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序有所改变。发帖如还有问题请报告
- 【征集】西西河的经济学，及清流措施，需要主动参与者，『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原创】张老三为啥一会儿要求贺龙坚持江南，一会儿又催着他北上 -- 忘情
家园 小伙，你这个说法比较稀奇啊，项英为何要制约毛，毛主席有 啥不妥吗？
皖南事变是盲目听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必然失败，是很多新四军和红军战士牺牲的结果，唉。这几乎绝大部分是项英的严重失误。
当然了，周总理糊里糊涂执行王明的政策也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个事和毛主席有啥关系啊？
项英保不住皖南新四军总部，你还想不要江北，你啥想法，而且江北很多人是其他游击队的战士，根本不鸟项英。
项英对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如何让人心服？还你，你会服气吗？
就是皖南事变突围失败项英也负有严重责任，你的第一句话从何说起啊？
项英当然是没有听从中央的安排才失败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发现你这个说法很稀奇啊，怎么出来的？
家园 源自80年代出版的图书，皖南事变 我的信息来源就是80年代出版的图书，皖南事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9大，10大的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全部推翻。
延安整风和七大就是把1大到6大全部推翻。
管你是原来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全部推翻，说你们走了错误路线，你们的贡献都是0，但是有罪还要追究，这叫原罪。
家园 你是说项英没错误吗？改开派的所有你都信？ 你不觉得你的思路奇怪吗？
你是说七大错了？周总理没有错误？
你是这个意思吗？项英伟光正？
家园 涉及到毛，毛死后就翻过来了。皖南事变已经是定论了。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的责任问题，涉及对中共中央决策和项英的评价。学界对此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论者认为：把新四军遭受损失的责任全归于项英是不合适的。党中央在事变前对形势分析也有不当之处，并导致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坚持皖南是党中央的决策，说项英留恋皖南、反对北上是站不住脚的，况且新四军北移情况复杂，党中央、毛泽东有很多指示。皖南事变中，项英有责任，但不应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这就据史实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
项英的一些非议就是项英不听指挥，个人英雄主义，没有遵从中央及早撤出的命令。
家园 你这个，没有说明什么啊，你又用啥证明项英的没有错误呢？ 坚持皖南是党中央的决策？谁说的啊？
一直是不得不同意项英留在皖南吧？！！
小伙，你觉得你这叫反驳了什么了么？
家园 说说中央的错误或者说皖南事变中的考虑不周吧 说来话长，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6届6中全会上清算了王明的路线，确立了提高毛泽东统一领导的地位的方针。此次大会上，项英继任政治局常委，东南局书记，做了“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报告。（朱德做“关于八路军工作“的报告）
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王明的长江局被分解为南方局（周恩来），东南局（项英），中原局（刘少奇）。对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毛发电(1940年1月19日)项英同志并转东南局各同志:一、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
问题就在如何执行这个"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措施上。如果做上文的阅读理解，我们知道中央和新四军在向北发展上取得了一致。至于”向南巩固,向东作战“，是可有可无的，目前也没看到毛有电报追究谁不抗日的电报，中央不关心。
向北发展就是要和国民党抢地盘，在中原局刘少奇的主持下，这个时候江北的部队都以新四军的名义活动，彭雪枫，李先念等纷纷来到中原，黄克诚南下，陈毅北渡到了苏北。
这些必然和国民党发生冲突，最著名的就是郭村和黄桥战役了。打赢了之外就是打输了，刘少奇率中原局驻扎在河南竹沟，被国民党挤压的无法立足，1939年10月没办法向敌后挺进，实际是找陈毅去了，1个月后当地的保安团突袭了竹沟把名义上的新四军留守人员，实际是中原局的留守处和彭雪枫一部给一窝端了，史称确山惨案。刘少奇的这段抗日历史，鲜有人知道，因为他根本就没抗日。
东南局的项英在干什么呢？
1. 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大力加强建设皖南根据地，据说根据地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老农民说起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形势都头头是道，共产党的主张宣传的深入人心。向东作战，和日寇多次血战。向北发展，谭震林，张鼎丞等人都被派出创建根据地。
在项英的领导下，1940年底中共中央东南局管辖的党组织扩大到浙江、福建、皖南、苏南、赣东北等地，党员共约5万名。这些党组织和党员带领群众，为开展当地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项英不仅参与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还认真组织贯彻。在皖中，组建了江北指挥部，组建第五支队，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派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赴江北，增强了江北部队的骨干力量。在苏南，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当“江抗”西撤后，立即派何克希等同志东返主持，后又派谭震林同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命令六团和四团和管文蔚各一部，从扬中北渡长江，为陈毅、粟裕同志随后率江南主力北渡开辟苏北作了准备。在皖南，进行了坚持抗战阵地的激烈斗争，取得了五次繁昌保卫战和1940年4月、10月两次反“扫荡”的胜利。在三年期间，新四军共歼敌九万余人，部队也发展到近十万人
2. 是给陈刘擦屁股。陈毅和刘少奇都是以新四军的名义活动的，所有和国民党的摩擦吵架后续，国民党都要找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都是项英在管。新四军军部和国民党的关系十分融洽，交流交往密切，表面看可能是全国国共关系最好的地方。其实陈毅和刘少奇的部队项英已经指挥不了他们。虽然如此，项英也毫无怨言。
3. 是中央在不断的缩小东南局的规模，调出东南局管辖的部队。本来东南局的项英还负责管辖江西福建等省的党组织，1940年给了新成立的南方工委。其他的浙江，苏南特委和苏皖特委也一个一个的脱离了项英的直辖，部队只要一到江北就算中原局刘少奇管辖，这就是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的孤立无援的主要原因。项英想调周围的部队，比如粟裕的部队，掉不动。政治局常委项英的东南局实际上只能指挥皖南军部和皖南特委这一小块地方。显示了中央高超的领导艺术。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和东南局的分歧在哪里，也是后来中央批项英的主要理由。中央认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中，向北发展是第一，而且向北发展也不是就是皖北皖中那些地方，你要到中原来。
毛发电(1940年1月19日)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
项英执行向南巩固，没必要，赶快都撤回来，不听就都脱离你的管辖。尤其是有分歧的是向东作战（抗日），皖南事变后任弼时起草文件，认为项英是个人英雄主义。正确的是听中央的要保存实力，发展是第一要务，项英被当作主要教训提出来。项英多次想组织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部打大规模对日战役，都被毛阻止。这些部队的调动都需要毛同意的。
皖南事变之前，国共摩擦很多，形式十分微妙。皖南根据地处于国民党三面包围之中，算作一个国共之间的人质，因为国民党有事儿可以找军部算账，而且时不时的威胁一下，共方要投鼠忌器。在国民党处吃了亏的刘少奇，名义上是长江以北都归他管的中原局书记，可是把中原地盘丢了，寄人篱下总不是办法，调来了山东八路军想积极打通和苏北陈毅的联系，想从苏北这里找回场子。毛泽东明确警告刘少奇不能打，打之前必须征得中央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走了几步臭棋，葬送了皖南的新四军军部。
1）多次催促新四军军部赶快放弃皖南根据地，打破了国共之间的战略平衡。这里面有多重原因，要新四军脱离抗日第一线，减少损失，保存实力。其他的新四军部队战斗力一般都不太能打，急需部队到中央属意的中原，打掉地主武装，积极发展，军部脱离人质状态不必投鼠忌器，要是按照后来中央的说法，催促的频率都赶上朱仙镇的12道金牌了。新四军军部一动就打破了国共之间的平衡了，顾祝同认为共产党要跑，迅速决断赶快打，是皖南事变的第一诱因。项英每天都在擦刘陈的屁股，对国共之间的微妙关系，远比千里之万的中央毛等更清楚。别看毛催促项英离开皖南，但是同时毛又命令其他部队到苏南等地发展。一比较就知道中央不信任项英了。
