红五军第一师回到平江县长寿镇，他请假回家探望双亲，在家待了一个上午。临走时，卧病在床的父亲深情地望着他，母亲依依不舍，紧紧拉着他的手……张震把部队发的两块银元留给了母亲，咬咬牙，就上路了。这是张震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他再次与母亲相见，已是上边提的8年以后的事了。
通宝推：老惰,落木千山,脊梁硬,不远攸高,桥上,红军迷,家园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三） 公众号 云在西湖 同发。
参加革命之后，儿子回家不易，有的父母通过各种方式主动找儿子。
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撤离苏区之前，杨成武已经6年没回家了，他参加革命后就与家里断了音讯。他参加闽西暴动时，情况紧急，再者为了家人的安全，因此不告而别。有次他在行军路上碰到一位长汀老乡，老乡回家后把碰到他的消息传开了。家里人非常高兴。他父亲、1位远房表嫂、十几位乡亲（大部分是军属）每人挑着一副担子，爬山越岭，带着猪肉和闽西的土特产过来看他。
父亲和乡亲们在部队住了3天。部队要开拔，他们就回去了。杨成武和战友们好不容易凑了几块钱给他们做路费。他堂哥是团里的司务长，这个时候刚回来，与前来探望他的媳妇见了一面就匆匆分手，下次相见就是1949年了。
1939年，耿飚的父亲第一次去延安。毛主席接见他，对这位湖南老乡很客气。他父亲异常感动，回到他的窑洞中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这么平易近人，实在太感人了。”周恩来、林伯渠也接见了他父亲。肖劲光、王维舟等亲自安排他父亲的生活和参观活动，还赠送回家路费。临行时，父亲深情地对他说：“现在我看到了中国革命将士的风采。延安的抗日将士，是中国的脊梁。你们参加这个革命队伍，这条路走对了。
1946年，这位老人家以83岁高龄，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扶杖北上，第二次奔赴延安。临行前，他对家中亲友说：“陕北陇东，中草药资源丰富，我当力尽所能，为革命将士行医治病，了却此生为国为民的心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跋涉，不幸的是，由于环境恶劣，老人家客殁于蜀道中。
阳明堡战役之后，陈锡联意外收到了八路军总部转来的一封家信。信是他母亲口述、别人代笔的。母亲从报纸上看到阳明堡战斗胜利的报道，报道中提到“团长陈锡联”，便写信问这个陈锡联是不是自己的儿子。有人听说他在部队中当了官，正带着队伍与日本人打仗。信中说母亲生活非常苦，“风扫地，月作灯，借屋躲雨，身亦难藏”。到晚年的时候，他还清晰地记着这几句。
看到这封信，陈锡联感到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又得到了母亲的音讯，难过的是母亲仍在吃苦受累，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感到十分内疚。考虑到时局动荡不稳，社会环境复杂艰险，他在回信中没有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说自己在外经商，生活还好，待形势安定一些后便回家看望。
母亲的这封信，陈锡联一直珍藏在身边，思念母亲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抗战后期，他奉命赴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因途中要过几道封锁线，为防意外，他把这封信连同其他一些物品装在一个盒子里，埋在屋后一个山洞里。两年后，他从延安返回，发现山洞进水，盒子里的东西都沤烂了。
1942年9月，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团长周纯麟（1955年少将）的叔父周承继在部队驻地不幸去世，时年72岁。二人长年没见面，此次相聚仅仅15天。此前，他给叔父写了一封信，叔父从老家湖北麻城历尽艰险到达江苏泗洪，这才找到他，却在路上染上了痢疾。
老人病逝，离家太远，不能送回，好在当地一位开明地主献地半亩作为墓地，又出资为老人置办了寿材和墓碑，才将老人就地安葬。周纯麟远在家里的老母，天天盼着他叔父能将儿子找回来见上一面，却总也不见人影，终于病倒，很快去世。
周纯麟1930年11月参加红军，此前是赤卫队员。他走的时候，没告诉母亲。母亲听说后，日夜赶工做出一双棉鞋、一双单鞋，鞋里还塞着两块银元，让他叔父送到部队去。她母亲先后生了7个孩子，死了4个，娘家4个兄弟也相继死去，丈夫也死于病饿。
周纯麟当红军，既给母亲带来了欢乐，也使她遭受了更大痛苦。他参军不久，敌人就造谣他死了。第二年，他参加赤卫队的三哥惨遭杀害，嫂子改嫁。为了躲避追捕，母亲只好带着6个月的小孙子外出讨饭3年多，最后眼睛都哭瞎了。
在苦难的旧中国，有多少这样悲惨的故事！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一些红4方面军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有的见到了长年未见的母亲，比如前边提到的陈锡联，还有郑国仲少将等。
部队有一次路过安徽霍邱，发现一位老大娘坐在路边，手里举着一块布，上面写着：“徐克勋我儿归来。”但她最终没等来自己的儿子。
徐克勋，也就是担任过红4方面军、西路军参谋长的李特，张国焘的亲信之一。
徐向前曾评价他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过学。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
草地分兵，李特跳得比较凶。莫文骅曾回忆了李特奉陈昌浩之命追赶毛泽东等人的细节。他说，李特第一个飞马追赶中央，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 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最后，还是毛泽东出面，跟李特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才把李特说服了。
