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梁思成林徽因和飞将军们的传奇 -- 萨苏
记得梁思成先生遭到批判，有一个原因是珍藏一柄国民党军人的短剑。据说，这是林徽因先生留下的，是林先生小弟弟林恒的遗物。林恒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在抗战中战死于成都空战，林徽因念念不忘这个英俊刚毅的弟弟，因此把这短剑终生收存。近日，看到梁公之子梁从诫先生的一篇文章，才知道梁思成林徽因伉俪，和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们还有一段传奇的交往，这些优秀的中国军人，全部在八年的血战中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血洒沙场，化作了空谷中呼啸的风音。
为了纪念这些年轻而慷慨赴义的勇士们，特转此文。
--- 萨苏
题图：梁思成与林徽因
梁从诫
那是发生在58年前的事情，我们家曾经同一批年轻的中国空军有过一段特殊的友谊。这些飞行员的英勇事迹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我相信，对这些曾以鲜血换取中华民族生存权的人们，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友谊从邂逅开始
我的父亲梁思成，“七七事变”前在北平从事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母亲林徽因与父亲是同行，又是诗人和文学家。1937年7月底，为了不愿见到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们领着外婆，姐姐和我，匆匆离开了这座古城，往西南大后方撤退。沿途一片混乱，10月间才辗转到达长沙。不久，战火又烧到长沙。12月初，我们又乘长途汽车前往昆明。
破旧拥挤的公共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才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湘黔交界处的晃县。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能找到一个床位。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来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令人颇有“如听仙乐耳暂明”之感。谁？会在这边城僻地奏出这么动人的音乐？他想：这位拉琴的一定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他闯进了漆黑的雨地，“寻声暗问弹者谁”，冒然地敲开了传出琴声的客栈房门。乐曲嘎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10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20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7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广东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40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
我们家同这批飞行员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父母成了飞行员的“名誉家长”
1938年初，我们终于到达昆明。父亲所在的研究机关和西南联合大学也都陆续迁到这里，生活开始安顿下来。很快，我们就同在晃县相遇的飞行员们又见了面。他们全都来自江，浙，闽，粤沿海省市，家乡有的已经沦陷。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远离亲人，甚至无法通信，在这陌生的内地城市，生活十分寂寞。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场的航校，训练生活枯燥艰苦。军队中国民党的法西斯管理办法常激起他们的愤慨。那时，昆明的外省人还不很多，我们家就成了他们难得的朋友。假日里，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来这里聚会，恰好我的三舅林恒也是抗战前夕投笔从戎的航校第十期学员，不久也来到昆明。这一层关系更密切了我们家同这批空军的友谊。
然而，战时后方的空气，毕竟严峻多于欢乐。空军部队里，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现象。直到抗战初期，中国空军是按照德国的体制来训练的。但后勤部门的长官则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无保障，飞机经常发生故障。最使他们焦虑和愤慨的，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无能，使得中国空军的装备极端落后，远远不能同日本侵略者相匹敌。当时，他们是多么希望早日得到美国或英国的新型驱逐机啊！
大约在我们到达昆明一年多以后，他们从航校毕业，成了正式的空军军官，将作为驱逐机（后称歼击机）驾驶员，编入对日作战部队。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举行。由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有亲属在昆明，便决定请我的父母作他们全体毕业生的“名誉家长”，到典礼上去致词。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父亲坐在主席台上，也致了词。讲话之后，毕业生们还驾着那些“老道格拉斯”进行了飞行表演。
