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灾”是随人的主观判断而转移的么？ -- 茶园农工

这么多东西，您就假装没看到？

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中国学者金辉(1993)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Chang and Wen,1998,Peng,1987,pp.639-70,Kane,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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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田纪云呢？廖伯康呢？刘少奇呢？您也假装没看见？

因为某段东西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就故意剪裁？这等中xuan部的作风，恐怕只有少数某些人喜欢，不过18亩段同学连收集资料的本事也没有，这才叫可怜……

不就从根本上否决了，然后再说世界上就没有叫刘少奇、廖伯康、田纪云的人存在过，不更好更简单？

你阁下除了google，啥也不懂，还好意思混事呢……

按照政府的公布统计数字（最早版本，不是最近新出的），丁抒的三千万已经是非正常死亡和未出生的人口之和了，知道丁抒的三千万是怎么推出来得，其他的三千万及以上的数字自然也不过如此。

既然这些数字都不是原始的数字，而是推倒出来的，在采用这些数字时就应该对其推导过程有起码的了解，难道杨小凯连这点都不懂，或者说，他没有看出推导过程中间的问题？我不相信。

越是有争议的论据，在采用时越要慎重，不可靠的宁可弃之不用，否则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动摇整个论点，这也是基本的学术常识。

杨小凯在采用证据方面这么不严肃，又何以让人信服他是以学者的身份发表作品，而不是以革命大批判的面目说话呢？

廖伯康、田纪云、刘少奇等人，本身连学者也不是，他们的观点，作为定性分析的论据是没问题的，作为定量分析的论据，根本就不可行。

在你把杨小凯的这篇文章拿出来之前，我本来是完全支持你的，现在你拿出来了，我反倒怀疑，杨小凯是不是只在一系列论据中只采用了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把不利的部分视而不见了。

才子佳人部，18亩段，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没必要无条件支持他们，当然也不必无条件反对他们，我只是就事论事。

您所谓的数字有什么“推导”？

丁的推导和别人的一样？你不妨提出他们各个的推导过程和依据来对比，就这么轻飘飘的“自然也不过如此”未免太“因人废言”了……

杨在说2件事，一件是55-56，一件是59-61，您随便就用59-61的“可能”不严谨就要否定55-56？难不成周enlai在56年被反反冒进是应该的？我是不相信你不知道这些相关事实的……还叫不“因人废言”？

廖伯康的回忆数字是基于当时四川省委的文件，里头有统计数字的……当然，您在这里故意说什么他不是学者没有定量分析的基础……这个自然也随您的便好了，不过因此要说您的观点就要接近“学术问题”，未免太那个了点。

某些人的拳拳之心可以理解，但非要把灾难说成是成绩，要掩饰这么大的民族灾难，未免离谱了些……

您不用“就事论事”来掩饰，他胡扯谈的时候，您基本不出声，他对立面扁他的时候，您貌似公允实际篡改论据出来假装主持中立，这等有倾向的戚戚之心也常见很……

有没有饿死人?有。（无分歧）

为什么饿死人？缺粮。（无分歧）

什么导致缺粮？天灾，人祸。（有分歧）

茶园同学的观点是，天灾导致缺粮，而非人祸。这里人祸即指大跃进。

论据是：

1，各地都有人祸，但并非各地都缺粮饿死人。--> 人祸并不导致缺粮。

2，各地灾情与各地粮食减产直接相关。通过江西、山西和安徽、河南的对比，得出：天灾导致缺粮。

3，其他因素有无可能导致缺粮呢？不可能。与粮食减产量相比，其他因素不是一个数量级，因而不可能构成缺粮原因。

逻辑关系非常清晰，事实数据也无大的出落。因此，结论成立。

要否定这个结论，必须证明

1，全国各地农村普遍性粮食减产。粮食减产与人祸确立关联。

2，粮食减产与天灾关系不大，这个是从一可以推得。

3，政策因素（大练钢铁，公社食堂，出口还债，etc）导致的粮食缺口大于天灾因素。--> 人祸>天灾

估计这个证明比较困难。

别人发言的时候我固然没说话，你发言的时候我也没说话，你不把杨小凯的文章贴出来，我本来还是不打算发言的。

你的论据就真的那么可靠？

廖伯康说，57年底四川人口是7215.7万，而实际上，当时四川的人口是5088.8万。你要用廖伯康的文章做定量分析，这两千万人的缺口上哪去补呢？你引廖伯康为据的时候没想到这点吧。