2）中央不断削弱东南局的力量。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部都离开了项英的管辖，事实上，项英已经不是1939年的实力了，项英不但想指挥部队抗日办不到，想找一只部队接应自己也办不到。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成为一只孤军，撤离的时候没有部队接应。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陈毅粟裕谭震林这些大佬们都和项英保持一定距离。
3） 中央部署不周，明知道有危险，一面催项英，却没有部署周围的部队接应。新四军军部被围了，也没有部队能来救他。这算什么军事部署呢？毛算什么神机妙算呢
4）最大臭棋是毛同意了刘少奇和陈毅打了曹甸战役，或者说没制止曹甸战。上面说到刘少奇积极策划要打国民党找回场子，这回还是柿子找软的捏，联合了八路军黄克诚等人，出动了2万人去打黄桥战役的手下败将韩德勤5000人。曹甸战役，项英是完全无权参与的，只是听到了一些风声。11/26-29项英三次致电中央，报告了新四军军部北移的路线和安排，同时询问曹甸的动作如何，希望等军部北移后再打曹甸。毛根本就没人考虑新四军军部的安全。
11/29曹甸战役打响，结果曹甸没打下来，12/16铩羽而归，自称伤亡2千人。战后，刘少奇把责任推给了黄克诚，说他右倾，不听指挥，贻误战机，撤了职。黄克诚有冤无处诉，找陈毅说，我是您的老部下，我能不听你的指挥吗？
皖南事变里面的第二冤是黄克诚。实际是黄克诚劝刘陈曹甸不好打，要再考虑一下，打完外围就可以走，刘陈不但不听，战后还把责任推到黄克诚身上。想起来袁绍杀田丰的典故了。
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一再电催早日北渡。
党中央一再电催早日北渡，刘少奇、陈毅、粟裕同志也一再来电建议尽快北移，李一氓也多次向项英建议尽早行动;但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反而电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党中央在12月26日复电中，对项英作了严厉的批评，强调：“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中央严厉批评以后 ，新四军军分会才于12月28日作出了行动的决定。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北移。这下轮到国民党乐了，一方面共产党先动的手，顾祝同的皖南事变没有心理负担，一方面觉得原来新四军的战斗力也就这样啊，最后是原来还怕新四军报复去打韩德勤，现在可不怕了，小样儿，还想跑？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完蛋了，最心疼的是周恩来。中央立刻把全部责任推给了牺牲的项英和袁国平，说他俩临阵脱逃，不听指挥。每个逃回来的新四军干部都要表态，是否同意中央对项英和袁国平的结论，不同意的都按照叛徒处理。
关于皖南事变的具体请看这篇
[URL=http://www.djnb.cn/journal_articles/view/8758]李一氓谈皖南事变
[/URL]
项英的主要问题是被国民党围困之后，没有打出去的魄力。还想像游击战那样突围，处理这样的紧急情况军事经验不足。
通宝推：燕人,家园 你这个说法哪里来的啊，国民党围歼皖南你不说了 -- 有补充 一直就是向北发展，解决抗战问题，你向南合适吗？
在沦陷区工作还是国统区，你是搞不明白吧。
不是和国民党共治国统区啊。
当然，江南中心区国民党也不是太乐意，但是国民党也管不了，那里就是日本人说话的地方。
虽然如此，工业化比较强也有利于我党发展。
得战斗才有战斗力，自己才能成长。
深层次，毛周都认可，只有项英自己独立作战不想硬碰硬，就从你的这些说法，就可以看出项英的问题。
至于啥建立抗日地区，那不是扯淡吗。
为此国民党才围困了皖南，鸟不拉屎的地方项英还当宝。
当然这也不算大问题，大问题是中央几次发报提出解决方案，项英都拒绝了。
好也算有原因。
但是，谁是中央你起码知道吧，不管是到中原，还是延安指示他都没听，不合适吧？
你说的第一条，虽然有共产国际背书也是假话，那时彭德怀都不跟着毛主席了。是毛主席第二次鬼都不上门，周总理所有的吹牛都是造假，就是周总理王明在南方独霸。
所以你最大的依据其实是错的，虽然周总理的指示被周总理消除了，但是仍然可以从对王明的批判中看到南方局的思路。
项英不可能和长江局南方局平行，但是，项英的确也有小脾气。
不管怎么说这是他自己的错误。
你的这个说法，太多自己的臆测了。
所谓的恢复指责毛主席，根本无从说起，毛主席当时根本指挥不了王明周总理，这是常识。
是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遭到重大打击，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失败后，才有的毛主席整风统一政令。
就是这样周总理因为重庆谈判，苏美合作还搞了个刘邓跃进大别山问题。错过了抗战后解决中国统一问题。
可以说，如果按照毛主席安排，我军可以迅速占领东北一举获得优势。
只可惜被周总理的弱势和谈耽误了！！
通宝推：网海,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归根结底是在皖南发展新四军还是在江北发展，当然蒋介石一定 -- 补充帖 有削弱新四军的意图，但是我军我党的意图是在沦陷区发展新四军势力。
如果出现挫折，可派八路军南下，但是项英有严重的畏战思想，因为三年被打怕了。
项英自己也想当军阀，否则不会拒绝各种命令，至于你说向南巩固，根本不合理，因为没有必要大军在当地巩固啊？
还有高敬亭问题，也很能说明事实，里应当等延安建议到达后，但是他是提前请示了蒋介石，这也是关键因素，所以你说的不成立。
一看就是改开向毛主席泼脏水的造假文字啊。
家园 把曹甸战役和皖南事变联系起来就可以了 曹甸战役后，你看突然毛，陈毅，刘少奇，连粟裕都急催项英快走，这些人都是曹甸战役的指挥者和参与者，这说明他们都知道曹甸战役的后果。曹甸战役的详细情况是否通知了政治局常委兼东南局书记的项英？我看没有。项英本来想走，曹甸战役后不敢走了。
既然项英不敢走，是不是应该派部队去接应一下。这又回到了充分必要条件的方法论了。
其他的什么大战略，我觉得我把来龙去脉和分歧介绍得很清楚了。
家园 项英不是不敢走，是不想走，他一直认为和幻想国民党不会管他 因为他大概判断他占领的地区属于国民党薄弱区，还有山沟可以继续跑。
直到最后关头，围死了，他才想跑，但是为时已晚，可以说他的军事能力极其差。还不尊重相关军事人才的建议。
他一个指挥几十人的小型游击队的领导怎么可能指挥大规模军队逃跑呢？可以说江南游击队如果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肯定发展起来了，实际上留守的红军相当多，大部分还是轻伤员。的确战斗力不算强，但是，敌人也不是很强，在之前，有个空白时期，之后康生的别动队才上来的，虽然他们装备很精良，但是，战斗力不强，因为是特务组织。
如果是毛主席，哪怕利用我军的特殊弱势装备，和傅柏翠等友好势力合作，打死剩余清剿人员不费吹灰之力，你只需要想，毛主席不会犯错，这么考虑皖南事变就好了。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79383
复 博古交出的只有军权。两河口会议还是政治局主持的
2024-04-25 22:00:17 4
tala 从五品下🐥8
🙂长征也没打算带上教员
周恩来知道项英治不了毛主席，也知道陈毅可能会跟随毛主席，也许就是一念之差，否则他自己就完了，很可能没有逃跑去香港的时机，这在他的选项里面。
回到话题，你说的逻辑关系有，但是你的前提是错误的，我军理所当然应该复制北方经验，打到日军在长江地区的后方去。
事实上和历史也是证明了这个政策的重要性和正确性，皖南偏安一隅，既不好听，也不是办法。
你说的那只是在项英拒绝行动，中央不得不的追认罢了，项英确实一直拖拖拉拉，你说为啥，仅仅因为他是所谓的正确的吗？但是，他的战略正确吗？实际上焦点地区才重要，延安是首都，必须偏安一隅，但是皖南凭啥啊？南方中心？
我感觉在这里你还有支持国民党报复的意思啊。不合适了吧？
当然应该新四军在长江对日军进行牵制，起码是破坏后勤，搞我方的治安战啊，小伙。
我军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胜利豁达影响的，项英一味避战什么意思啊？
陈毅这点就比他强的吧？虽然毛周（王明）意见也不尽相同，但是起码比项英的进取而且有效啊。
你看看地图啊，皖南抗战？明显是国共摩擦区啊。
江北不同啊，有日本鬼子和伪军可以打啊。
江北接应部队是有的，这个估计忘情知道，只是我忘记了，我记得有一些北上部队获救了。
项英率领主力（保护自己）怕打仗，坚决向南跑，自称是向南后向北转进，不仅被国民党判断出来了，而且被打残了。
很明显你考虑得很不完善，你所谓的说清楚并不清楚。
首先一点是新四军到了江北，确实发展壮大了，成了华野的主力，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粟裕在江北得到了极大的战争的锤炼。这已经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
家园 就讲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无需扩大。 曹甸战役输了，毛老老实实让周恩来去向蒋介石服软就可以了。这样就能让皖南新四军军部不受袭击。
项英的行军路线，日期都是告知了中央的，项英虽然已经走了下坡路，但是仍旧在职，是6届6次全会的常委，仅次于朱德，等于是顾祝同的角色，把这么个大人物让人家给打死了。你说毛指挥正确，英明，我是不同意的。
家园 项英的确给了各方行军路线，包括给国民党 但是这能说明什么？中央安排的吗？
你北上就北上，为何一再拖延？什么叫无需扩大？
难道是因为中共输了理的意思吗？