关于这次交谈，宋任穷上将后来有过回忆，大意是这样的：
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敌人力量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最后这句话，毛泽东连着讲了三遍，给在场的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李特去追赶中央，是奉命行事，但他出言不逊，态度傲慢，所以当时在场的杨尚昆、宋任穷等人对他均无好感。当毛泽东晓以大义之后，他没有再为难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仅带领红军大学中的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南下。但他的这种行为，无疑极为不妥，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38年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在新疆逗留期间给李特扣上了“托派”的帽子。随后，他与张国焘的另一亲信黄超被秘密杀害，时年36岁。
1950年3月至4月，时任44师师长兼政委的向守志率部与184师一起发起西昌战役，并取得胜利。经此一战，44师在西昌地区家喻户晓，老百姓都听说44师有个向师长。当地的一个老太太，丈夫也姓向，儿子在红军长征路过时报名参加了红军，此后十几年杳无音信。
老太太以为向守志就是她的儿子，带着唯一的女儿到西昌找儿子。向守志听说后十分感动，委托师政治部派专人热情接待，向母女俩解释，向师长是四川宣汉县人，不是西昌人；他虽然也是红军，但长征时未到过西昌，也不认识这位姓向的战友，向师长不是老人家的儿子。母女俩通情达理，不再坚持要见向师长。第二天，她们接受了师政治部赠送的路费和食品，含泪回家。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流血牺牲。参加革命，就意味着危机四伏、生死难卜。频繁的行军战斗，恶劣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再加上肃反，能够九死一生活到建国之后的，都是幸运儿。从高级干部到普通战士，莫不如此。
中央苏区时期，江西兴国共有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有9万多人，其中参加正规红军的有5.6万人，最后只出了56名开国将军，包括肖华、陈奇涵2名上将。5万多人牺牲，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2.3万人。
廖汉生中将多次感慨，别的老苏区都有一两个“将军县”，出了几十、上百个将军，桑植县1928年就建立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上万人参加红军，长征出发时大批人跟着走，但是授衔时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其他人差不多都牺牲了。
二、六军团离开桑植长征时的1.7万人中，大概有7000人是桑植籍。活到建国后回乡的据说不到20人。
1979年，廖汉生在离家44年后才首次回到桑植。迟迟没有回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一想到那些红军家属们，他的内心就深深地感到不安，他无法向乡亲们兑现长征出发时的承诺。长征之前，很多群众都把儿子、丈夫托付给他了，他回去之后怎么面对？
活到解放之后的母亲是少数，活到解放之后的革命志士也是幸运儿。有多少母亲能等到归乡的儿子呢？！
通宝推：fhqiolj,老惰,HarryGore,牧云郎,落木千山,桥上,西门飘飘,心远地自偏,燕人,脊梁硬,北纬42度,不远攸高,袁大头,回车,真离,家园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四） 三、解放之后
家乡解放之后，长期背井离乡闹革命、甚至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彻底与家里失去联系的干部，通过各种方式打听家里情况，与家里取得联系。有条件的，可以抽空回家探望父母或家人，或者派人把老人接到身边一起生活，让老人过几天舒坦日子。当然，很多人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以前看过一本回忆录，忘了作者是谁，这几天一直找也未找到。他在战争年代给母亲写过几封信，还寄过他与媳妇的合影，也收到几封回信，他估计是村里一个有文化的人代笔的。后来就收不到回信了，因为母亲去世了。过了若干年回乡，他找到了给母亲代笔回信的人，却再也见不到母亲了。代笔的人当时凭信中的内容和相片猜出他当官了，告诉他母亲，母亲很高兴，但最终没等到儿子的归来。
网上有王政柱少将（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长期在彭总身边）之子王岩讲的一个故事（本文其他内容基本都来自当事人晚年的回忆，相对比较可信）。
王政柱1950年10月写了一首诗：
十五里家当红军，辜负母亲养育恩。含泪告别众乡友，盼望穷人早翻身。
三十五岁回麻城，一心只望见母亲。三步当作两步走，只见新坟不见人。
儿走母亲受尽苦，东讨西讨求生存。敌人恨娘赤匪婆，逼娘交出儿红军。
刘邓大军回老区，母亲带病把儿寻。希望变成了绝望，未等儿子尽孝心。
这背后有一个悲伤的故事。
1949年9月，当时在湖北军区任职的王树声，把麻城籍还活着的红军的消息，分别派人通知他们家乡的亲人，王政柱的母亲因而得知了儿子还活着的消息。王政柱随后得知了母亲还健在的消息。但他当时正担任一野副参谋长，军务繁重，无法及时回家探母。
1950年9月28日，王政柱带着夫人、两个孩子回到老家，才得知母亲已去世。他当时就愣住了，就因为自己晚回家几个月，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母亲知道他活着，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就到村口等，左等右等等不来儿子。村口有一条河，六七十米宽，过膝深的水。她看见对面有穿制服的解放军和土改工作队，就趟过河一一询问，结果一次次失望。冬天河水刺骨，老人回家后一病不起，再加上以为儿子出了事故才迟迟不回家，最后在绝望中病故。