这时侯，日机对昆明等地的空袭日益加紧。正式编入作战部队之后，他们难得休假，同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而“跑警报”却成了我们的日常工课。不久，我们家又从城里疏散到了市郊农村。由于我们没有制空权，猖狂的敌机常常肆意低空扫射轰炸，有时就从我们的村头掠着树梢尖啸而过，连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驾驶员都看得清清楚楚。
飞行员们偶然来到我们家，讲些战斗故事。但我记得这时的气氛已和过去大不相同。谈起空战中我方的劣势和某些我们不认识的老飞行员的牺牲，他们是那样的严肃和忧愤，使人觉得，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
果然，不久就传来了他们的噩耗。
飞行员为国捐躯的噩耗不断传来
那是从部队寄给我父亲的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死者名叫陈桂民，是我们的飞行员朋友中第一个牺牲的。因为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就把这些寄给了“名誉家长”。母亲捧着它们，泣不成声。
说话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陈桂民，是个爱讲故事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方方的脸。他的战斗故事最多，也最“神”。有一次，他说自己在空战中把子弹打光了，一架敌机却从后面“咬”住了他。但碰巧敌机也没有子弹了，两架飞机并排飞行，互相用手枪射击，手枪子弹又打光了。陈桂民说，他决心把敌机撞下来。敌人却靠着飞机性能的优势躲开了。
陈桂民的死，只是一连串不幸消息的开始。据我的回忆，随后牺牲的一位，名叫叶鹏飞，也是广东人。他个子瘦长，不善言谈。由于飞机陈旧失修，他居然两次遇到机械故障，不得不弃机跳伞。那时，不少飞机是南洋华侨和各界同胞集资捐献的。他摔了两架，心情非常沉重，曾对着我的母亲落泪，说自己无颜以对江东父老。尽管父母一再安慰他，说这不是他的错，但他却发誓，决不跳第三次。不幸的是，这样的事竟真的发生了。在一次警戒飞行返航时，他的飞机又发生严重故障，当时长机曾命令他跳伞，他却没有服从，硬是同飞机一道坠落地面，机毁人亡。他的死，使他的战友感到特别压抑和悲哀。
由于日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猛烈，1940年冬，我们家随父亲所在单位再次从昆明迁往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江村―――李庄。从此，我们同这批空军朋友已难于直接来往，只有一些通信联系。然而，空军部队却仍在坚持他们的惯例。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权的遗物也寄到了李庄。后来我曾听父亲说，黄栋权牺牲得特别壮烈，他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时自己的座机被敌人击中，遗体被摔得粉碎，以致都无法收殓。我们全家对于黄栋权的死特别悲痛，因为当初正是他的琴声才使我们同这批飞行员结下了友谊之缘的。这时，母亲肺病复发，卧床不起，她常常一遍遍地翻看这些年轻人的照片、日记，悲不自胜。
这以后，又陆续有人牺牲。父亲为了保护母亲，开始悄悄地把寄来的遗物藏起，不让母亲知道。但是不久，她却受到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三舅林恒(他们的训练基地后来迁到了成都)也在成都上空阵亡了。那一次，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不力，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太迟了。三舅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父亲匆匆赶往成都收殓了他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的墓地里。
面对着猖狂的日本空中强盗，当时后方的许多人曾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助，却一年又一年地希望落空。直到1941年底以后，在“珍珠港事变”中挨了日本人痛打的美国被迫参战，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然而，战争初期中国的老飞行员们已经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1942、1943年前后，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P-40等新型驱逐机，并在印度等地为中国培训了几批新飞行员，中国空军装备上的劣势开始有所好转；同时，由陈纳德上校率领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赫赫一时的所谓“飞虎队”，也活跃了起来，配合着中国空军，逐渐夺回了西南地区的制空权。空军成了后方报纸上的英雄，“新一代”的中国飞行员也“神气”起来。但是，我们家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伤员林耀之外，到这时已全部殉国了！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我们一家。自从陈桂民牺牲后，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由于年代久远，我今天已记不起更多的人和事。只有林耀除外。