项英被打死是咎由自取好吗，和中央毛关系？你有啥证据证明是中央安排了这个路线？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即“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朱德等于11月9日复电（即“佳电”） [6]，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为顾全抗日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1月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
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1940年9月初，中共中央从重庆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中，获悉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9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并嘱皖南尤须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实行“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其具体做法是：要求江北部队暂时免调；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中共中央这一决策是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的让步，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抗日阵地。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6]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即“齐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他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1938年5月4日，在新四军各支队各团分别于皖南、皖西集结以后，毛泽东即致电项英，指示新四军应该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新四军挺进敌后，第一步是“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第二步，“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里已经明白指示新四军应该东进北上。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在皖南期间，周恩来和叶挺、项英、陈毅等多次商谈，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概括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经过讨论，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表述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项英对这个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究竟是赞同和执行的，还是抵制的？这是关于项英功过的争论中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1938年4月，项英和叶挺、陈毅共同研究决定，派粟裕率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4月26日，在先遣支队出发前夕，项英在军部直属队和皖南三个支队的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挺进敌后的动员报告。6月1日，陈毅率第一支队东进，项英特地到潜口村看望部队并对干部讲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打开苏南敌后的抗日局面。接着，又派第二支队到芜湖、当涂以东的苏皖交界地区活动。6月15日，项英致电毛泽东报告部队部署。在这个电报里，项英甚至提出：“准备组织野战司令部，到茅麓一带指挥一、二支队，由我去任指挥。”此后，项英同意张云逸和叶挺先后渡江北上，去指挥第四支队东进，扩建第五支队，成立江北指挥部。再后来，项英还派谭震林去苏南东路加强领导，发展部队。 有一本“重新评价”项英的书因此断言：“事实证明，项英不仅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之一，而且是具体实践者之一。” 遗憾的是，项英也有许多抵制东进北上的言论和行动。这些事实，和前述事实大相径庭，互相矛盾。这大概是后人对项英评价不一而各有事实作依据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执行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最重要的是看兵力部署，看是不是把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东进北上。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东进苏南不久，项英就以整训为名，把已经有了对日军作战经验的第一团和第三团调回皖南。第一支队只剩第二团了，虽然奋勇作战，兵力显然不足。经陈毅力争，项英派第六团归属第一支队，但留下了第三营。陈毅指挥新四军苏南部队积极打击日军，放手发动群众，联络地方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引起国民党的第三战区不满，项英跟着发电报责备。陈毅主张不理第三战区的干涉，“不要有什么顾虑，人、枪、款都要放手搞”。这又被项英批评为“人枪款主义”。 1939年5月，陈毅派叶飞率第六团继续东进，到苏南东路的苏常太地区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创建抗日根据地。项英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顾虑重重，极力阻扰。幸而陈毅经过慎重考虑，果断决定照原计划行动，这才有新四军在苏常太地区和上海郊区对日军的英勇战斗。 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电告项英：“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项英执行了这次北上行动，11月17日就派张云逸从皖南出发，北渡长江去皖中，但是只给了他特务营的两个连。此后，项英也同意张云逸率江北部队向皖东挺进，但是却反对在皖东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说：“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防范和限制。”中共中央立即发电报纠正项英这种害怕得罪国民党、束缚自己手脚的意见：“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在这份电报里，又一次强调了“积极向东向北发展”。 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东进北上方针，陈毅在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即已筹划分兵北渡长江，打开苏北的抗日局面。1939年11月，陈毅派张道庸改名陶勇和卢胜率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展开于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同月，又派管文蔚、叶飞率挺进纵队进入长江北岸，新四军由此建立了向北发展的桥头堡。国民党极为不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回江南。1940年3月29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关于蒋、顾电令江北部队南调之事，只有置之不理反为好”。“南调绝无理由可讲，因其目的系以命令强迫我军南调，在其控制之下，国党对我进攻之一形式，故置之不理为好”。项英的这种态度，和中共中央是一致的。令人诧异的是，十多天之后他就变卦了。他在4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在某种情况下对叶飞部队可允南调。”4月14日又致电中共中央：“目前可允江北部队南调。”4月16日再致电中共中央：“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形势日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此时袁国平去第三战区谈判，项英未得中共中央同意，就让袁国平答复第三战区：“只允叶部南调，但四、五支尚需说服。”4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项英电，明确答复说：“叶、张两团以留在江北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的可能。”项英于4月20日收到电报，立即复电说：“叶部再坚请调回江南。”“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以牵顾不能增援。”项英认为要争取苏北，就要把已在苏北的部队调回江南，这个逻辑奇怪不奇怪？项英在这个电报最后还发牢骚说：“对部队部署，事实上我只能负皖南与江南之责，因我之意见事实上也不为人所重视，不过等于空话而已。”中共中央当天复电项英：“蒋、顾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以求隔断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破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围在敌后，尤其是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在与顾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之南调。