1932年底，王政柱随部队撤离苏区，母亲被抓到乡里吊起来打，被硬逼着交人，她交不出来，家里唯一一床棉被和棉袄被抢走。她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出去找红军，在河南境内乞讨了三年之久，受尽了苦难。得知母亲这番遭遇，王政柱嚎啕大哭，原打算接母亲到兰州安度晚年的愿望成为泡影。
不幸也发生在王近山身上。渡江战役之后，时任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的王近山，派人去湖北黄安老家接老父亲。返程路上，因为工作人员疏忽，出了意外，老人家在火车站被火车碾压身亡。眼瞅着离别十几年之后即将与父亲团聚，却发生这种意外，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949年底，中南军区成立，军区领导机关设在伍修权的故乡武汉。正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从1925年之后就没回过家，于是向高岗请假回武汉探亲。他没带警卫员，只有一个表妹陪伴，乘火车回到了武汉。
这时他家已搬了地方，全家人住在几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老房子已经没有了，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家。看到24年杳无音讯的儿子突然出现，老母亲惊喜万分。他父亲、3个哥哥、1个妹妹早已去世，家里只剩下3个兄弟姐妹。
伍修权没有住招待所，就住在自己家里，陪着年近古稀的老母亲，同睡在一张破木床上。每天吃着母亲和家人做的粗茶淡饭，觉得无比的香甜甘美。每日每夜同亲人们有说不尽的往事，诉不完的别情！他在家里住了个把星期，突然周总理从北京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他立即到北京执行新任务。就这样，他又一次告别了家乡和母亲。
1974年9月底，伍修权被解除“监护”，但并未安排工作，赋闲在家。之前，他听说母亲和家里的亲属都因为他的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于是利用这段时间回武汉探亲。11月，他与夫人、大女儿回到武汉，安顿下来之后就回去看望久别的年迈老母和其他亲属。这次相见，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原来伍修权在北京被“打倒”后，武汉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马上在他家里内外刷上大标语，糊满大字报，在外边架起高音喇叭冲着他家大门吼叫，把家也给抄了。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从来不问外头事，也受到训斥。1975年元旦，全家人好不容易集合起来，过了八年来第一个团圆年。老母亲高寿，一直活到1985年去世，时年104岁，10个子女中，只有伍修权和另1个儿子走在了她身后。
1953年，未来的（上世纪80、90年代）公安部部长、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把母亲接到北京，想让他过一下清闲日子。
他1917年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侨眷家庭里。父母都是马来亚华侨，母亲不到10岁就到刘家当童养媳，1972年在梅县去世，享年94岁。母亲身材矮小，健康结实，不识字，从小务农，勤劳节俭，小时候对他十分溺爱，呵护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刘复之1934年从梅县到香港打工谋生，1937年冬天到延安参加革命。
到北京时，母亲已经75岁，手脚灵活，腰板硬朗。她一看到刘复之，就怪他多年不回家看看。前几年，母亲曾放言，儿子再不回家就要跳河了，特意传话来吓他。秋冬季节，干燥的气候使老人家的皮肤“冬痒症”和慢性支气管炎发作，再加上儿子也讲不了客家话，便感到生活得不自在。住了几个月，母亲一定要回老家去。于是他就托到广东出差的同事，把母亲送回广州。
1957年春天，刘复之到福建出差，随后经汕头回到梅县。一进家门，年迈的母亲二话没说，拉着他的手径直走向厅堂角上的神祖牌前烧香作揖。那里有祖父母和父亲的牌位。第二天，母亲还要拉着他去一个山谷中的小庙还愿。
1950年，吕正操上将接母亲到北京，与自己住在一起。母亲家很穷，不识字，手很巧，为人精细善良，思想开通，性格随和，吃苦耐劳，人缘极好，活到了九十多岁。母亲生他的时候，为了免遭不测，把他藏到柴草垛里。
到京后，他母亲与全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邻居和睦相处，始终保持劳动人员勤劳简朴的习惯，缝补、洗涮、种植，整天闲不住。文革期间，她是非分明，对到家里打砸抢的毫不客气。吕正操被关押后，她回到家乡海城。专案组三次派人去海城搞外调。她在乡亲们的簇拥下，与前去外调的人讲理，理直气壮地说：“闹到多会儿，我这个儿子也是好人。在国民党时官不大，钱花不完，现在官大、事多、挣钱少。还是共产党好。国民党的官可好，大小都能捞，钱有的是。你们别跟着胡折腾，迟早会清楚的。”
运动来了，母亲跟着受苦的不只吕正操。1954年，张秀山受高饶事件牵连，被打成“五虎上将”之首，从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高位，下放到盘锦农场担任副场长。其年迈的老母亲后来也跟着到农场生活。农场条件很艰苦，老人最后在农场去世。
文革期间，杨成武一度担任代总长，红得发紫，后来也被打倒、关押，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母亲也跟着受罪，临去世前想吃个鸡蛋都吃不到。
通宝推：落木千山,家园 王近山派出的是什么鸟工作人员？ 简直难以想象，这工作人员如何回去向王近山复命。
王政柱母亲在村口遥望远方盼儿归的形象，与七八十年代某一年获奖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里一个红军的瞎眼老父亲日日伫立村口盼儿归的形象相同。很奇怪我现在怎么也回忆不起这篇小说的名字了。