最令人难忘的是林耀
林耀，广东鹤山人，侨居澳门。在同期飞行员里他年龄最长，也最沉稳。在其他飞行员和我三舅相继牺牲后，母亲待这个同姓而非同祖的青年人更如亲弟弟一般。我们家搬到李庄以后，林耀常给父亲和母亲写来长信，母亲总是反复地读，并常说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据林耀的侄子林万晖先生提供的资料证明，林耀是1939年在著名的重庆“5-3”空战中负伤的。当时中国空军以劣敌强，击落日机多架。战斗中，林耀一人即击落敌机两架，自己也左臂中弹，被迫跳伞，昏迷中坠落在重庆附近铜锣峡山上，被农民发现，送进了医院。伤口愈合之后，医生又给他动了二次手术，强把断了的大神经接上了，但从此手臂不能伸直，而且出现严重的神经痛。在疗养中，他开始用各种体育器械来“拉”直自己的左臂，常常疼得头上冒汗，他仍然顽强地坚持着。最后，终于恢复了手臂功能。但出院后，未能获准回作战部队，而作了航校教官。1941年6月15日敌机对重庆狂轰滥炸，造成上万群众窒死防空洞中的“大隧道惨案”。林耀悲愤异常，坚决要求调回作战部队。几经申请，终获批准，后曾到印度受训并接收美P-40式战斗机。
在归队之前，他曾经利用短暂的假期，到李庄来看望过我们，在我家住了几天，这大约是在1942年的深秋。母亲被病魔击倒，痊愈无日，困于床褥；而林耀也正经历着同辈凋零，人何寥落的悲哀。他们常常秉烛长谈，或者相对无言。
他归队不久，曾奉命到新疆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去接收过一批苏联援助的战斗轰炸机。飞回成都后，他又来李庄小住了几天。带给我们一张苏联唱片和一把蓝色皮鞘的新疆小刀等物。
这以后，林耀又“来”过一次。那是他驾了一种什么新型教练机从昆明转场到成都，“路过”李庄，顺便到我们村头上超低空地绕了两圈，并在我家门前的半干水田里投下了一个有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的通信袋，里面装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几位老友捎来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
1944年秋天，我离开李庄到重庆读中学，一学期才回家一次。这以后林耀同家里有过什么联系，我不知道。就在这年春季，日军发动了“南下战役”，衡阳在日军围困47天后失守，接着是湘桂一带中国军队的仓惶溃退。第二年的春天，我回到李庄，母亲才告诉我，就是这期间，在衡阳一带的空战中，林耀失踪了，他的飞机和遗骸始终没有找到。这一年的7月7日，我一个人在学校里，按照父亲的榜样，默哀了三分钟，为林耀，也为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我在抗战期间最后一次“七?七默哀”。
后来才知道，林耀在那次衡阳战役中曾击落敌机一架，并升任中队长。1944年6月26日他的座机在长沙上空战斗中中弹起火，在被迫返航时飞机失控，他再次跳伞。因伞未张开，牺牲于湖南宁乡县巴林乡横塘岭。当地百姓掩埋了他的尸骸并立了坟墓。林耀阵亡后被追认为空军少校。
英名永垂不朽
就这样，在抗战胜利前一年，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位飞行员朋友。林耀的最后牺牲，在母亲心上留下的创伤是深重的。她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3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他一人：
“……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为了谁！”
（这首诗曾于1948年5月发表，现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诗集》。）
关于这段往事，我曾在9年前写过题为《长空祭》的文章，发表在《中华英烈》杂志上。文章发表后，台湾一位早已退役的空军老军人曾辗转来信，用极为热情的语言感谢作者，说许多在台的原中国空军老飞行员读了此文后都异常激动，没想到大陆还会有人记得他们当年的业绩。此后，我又收到林万晖先生经政协转给我的信，才知林耀还有这么多亲属健在，不仅一直在怀念着他，而且经过他们多年的努力，弄清了林耀牺牲的详细经过，还为他争取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
现在，林耀，黄栋权，陈桂民和他们的许多抗日战友的英名已被镌刻在1987年在广州建立，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碑名的“广东省航空纪念碑”上，真正得以永垂不朽了！
--- 感谢梁先生写下这些文字，让我们重新记得这些年轻的面孔，我们中国的飞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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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辗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我当时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鸵！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想望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每回想到中国历史给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觉得凄凉。
顺便讲个小笑话,有关广东空军的.
是徐铸成在报海旧闻里面说的故事 .
