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移民的故事（六）阿尔泰语的旧事之二 -- 矽藻

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三个语族在以下方面有共同特征：元音和谐，辅音和谐，使用后加成分，是粘着语，有同源词和类似的语法成分。这是把三个语族合称阿尔泰语系的依据。但是，三个语族的同源词太少，连数词（如一、二、三）、日、月、眼、狼这样的基本词汇都截然不同，通过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的情形可以知道，阿尔秦语系不能成立，它们之间的共性可能是借词造成的。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

阿尔泰语系得名于阿尔泰山。阿尔泰意为金，也译为阿勒泰（地名）、阿拉坦（人名）。“金”在各语言中发音相近，是主张三个语族同源的证据。说这些语言的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主要从事游牧、渔猎。他们包括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室韦、突厥、契丹、回纥（he)、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匈奴历史非常悠久，《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北逐荤粥（xun yu),合符釜山”，又叫山戎、淳维、鬼方等，公元前209年建国，成为中原的有力对手。东胡因居于匈奴以东而得名，被匈奴单于冒顿击败后，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成为乌桓和鲜卑二族。突厥在《周书》中被称为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因居地阿尔泰山形似犀牛，当地语言称“突厥”，于是以山名为族名。中国历史上，北方族认为匈奴、鲜卑等是自己的直系祖先。女真与蒙古有血缘关系。而今新疆图瓦人自称蒙古族，图瓦语属突厥语族。裕固族的东部裕固语属于蒙古语族，西部裕固语属于突厥语族。在交往密切的民族中，语言的互相渗透是必然的。

蒙古族以狼为图腾，成吉思汗的祖先传说是苍狼与白鹿所生，此非神话，而是图腾观念。突厥人也以狼为图腾，旗帜上饰金狼头图案，卫士称作附离，意为狼。满-通古斯语族的人们以狼为神，举行萨满教宗教活动时黑狼神是巫师的护神和助手。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考古界认定为“猪”，其实是狼。阿尔泰语系由狼崇拜连成了一个整体。所以，即使不承认语言同源，也可以同意文化上的依存关系。自上古时代，各个民族就不断融合，如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更是大规模地融入汉族。汉语的“天”一字的读音，应借自蒙古语族的“腾格里”。“一何”（表示“多么”）可能借自蒙古语族，如“吏呼一何怒”，蒙语ix就是“很”。《史记.五帝本纪》引用《左传》：“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tao tie)。”这种怪兽是狼的变体，指人，是图腾。天狼星是夜晚最亮的恒星，命名者应是以狼为至高神的民族。汉语名称应是借来的。上古时代华夏与阿尔泰语系诸部的交流是全方位的，进入语言、文化也是正常现象。

蒙古族学者芒.牧林研究了蒙古语、汉语、藏语、满语的词汇，发现汉语、蒙古语同源词有3000多个。在121个核心词中，同源词比例为汉蒙语之间94%，汉、满语之间87%，汉藏语之间65%。就是说阿尔泰语系与汉藏语系有共同的起源，汉语与蒙语比汉语与藏语更亲！

汉语最初是粘着语，与日语、朝鲜语、蒙古语一样，名词要变格，动词有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命令式等不同形式，定语在中心词之后，宾语在动词之前。天哪！真会如此吗？是的，我们的语言原本如此。

在甲骨文里，第二人称代词“女”用在主位和宾位，“乃”只用在领位（所有格）。这说明两个词的区别是格的区别。“其”意为“他的”，也是所有格形式，如“谓其妻曰”。现在报刊上常有人写“其的”，文白混杂，语义重复。南方方言和藏语里的所有格助词ki，就是“其”，它在应用时有一些变体。

定语后置在先秦并不少见，现代汉语里也有。《礼记》说“大夫不得造；车马”，“马”不用造，“车”才用造，“车马”就是“马车”。《楚辞.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这是形容词后置，这是原始汉藏语固有语序的遗留，不少学者不肯承认，是不科学的。温州话有“菜咸”（咸菜）、“墙围”（围墙）、“鞋拖”（拖鞋），湘方言有“牛公子”（公牛）、“牛婆子”（母牛）。鲁迅先生的笔下，也有不少定语后置的例子。如： (1)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藤野先生》)

(2)她一手提着竹篮，内有一个饭碗，空的。(《祝福》)

又如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不分”以下，做“人民”的定语。

汉语有文字记载以来，看不到动词变化和SOV语序一统天下的情形。龙山文化晚期，山东丁公陶文已是完整的句子，但没显示宾语与动词的关系。古文里，宾语是代词，又有否定词时，宾语必须前置。白话文里把字句（介词还有将、给等）很常用。极“左”岁月里的口号“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都不能变成宾语在动词后的次序。上海话里，SOV与SVO语序都有，如“侬饭吃了否？”（你吃饭了吗？）

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在语法方面接近汉语。特征是：量词丰富，无词形变化，SVO语序。但是，这两个语族与汉语同源词极少，常用词几乎是固有词的天下，当然汉语借词再多，也与此无关。正由于这个原因，国外学者主张把这两个语族分出去，划入澳泰语系。

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壮侗、苗瑶两个语族的异乎寻常的强大影响，使华夏族的语言由藏缅语族变成了藏缅、壮侗、苗瑶语族的综合体。炎帝后期九黎族强盛，蚩尤雄踞中原。此时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军事、医药、天文学等。黄帝统一各部落后，九黎族既有融入炎黄联盟的，也有南下的。少昊后期，三苗再次崛起......苗蛮集团历来与中原交锋，以败绩居多。楚人强大起来，以苗蛮的身份参与缔造了汉族。在这几千年里，苗瑶、壮侗语族语言对华夏语言发挥了不止一次的影响，最关键的应在蚩尤时代。

语言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变是完全可能的。蒙古族入主中原，蒙古语成为国家法定语言。元代统治者不肯放下架子学习汉语，使用汉语的人在学习和使用蒙古语的过和中，把汉语SVO语序与蒙古语SOV语序叠加起来，于是产生了SVOV的特殊句式。《水浒传》有“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元曲《西游记》有“我乃是观音弟子木叉行者的便是。”句末的“便是”是受蒙古语影响而增加的。《元典章》有“金银是钞的本有。”句末“有”字是蒙古语“是”字的音译。蒙古语的后置词包括格词尾也通过意译进入了汉语。如“马飞似跑”，汉语原有结构是“似”在喻体前。“似”不是格助词，其结构沿用下来，真正表示“格”的词如：“但是来的和尚都管底上头，唤‘都僧省’。”（少林寺圣旨碑）其中“上头”表示对象。还有“根底”、“上”表示对象，“里”表示行为的依据，“上头”也表示原因。这些结构与SVOV结构到了明代，就渐渐消失了。应该指出，梵语、女真语等语言早就对汉语施加过这种影响，但没有生命力。

美国印第安人的莫哈克语，是黄帝时代的活化石。这种语言使用的语序为SOVO，宾语在动词两边对称分布。这在多层动宾关系的句子中十分麻烦，但为什么保留下来？我认为黄帝与炎帝同宗共祖，固有语言是藏缅语族的，SOV句式，宾语在动词后边重现，应当是受九黎族影响，正如蒙古语对汉语产生影响。迁往美洲的易洛魁人保留了迁出时的语言特征，而在故土的SOVO句式早已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