从59年到61年，三年全部正常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共是3600万，而1957年，人口死亡率是1.02%，这是自建国后到59年之间最低的人口死亡率，对比一下，所谓海外学者“公认”，是“可能”有问题呢，还是一定有问题？

同一篇文章里，作者在这一步部分采用的论据是如此的不严肃（不严肃吗？难说），让人如何相信他在另一部分采用的论据是严谨的？

还得感谢你贴的杨小凯的文章，让我老老实实的去找了点数据。1957年，全国年底猪存栏数14590万，比56年增长6187万，羊存栏数9858万，比56年增长693万，大牲畜存栏数8382万，比56年减少391万。猪牛羊，为什么有人单拿大牲畜出来说事呢？

不要觉得什么都是吹得越大越有说服力，过犹不及，别忘了，你是在批判大跃进。这就是我回你帖子的本意。

剩下那些没意思的话，我就不说什么了。

要是只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认为四川没有人祸，那也一种习惯态度……

既然有争议，看看对县志的分析：

曹树基

　　　　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人口普查资料及新修地方志所载数据，对1958-1962年

　　间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进行估计。

结果表明，五年大饥荒中，四川全

　　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40万，占灾前全省人口总数的13%.

　　　　关键词：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1958-1962年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in census and newly published

　　chorography ，theessay makes an estimate of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during the periodof 1958-1962.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reaches9.4million ，which accounts

　　for 13%of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Sichuan beforethe great famine.

　　　　Key words ：the population of Sichuan，unnatural death，the

　　period of 1958-1962

　　　　迄今为止，有关“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口死亡数量的研究，大多依据全

　　国性的人口数据来进行，所得结果相差甚大，令人难以把握。笔者采取不同的

　　分析策略，以省为单位，逐省展开相关的研究工作。通过各省人口死亡数累

　　加，即可得到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

　　　　在目前各家的研究中，金辉的研究方法最值得称道。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列算式如下：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

　　口。[1]只不过，利用全国数据进行研究，可以不考虑因行政区变动而产生的人

　　口迁移问题，而进行分区研究，则必须讨论因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人口变动。列

　　算式如下：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净迁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项全国性的研究中，笔者借用清代的“府”作为稳定

　　不变的政区，本文作为这一大型项目的一部分，仍采用这一虚拟的政区。[2]

　　　　四川省人口众多，灾情严重，人口死亡也多。就资料而言，四川省虽然是

　　人口死亡大省，但四川省的地方志书所记载的人口资料相当可靠，隐瞒或篡改

　　资料的现象并不多见。只是由于四川灾情延续时间长，1958-1962年的整整五

　　年，均可视作灾年。在有些县份，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已经上升，1963年的人

　　口死亡率仍未下降，本文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或人口增长率来确定灾年。兹分

　　府分析如下。

　　　　1、成都府

　　　　成都府境包括成都市、双流、新都、华阳、新繁、金堂、彭县、温江、崇

　　庆、新津、崇宁、郫县、灌县、简阳、什邡和广汉。合而计之，1953-1964年人

　　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6‰，1964-1982年为21.6‰。[3]由于政区变动频繁，无

