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灾”是随人的主观判断而转移的么？ -- 茶园农工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如今实现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粮，连粮种也成盘中餐。断粮后三年饥荒，苏皖一带饿死无数，哀鸿遍野，骨肉分离几成平常。

二、决策错误的因素

　　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 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 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一、“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 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 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这些都造成因灾减产之后，粮食中仍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 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 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 1548页）。

　　这样，一调出二吃光，本来就难以为继，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法”。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的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78年的情况则不同，粉碎“四人帮”不久，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

　　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还规定国家对农村实行免税或低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些政策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二、“浮夸风”导致的粮食减产

1958年由于党内左的错误不断膨胀，全国都刮着“浮夸”的大风，各地极力鼓吹粮食产量。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曾公布全国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至7000亿斤。是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计的粮食产量又被夸大到8500亿斤，也就是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1300斤，造成一种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 由于对粮食产量的过高估计，国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④]合计居然达到一万七千万亩之多！可想而知，夏收粮食、油料等都因此大幅度减产。由此可看出，人为原因造成的粮食减产更是远远严重于自然灾祸，可见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分析是完全在理的。

三、粮食征购过度

大饥荒之前的195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丰收年，各地粮食均是大丰收。但是这点成绩再加上前文中提到的"大跃进"和"浮夸风"使得领导人盲目乐观，粮食征购率也随虚报的产量而上升。又是一个更恐怖的特大跃进！过高的产量估计导致1959及1960年的实际征购率达到39.7%和35.6%，而实际产量却是直线下滑，农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粮食急剧减少，以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从而导致了更大范围的饥荒。

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 1961年，高于1959年。

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

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