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评论】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体系 -- 任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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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这也是我的观点之一

        具体见正文第五点。

        现在讨论中国古代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其实隐含的实质还是中国为何没有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进而发展出资本主义大工业。我的观点是:

        1.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剩余。生产力和人口基数正好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农业剩余足够保障众多的人口脱离农业劳动。举例来说,本来一百人种地只够一百人吃的。自然没有剩余劳动力能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而生产力提高后,只要八十个人种地就够一百人吃了,那么多出来的二十人就能脱离农业生产了。然而人口的增长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只会造成人均资源的减少。于是原来一百人种的地现在一百二十人来种还是只能生产一百人的粮食,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多出的二十人就要饿死了。当然,人是不甘心饿死的,于是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就要发生动乱了。

        2.有足够的市场来吸收剩余劳动力。让剩余劳动力不进行农业生产,但仍然能够从经济系统中得到资源分配。换句话说,有地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报酬。然后以报酬换取农业剩余以养活自己。这就是分配方式的改变。

        第一、二个条件,很多朝代都满足过。但往往是到了满足的关头后,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人口超过生产力能支持的上线。于是迅速滑向动乱的深渊。为何如此?没有高产作物,人口-生产力平衡点和人口爆炸点之间的余量太小。所以,要有足够的余量以支持数代人的发展,这是第三个条件。

        西欧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正是满足了这几个条件。首先,黑死病先把西欧人口降低到了生产力能足够支持的地步。经过一段时间修生养息,人口达到了平衡点,剩余劳动力出现。而这时欧洲正巧发现了巨大的美洲,这让西欧超出生产力支持水平的人口得以向美洲转移(以灭绝美洲土著人口为代价)。这就保证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欧会处于平衡点上。而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也使得人口-生产力平衡点和人口爆炸点之间的余量变得更大。西欧又适时得发展出了新的工业(纺织等制造业)于是能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而凭借发展出来的国力,西欧诸国又进一步在全球扩张,建立殖民统治(航海技术的发展功不可没。这大大降低了殖民的成本。),以消灭,掠夺当地土著为代价,让全球资源分配向西方倾斜。这自然就进入了正循环,直到全球资源基本瓜分完毕,农业剩余再次不足以保障全部人口为止。于是爆发世界大战,再次瓜分世界。而二战之后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所谓的绿色革命)又一次将余量增大,于是人类可以进入几十年的大致和平期,直到下一次人口危机来临。

        • 家园 主要责任在汉武帝,王莽和儒生团体

          董仲舒促成儒家独尊后,2个当时大儒就指责他拔苗助长,会害了儒家。儒家本应和各家再竞争百年后才能大成。这2个人看的很准。

          西汉建立后,从济南博士伏生口授百书之首尚书给晁错看,汉朝的文化整理恢复工作要到文景时期才有起色。各种学说重新发展,资料重新整理充实,至少是文帝登基后10年左右才能开始有起色(汉文帝衣服上都要打补丁,刘邦一辈子都在到处打仗,吕后时期国家也不安定)。文帝前180登基,那么文化恢复和大发展应该是前170左右开始。

          这段时期最代表性的人才是贾谊和晁错。而这2个人都是“明申商”。 太史公自序的这段最能说明问题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闲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

          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闲,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而下面这一段,可以说是到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所能接触的当时各种社会主流学派,主要是六派

          易大傳:〔一〕「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二〕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三〕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四〕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五〕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六〕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七〕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八〕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九〕絀聰明,〔一0〕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而司马迁的这段对这六个派别的描述也可以说明,至少在司马迁看来,这六派都不可缺少。

          而前134年汉武帝就定了独尊儒术的国策。统一帝国留给各派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时间不到40年,实在太短。尽管武帝自己外儒内法,但卫太子就不是。后边宣帝类似武帝,可汉元帝就是儒学的fans了。等王莽颜色革命后,儒生治国的结果是捅了大漏子出来。