　　法分县论述。从已经查阅过的新都、温江、灌县、广汉、简阳、双流、金堂、

　　新津、郫县、什邡、崇庆十县县志看，每县均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由此推测

　　成都府各县的情况大体如是。鉴于成都平原的灾情特别严重，也推测成都市不

　　能幸免于难。

　　　　根据新都等十县县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4‰。[4]这

　　一数据并不确切，是因为双流、金堂、郫县等三县1954年人口少于1953年。此

　　三县邻近成都市，小块区域的划出可能是造成1954年人口减少的原因。从1954

　　年至1957年，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8‰，若排除双流、金堂、郫县不

　　计，其他七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9‰。由于成都市区另计，故

　　以18.9‰作为成都府属各县灾前人口增长速度。

　　　　1953年，成都市人口只有85.7万，1964年多达158.3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高达57.4‰。成都市人口高增长，既有周边乡村人口的移入，也有外地人口的

　　迁进，又有政区变动所导致的人口增加。由于记载的缺失，不可能将人口的来

　　源及数量一一辨析。兹将1953-1964年成都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当作1953-1957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加权平均，1953-1957年成都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4.5‰。以此测算灾前人口。1962-1964年，新都等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3.5‰，1964-1982年为18.7‰，数据合理可靠。以此测算成都府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成都府境净减少人口61万。依金堂、灌县、双

　　流、简阳、新津、什邡、崇庆、广汉八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可知从1958年至1962年，八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5个千分点，推及

　　全府境内，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2万。成都府境五年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83.2

　　万。

　　　　金堂、灌县、双流、简阳、崇庆、新津等六县县志记载有历年人口迁入数

　　与迁出数。五县合计，大饥荒五年中共迁入人口46.2万，共迁出人口53.1万，

　　净迁出人口6.9万。1964年，此六县人口占排除成都市后全府人口的55.7%，以

　　此比例推算，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2.4万。扣除净迁出人口，成都府境大饥荒

　　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0.8万。

　　　　从历年人口数据看，似乎简阳县人口减少得最多。1958年底，简阳县人口

　　为123.3万，1962年底仅存86万，净减少人口37.3万。其实，这不是人口本身变

　　动所致，而是由于1959年10月将龙泉驿区全部划归成都市管辖的结果。1959年

　　简阳县人口净减少约24万，根据当年人口死亡率估算，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

　　为6万，净迁出0.7万，其余17.3万人口为龙泉驿划出人口。大饥荒五年间，简

　　阳县合计死亡人口27.4万，其中正常死亡人口大约5.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

　　22万。根据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计算所得人口增减值与历年人口

　　增减值吻合，说明《简阳县志》所载人口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关于大饥荒时期

　　简阳县的灾情细节，请读亲身经历大饥荒的惠文先生在简阳的工作笔记《困难

　　时期农村整社纪实》[5]，兹不赘述。

　　　　2、绵州

　　　　绵州境包括德阳、罗江、绵竹、绵阳、安县、梓潼六县，其中罗江并入德

　　阳，实为五县。在查阅的四种地方志中，各县均经历规模不等的人口死亡，推

　　测全府皆陷入大饥荒。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绵州人口年平均增长

　　率为11.4‰，1964-1982年为21.2‰。人口死亡有相当大的规模。

　　　　据德阳、绵竹、绵阳、安县县志提供的历年人口数据，1953-1957年四县人

　　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2‰。安县无1962年人口，德阳等三县1962-1964年人口年

　　平均增长率为41.5‰。[6]三县灾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30‰-40‰之间，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人口迁入所致。安县1961-1964年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6.4‰，是由于从1962年至1964年，安县接受了13807名

　　来自潼川府境中江、三台、蓬溪、射洪、遂宁等县的移民。加权平均，四县灾

　　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2.4‰，以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绵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1.5万。五年间德阳、绵

　　竹、绵阳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60个千分点[7]，推及全府，灾前还

　　应增加人口11万。绵州境内减少人口22.5万。德阳、绵阳两县有相当完整的人

　　口迁移记载，五年间两县共迁入人口32.1万，迁出人口33.1万，净迁出人口1

　　万。以此推测，绵州境内净迁出人口约为1.5万。如此，绵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

　　口约为21万。

　　　　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记载，德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8万，