家园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五） 叶飞上将有两个母亲，生母是菲律宾人，养母是福建人，都活到了解放后。
叶飞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父亲是福建南安一个贫苦农民，新婚几个月后到菲律宾做苦工，后来做小买卖，在当地又结了一次婚，所以叶飞有两个母亲。
叶飞生母有文化，英语很好，往来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还教叶飞学了一年英语。叶飞小时候活泼好动，调皮捣蛋，生母特别疼爱他。他五岁离开生母回国，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开始还有书信往来，投身革命后便逐渐音信断绝。
1930年7月，叶飞在厦门被捕。家中得讯后，在海外设法营救，他二哥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探望。家里每月寄一些钱回来，二哥每星期探视一次，给他和两个难友解决了大问题。二哥还带来了他的菲律宾出生证，根据菲律宾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的就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厦门当时有菲律宾领馆，可以要求引渡。他父母曾准备通过领馆交涉引渡，但此时叶飞已判决，刑期不长，他担心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麻烦，就劝家里不要交涉引渡的事了。最终他在狱中熬了一年半。
解放后，叶飞上将得知远在菲律宾的父亲已于抗战期间病故，生母依然经营米店但身体已不如前，患有高血压，家计重担由他没有出嫁的大妹主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妹突然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要宣布破产，但弟妹还在读书，担心病弱的母亲受刺激，走投无路，希望他能借钱支持。
接到大妹的来信，叶飞十分为难。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福州军区司令员这样的高官，却没有钱可以寄过去，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考虑了几天，他给大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无法寄钱，希望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由他负担养家责任，并供养弟妹在国内上学。后来他没有收到大妹的回音，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渡过的。他生母1965年病故。
1919年，叶飞的父亲带着他和他二哥回到福建南安，回家不久就被土匪绑票，被赎回来之后就匆匆出国，以后再也没敢回来。从此，叶飞弟兄两个就由父亲的原配抚养。这个母亲一直没有生育，把叶飞哥俩视同己出。以后叶飞投身革命，开始做地下工作，后来转战南北，就断了音信。
1949年，叶飞率部解放福建，母亲没有主意，十分惊慌，并不知道解放军首长是自己的儿子。1949年9月，10兵团进军泉州，叶飞才把母亲接来。母子相见，惊喜交集。以后老人家到福州与叶飞同住，总算享了几年福，1963年病故。
与叶飞一样，张震也有两个母亲，一个生母，一个养母。
上海解放后，虽然军事斗争的任务依然很重，但毕竟生活安定一些。张震先在上海安家，后来又搬到南京住。工作之余，他十分想念自己的母亲（养母吴命媛）。前文提到，抗战期间，他请假匆匆回家探望母亲后，多年来杳无音讯，生死不明。他曾写过几封家信，打听母亲的情况，因地点变动，均无回音。每想起少小离家，从军远行，戎马疆场，而不能照顾母亲，尤其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作为儿子却不能在她身旁，他感到抱憾终身。
但作为一名军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一生在人民军队里度过，努力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战，自认其中就包括了自己的母亲，这是张震唯一可以感到慰藉的。
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时常梦见母亲。新中国成立后，张震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写信，请他帮忙寻找自己的母亲。不久传来消息，他母亲在一个破碉堡中被找到，已沦为乞丐，而且精神有些失常。按照黄克诚要求，张震家乡派人将她送到武汉，托付给华中局书记邓子恢。邓子恢派人给她买好去南京的船票，并亲自打电话通知了张震。
得到消息后，张震彻夜未眠。1949年12月22日，天刚亮，他就赶到南京下关码头。等啊等，终于等来了母亲坐的那艘船。母亲由他的一位表兄陪同，手里提着印花被，好像他小时盖过的那一床（作为信物吧）。他不禁泪如雨下，感到悲喜交加。离别10余载，母子终于团圆。但母亲憔悴苍老，神情呆滞，他都不大敢认了。
张震跳上甲板，紧紧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没多大反应，只是说：“你的话好懂呀。”他忙说：“我是你的儿子!” 母亲双眼一亮，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几十年过去了，张震仍清晰记着这个场景。
张震把母亲背下船。回家之后，他爱人马龄松拿出自己的衣服给婆婆换上，换下来的衣服已破得没法再洗。他与母亲交谈得知：
1933年8月，父亲病故之后，家里境况更加困难。1938年张震回家探亲之后，与童养媳解除婚约，家中只剩母亲一人孤苦伶仃，亲友接济也难以为继，先是靠变卖家中用具为生，最后连父亲去世时准备留给儿子作纪念的一把篾刀也被债主拿走。母亲不得不离开一贫如洗的家，住在破碉堡中，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