陈济棠在反蒋前一直犹豫不绝,他很相信算命的,于是找来一个很有名的算命先生,先生自然是金口难开,只写了四个大字 机不可失.
陈自然反蒋了,谁知道老蒋是收买高手,将他手下几个大将(比如余汉谋等)全收买了,就连他最引以为荣的广东空军也收买了,于是机一失,他只好下台了.
有人对《梁思成和林徽因》，作者：费慰梅，一书感兴趣吗？几年前，我从网上 download 了一本，后来又买了一本。不知把这本书贴出来是否合适。
在陈济棠失败后，连同在校学生转去杭州并校，不知文中那些广东子弟是不是转校的学生。
抗战八年，早年的空军人员，不管是来自东北的，广东的，广西的，还是原属中央系统的，泰半殉国。记得有一位哲人在抗战前说过：开战必败，败也要开战。如果说战后列强对中国有那么一点另眼相看，并不来自那个很勉强的惨胜，而实在来自这种败也要开战的精神啊。
常在网上看到同胞们为政治立场的不同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不顾事实在那里争，有时真有些伤感。亲亲相仇，其难谁救？我不会开飞机，可真想说：不管你是东北的、两广的、江浙的、还是台湾的，让我们一起飞吧。
杂七杂八，都是些废话了，哎，算是一时情绪的宣泄吧，也算是对本专栏不谈政治的赞成票。
当年， 飞行员是精贵兵种， 不是抓壮丁来的。 一般飞行员都是五类份子家的。 训练和待遇也都是最好的。 飞行员上天时， 有巧可力吃。
我的一个表叔就是在南京上空战死的， 当时， 他们两驾飞机迎战多驾日飞机。 地二天， 报上都登了这事， 49 年后， 他家人还被算为烈属。“ 疾风知劲草，国难当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当时官宦富家子弟战死沙场不在少数， 陈诚 /何应卿的儿子全身挂了手榴弹在上海滚弹克， 非太子党可比也。国民党抗日， 于此可见一斑。
不为了什么，不稀罕人们能记得，因为故国抛弃得了他们而他们却不能抛弃故国。
泪一直忍不住流。
LIFE GOES ON。一辈接着一辈地自强就好乐。
那儿现在是个大兵工厂.主要生产防空炮.
(这本书很厚，有２８章，不知道贴在哪里好。【长篇连载】里贴的好像都是【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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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
费正清毕生都在从他的哈佛大学的基地出发向西方介绍中国，他常常被说成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①。
1932年他在北京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和他有了共同的爱好，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他来自南达科他，我则来自麻塞诸萨州的剑桥，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爱的，我当时的特殊爱好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
我们在北京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住了下来，找了中文老师，就开始学习语言。在课余时间我们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它们都是著名胜地，但是对我们更有吸引力的是高耸的墙和门楼，这些也环绕着当时的北京。墙内，那无穷无尽的生活戏剧就在大街上上演着。尽管我们在考察中充满了喜悦，但不过是那些迷人景象的看客。
大约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whei）――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这又引起她讲述了她自己在伦敦一年中学生生活中的一些故事。
当我们分别的时候，她问我们住在哪里。当知道他们的房子离我们不远，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根下，我们同她一样感到惊奇。他们很年轻，又住得那么近，真使我们喜不自胜。
打这儿开始，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我们很快就知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西方建筑学的思成，已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位建筑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这使他在以后的年代里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纪念的原因则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诗篇。
思成和徽都是出身名门，他们的父亲都是名人。通过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许多领域都向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已不仅仅是消极的看客。而当第二年正清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教师时，我们感到真正是它的一部分了。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四人多年来保持亲密友谊将十分明显。我们比他们多活些年原本不足为奇。他们的生命通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民族主义革命，日本侵略，残酷的内战以及严厉的管制，都耗费在追求他们的理想目标上，最后被他们自己的严重疾病所压倒。这本书的写作，不仅是为了追述他们和如此众多的其他人的命运，而且也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及支持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费慰梅