　　绵竹县为4.4万，绵阳县为4.3万，三县合计13.5万。安县1957年人口为30.4

　　万，1961年为28.1万，净减少人口2.3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4万。梓潼县人

　　口与安县相当，死亡人口也与安县相当。五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3、龙安府

　　　　龙安府境包括北川、平武、江油、彰明、青川五县；1958年彰明、江油两

　　县合并，变成四县。1953-1964年龙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5‰，1964-

　　1982年为24.1‰。从1953中至1957年底，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4.4‰。[8]分县而论，平武县1953年人口多于1954年，是因为该县1956年有四

　　乡划入北川。从龙安府境各县情况看，1953年除了人口普查数据外，各县并无

　　其他人口统计。因此，平武县1953年以后的历年人口，是政区调整以后的数

　　据。江油县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北川县1954年人口也就大大多于

　　1953年。上述各县的政区变动，皆在龙安府境内进行，计算时不用对境域进行

　　调整。另外，1957年8月至1958年1月，北川县接收了来自三台、蓬溪、遂宁、

　　射洪等县7655名移民。这也是导致灾前龙安府境人口增长速度偏高的原因。

　　　　1961-1964年，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7‰，其原因在于1962

　　年江油县有4.4万人口的净迁出。1958年江油县净迁入人口11.5万，1959-1962

　　年持续外迁，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累计达到10.1万。也就是说，除了死于饥荒

　　者以外，1958年的迁入者，至1962年已经基本迁出。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龙安府境净增加人口0.9万。四年大饥荒中，五县

　　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

　　2.2万，龙安府减少人口多达1.3万。四年中，北川县净迁出人口1.3万，1958年

　　6月茶坪乡有5742人划归安县，扣除不论，净迁出人口实为0.7万。江油、平

　　武、青川三县合计净迁入人口6.3万，四县合计净迁入人口5.6万。如此，龙安

　　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9万。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北川县非正

　　常死亡人口约0.5万，平武县约0.9万，青川县约1万，江油县约4.5万，合计6.9

　　万。两种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在龙安府境，江油县的灾情最重，死亡人口最多。《江油县志·大事记》

　　称1960年，江油县委检查组报告批露东安公社九区队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严重，

　　先后以扣饭、拆家、毒打、苦役等手段迫害社员167人，直接造成7人死亡。11

　　月25日，县委紧急部署在十日内，全县将1921.5万公斤粮食集运到铁路、公路

　　沿线粮站，保证城乡供应和上调计划的完成。1961年7月11日，356名社员误听

　　谣传，因缺粮去北川县曲山公社挖白泥二千多斤煮食充饥，引起中毒。

　　　　4、潼川府

　　　　潼川府境包括盐亭、中江、三台、遂宁、蓬溪、射洪、乐至、安岳、潼南

　　等九县。潼川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1964-1982年为

　　16.3‰。在已查阅的潼南、中江、三台、安岳、遂宁五县县志中，遂宁、三台

　　和中江三县灾前即属人口迁出区。五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7.2‰，1961-1964年为23.3‰。[9]以此推测潼川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潼川府境人口净减少76.7万。四年间，潼南县出

　　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1个千分点，三台县超过26个千分点，中江县仅超

　　过7个千分点。三县平均约为2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2

　　万，合计全县减少人口91.9万。四年间潼南县净迁出人口为0.93万。中江县有

　　历年人口记载，却无人口迁移记载。根据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与历年年末

　　人口数，估计四年间净迁出人口约为2.5万。以同样方法估算，同期三台县净迁

　　出人口约为1.9万，三县合计净迁出人口为5.3万。以三县占全府人口比例推

　　测，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4万。如此，潼川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77.9万。依

　　各县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潼南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万，中江县约为6万，