现在和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指示还规定：“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依照中央电令。”话说得很明白了，口气也相当严厉。但项英还是听不进，4月22日又致电中共中央争辩说：“江北局势因苏韩败退，及皖李现撤兵，已基本稳定”，“并不需要叶、张两团”，“如谓叶、张两团南调，竟会使江北孤立困难，绝无此理”。又说“叶、张南调，一方面既以缓和战区之压迫，一方即以增强反击力量，其有帮助即在此”，“再度坚决要求叶、张两团南调”。 重读这些电文，我的印象是：中央三令五申，项英无动于衷，病入膏肓，药石无效。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新四军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发布重要指示。这个由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起草的指示，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针对项英强调江南有特殊性，未能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扩大军队，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缺乏准备，严肃地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这种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发展，均应该发展”。“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指示最后规定：“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陈毅立即执行，召集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大家十分振奋，并对照指示检查了苏南的工作。项英却拒不传达，把传达任务推给了袁国平。项英认为中央已在路线问题上批评他，于5月9日、12日、29日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辞职。这是用“掼纱帽”的办法在抵制了。 项英的抗日决心，是毋庸质疑的。他也应该明白东进北上最有利于新四军在敌后抗日并壮大自己。那么，他为什么会对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迟疑甚至抵制？ 有多篇文章认为，这与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有的说：“项英同志一直和党中央存在路线分歧，他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有的说：“皖南新四军的失败，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但也有文章持不同意见，认为“把项英和王明扯在一起是不对的”。或说项英“主要是认识问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思想上跟不上的缘故”。 说项英忠实地执行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我认为并不恰当。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下，新四军受第三战区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受第五战区指挥。他们的命令，只要有利于抗日，或无碍于抗日，新四军就可以执行。如前所述，项英牢记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国民党是有警惕的。蒋介石给新四军的第一个行动命令，即那个“出南陵”的命令，项英就认为“显系借刀杀人”。虽然这反映了项英不懂得只要能去敌后就可执行，但也说明项英并不是无条件执行国民党的命令。 说项英受到王明路线的影响，也是有道理的。不仅因为他在新四军传达过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更是因为他的许多言论和行动，和王明的错误主张相近。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显然认识不足，未能始终坚持践行。他总是顾虑被说成“破坏统一战线”，害怕引起和国民党的冲突，屈从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压迫。这正是项英对东进北上战略方针迟疑和抵制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我以为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项英另有盘算。 有些文章指出，项英有个“三山计划”，即在黄山、天目山、仙霞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也有文章争辩，所谓“三山计划”，是当年“军部参谋处第三科（即通信科）在云岭驻地山上建立了一个侦听机构，负责在电波中搜情报，对外称三山办公室”，于是造成了后人的误解。又说这是国民党编造的谎言，“是国民党方面为发动皖南事变推卸责任制造口实的”。 在现存的档案中，确实找不到“三山计划”，但是项英有这种设想，是有据可查的。他在1938年6月15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四军的部署，其中就说，军部和第三支队“准备以太平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在某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伍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项英在6月23日给陈毅的信中说得更明白：“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 项英所说的“某情况下”，“战争形势变化时”，指的应该是日军向南侵犯浙江、江西、福建之时。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领导皖浙闽赣诸省党的工作，有这种预判是正常的。即使这种预判不准确，也无可非议。项英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总想到山区去打游击，有崇山峻岭作依托心里才踏实，这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他不仅是预判、设想，而且有实际行动。他株守皖南，要在国民党军环伺、连保长也由国民党委派的皖南建立根据地。他坚持皖南的部队不能调出，身边有了三个主力团还说兵力太少，一再要求江北部队南调，要求从苏南抽调部队到皖南。总之，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进北上，项英却要加强皖南并为南下浙闽做准备，这不是明摆着背道而驰吗！
通宝推：桥上,燕人,家园 没有新的材料，就没有任何争论的价值。 旧的材料不会改变结论，新的结论需要新的材料和史实。如果你能从挖出一个5万年前的有文字的陶器，那么人类文明史就会向前推荐几万年，不然就是传说，没有争论价值。曹甸战役就是新的材料，因此结论就变了。你的所有引用里都不包含曹甸2个字，因此你还是坚持毛泽东以及刘少奇的错误结论。
曹甸战役加上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的损失，是中共军事史上的一次惨败，不仅人员伤亡巨大，高级干部的损失也绝无仅有，惨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共高层（毛，刘，项都是常委）的战略指挥。在国民党动手伏击的情况下，能突围出来也要损失过半。把责任推给项，等于是下棋，你把“车”丢了，然后说“车”丢了都怪“车”不能像马一样走“日”，不然“车”就活了。
家园 曹甸失败我知道，是刘少奇的错误 但是，这个事和皖南事变，第二次国共摩擦没有一毛钱关系。
国共摩擦是根据国际形势和国民党大战略走的，走的就是国民党认为苏联不可靠，日本势力大了。
因此国民党改变了抗战策略，进入了相持时期。
既然不能打日本就是打共军了。
同时新四军的战略错误是项英导致的。也有周总理的问题。
所以国民党抓住了这个缺陷。
我提供资料的江南江北，就是长江南北，不是传统意义的江南，也就是国民党不认可皖南，我方也不认可，项英拒绝离开，前面也说得很清楚。
直到最后时刻，还有部队成功北上，但是项英还是拒绝，直到国军围困封口。
我不知道你的依据是啥，现在来看你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八十年代那个资料也语焉不详。
我写了这么多帖子都是在证实毛主席思路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
你是想说明项英是中央安排的错误，可以理解，但是撤退具体过程，他犯的错误属于谁？叶挺吗？
你知道么，他第一次离开，大家包括叶挺下了突击令，结果项英第一次没跑了，回来了，继续凌驾全军，停止了突围，导致了最后时机的失去，这事你知道么？然后他第二次逃跑，结果被杀，埋怨谁？刘厚总受到毛主席指示？
家园 曹甸战役之后和中原突围一样怎么打都不可能全身而退 项英的军事指挥有些问题，想搞个出其不意，向南再向北迂回。但是国民党大军包围的情况下，向哪个方向都会遇到敌军。和中原突围一样，国民党军不上当，李先念王树声没办法。
这种情况下几乎没办法，陈毅，粟裕，彭德怀等人的神机妙算都是建立在有卧底和破译国民党密电码的基础上完成的。没有这个条件，他们也是经常扑空。