①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137,2（1993年6月）：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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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话
下面我要讲一个非常曲折的故事。虽然思成夫妇都早已去世，但是他们的著作还在人间，我也以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方式与它联系起来。
1957年3月，在冷战的“竹幕”把我们与思成夫妇隔开8年之后，我在剑桥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收到思成从北京捎来的信。信很短，但很具体。他让我将他1947年留给我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给一位“刘?C小姐”，再通过英中之间的邮递转交给他。刘小姐的地址是英国纽卡瑟的一条街。
我知道思成是多么珍惜这些图稿和照片，他曾梦想着在他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把它们展示给西方的读者。但我怎么能肯定他的信是真的呢？他真的希望我把这些无可替代的材料交给一位仅有一个名字的陌生人？而这个人的地址离中国同离我一样的遥远。
那个时候，美国同中国还没有通邮或其他联系的方式。我不可能去查思成来信的可靠性，也不可能将包裹直接寄给他本人。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那些宝贵的书稿小心翼翼地包好，在1957年3月上旬寄给了那位刘小姐。在此之前，我还给她写了一封信，叮嘱她这些书稿之宝贵以及它们对思成之重要。我在焦急之中等待了六个星期，终于，她来信告诉我，包裹“平安无损”地收到了。她又说，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交梁思成教授，她同时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此事。她还写道，她之所以迟迟才给我复信，是因为“学院的事情很繁忙”。什么学院？我自己向着自己，她是学生还是教师？然而，从她那里我再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消息。
时隔21年之后，1978年，我在欧洲的一位朋友访问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向一位教授提到了我与梁思成教授之间长期的友谊。那位教授却毫不客气地质问他：“那为什么费女士在梁先生通知她后还不退还他的图稿和照片？”
当我在剑桥看到这位朋友从北京给我的来信之后，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莱卡缩微胶片毁于战火之后的仅存之物。我知道，它们是思成生命的结晶。在他生命的最后14年里，不能参考这些他的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样看待我呀！
在一个存放旧书信的盒子里，我找出了1957年3月7日给刘?C的那封信的打字底稿和她同年4月20日的迟到复信，我把两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了清华，并写了一封信作为解释。但是，尽管我可以为我的名誉去辩护，却无法使自己的内心得到解脱。
这位刘?C是谁？即使我不能找到那失踪的包裹，我也至少应该能找到她。我想，她该是一位中年的妇女，但是在哪儿呢？她会不会，她能不能解开这个悲剧般的失踪之谜呢？
我问思成的儿子从诫，在北京他家和他父亲的同事中能否找到那位刘?C。从诫的回答令人黯然神伤：“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在英国的这位学生。我父亲一定是误把她当成了一个负责的人。如果包裹不是丢失在邮寄的过程中，那么错误就只有是他自己看错了人。无论怎样，已经过去了21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啊，如果包裹是在邮寄过程中丢失的，那么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觉之前就不知去向，那这不明智的选择只能怪思成本人了。我曾在一时间接受了这个苦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珍贵的包裹却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虽然失踪并被忘却，但一定会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个牵挂着失去的珍宝的梦在紊绕着我们。我必须再多做一次努力。