          而如果说儒生集团在王莽的实践碰壁后,能吸取教训,学习其他5派的精华。修订错误的纲领和路线,也许他们能带领中国早日进入科学时代。可惜儒生集团们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得更加僵化死板,东汉二十四孝的宣传就可以看出来了。除了鞭打芦花还合理点,卧冰求鲤,埋子养父之类的宣传可以看出儒生团体的堕落。

          之后中国接近2千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技术还是科学,理论还是实践,都没什么大进步。或者说,整体上是小进步,大退步。比如西汉时期大批量装备的蹶张弩,到了东汉就难以普遍装备了。这既有生产力水平下降的原因,也反映了军事科技,工程技术,生产组织管理水平的下降。西汉刘胜墓地里出土的长刀和宝剑,工艺水平之高即使今天的日本刀都未必一定胜过。这反过来说也说明,中国的冷兵器水平,2千年没什么大进步。

          公元前2世纪西汉刘胜墓的错金书刀,也是低碳钢渗碳叠打而成,经过表面渗碳,最后局部淬火,刃部硬度570HV,刀背表面硬度260HV,芯部硬度HV140。也是内韧外坚。刘胜的佩剑刃长达86.5厘米,宽3.4厘米,也是叠合锻打渗碳和局部淬火,每层钢层厚度仅为0.05~0.1CM,已经是花纹钢了,刃部硬度达900~1170HV,比日本刀还硬,芯部硬度220~300HV,韧性是相当好的。(《中国古代块炼铁技术》《粉末冶金材料科学与工程》 1999年01期)

          另外,刘胜幕里有大量的灰口铁,当时西汉的钢铁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雏形了。

          http://txt.duowan.com/chapter/29539_1142725.html

          后边唐宋元明清,尽管有科举制这个相对大的创新。但整体上和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文学没大差别。儒学集团和中国知识阶层一直在原地打转。

          实际上前81年盐铁论会议可以看做中国科技发展进步和停滞的分水岭。在这场关于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大讨论会中,国有经济,军政路线的宗师桑弘羊的地位受到挑战,其后在与霍光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而汉宣帝尽管更像武帝,但已经无法改变贤良文学控制社会舆论和儒生集团的一家独大了。

          • 家园 我说一个表面现象:中国古代只有文科生

            前阵子看历史记录片,清朝皇族子弟的教育,学习的是四书五经对句书法。因为自己学的是理科,自然想到他们都是文科生,因之联想到中国古代不存在理科教育。如果有,那也是存在于庶人手工业者之流的父子相传,地位低,不系统,易绝传(师父留一手等等)。

            这是现象,后面的背景是帝王专政,需要独尊儒术;因为独尊儒术,于是罢黜百家,于是我们发现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大大小小玩家都是学文科出身的

            如果你要问我科学家在哪里啊,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牛棚”里。。

          • 家园 “盐铁会议”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参考:

            韩钢:权力的转移--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246&cid=10390000

            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工作会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触及和深入讨论了问题的不是三中全会,而是工作会议。

            对此次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官方和学界都有大量评论,归结起来,可用“实现重点转移”来概括。笔者却以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结果,与其说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不如说是权力核心的转移,即中共权力的核心从华国锋转移到了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呢?

            关于盐铁会议

            http://bbs.guoxue.com/archiver/?tid-401960.html

            求放心 发表于 2006-3-12 11:26

            最近在抄陈直先生的《盐铁论解要》,重读此书,更明显得感觉到这些贤良文学似乎并没有个统一的经济观点,唯一一致的目标就是对桑弘羊的攻击。他们的意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放映了民生的艰难,但在谈到实际施政时,却多是腐儒不切实际的空谈。其实在双方的争论中,桑弘羊有个概念的偷换,桑弘羊坚持肯定市场的作用,而贤良文学则有不少空谈三代理想,反对市场。但桑弘羊的偷换在于,他所说的市场是由国家垄断了经营和价格的市场,而并非真能自由贸迁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只是汉家的一个敛财工具而已。