　　三台县约为10万，三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0万。其他县记载有缺，无法

　　知悉详情。

　　　　5、眉州

　　　　眉州境辖四县：眉山、彭山、青神、丹棱。1953-1964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

　　长率只有0.9‰，1964-1982年为23.6‰。人口损失的规模相当大。眉山县1957

　　年人口较1956年减少0.8万人口，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95‰，出生人口

　　多于死亡人口约1万人。如果1957年数据为真，则意味着是年有1.8万人口外

　　迁。是年该县无人口外迁及区划变更的记载，姑且存疑。

　　　　从1953年至1956年，丹棱、眉山、彭山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

　　1961-1964年为34.9‰。[10]以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眉州境内人口

　　净减少14.2万。《眉山县志》关于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出生率计算错误，四

　　年中实际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2个千分点，彭山县只超过8个千分点，

　　合计超过3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7万，眉州境内共减少人

　　口16.9万。三部县志均未记载人口迁移情况，根据眉山县所载历年人口数和人

　　口自然增减数，可知该地未有规模性的人口外迁，只在彭山县有1.2万净迁出人

　　口，设州境内的净迁出人口为2万人，眉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5万。

　　　　6、资州

　　　　资州境包括内江市和内江、资中、资阳、井研、仁寿等五县；资州境内

　　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2‰，1964-1982年为21.8‰。1964年人

　　口少于1953年，证明当地的人口死亡的数量是惊人的。从1953年至1964年，资

　　州府辖各市县当中，只有内江市的人口呈增长状，其他各县人口均为负增长。

　　据《内江市志》所载，1954-1956年，内江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8.8‰、62.7‰和

　　64.9‰。[11]这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而是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或区划变动所

　　致。由于未见原书，细节不详。《内江市志》揭示1954年内江市人口死亡率只

　　有3.2‰-8.6‰，1958年至1962年高达16.1‰-26.2‰，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仍有

　　相当大的规模。1960年内江市人口出现负增长。与其他县相比，内江市的饥荒

　　程度要轻得多。

　　　　从1953年至1957年，内江、资中、资阳、井研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9.7‰。[12]这一增长速度偏低，其原因在于1957年资中、资阳两县的人口死

　　亡率上升。如在资中，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达13.1‰，资阳则为17.9‰。灾后

　　三年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这一增长速度较周边地区要低得多。

　　仔细分析，资中县1963年人口增长率只有3.2‰，是不真实的。是年资中县人口

　　自然增长2.6万，净迁出0.7万，净增长1.9万，而实际人口增长数只有0.5万，

　　有1.4万人口不知所踪。资中县灾后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约35‰，资阳县为

　　32‰，井研县1964年为33.4‰，平均约为33‰。考虑到资中、资阳两县灾后人

　　口迁出略多于迁入，故定为30‰。

　　　　依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资州境内净减少人口68万。五年大饥

　　荒中，资中、资阳两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4个千分点，推及全州境

　　内，灾前人口还要增加12.2万，合计减少人口80.2万。资中、资阳两县五年中

　　净迁出人口1.56万，推测全州境内外迁人口约3.7万。如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约

　　为76.5万。

　　　　7、嘉定府

　　　　嘉定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峨眉、乐山、五通桥区、荣县、威远、峨边、

　　犍为、夹江、洪雅等县。1953-1964年嘉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

　　1964-1982年为24.8‰。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在嘉定府辖9.5个

　　市县中，已经查阅其中6部县志。[13]另外，《威远县志》没有历年人口，只有

　　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各项人口指标记载。分县而论，只有夹边县的人口

　　变动稍有些离奇，其他各县基本正常。1953-1957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3.4‰，1962-1964年为39.5‰。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嘉定府净减少人口38.1万。大饥荒五年中，洪

