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政治，妙不可言（写到哪里就哪里） -- acton
- 复 我觉得他在国内
家园 。。。 1、不入par-ty不等于草根，par-ty员也未必就有特权。
2、官们“平易近人”的笑脸是给草根看的么？
再说下去我不光要被管理员河蟹了。。。.请不要欺负只长叶子不长嘴的草。。。
- 复 我觉得他在国内
家园 插一句：两位没看作者在新浪的博客吧？ 那里面说得挺清楚的，还有照片，作者的经历差不多是能猜出来的。
另外还是尽量就事论事吧，在美国大学里的西方教授，把毛和文革当偶像的不是也很多嘛。
家园 顶您"就事论事"的观点，花！ 家园 【文摘】多谢提醒，进去看了一下 亮点的内容摘自作者文章，全部版权归作者：
亮点：常规的预算监督最多是保证了官员们不超支，但绝不会让官员有动机省钱。更有效的做法是在制度设计方面略加更改，引入节约的激励，让官员们乐意节约。
亮点：考虑到这些“低素质外来人员”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活下去的机会，考虑到有些生活技艺主要保存在这些“低素质外来人员”之中，考虑到在中国范围内，还有更多的人渴望进入城市，我们的政府在推行这些富有创新意义的公共政策时，何妨对政策的适用面也加以扩大呢。毕竟，活下去不仅仅是我们的权利，也应当是那些“低素质外来人员”的权利。
亮点：根据笔者的计算，即使运用同样的消费支出计算中国与印度的消费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全国居民消费基尼系数是0.26左右，这一结果比印度要低。
亮点：考虑到，目前中国各城市中，农民工和外来人员虽然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往往处于公用事业受益的范围之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取消初装费的主张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真有想法啊！”吾忍不住赞叹道。
家园 【文摘】进blog看了看 还有不少妙不可言的地方
中国崛起与农地制度（4）社队企业与企业家精神 里面有这么一段“前苏联是计划经济，后来解体后，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各州的州长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弄经济。企业家呢，也没有从事市场经济的经验。后来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所以成功，俄罗斯的改革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懂经济的人太多，上到省委书记，下到社队企业的厂长。”
不知道这个妙不可言的观点是属于某个不知名的西方学者呢还是楼主。
家园 抱歉，还记不大起来了 因为手头无书，无法查对。
可能是谢淑丽（Susan Shirk）吧。
另外 Marc Blecher and Vivienne Shue在《束鹿》一书好象也有类似的论述，其中提到束鹿县在文革前后其产品的自给自足情况对比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这一观点其实非常普通，在那些研究中国改革的学者那里，与此类似，或者可以相互支持的观点并不鲜见。比如钱颖一的财政联邦主义何尝与这里不相关呢。
杜撰是不敢的，我倒还真希望是我的独创，可惜不敢专美。
家园 过奖，花！ 为前面回贴的语气有牢骚味而抱歉，望勿深责。
又，关于中印基尼系数的比较不出于我，也不同于飞行石，原贴见下。（当然我们是接受这一观点的。）没有作者，很可惜，应当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
http://www.139life.com/k/new/200606/97050.html
家园 谢谢。 我没有到新浪去。 自从新浪出了我的校友吴同学和杨同学丑闻之后，我就没有去过新浪了
家园 六、通过人大来反高官腐败 六、通过人大来反高官腐败
我对中国政制还抱有信心，是因为中国政制存在着一个可行的自我调整机制。虽然目前来看，这种自我调整机制总体上仍然还处于一个由上往下调整的阶段，但由下往上调整机制的作用也显然在逐渐增大。所谓由下往上，亦即政治参与，包括多种方面：媒体监督、信访、个人与政府官员的接触，这些都是。而就是最重要的，无疑是制度化的代议制机构，在中国，就是人民代表大会。
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至少名义上是如此。原来中国人大投票时的通过率实在太高，有人批评人大成了举手机器或橡皮图章。最近这些年来，人大的作用在逐渐加强，其对官员的监督也在逐渐加大。在克服高官腐败方面，相信人大会有用武之地。
比如人大开始履行它的质询权了。比如1998年，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质询省移民局挪用移民资金问题；1999年初，河南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23名省人大代表联名对省建设厅挤占挪用购房资金、房改产权证发放不及时问题提出质询；1999年，四川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质询省社保局挪用养老金建社保大厦问题，等等。这些质询案是能够对某些机关的权力形成一定的制约的。如2004年黑龙江省人代会上对省政府就对哈尔滨市滨江桥收费站问题向省政府质询，最终于第二年的1月撤除该收费站。目前质询案还不多，作用还不够大，但只要有这个口子，我相信政府的紧箍圈会越来越紧。
而预算监督一块，地方对预算监督的也越来越多。比如原来预算只是一团浆糊，现在各级人大都要求把预算细化到各个部门和各项细目。这样一来，即使一些不是很懂经济的人大代表也多少可以提出质疑了。2005年3月26日，在广州市人代会期间，市财政局就面临了人大代表们的强劲批评：“政府采购一台电脑竟要两万五，这样的预算你们怎么也会批？”“市政府办公厅编制人员177个，车就有172辆！维修费用怎么就能花115万呢？”
而具体到高官的个人腐败，最有效的莫过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制定出一个《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它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申报工资、各类奖金、津贴等劳务所得，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企业单位的负责人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这个规定效果并不如意，因为一则只报收入，不报财产；二则仅仅向纪委汇报。
但从制度的发展来看，完善而有效的财产公开制度并不是不可能。通过金融实名的推行，政府开始对个人的财务信息将会有更严格的掌握，个人所得税开始实施申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信息掌控能力只会加强。再诸如2006年10月通过的反洗钱法将贪污受贿犯罪列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如此一来，反洗钱必将成为反腐败的一个法律和技术手段。随着工具性制度的完善，最终实现财产申报制度就只欠东风了。从报章中的一些文字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可知，全国人大曾有代表力推财产申报制度，而阻力主要来自于各地诸侯。虽然无法判断在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这部对腐败极具杀伤力的法律，但我对它的最终通过抱以乐观的态度。
腐败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可以转身了。
（http://blog.sina.com.cn/u/47fa5a6f010006u2）
家园 又是把责任都推到地方官员那里 这位兄台在帖子的开头不是说“由上往下”吗，帖子的最后却又把责任推倒地方官员那里。
固然地方诸侯反对，但是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以及多数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部委首长，不都是中央官员吗，为什么不先公布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