            放心 发表于 2006-3-20 21:09

            回复西风冷

            他们争的不是真理,而是势力。汉武在长达十几年对匈战争中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场战争也成了国家财政的一种巨大负担。再加上汉武好大喜功加夸饰的个性,其统治中后期遭遇过严重的财政危机。桑弘羊是其中后期整个财政系统的缔造者,“盐铁——均输——平准——酒榷,再加上告缗”,以前有很多学者对之加以研究,也有很多极有建设性的成果。但关于汉代的经济状况资料甚少,所以其中还有很多待发之覆。我的感觉是,这几项应该合为一个大的经济体系,其内部的关联非常密切。桑弘羊的宗旨是政府发挥其组织上的优势,主动的介入市场,甚至在某些领域,通过行政权力,甚至是国家暴力的支持,达到垄断经营的效果,这种垄断包括了生产、运输、销售、价格等很多方面。

            在这套系统的支持下,汉武很快渡过了其财政危机,其夸饰、喜功的欲望也得到极大满足,史载,汉武中后期大的开销甚至不需要国库——大农支付,仅天子的私藏——水衡的积蓄就足够了。

            正是这套系统奠定了桑弘羊政治地位,也使得他能跻身托孤重臣的行列。但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系对市场的破坏是巨大的,其所导致的官营的腐败和低效,以及百业凋敝民生艰难,在汉武中后期的史料中随处可见。

            所以霍光利用贤良文学来打击桑弘羊,这种政客玩弄“知识分子”的伎俩两千年里数不胜数,西风兄,你说谁正确?当流氓和强盗对骂的时候,只是互相揭短,都没想过将对方培养成才

            说到这,顺便提一下,我读《汉书》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阅读越佩服太史公!班孟坚或许是个好的述史者,但历史所承担的那种价值沉淀的使命,班孟坚实不足以任之,他缺乏太史公那种对历史洪流的整体把握能力,和穿透时空的识力。比如不为桑弘羊立传,这太就失策了。不管我们怎样对桑弘羊作价值的判断,但此君在整个西京一代的经济史中,地位无可替代。桑弘羊本传的缺失,使得西京一代的史事陡增很多谜团,尤其是经济方面。班孟坚的选择可以理解,桑弘羊是霍—桑政争的败者,关于他的话题在霍光时代肯定就已经是标准化处理过了,甚至有可能持续到班孟坚的时代依然有禁忌(这种可能性极少)。但想想《史记》当中韩信、彭越等一个个“叛逆”的风采,想想被列入本纪的项羽,再想想世家中突兀独立的孔子,太史公在破立之间所展现的史家的识力和良知,实在令人回味涵咏,既感且佩。

            关键词(Tags): #盐铁会议#霍光#桑弘羊
    • 家园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喜欢出去砍人,要砍人就必须武器先进

      这直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 家园 还是地理条件的限制

      当郡县制扩展到地理极限以后,资源问题只能内部消化解决,和谐成了核心问题,和谐成为了执政的理念。

      所以以儒家(和谐)理论为核心的科举制得到推行(科学是战争与竞争的产物,儒学是和平与和谐的产物),商业竞争被圈定在郡县制框定的地域范围以内(勾结发明家,不如勾结地方权利),军人屯田,和尚种地要饭(唯心的佛教,比打打杀杀的西方教要和谐多了,唯心多了),人人和谐,帝国里没有胡思乱想的有闲阶层,也没有奴隶。

      当人口达到资源极限以后,任何轻微的晃动(自然灾害,战乱,瘟疫)都可以引起帝国局部甚至整体的坍塌,那些年事事不顺,一副气数已尽的样子,直到轰然倒塌,覆巢之下缓慢积累了两三百年的科技也逃无可逃。。。。周而复始没有尽头。

      • 家园 同意你的地理影响科技发展的分析

        地缘条件对科技发展确实有重大影响。Jared Diamond在他的科普名著GGS对农耕文明产生的地缘依赖性做了很详尽的阐发。类似的,近来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新大陆的发现,提供了现代科学体系在西欧建立的重要条件。对新大陆的探索开发,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与科学的探索研究形成了良性循环。