张震与母亲团聚后，想留她一起住在南京。但母亲不习惯城市生活，只住了半年多，就闹着要回家，有时病情发作，到处乱跑。当时，解放军正筹划解放台湾、准备进攻舟山和再战金门，军队建设的任务也十分繁重。马龄松要上班，除节假日外，也没有更多时间陪伴老人。他担心母亲跑出去被汽车撞伤，只好同意她回家。
张震将母亲一直送到船上，由两位表兄接回家。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粮食紧张，张震和马龄松定期将节省下来的粮票寄给母亲。想到母亲年事已高，1960年春节，张震带全家回平江老家看望。母亲看到孙子、孙女都长大了，非常高兴，紧紧拉着孩子们的手，问长问短，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分别时，母子之间难舍难分，张震又特意把母亲接到长沙住了两三天，为她购置了棉衣、棉被、暖水瓶等衣物，并留了一笔生活费。1961年11月，78岁的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闻讯后，张震失声痛哭，彻夜未眠。
在张震接养母吴命媛到南京以后不久，他又收到家乡来信，说来南京的是其养母，他还有一个母亲，即生母余朵莲，仍生活在长寿镇上。得此音讯，他颇感突然，不信其真。他过电影般一幕幕地回忆儿时的生活情景，觉得养母始终对他十分疼爱，关怀备至，只有亲生骨肉才能如此。
后来，家乡人不断来信叙说实情，旧时的邻居也来信证明。一天，张震忽想起自己4岁时有人对他讲“你不是你娘生的”，他把这话告诉养母后她痛打自己的情景。抱着弄清情况的想法，张震给家乡政府去信，最终确认了这一事实。生母也给他来信，诉说40年来生离之痛，并表达而今年过八旬，烛近风前，“但愿一睹容颜，则九泉无恨”的心情。当年的介绍人也写信证明了出继情形。
张震起初确实不大相信。因为他对养母的感情太深了，每一念及，总是眼泪夺眶而出。但是，既然大家证明了，就不管是养母还是生母，都是母亲辈的人了，他都有责任照顾好她们的晚年。
但张震也担心养母难以接受，不愿意因此伤她的心。所以在回乡探望时，他背着养母，利用晚上与妻子去看望了生母一次。生母由她的长孙照顾，晚年四世同堂，99岁高龄时因病逝世。
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有多少革命军人的家属或死于敌人的屠刀，或死于饥寒交困，没能亲身体察到新社会的美好生活。张震的两位母亲，在人生的道路上，都饱经了旧中国的苦难与艰险，但毕竟活到了新中国，看到了儿子、儿媳和孙辈，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幸福的母亲。
1987年秋天，即将卸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上将特意到三线转了一圈，跟大家道别。他还顺道视察了云南前线，并回到了阔别58年的家乡四川达县。1929年离家时，他是一位19岁的热血青年。回乡时，他已经被岁月打造成一位77岁的迟暮老人。
航天部几个厂所设在达县和达县附近，张爱萍几乎每年都要到四川三线检查工作，但几过家门而不入。他不愿惊动地方，也担心有不自觉的本家借他耀武扬威，败坏了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威信。
回乡后，张爱萍站在母亲坟前，任凭雨水浇淋，老泪纵横。他当晚写道：“惚见依门依闾望，犹闻唤儿声。”他看见母亲依着门栏翘首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起初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时，张爱萍正处于事业的无奈和爱情的失意之中。七七事变之后，毛泽东在一天晚上找他谈话，安排他担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负责组织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上海沦陷后要发动并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在郊区进行游击作战。”
张爱萍按原定计划在沪杭三角洲地区组建扩充游击军时，在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来指示了，要他立即撤出上海。什么原因没有讲。张爱萍感到，太可惜了！
南京沦陷后，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是国民党败退时遗弃的枪支和随手可捡的军用物资。老百姓虽恐慌，但也有勇敢的、被激怒的。日本人只占了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周边地区一片空白。人数不多的一些民众自发武装和土匪游击队开始出现，反抗的、打劫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
张爱萍怦然心动，通过曾山向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报告，建议吸取上海失守后仓皇撤退的教训，就地组织武装。等了十来天，中央代表团指示到了，要他立即撤回武汉述职。中央代表团当时赋予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只是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党员和同情分子撤往大后方，并没想组织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斗争。
中央代表团的思路，还是要依靠、依托国民党抗日，这显然与毛泽东的思路不一样。当然，在敌军力量强大的沪杭宁地区（即使是郊区）搞武装斗争，很难坚持下来，但起码在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能拉起一支队伍，像冀东大暴动那样，暴动失败之后也能撤出几千人的队伍。