另外一个关键时刻没有像张国焘一样决心打出去，是他指挥能力不足。
毛泽东的指挥问题我都在上面的长文里说了几步臭棋，大军溃败，要么像叶挺一样被俘虏，要么逃走。项英毕竟是政治局常委，如果被俘那么麻烦更大，被叛徒打死对党来说不算最差的结局。
毛泽东的正确做饭是，等新四军北上再打曹甸战役就一切都没问题。或者是曹甸战役失败后让周恩来去给蒋介石服软，给蒋介石个面子，再次请示蒋介石的军令然后再让新四军出发。毛泽东性格上不肯服软，结果得了面子丢了里子。
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
11/9朱德复电同意撤退皖南的部队。
11/26-29，项英三封电报请示北撤路线，同时希望曹甸战役等撤退皖南的部队后再发起。
此时毛并无复电要求皖南部队立刻撤退。
11/29 曹甸战役发起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即“齐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周恩来称，需要2个月时间准备）
12月10日 蒋介石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12/16 曹甸战役结束，刘少奇撤出战斗。
12月18日、12月20日，毛泽东接连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立即过江，“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
（这步棋错了，让周恩来去找蒋介石认错服软，给蒋个面子，按照蒋的性格，能饶过新四军）
这之后，毛，刘少奇，陈毅，粟裕都给项英发电，要求赶快北撤。
12月25日，叶项请示下一步办法
12月26日，毛对项英发了火。
12/28 新四军军分会决议北撤。
1/4北撤，1/6途中皖南事变爆发，连续激战10天，部队被打散。
家园 你这个角度挺新颖啊，我是支持军事能力差距导致输赢的，而且 一些优秀军事将领输也有其道理，毕竟战术还是可以看得见的，尤其是你我这种事后诸葛亮。
你所曹甸必输，我也不好说啥，毕竟有其他因素，虽然刘少奇当过政治部主任和政委，但是基本可以判断，他军事能力实在不够看。
曹甸战役：黄克诚提出正确意见，为何战后却被陈毅刘少奇撤职？
老刘读历史
2023-04-07 05:35
我们丰富的情感时常左右着我们的行动，比如我们在取得一点成绩后就容易骄傲自满，而遭遇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丧气，我们经常说要保持理性，但是我们却无时无刻不被感情所左右，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和行动。
能够一直保持理性，最大限度的不被情感所左右，能时刻保持清醒地头脑、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就是人类中的佼佼者，但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很少有人不被情绪所左右。
虽然说时刻保持理性很难，但是这种人并不是没有，开国大将黄克诚，就是一位能在大多数时候保持理性，进行独立思考，不被情绪所左右的一位正直的人。
黄克诚将军眼睛高度近视，带着一副近视眼镜，离开眼镜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在军队中获得了一个“黄瞎子”的外号。
陈毅元帅曾经这样评价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黄克诚：
“别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可看得远哩，是千里眼！”
然而就是这个被陈毅称为“千里眼”的黄克诚，在第二次和陈毅合作的时候，两个人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那是在曹甸战役发起之前，黄克诚强烈反对发起曹甸战役，让陈毅第一次领教了黄克诚这个爱唱反调的“右派”的倔强。
1.八路军新四军会师
1940年10月，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从华北南下，和刘少奇会合后，从阜宁经盐城前往海安，会见时在海安的陈毅和粟裕。
刘少奇是中共中原局书记，陈毅和粟裕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黄克诚是八路军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他们这次会见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
八路军和新四军会师，华中的力量增强，但是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都属于我党的部队，但是确是两个系统，如果要高效的作战，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
在刘少奇的推荐下，中央同意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呵呵）
就这样，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陈毅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其所辖部队有陈毅兼指挥的苏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的江北指挥部、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豫鄂挺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及黄克诚任司令兼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等。
从这个时候开始，黄克诚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正式归陈毅指挥，这并不是黄克诚第一次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在红军时期，陈毅就曾经当过他的领导。
两军会师，实力增强，所有人都十分高兴，黄克诚又一次在老领导手下工作，心情也是十分愉悦的，但是很快他就和老领导在作战问题上发生了争吵。
2.打韩德勤
在两军会师后的第二天，刚当上总指挥的陈毅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向兴化前进，占领兴化，彻底消灭韩德勤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在两军会师之前，陈毅和粟裕刚刚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胜利，歼灭韩德勤部1万余人，俘虏3000多人，韩德勤狼狈退回曹甸。
陈毅决定挟黄桥决战胜利之余威，一举消灭韩德勤在曹甸的余部，打垮国民党在苏北的势力。按理说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因为在黄桥战役时，以少胜多尚且能够取得胜利，现在两军会师，实力大增，又是乘胜追击，取得胜利应该是小菜一碟。
陈毅踌躇满志地把作战计划在会议上提出并讨论，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次稳赢的仗，都觉得可以一举消灭韩德勤部，当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取得下一个胜利的时候，经常唱反调的黄克诚站了起来，又一次提出了反对意见。
黄克诚不反对打曹甸，但是认为现在不是时机，他坚决反对立即攻打曹甸的韩德勤部，并给出了几条理由：
第一、在政治上，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尚未破裂，而日军进攻日益猛烈。黄桥决战是韩德勤主动来犯，我军是被动还击的，而现在主动进攻顽军，则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危及到统一战线的维持。
第二、我军刚到苏北，这里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我们还没有站稳脚跟。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等到我们把在苏北捣乱破坏的地痞、流氓、反动地主武装统统消灭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了，再去打韩德勤也不迟。
第三、曹甸是韩德勤的老巢，经过长时间的苦心经营，已构筑了严密的防御体系，我们想要吃掉他估计也没有那么容易。
黄克诚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分析，认为暂时不应该打曹甸。黄克诚的发言无疑给陈毅泼了一盆冷水，让陈毅体会到了这个传说中经常唱反调，脑后长反骨的家伙的厉害。
对于黄克诚的“反调”，陈毅当即进行了批评，认为黄克诚犯了“右倾”保守错误，驳斥了他的建议。
刘少奇也十分赞同攻打曹甸，不仅是陈毅和刘少奇，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赞同这个作战计划，因为很简单，黄桥决战已经和韩德勤交过手，并且以少胜多，这次两军会师，实力加强，又是挟胜利之余威，打一个败军之将，怎么会失败？
这即是人被情绪所左右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黄克诚能够理性且冷静地分析问题，但是很可惜的是，他条理清晰的建议并不能被采纳，反而被认为是“右倾”错误。
作战计划上报给中央军委，很快就被批准，陈毅立即决定集中部队尽快攻打曹甸。
3.进攻受挫