        近代整个西方文明体系,无疑是一个高度耗散的体系。其在近几百年里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导致工业革命),另一方面是对外部资源的大量掠夺。新大陆的发现,实际上是西欧高速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早期,硬通货大量流入,使欧洲有能力进口大量商品,也在欧洲恢复了货币经济,疏通了欧洲内部文化交流的管道。其后,殖民地提供了不竭的原材料来源和广大的市场,为生产扩大化创造了条件。西方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制度,也是高度耗散的。有趣的是,民主制度与奴隶制度和殖民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西方古典民主制度的崩溃,则发生在文明达到扩张极限之后。

        中国文明产生在一个独特的几乎封闭的地缘条件中,与西方文明形成强烈反差。几千年来,对内大一统,对外辩夷夏。中国文明体系,是一个近平衡的优化体系。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超稳”体系,在强烈干扰后总又回到原位,表现为周而复始的封建朝代。以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儒学)为核心的和谐社会,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来不断追求的。在这一体系中,既没有大量投入科研的驱动力,也缺乏大量投入科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 家园 同意兼谢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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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明(也包括其民主制度)的活力来自于开放的空间和资源。当广阔无垠的大地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的地球村以后,这种文明活力的源泉也就会逐渐枯竭。西方文明除非有另一个“哥伦布”来个“星际大发现”,否则无法避免逐步走向死亡的命运。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在封闭地理环境中发展成熟的东方文明。

    • 家园 河图洛书,易经,偶不敢说懂,但绝不是简单的算卦.

      计算机,2进制的先趋的哪个谁谁(大家自己百度一下:),说,他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非完整原话,大意

      如此),偶想科学家做到这个份上,他又没有中华血统,没什么必要说假话来刻意拍拍中国的马P吧.

      • 家园 这个传言真是流毒甚广

        和戴梓发明机关枪不知道哪个流传更广些?

        莱布尼兹不是首创二进制的人,他只是重新发现二进制。只不过以他的鼎鼎大名,加上时代前进,他对二进制的宣讲更深入人心。

        更重要的是,他重新发现二进制跟中国八卦沒半点关系。他只是在搞完了二进制之后好些年从传教士那里知道了周易和八卦,然后用自己的二进制来阐释八卦的意义。

        还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周易里面是不拿八卦或者六十四卦来做运算的。就算这些符号当中包含着二进制计数的因子,它们也跟二进制数学沒多少关系——除了二进制数数之外。

        当然了,现在大家多多少少都学过点二进制,一看八卦那个图形,莱布尼兹解释自然涌上心头。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 家园 说得好。也写一下读贴心得:

      因为个人和社会缺乏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激励机制,造成了有头脑有闲暇的人员没有探索建立科学体系的动力,没有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和传承,当然无法形成体系化的科学。

    • 家园 现代科学体系是一个独特的西方构造

      现代科学体系最根本的两个支柱是逻辑和实证。古希腊学者为逻辑学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如果只执此一端,便沦为学院派。实证观念滥觞于培根,但其大行于世,却是得力于现代科学体系的正反馈。遗憾的是,中国文化在这两点上都很薄弱。自先秦名学式微之后,中国的逻辑学只在魏晋南北朝有一个小小的抬头,随即便被佛家的因明学所淹没,没有发展出三段论。而在实证方面,阴阳五行体系(相当于西方的四元素论)是一个大的阻碍。中国没有发展出类似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学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哲学体系倾向从负面论证(即本质不是什么,冯友兰论),而西方哲学体系倾向于正面论证(即本质是什么)。文人对实证一贯轻视,更不擅长。苏东坡"杨花落水为浮萍,验之信然。",也不知这实验是怎么做的。

      而逻辑和实证,并不是现代科学体系发展的充分条件。现代科学体系实在是源于现代物理学,而且恐怕只能源于现代物理学(科学史家对此有很多讨论)。对现代物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天文学(包括哥白尼的理论和开普勒的观察)和数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加上对亚里士多德古典力学的批判。中国对物理学的系统探索,则在先秦墨家达到顶峰后迅速衰微。西方文明,作为一个衍生文明,因为种种机缘巧合,凑齐了产生现代科学体系的各种因子,换言之,现代科学体系是一个独特的西方构造。