张爱萍撤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之后，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二是接待抗日青年。后来，他被派到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那里，担任政训协理员。经过多次战场实地考察和深入思考，他开始制订浙江敌后抗战的战略计划，准备一旦浙东为敌占领，就与同志们留在金华地区开展游击作战。
这又踩上红线了。中共长江局（王明担任书记的长江局这时已经成立）的密件到了，要求他立即撤出黄部，迅速回武汉述职。
使张爱萍感到委屈的远不只这些。之前，周恩来派他在武汉一个抗日干部培训班授课，他一来二去与一个叫孙力（张爱萍还给她改名叫孙莉）的女孩相互产生好感。老铁李克农告诉他，孙力可能是托派分子，不能再来往了。他俩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他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
事后组织查实这是诬告。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张爱萍，张爱萍没有理睬。后来，她知道了张爱萍与孙力的关系，想拆散他俩，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是事后李克农告诉他的。但时光不再倒流。一对有情人去了不同地方，从此天各一方。再见面时，几年之后的事了。
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张爱萍的三弟张灿明（建国后曾任最高检副检察长等职）从家乡来了。他一晃离家已快10年了。他上来就问三弟，母亲怎样了。三弟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母亲已经去世了。他号啕大哭。这些年来，他几次从死亡边上走过来，再怎么难，都没有掉过眼泪。但听到母亲去世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所有积淤在胸中的郁愤都宣泄出来了。
张灿明回忆：“母亲在弥留之际，几次呼喊二哥的名字，说你二哥回来了，到了村口。为了能让她平静下来，只得装着出去看看，这样反复几次，她才咽气。”兄弟俩晚年，张灿明有一次闲聊时无意间讲起这段往事，张爱萍摆摆手，转过头去，意思是不要再提了吧。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小时候常听他说，他父亲不喜欢他，喜欢他的哥哥，而母亲喜欢他，他也特别爱他的母亲。每每提及，他总会流露出伤感。尤其是他到了暮年，回忆孩童时代的生活就更多了，他像是对孩子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们的奶奶死得很早……”就说不下去。
张爱萍的母亲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找人按他大姐的模样画了张像，挂在床头，或许是想弥补一下吧，他要多陪陪母亲。
“难全忠孝多少恨，此生堪可慰娘亲。”作为儿子，张爱萍有遗憾，双亲故去，都没能在床前伺候。但他的一生，足以使他的父母为他骄傲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生出个好男儿来，那也都是为国家养的。
通宝推：落木千山,老树,家园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六） 有朋友回帖时提到民国期间高死亡率问题。查了一些资料，对照看过的回忆录，简单说一说。
很多人被“精致”的影视剧骗了，对所谓的民国范儿心向往之。但实际上，民国期间天下大乱，连年饥荒，战争不断，民生凋敝，可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电影《一九四二》深刻反映了大饥荒年代百姓的悲惨生活。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人口有几个特点：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1911年至1936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1.03%。全面抗战时期人口大幅下降。到1949年底，全国人口才缓慢恢复到5.4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3年至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最高的33.33‰降至0.34‰，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持续降低。
民国期间出生率高的原因不复杂。不说有钱人家的情况了。以前见过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大致意思是，生活太难了，饱经苦难的男人只能在女人身上释放自己。加上没有避孕手段，生的孩子自然就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婴儿、儿童死亡率高，父母只有多生几个，才能确保其中有孩子能活下来，将来给自己养老。当然，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差，死于难产、产后风的母亲也很多。
民国时期的平均预期寿命，官方没有权威统计数据。部分学者根据有限的区域性人口调查材料作了一些分析，结果不尽相同，有35岁左右的，有37-38岁的，有40岁出头的，等等。拉低平均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婴儿死亡率高达170-200‰。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1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7.1‰。这差了多少倍！
前文提到了不少开国将帅的苦难童年，不幸各有不同。当时，穷人家的孩子，想改变命运，传统上有两条路。一是读书，有了文化（不用上大学，高中就不错了），哪怕当个小学教师，收入也非常可观。二是当兵。当然，一直当大头兵也没有出路，当上军官，挣钱就多了。朱、彭、贺后来都是高薪。