　　雅、夹江、峨眉、犍为四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共37个千分点，推及全

　　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0.8万，全府减少人口合计48.9万。《峨眉县志》和

　　《夹江县志》记载历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两县合计，五年中共迁入人口

　　213709，共迁出人口224729，净迁出人口1.1万。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9

　　万，嘉定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9.9万。

http://ido.3mt.com.cn/pc/200602/20060219368720.shtm

超长，请移步

的生产资料，要耕地拉车的……

要是您连为什么特地提大牲畜的原因也假装不知道，要用羊来混淆，那您的倾向性自然就清清楚楚了……

死人就少，当时广东的赵因此有懂农业的考语……

四川、河南、甘肃、安徽人祸重，死人就多……

结论也很清楚：人祸导致分配不均而死人……

想推翻，自己找阿玛蒂亚。森决斗吧……

这些被你称为“偏、宾、次、一点．．．”的也是跟你一样活生生的人的生活。

不要说别的，自己拿个花盆，不要多，种几颗水稻，或者萝卜，辣椒什么的，认认真真种出东西来，然后再来说这些话吧。

关于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来自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　　│年末总数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

│1957│　64，653　 │ 34.03　│10.80 │　23.23 │

│1958│　65，994　 │ 29.22　│11.98 │　17.24　 │

│1959│　67，207　 │ 24.78　│14.59 │　10.19　 │

│1960│　66，207　 │ 20.86　│25.43 │　-4.57　 │

│1961│　65，859　 │ 18.02　│14.24 │　 3.78　 │

│1962│　67，295　 │ 37.01　│10.02 │　26.99　 │

│1963│　66，172　 │ 43.37　│10.04 │　33.33　 │

│1964│　70，499　 │ 39.14　│11.50 │　27.64　 │

│1965│　72，538　 │ 37.88　│9．50 │　28.38　 │

上述数字83年公布后举世震惊，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在一些政客对此大作文章的同时，国内外的人口学家也开始认真研究这些数字。很快研究者就发现一些数字很奇怪。最主要表现在各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不一致，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移民来解释。对此疑问，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回答是：增长人数和增长率是从不同途径得到的结果，两个数据确实不一致，但又无法确定哪个数字更准确，不能为了保持一致就修改数据。所以决定如实发表。

对这一回答，人口学家肯定是不满意的。于是，纷纷根据各自的思路来修正这些数据。由于思路不同，在修正之后得出的结果也相去甚远，从1000多万到4000多万都有。面对同一组数据，国内外的人口学家得出的数据，竟然存在接近三倍之大的差距，老实说，我现在对每种说法都不敢相信。

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至今，只进行过5次人口普查，分别在53、64、82、90和2000年进行的，其余年份的数据通常是根据千分之一的抽样得出。但是在大跃进期间，高指标、浮夸风盛行，在“人多力量大”、“全民办统计”等口号指导下，中央及地方统计机构和人员被精简，造成很多重要统计数字严重不实。以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要上下有个百分之二点几的偏差，就会出现几千万左右的差距。

别说大跃进期间的抽样，即使在严谨得多的2000年的普查中，误差也不小。随便搜了一下，发现2001年国家统计局的一篇文章“本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质量抽查表明漏登率为1.81%”。http://news.sohu.com/49/98/news144439849.shtml

正版松鼠妖引用的曹树基教授的文章中，漏掉了摘要“本文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将1959-1961年的分府死亡人口与1851-1875年的分府死人口进行对比，可知两个时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呈强负相关。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奇特结果的原因在于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5258

坦白的说，曹树基教授这篇文章的思路，实在让人看不懂。本来就够复杂的了，虚拟出"府"级政区，对比的又是1851-1875年的分府死人口，这样做能让问题更清楚吗？我是不明白，请教懂人口学的大牛指点一下。

曹说了为什么用府，是因为“鉴于1953－1982年间中国县级政区的巨大变化，本文采用清代的“府”级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