      以生物进化学打个比方。一个新基因的产生是由该物种的进化史决定的,建立在该物种复杂的基因相互作用这一大背景中,在功能上是自洽的。研究一个新基因如何在一个进化途径中产生是有意义的,而研究它为什么没有在另一个独立的进化途径中产生是没有意义的,是一个伪问题。

      还以生物进化为喻,文明的衍生发展也依赖于信息的垂直传递和水平传递。信息的垂直传递,于物种为遗传,于文明为传承。信息的水平传递,于物种为基因入侵,于文明为交流。一般情况下,前者是主线,后者是副线。但在特定条件下,后者可以造成进化上的大飞跃,和文明的剧变。西方现代科学体系的传入中国,即是一例,实为“千年未有之变局”。百年沧桑,整个中国文明脱胎换骨。

      • 家园 我一直很纳闷中国先民的逻辑学的滞后……

        魏晋南北朝抬头的逻辑学都还没有达到希腊的水准。印度的因明学其实水平不亚于希腊,但是传入中国以后很快湮没,基本没啥作用。

        • 家园 讨论一下逻辑学在中国发展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中国的逻辑学的发展高峰是战国后期的名家、墨家,集大成于《公孙龙子》和《墨经》。事实上,《荀子》、《韩非子》中也有很多逻辑性强的文章。但却最终没能迈出形式逻辑的关键一步,已落后于古希腊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的提出大概相当于战国中期)。形式逻辑的落后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对造成这一落后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种极端的说法归咎为古汉语是一种落后的语言,这恐怕可以看作近来大行于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逆向民族主义的临终症状。但如果缩小范畴,强调古汉语语法学的严重滞后,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语言学研究传统上有三大方向: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小学)在前两个方向高度(如果不是过度)发达,但在最后一个方向,却不可思议的留白。《马氏文通》,中国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专著,是清末引入西方语法体系后才出现的。而语法研究,则是形式逻辑产生的一个重要(如果不是必要)条件。古希腊语法学宗于柏拉图,由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导出了三段论这一形式逻辑中的奠基性成果。

          而古汉语语法学又为什么落后呢?我认为,这正是因为古汉语是一个有几千年的历史连续性(从东周到清末,近三千年),高度发达的语言。古汉语不需要语法,更甚者,古汉语不囿于语法。先说前一点,语法作用最大的时候,是一个语言的形成期,当还没有足够的约定俗成来规范语言时,由语法来提供一个规范。作为类比,我们都会觉得学英语时学语法很有用,但很少有人会觉得学中文时语法有任何帮助。古汉语形成较早,孔子已是经典整理者。而后先秦文献定型为古汉语的成规,一代代的读书人,就是通过诵读这些范文来传承发扬中国文明的。对于古汉语的“超语法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随着一个语言的发展,约定俗成逐渐积累,不合语法的例外越来越多。古希腊语言学,就有自然--惯例之争,类推--异常之争。对于古汉语,这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古汉语语法,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多长期争议的问题。对《马氏文通》的主要批评,就在它硬套拉丁文法,胶柱鼓瑟。古汉语语法自发产生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更进一步而言,语法实际上是一个语言在发展中有大断层的产物,是衍生文明的标志(可以理解为伤痕。字母也是同理。西方文明,从古希腊文明开始,就已是一个衍生文明)。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古汉语语法学的落后,是由中国文明的高度连续性和独立性所决定的(事实上,在现存文明中,中国文明是唯一具有这些特征的)。

          • 家园 学科的发展是因为解决问题的需要

            西方的神学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崩塌从而发展出现代科学。

            我们的儒家,法家解决的是如何办的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而被打倒孔家店,产生了新文化运动。

            有神论的论断来解释为什么的问题就必然要求论述的严密和逻辑上自洽,否则在有神论的竞争中将被淘汰。如我们的道教和佛教的PK的大败而归。也只有逻辑上的自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和现实的匹配是越来越遥远了。

            和现实匹配,而又在逻辑上自洽的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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