黄克诚虽然在攻打曹甸这件事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上级一旦下了命令，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他组织八路军第五纵队战斗力最强的第一支队参加攻打草甸的战斗，并做了战斗前的动员，为攻打曹甸积极准备，黄克诚的举动充分提现了一名合格的军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陈毅和刘少奇十分重视这次战役，他们把华中指挥所从海安移到盐城孔庙，陈毅作为总指挥专门做了战前动员：
“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
从陈毅的战前动员以及之前会议的决心可以看出，这次打草甸的韩德勤是志在必得。战役在11月29日发起，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轮番进攻，猛打猛冲，韩德勤第89军猝不及防，遭受重创。
韩德勤不得不将残军收缩到曹甸、平桥、安丰一线，企图进行顽抗。而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参战部队乘胜追击，切断这三个据点的联系，并迅速完成了包围。
战役开头不错，怎么看都是一场胜仗了，但是韩德勤在曹甸还有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5000多兵力，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
黄克诚的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两个团率先向曹甸发起攻击，但由于曹甸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势，加之顽军拼死抵抗，故苦战一夜未能奏效。
由于攻击受挫，战役到了僵持阶段。
本来很顺利的战场形势突然遭遇了挫折，陈毅闻讯后立即赶到前线，到达距离曹甸仅百米之遥的小马庄，与参谋人员乘坐小渔船察看地形，研究突破的战术。
陈毅回到指挥所后，决定仍然以突击的办法，用猛烈的火力扫清外围，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同时攻击，向纵深发展，一举拿下曹甸。
4.黄克诚的建议
黄克诚在得知曹甸的情况后，觉得战事不顺的原因是曹甸系水网地带，打进攻战十分不利，更何况韩顽没有退路，凭借着坚固堡垒拼死抵抗。
黄克诚觉得猛攻猛打不是办法，于是他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向陈毅提出了攻打曹甸的战术性建议：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黄克诚不但反对陈毅猛打猛冲的战术，建议采用持久战的方法进攻，还给出了更为细致的几点战术建议：
一、首先在四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筑构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
二、肃清四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的敌人，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
三、逐步筑垒掘进。
四、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
五、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
六、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烈攻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陈毅在接到黄克诚的电报后，认为黄克诚把敌人估计的过于强大，有意夸大了敌军，而自己过于保守，对黄克诚予以严厉斥责，下令继续对曹甸实施强攻。
然而战事并没有像陈毅预想的那样进行，虽然八路军、新四军勇猛进攻，但是敌人也依靠地利优势进行了顽强抵抗，战斗打了18天，曹甸仍然没有被攻克。
战斗中敌人虽然有较大的伤亡，但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有2000多战士牺牲。
由于曹甸久攻不下，且部队出现了较大的伤亡，陈毅于是下令撤出战斗。战前预想的是手拿把攥的战斗，没想到最后打成了这个样子。
刘少奇在曹甸战役后致电中央军委：
“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8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毛主席在接到刘少奇的电报后，也默认了这样的结果，并且安慰刘少奇，说华中斗争是长期的斗争，要有耐心和决心。
5.黄克诚被批判
曹甸战役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个战役的结果，陈毅和刘少奇所不能满意的，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华中总指挥部随即开始检讨曹甸战役的会议。
战后的检讨很有必要，因为从失败之处学经验，是避免下一次失败的有效方法，会议上对战役的指导思想、战术的确定原则以及两军部队的协同指挥与作战风格的统一、缺乏攻坚武器和水网地带作战经验等进行了总结。
但是说到曹甸战役失败的原因，刘少奇和陈毅认为主要责任在黄克诚，他一开始就反对攻打曹甸，在战斗中又一次提出反对意见，还把电报捅到了中央军委，正是因为黄克诚不想打这一仗，所以消极作战，才造成了曹甸战役没有达到预期。（呵呵，我个人估计有）
这样的说法让黄克诚十分吃惊，同时又十分不服气，他极力同陈毅和刘少奇进行争辩：
“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
然而如同战前的争论一样，黄克诚的争辩并没有得到刘少奇和陈毅的认可，他们仍然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责任在黄克诚，于是撤掉了黄克诚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黄克诚由于过于右倾保守，不适合领兵打仗，只保留他第五纵队政委一职。
黄克诚除了被撤销司令员一职之外，还被要求在大会上做检讨，他感到无限委屈，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一向耿直和倔强的黄克诚还是在大会上做了检讨。
在会议过后，黄克诚专门找到陈毅，对于自己“不服从指挥”的论调问陈毅：“你是我的老上级，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你就是我的领导，你说，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陈毅说道：“这次的事情，你是提出过意见，但后来没有打好，你是有责任的。”
黄克诚回答道：“我事先提出了意见，打起来后也提出了办法，你们就是不听，五纵主力全部出动，由上级统一指挥，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
然而黄克诚如何争论，也改变不了陈毅和刘少奇的认识，不过他虽然被撤销了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位，但是兼任司令员的陈毅由于太忙，根本就不能到任，所以第五纵队的事情还一直是黄克诚在管。
6.陈毅和刘少奇的道歉
在草甸战役2年之后，陈毅才慢慢看清当年曹甸战役失利的真正原因：
“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陈毅的这些话算了还了黄克诚一个清白，当年的曹甸之败并非是因为黄克诚，相反，黄克诚在战前和作战中提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对的，而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参战部队作战也十分勇猛，战后对黄克诚的批判也是错误的。
1945年，黄克诚带着早已改编的新四军第三师进军东北，途径临沂的时候与陈毅相见，陈毅提起当年的曹甸战役，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对黄克诚做出了诚恳地道歉：
“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
事情已经过去了2年了，而作为大领导的陈毅竟然主动因为2年前的事情，当着政委的面向自己道歉，这让黄克诚十分感动，接着陈毅又说道：
“当时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刘少奇在几年之后也认识到了曹甸战役的失败并不是黄克诚的责任，对黄克诚的处置是错误的，他在1944年专门就这件事向黄克诚发了电报进行道歉：
“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当时刘少奇已经不在华中工作了，所以才发电报向黄克诚进行道歉，这份敢于否定自我的勇气和胸襟也让黄克诚非常敬佩，同时这份电报也让黄克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释怀。
因为在1944年，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有人由把黄克诚在曹甸战役时的处分拿出来进行责问，而刘少奇的电报在关键时刻给黄克诚解了围。
曹甸战役是一场错误的战役，黄克诚在战役发起前不盲从，能够理性的分析问题，并提出正确的意见，在不被采纳的情况下，仍然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还能在战事不顺的时候提出正确的建议，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
而在战役结束后，黄克诚遭遇了错误的批判，但是他仍然能够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做了检讨，并因此被撤职，背着错误处分仍然忠心耿耿的参加革命，充分显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品质。