让我们通过一些开国将帅幼时的家庭状况和成长经历，加深一下对那段苦难岁月的认识吧。
彭总是下中农家庭出身，家里共有8口人，伯祖父、祖母、父母，他兄弟四人（老二、老三彭金华、彭荣华兄弟1940年死在国民党手里）。家里有茅房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山地种棕、茶、杉和毛竹，荒土种红薯、棉花。家人勤劳节俭，勉强维持最低生活。他八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病重，家贫如洗，只能卖山林树木、典押荒土为生，最后留了三分地作为口粮来源。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门户，一概卖光。母亲去世后一个月，年仅半岁的四弟无人照顾，随后饿死。
彭总满十岁时，家中一切生机全断。他不愿乞讨受人欺辱，便出去砍柴、捉鱼、挑煤卖。10-12岁，给一个富户看牛，还要做其他活，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13-14岁，在煤窑拉孔明车（竹筒做的）抽水，每天干十二三个小时，最后因为煤窑亏本倒闭，干了两年只拿到了一年工钱。15岁这一年，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因为参与吃大户被告发，又跑出去做了两年堤工。
1916年3月，彭总参加湘军，当时不满18岁。每月给家里寄三块至三块五角钱。这时他伯祖父已去世，二弟出去当学徒，家里只有祖母、父亲、三弟三人，勉强可以维持生计。他职务逐渐提升，收入相应增加。1925年春天，他回家给父亲奔丧，带回去600多元钱，其中包括团长周磐送的丧礼200元。1027年秋冬，他已经当上团长，团经委会瞒着他，给他二弟400元，家里盖了12间瓦房。看来还是当官好！
黄克诚大将是湖南永兴人，小时家中有父、母、姐、兄、弟和他六口人。他离开学校参加革命时，家里有十口人，他两个兄弟均已结婚，哥哥已有两个孩子。家中有水田三亩多、旱土二三亩；有住房六小间，与另一户农民合养一头耕牛；租种公会水田五亩多点，议定每年交田租谷子十五石多点。大旱年请田主来吃饭，看禾议租。借高利贷有二十多元，年利加三，即每一元每年交利息三角，不还利息则利上加利。在收成好、人不害病、牲畜不死亡的情况下，一年劳动所得，勉强可糊口，半年吃粗米，半年吃红薯、杂粮。如果遇到灾年，或者人、畜出问题，就要借债。
黄克诚五岁开始参加劳动。每天除拾粪外，还得陪比他大十岁的姐姐到田里做农活。姐姐自小害羊角疯，因为家里无钱医治，时常发病。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她订了婚。她非常悲观，整天闷头干活，极少言笑。他六岁那年，姐姐偷偷上吊自杀，脚下踩的凳子还没有踢倒，恰巧被父亲进屋看见。父亲非但没有动手救女儿，反而上前将她脚下的凳子推倒。父亲走后，别人进屋才把他姐姐救活。他姐姐后来终于找机会上吊死了。他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母亲有些难过，但也感到女儿还是死了好，也松了口气。
生活的艰难和世道的凶残，使黄克诚的父亲变得冷酷而严厉，时常对家里人发脾气，对孩子们动辄非打即骂，黄克诚挨打最多。他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去拾粪，起晚了就要挨打。拾粪回来，父亲要检查数量，拾少了也要挨打。平时吃饭掉了米粒要挨打，吃红薯时挖掉一块烂皮也要挨打。到他六岁时，每天除了拾粪以外，还要割草、砍柴、看牛。有时在外边与其他孩子偷空玩一会儿，割的草、砍的柴自然会少一些，回家之后又要挨打。
黄克诚自出生一直到十九岁，从来没有穿过棉衣。全家只有父母各有一件棉背心，其他人都没有棉衣。冬季天冷时，冻得浑身发抖，只好拼命干活，让身上出点热气。因为家里穷，他的学业基础只有私塾里学来的一点经史知识，18岁才考县立高小。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行李，只能靠族里各家帮忙。他读了一年半高小，然后考上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这个学校只收一点书本费，他才上得起。
王平上将1907年出生于湖北阳新，解放后家里按田亩数被定了中农成分。他父亲兄弟4个，排行第4。他父母生了6个子女，王平最小。他2个哥哥早夭，3个姐姐都送给别人当童养媳。他不满周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又娶了他继母。他18岁时，他祖母、继母同一天去世。他继母的丧事比较简单，祖母活了89岁，他二伯父主张做寿、做道场，他大伯父和父亲也同意，几天之内吃喝招待，花了很多钱，导致家里欠债不少，本来就拮据的日子更难过了。
陈再道（本姓程）上将1909年生于湖北麻城。全村二十来户，他家是最穷的。家里共有五口人，父母，叔父，一个大他三岁的姐姐。他家里本有三斗田、三间土砖瓦屋。全家人辛勤劳作，每年可收获两千斤稻谷，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叔父在武汉长江码头当搬运工，后来回家务农。他出生后不久，他父亲得了痨病，病情迟迟不能好转，干不了农活，就忍痛把地卖了，开起了油坊榨油。但他父亲很快病得卧床不起，看病没有钱，家计没有着落，最后只好把油坊卖掉。就这样，他父亲的病没有治好，家里一贫如洗了。
陈再道三岁时，他父亲病重不治。好在他四个舅舅尽管自己家里也很穷，但都想办法接济他们。他叔父回到家，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家里又租了地主三斗地，每年根据收成情况确定交租量。到了收获季节，他叔父割肉打酒，他母亲杀鸡宰鸭，先请地主吃一顿好饭，还要请私塾的先生陪吃陪喝。吃饭时商量交租量，但商量归商量，还是地主一口价。他和姐姐不能上桌，等地主吃饱之后离开，姐弟俩才被叫回家，桌上的鸡鸭鱼肉早被地主吃光。
祸不单行，陈再道的姐姐突然病倒，因为无钱医治，连什么病没搞清楚就很快离世。他母亲受到刺激，痨病愈发严重，在他11岁时去世。又过了几年，到他17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叔父也因病去世。从此，他亲人皆亡，孑然一身，革命队伍就是他的家了。