另外，您帖的和我帖的不是同一文章，因为字数限制，不能全帖，全文链接我已经给出，不是什么漏了……

您给的文章是曹的一篇应用方法论的解释，类似说明书，我帖的是应用这种方法论对四川进行分析的应用，是实例分析……

不明白你为什么看不懂……

他的结论有2个：不仅需要探讨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场灾难，我们还需要弄明白，在那些人口大量死亡的重灾区，幸存的人们是怎样活下来的。

他给的答案是：

问题1，用府+地方志分析死亡人数

问题2，“何以有些地区产量大大高估，地方干部对于农民视如草芥，另一些地区却并非如此。为此，我将“历史记忆”这一概念作为主要的解释工具。所谓“历史记忆”，这里指的是深藏于人们心中的对于历史时期灾害事件的记忆以及应对灾害的行为模式。这一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各地的灾情以及人口死亡的程度。在这一解释中，大饥荒的历史循着以下模式展开：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1958年，各地承受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压力。在经历过大饥荒的地区，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不仅民间百姓如此，地方基层干部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地区，很少出现粮食亩产量的大浮夸，即使虚夸，幅度也有限。民间百姓对于粮食的高度重视，来源于对于大饥荒的记忆。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人民尚能依赖粮食而存活。另外，历史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化直至消失，直至灾难降临，记忆重新获得、加强又至消失。当大饥荒没有得到人类智能的理性对待时，同样的灾难具有重复出现的特征。”

他的证据得不出他的结论的.

逻辑上这个推论不成立,随便给两个原因.

1.各地本来的生产力就不同,原来生产力高的地区更经得起大跃进的折腾.

2.各地对大跃进的执行力度不同,有些良知尚存的领导对征收粮食的事情搞的不积极,饿死的人就会少.

逻辑上这个推论不成立,这只能证明灾情和粮食减产有关,但得不出灾情和人祸无关.即使人祸对各地方影响是一样的,天灾在人祸的基础上有额外影响,因为灾情不同,额外影响也会不同.江西,山西,安徽,河南有这样的数据不奇怪.

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正是人祸,用结论证明结论有用吗?即使不粮食不减产,如果无乱征收,一样也引起饥荒.

1、饥荒带来的“历史记忆”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必须是在“历史记忆”是各种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时，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这一做法才具有说服力。然而曹教授的文章并不能证明这一点。相反的，很容易找到否定他这个观点的证据。比如说河南、四川、安徽在抗战期间都发生过严重的饥荒，但这三个地方又都是浮夸风后的重灾区，且最严重的信阳事件就发生在河南，比如东北、新疆在近代发生饥荒的情况并不严重，而那三年并没有发生太严重的事件。这跟曹教授所说的“历史记忆”的推论完全相反。

2、“历史记忆”到底能影响多长时间？这问题恐怕很难说清楚。比如我现在所在的惠州，是92年全国房地产泡沫的三大重灾区之一，调控后留下大批烂帐、破产的企业和烂尾楼，一直到2002年当年留下的烂尾楼才消化完，结果到了05年随着全国的房地产热，现在又出现大量泡沫，这个记忆也太短了。饥荒的“历史记忆”肯定比房地产要长，但能否在经历了满清末期的混乱、民国期间的混战、抗战和内战等一系列大变革之后，还能保持这种强有力的记忆，这个就没谱了。

3、以1851-1875年的分府死亡人口进行对比，这个恐怕也很难有说服力。除非满清期间的人口统计相当准确，否则拿一个本身就很成问题的数据对比，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吗？

关于第一点，所谓生产力不同，执行力度不同。

那么看无灾害年的各地收成即可。以上条件不变，无灾害年和有灾害年粮食发生大幅度减产，即可得出，人祸非主因。这个是通过同一地区的纵向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

关于第二点，主要是证明减产与天灾的直接相关关系，并不直接证明减产与人祸的无关，盖因第一点已能得出减产与人祸无关。

关于第三点，我的总结没有问题。倒是你的“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正是人祸”，还需逻辑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