你说和和中原突围一样，我感觉比较新鲜。
这种情况下几乎没办法，陈毅，粟裕，彭德怀等人的神机妙算都是建立在有卧底和破译国民党密电码的基础上完成的。
有一个问题，你猜湘江战役有没有破译密码？难道只有四渡赤水才破译了密码么？呵呵。
毛泽东的指挥问题我都在上面的长文里说了几步臭棋，大军溃败，要么像叶挺一样被俘虏，要么逃走。
项英毕竟是政治局常委，如果被俘那么麻烦更大，被叛徒打死对党来说不算最差的结局。
你这两段话我没看懂啊，毛主席到底几步臭棋我也没看懂，和毛主席又又啥关系，我之前已经说了，毛主席反对项英留在皖南，甚至还希望项英到延安学习，就是为了移开项英，你觉得这个调职合适不？
至于第二段话，我感觉你认为毛主席是有意搞死新四军军部，让项英死，你是否是这个思路呢？
项英陷入困境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他不想离开军部，军事能力还极臭，还不听军事委员会的建议。甚至，就算逃跑了，还因为敌人的阻挡而回来了，破坏了新四军最后的突围机会，也是新四军的宿命吧，神奇的一回。
12月18日、12月20日，毛泽东接连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立即过江，“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
（这步棋错了，让周恩来去找蒋介石认错服软，给蒋个面子，按照蒋的性格，能饶过新四军）
这之后，毛，刘少奇，陈毅，粟裕都给项英发电，要求赶快北撤。
12月25日，叶项请示下一步办法
12月26日，毛对项英发了火。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毛主席要求项英撤退晚了吗，和曹甸没关系吧？一直在要求项英北上，我感觉里面这个粟裕电报就是告诉项英北上没问题。但是项英还在拖，直到被合围。嘿嘿。
1939年，周恩来前来皖南视察司令部时也已经发现了问题，“这个地方三面都被国民党包围，要是国民党军队想要对你们进攻，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们可要万分小心呐。”
但是当时的项英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国民党想要来打我，那我就打回去，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
为了巩固在皖南的根据地势力，项英多次给在长江江北的苏南的粟裕发电报，想要从他手中借兵，项英甚至还指明要粟裕手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团。
驻扎在皖南的国民党军队蠢蠢欲动，蒋介石想要一举歼灭皖南共产党军队的意图昭然若揭，局势十分紧张，危机一触即发，共产党上级领导人向皖南根据地下达明确的命令：立刻撤离！
但是项英却不愿意撤退，他不甘心就这样看着皖南拱手让人，于是再次向粟裕发电报想要借兵，粟裕不出意外地再次拒绝了。
没有达到目的，项英又气又恼，在他看来，如此危急存亡的时刻，两军队理当团结一致，但是粟裕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实在不是仁义之举，于是，项英一封电报发到了中央，想要中央领导支持自己的决定。
粟裕也当仁不让，随即也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两封电报同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看着两份意见完全不同的电报，毛泽东在详细了解过原委之后，急忙发了一封电报：“粟裕一兵一卒也不准动！”
毛主席的话重如泰山，任凭项英再怎样不甘也只好作罢，只好带领着根据地的军队撤退。
此时据中央第一次下达撤退指令已经过去了多日，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了聚集，就等着时机成熟将皖南共产党军队一网打尽，项英的大部队已经失去了撤退的最佳时机。
被情绪冲昏头脑的项英紧接着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撤退是临时决定的，所以他没有提前规划好合适的撤退路线，也没有提前研究过国民党军队可能行进的路线。
面对严峻的战略形势，陈毅、粟裕深入研究并提出：“分兵皖南、苏南会分散我们的力量，合作发展苏南将能打开新的局面。”
因此，他们建议：“应暂时放弃皖南，集中所有力量发展苏南，直到海边。”如果我们在皖南和苏南两处分别应敌，就会疲于应付，根本不是明智之举。
更重要的是，苏南的敌情与皖南截然不同。苏南位于敌后，国民党军队一般不敢去，至少是不敢大规模派兵前往。如果只派少量部队的话，一旦发生摩擦，新四军完全能够应对。
然而，项英此时的主张是：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的条件下，主要还是由江南加强皖南的力量。
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皖南新四军军部时，我们先打破其进攻，随即“向浙闽发展”。显然，项英与陈毅、粟裕的意见相左。
此外，粟裕制定了三个团接应军部东移的计划，如果项英下决心，双方对接就没问题。然而，项英主张向浙闽发展，陈毅、粟裕坚决反对。
他们甚至这样发电向项英表示：“皖南部队企图于顽方进攻时长征闽浙，不可轻试”。为了迎接项英和新四军军部来苏南，陈毅、粟裕一方面多次打电报力请项英东移，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做好迎接军部东移的有关准备。
为更好地向军部说明陈粟的想法，陈粟主动派人与军部取得联系并汇报想法；为快速对接，粟裕命吴肃与李志高分别从江南和皖南对进勘察行军路线，吴肃受领任务后顺利完成并向粟裕作了详细汇报；为应对可能遇到的敌情，粟裕制定了详细兵力使用计划，并拟定“派三个团接应军部东移的作战计划”。
但项英始终不愿离开苏北，无奈之下陈毅、粟裕只好渡江开辟江北抗日根据地。
陈毅和粟裕分析认为，如果不跨江北上，新四军将面临被国民党军包围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于1940年6月15日向中央、项英和胡服发电报，表示必须集中力量在苏北攻击韩德勤或在苏南打冷欣，否则将对苏北和苏南造成巨大损失。
陈毅和粟裕决心转移到苏北，并要求皖南军部尽快做出部署。然而，由于军部东移计划迟迟未能实现，陈毅和粟裕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
陈毅于6月28日先行过江北上，而粟裕则于7月8日率领江南指挥部主力成功渡过长江。最终，陈毅和粟裕在江北得到了大发展，而新四军军部则因为“皖南事变”而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参考文献包括《陈毅传》和《粟裕传》。
是项英害怕陈毅架空自己。呵呵。
1939年9月20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顾祝同以极为严厉的口气下达命令:“新四军在江北活 动之部队撤回南京、芜(湖)附近(该)地区地境内担任作战。”---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2)
1939年9月21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 “新四军各支队非有本部命令，不得擅进金、镇线以东地区活动。除饬俞总指挥严密监视外，请电 该军长遵照，并撤回第六团，免滋纷扰。”
1939年10月3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查新四军团长王必成等，竟率部秘密东进，与匪联络。应严令告 诫，并立即制止其敌对行动……梅光迪匪部既无悔意，应立即剿办，以遏乱萌。并将办理情形随时 具报为要。”
1939年10月3日，顾祝同致电向蒋介石请示:“新四军游击区之划分，经以八月虞未及效酉布电请示在案，迄未奉复。该军游击区应如何划分，乞规定。”
1939年10月7日，蒋介石回电顾祝同:“查修正划区案已将新四军划归该战区第二游击区内，由战区直接指挥，该军活动区域即由战区酌定具报。”
1939年10月，韩德勤率部进行苏北反扫荡作战。
1939年10月22日，第23集团军《战斗详报》记述，顾祝同“划定镇江、句容、溧水、高淳、南京、江宁、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南陵十一县为新四军活动区域。”
1939年10月25日，江南行署主任冷欣收到王敬久的电令：“邓本殷 之收编主任名义着即撤销，结束具报。”---来源：张衡《邓本殷与“江抗”东进》
1939年10月27日，军政部何应钦给冷欣的批复：“查梅光迪现部既不可靠，邓本殷支江南行署借款又未事前呈， 是项收编费自难照准。”而说白了，这笔借款不合手续，不能下拨。邓本殷听到风声后， 便来了个不辞而别，回上海称病不出了---来源：张衡《邓本殷与“江抗”东进》
1939年11月4日，刘少奇到达新兴集。不久，刘少奇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到皖东已数日，情况大体了解。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依此，他分析形势，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工作意见，重要一条就是“创造苏北根据地”。---来源：来源：红色雨花石《刘少奇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39年11月8日，第176师《阵中日记》这样记载:“密奉永座( 徐永昌—引者) 转奉委座……查新四军近来擅自扩军 ……尔后如发现有其组织部队……着视匪伪即立予剿办，以遏乱萌。”
1939年11月11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创造苏北根据地”的意见。
1939年11月14日，江南指挥部第4团团部及2营组成为苏皖支队，为迷惑国民政府，2营长张道庸改名陶勇。 苏皖支队陶勇部借为“两李”运送子弹之际过江 ,此后叶飞率挺进纵支队从扬中北渡到达苏北的江都 。-------江北开始有成建制的新四军部队，新四军开始执行向北发展的计划！！！