陈锡联1915年生于湖北红安，出生时家里有17口人，爷爷、奶奶，父母，3个叔叔、婶婶，2个姐姐、3个妹妹，堂兄，加上他自己。全家只有土房8间、薄田10亩，后来又租了地主10几亩地。每年全家口粮只有七八担谷，过着三季糠菜一年粮的生活。他3岁时，当石匠的父亲被上梁时掉下的石头打伤，不治而亡。他父亲去世后，他叔叔婶婶要求分家，他家里5口人分了2间房子2亩地。他母亲共生育2男2女，大女儿参加红军后断了音讯。小女儿1946年病故，时年33岁。他从小放牛的事，前边讲过。
杨得志上将1911年生于湖南醴陵。母亲自小是童养媳，没有名字，养她的那户人家出事后，嫁给了杨得志的父亲，一共生了14个子女。他家里很穷，一点土地没有，住的两间破茅草屋也是别人的。全家靠他父亲和叔父打铁为生。他叔父因为穷，终身未娶妻。类似情况不少，李志民上将的两个叔叔也是如此。
杨得志的父亲经常外出打铁半个月二十天才回家。回家之后，他母亲经常泣不成声地告诉他，哪个子女或病死或饿死。他父亲没有一句话、一滴泪，只有一声声悲愤的长叹。留在杨得志记忆中的，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前文提过，他长征到达陕北后，给这个姐姐寄过信和照片，1950年回乡后与姐姐重逢）。姐姐十五六岁嫁人，但不久丈夫就死了，后来又嫁了一个穷人。
杨得志11岁那年，母亲在“月子里”得病去世。他离家十几里给别人放牛。放了三年牛，然后与哥哥到案源煤矿挖煤。没钱买车票，二百多里山路，用脚板走过去的。下矿的每天挣四角钱，在地面上挑脚的每天挣两毛钱。哥俩干了多半年，觉得没意思，挣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后来搭了一辆运煤的车回家。
杨得志回家后，当了长工，后来又到衡阳跟着哥哥修路。他离家的时候，家里只剩他父亲、叔父和几个不懂事的弟弟妹妹。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别。父亲、叔父后来相继去世，叔父是讨饭时被狗咬死的。他哥哥与他一起参加红军，后来下落不明，不知牺牲在哪里了。
郭化若中将1904年出生于福州。从他记事起，全家靠在广东做小官的曾祖父每月寄15元度日。他5岁时，曾祖父去世，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到辛亥革命前，全家已当尽卖空。到他8岁时，在亲戚的冷眼中，他大妹被以40元的价钱卖掉。第二年，家里一棵大荔枝树也只卖了40元。冰水车薪而已。他13岁，家里的房子也被卖掉了，只卖了100元，他父亲和叔父各得50元。
在叔父的帮助下，他14岁开始读小学。读完高小，因为他成绩好，校长和老师愿保送他上教会办的中学，但他父亲坚决反对他上教会学校，所以他报考福建省立第一中学，考上了却因为学费高昂没有上。为了免费升学，他又考上农林学校预科。上了一年预科，没学到太多东西。第二年上本科，要穿新制服，等他借到衣服后，只剩一星期就到年终考试了。他的学生时代结束了。这年冬天，由他母亲抚养的一个堂妹又被卖掉。看到用卖骨肉的钱来维持全家生活，别说上学，连饭也吃不下了。
余秋里中将1914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小时候家里有田两亩五分，另有滩地两亩，租种地主土地23亩，地租为五六成。他父母和他参加劳动，即便收成好，也只能勉强糊口，碰上天旱或水灾，生活就非常艰难。
1927年，余秋里的祖父去世，为了办丧事，家里欠下了100多吊钱和14担稻谷的债务。第二年，他父亲生病，为了治病，又欠下了很多债。这一年，水灾严重，收成很不好。秋收时，他家里人在打谷，地主派来的收租人就在一边等着，打下的所有稻谷被抢走，他父母回家痛哭一场。这一年，他家里还碰上另一个事。他母亲有一次与一个地主婆吵了几句，地主婆几个月后生急病死了，地主家里派了10多个人到他家里讹诈，杀了他家的猪吃，逼他家买白布做孝服，他家里又因此负债不少。
向守志上将（1955年少将）1917年生于四川宣汉，排行第六。灾难接连降临这个不幸的家庭。他大哥不幸早亡，姐姐远嫁他乡，父亲不到50岁就去世，家里小药铺关闭。他七八岁那两年，3个哥哥先后被军阀部队抓壮丁，音信全无，嫂嫂们被迫改嫁，家里只剩母亲和他两个人。他跟着母亲打柴、下田干活，还得给地主放牛。
向守志9岁时，与他母亲移居到另一个镇，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7成，还要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只能以野菜、杂粮或红薯糊口，终年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日子。
第二年，天旱少雨，庄稼欠收。向守志的母亲被迫向地主借了30块银洋抵天租，利息是50%。大年三十，地主派一帮打手去他家里索债，连本带息要300块，最后把他家里仅有的一升米抢走了。又过了2年，他的姐姐生孩子，他母亲把借来的一点钱和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糯米装在筐里，让他去送给姐姐。200多里路，他走了2天，赶到姐姐家时才得知，姐姐生产后落下病根，无钱医治，不到40天就含恨离世。他趴在姐姐的坟前痛哭了很长时间。
郭洪涛（陕北肃反扩大化的责任人之一，抗战期间曾任山东分局书记）是陕西米脂人，出生于1909年。他家里有自耕地，还搞运输，生活还凑合。后因他祖父去世办丧事，搞运输的牲口和货物被军阀抢走，货物丢了需要赔偿，家里负债累累，自有土地全部抵债，仅有的一头毛驴和他母亲陪嫁的手镯也被抵债。
从上述几个人的家庭状况可以看出：不分地域，穷人到处都有，天下地主一般黑（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使然，尽管也存在一些善人）；穷人生病，基本只能等死；天灾人祸、治病、办丧事是导致穷人家庭状况雪上加霜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些例子没具体点到。实际上，小官僚、小地主、富农的地位和收入状况也不是固化的，由于各种情况（比如家里有人抽大烟、烂赌、经商不善等），也很容易破产沦为贫民。
整个社会如此。星火燎原，那就是必须的。这样的社会，还值得羡慕和留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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