1939年11月19日，延安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从此开启了皖北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之路。
1939年12月27日，延安决定抽调2万八路军南下苏北，支持建立苏北根据地。黄克诚的八路军第5纵队开始南下之路。
1940年1月19日，延安强调“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挺进苏北 ,上升到关系全局的重要地位 。苏北的国共摩擦开始。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并转东南局的电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四军“向南发展”的问题： “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哪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
1940年2月上旬，李本一致信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称新四军向民间勒派粮款，不尊重地方行政系统，擅自扩大游击队，阻碍国军征兵等等，并命令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即开调江南，回到新四军防区。
1940年2月23日，张云逸复信李本一，坚决拒绝新四军南调。李本一接信后甚为恼火，从此接二连三地制造事端。
1940 年 3 月 22 日，张云逸的夫人、孩子 “从江南来到江北，携款7 万元，也联同护送人员 20 余人，长短枪11 支，在无为县之襄安被当地保安第八团所逮捕，至今尚无下落”。后经周恩来、张云逸向蒋及李宗仁抗议，李品仙才释放了张云逸的家人，但杀害了随行的 20 余人。
1940年3月22日，在蒋介石和何应钦的主持下，国民政府军令部拟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密令李品仙、韩德勤、李明扬、李仙洲等部“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
1940年3月23日，叶飞率领挺纵1团和4团各2个营出发，经邵伯湖西渡运河，横跨天长扬州公路，遭遇100余名日伪军。
1940年4月6日，叶挺、项英致电军令部：说明江南狭小，渡江困难，且兵多土著，希望批准已过江北的部队不再南调。
1940年4月6日，徐永昌复电叶挺、项英，该军类属三战区战斗序列，任务即经确定，自宜切实履行。近据报所属部队仍源源不断擅开江北，所谓天堑不能飞渡及士兵多属土著，当不尽然。
1940年4月11日，袁国平赴上饶谈判，经项英同意答复：同意叶飞部南调，四五支队尚需说服；军部在苏南扩大区域，增加经费；开拔费二十万元。顾祝同坚持四五支队、叶飞部队等必须全部南调。
1940年4月19日，刘少奇电报中央，反对叶飞部南调。
1939年4月20日，中央致电项英：叶飞、张道庸（陶勇）及四五支队决不能南调“现在和将来，一部或全部均不能南调。。。。故目前对顾可用各种方法借口延搁之”。
1940年4月21日，陈毅、粟裕等建议皖南军部移苏南，随时准备过江北上，项英也同意（说明粟裕、陈毅准备放手一搏）。
1940年4月24日，刘少奇获悉顶英已答允顾祝同先着叶飞、张道庸（陶勇）两部先行十分惊讶，立即电报中央：“江南谈判，已允许叶飞部南调，并决定从5月起增加经费3万元。…若叶飞部不在苏北打日寇，我四、五支队还有什么理由去苏北打韩，八路军更没有什么理由去打韩。”“究竞对于此事如何办理，请示。”
1940年4月24日，陈毅也发了一份电报致中央和项英说苏北敌进攻高邮，正与韩德勤激战中，现岩木师团已大部移驻江都、六合，有大举扫荡苏北模样。在韩与两李不能支持下，为我夺取苏北良机。因此，我们始终认为，叶飞部必须开回大桥，才能有利发展苏北。
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枣阳、宜昌。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开始执行《101号作战》计划，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湖北为基地，海军以汉口为基地轰炸重庆，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到1940年为止，日军对重庆投掷了4333吨炸弹。
1940年5月4日，延安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胡服：“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枪。严令叶飞订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
1940年5月17日，刘少奇电报毛“项英相当固执””所 以 对 中 央 的 屡 次指示、命令不能完全执行”。“叶 飞 亦说，为 顾虑军部，在苏 北 不 敢 放 手行 动。”
1940年6月6日，刘少奇在致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人的电报中，再次提出发展华中的战略意见: “首先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主力打击韩德勤，大体上解决苏北”然后集中主力向西解决皖东、皖北问题。
1940年6月15日，陈毅、粟裕将商讨后急电延安：“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北上）。”（真离注：巩固江北的战役）
1940年7月2日，7 月 2 日，国民党提出两个划界方案，均要求新四军不能驻留江南，在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规定八路军、新四军：遵照陆军法规办理，经费暂以军为单位，直接向军需局请领。对于所属官兵之待遇，须遵照中央规定之饷章，军事委员会随时派员点验。
1940年7月5日，新四军主力会师郭村。粟裕率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在郭村南部的塘头与陈毅率领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师。取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以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将塘头会师队伍合编为三个纵队：一纵司令员叶飞、二纵司令员王必成、三纵司令员陶勇。
1940年7月16日，《中央提示案》拟定。20日发出，21日送达周恩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原有编制是5.5万人，调整为按10万人编制发放军饷。（八路军刚成立时4.5万人，新四军刚成立时9千人）。
1940年7月20日，刘少奇在致陈毅并转黄克诚等人的电报中认为，解决苏北问题对长期坚持华中抗战“有决定的意义，现在必须以全力完成这一任务”他要求陈毅部主力坚持在苏中泰州以西、扬州以东地区发展，继续扮演“孤军”的角色，吸引韩、李集中部队向自己进攻，并等待八路军南下部队和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共1万余人组成的强大增援部队赶到进行决战，一举实现发展苏北的计划，可以看出此时刘少奇以“衅自彼开”为先决条件的苏北战略已经成熟。（也是为军部北上创造空间）
1940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有条件地同意国民党划界方案。条件除合法党权、游击权、行政权、军需自主和发展权，再就是“足够的战区（华北五省）”。（北上可以，范围也可适当接受，但是打法需要自主，同时和华北相结合）
1940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与国民党谈判的原则性方案：现在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立即坏转，是拖的局面。同国民党谈判时在小问题上让点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以和缓反苏反共的危险。划分作战区域可以同意，但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府主席要由中共保荐，要保证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权。对八路军、新四军要与国军同等待遇，并允许补充。 [3] 具体的同等待遇以八路军3 军 9 师和新四军 3 师计，经费共200 万元。
1940年8月28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提议将山东划属中共战区范围，各游击部队留原地作战。蒋反对“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到黄河以北，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共产党如果听命令有诚意，则抗战必胜。
1940年9月5日，经延安同意，周恩来提出新方案：1）扩大二战区至山东及绥远；2）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级游击队全数发饷；3）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左钊界线。
1940年9月13日，【新四军占领姜堰】。为争取民心，后将姜堰归还给陈泰运部（韩德勤和陈泰运不和，原姜堰属于韩德勤部驻扎）。
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94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向重庆国民党当局严正提出：“韩（德勤）
通宝推：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