既然无法从北京方面找到刘?C，我只好转向了伦敦。我给我和正清的好友，一位退休了的大使安托尼?兰博特爵士写了一封信，将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求他帮我的忙。终于，奇迹出现了。他将我的信交给了大不列颠建筑史学会的廷?洛克先生，他记得最多在两年之前，学会的一位秘书女士就住在纽卡瑟，而且曾经担任过那里建筑学校的学生注册主管人。他给她去了一个电话，碰巧她还记得一位学生，20年前的一位高年级学生。她回电话说，她查到刘后来成为一名注册建筑师，大概在新加坡开业。洛克马上给英国建筑师注册处打电话查找刘的登记号，有了这个登记号，他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用极简短的语言向我描述了这个奇迹：“三个电话，15分钟，一位学生注册主管人的记忆。”
安托尼爵士在1979年11月13日来信告诉我刘在新加坡的地址，毫无疑问，我马上就给她写了信。我将我们之间1957年的通信复印件也附在信中以唤回她的记忆。我告诉她梁思成根本就没有收到我们的包裹，还告诉她梁的一两位同事甚至怀疑我根本就没想将那些材料还给他。在第二页里我写下了那困扰我很长时间的一连串问题：
“假如你将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邮路？你挂号了吗？你告诉梁教授你已经从我这儿收到它没有？你是否知道梁教授没有收到它？”
接着，最后一个大问题：“它现在在哪？丢失了？毁坏了？还是落满灰尘放在一个书架上？如果存在一线希望我可以找到它，务必要让我知道。”
她的回信姗姗来迟，对我的问题未置一词，“二十年实在太长了，很难记清所有的事情。收到你的信后，我便开始四下翻找，最后发现一个小包裹里有图稿和照片。如果我没忘的话，是在写了几封信而没有收到梁教授的回信后，这个包裹就留了下来。”
好一个“留了”，20年！我和思成把它托付给她，可她竟然没有对我和思成交待一个字。它怎么会环绕世界却又半途而止，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回到它的主人手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也再没有向我解释她是如何想的。
在包裹被重新发现后的六个月里，她一直拒不将它寄给我，也不寄去北京。她说，她把（十年后）将它亲自交给梁的家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尽管我越发感到气愤，但我还是尽量保持礼貌，客气地与她联系。就这样拖到了1980年3月，她又写信告诉我她将把原来送包裹给思成家人的计划从春天推迟到秋天。真是太过份了。我给她去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无论你用什么理由推卸自己在1957年的责任，你现在都再不能拿着那个包裹了。”我要求她马上把包裹用挂号寄给梁夫人（林洙），并告诉她我要把这信的复印件寄给梁夫人和思成的接班人吴良镛教授，他们的地址她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了。她向他们写信请求理解，但他们支持我的态度。终于；两个月以后，1980年7月17日，思成宝贵的材料通过特快专递转回到林洙的手上。它比应到的时间晚了23年。
那年的十月，我专程到中国，和林洙一起，一边编写清单目录，一边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些图稿和照片。图稿的纸得自于战争年代的中国西部，经过39年的岁月已经变旧发黄，但是那黑色的墨线和文字说明还像初绘时那样清晰，这些图连同那些莱卡照片还依然完整无损。就为这一点，我们最后还是勉强向刘女士表达了谢意。与此同时，思成的建筑史手稿也在清华被找出，这部散失的著作，终于复归完璧。
四年之后，思成的书《图像中国建筑史》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美国出版。在吴良镛教授的要求下，我重新担当了主编的责任。虽然耽误了几十年，思成对中国建筑精辟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领先地位。这本书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公众的欢迎以及书评的赞扬，为此，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1984年获得了美国出版联合会专业和学术书籍的金奖。
清华大学建筑系和我一样为找到那些宝贵的图稿和出版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而高兴。为了表达他们的谢忱，他们特邀请我到山西游览，并由林洙担当我的导游，陪同我探访思成曾经到过的地方。在山西南部，我再次走过1934年和正清与思成夫妇一同考察的一些地方。50年过去了，坐车在太原以北的地方游览，我们已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重要的建筑物。我和林洙最高兴的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思成的伟大发现：遥远的五台山里壮美的佛光寺大殿。
在沿途的一些地方，我们受到思成过去的学生们的盛情款待。他们正在自己所在的地区继续着他的事业。我很欣喜地看到，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曾受到无情的打击，但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并未消亡。
在我们的中国建筑旅行之后，我邀请林洙来到美国，她与正清和我在剑桥住了两个月在这边，她和我从新英格兰旅行直到南方弗吉尼亚的查洛特斯维尔。沿途参观了众多吸引人的美国建筑。自然，我们专程去了费城，去拜谒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成和徽因学习建筑的地方。我从她的来信里看出，她对新汉普舍尔遍布树林的山岗，青色的山峦和农舍非常喜爱。
林洙在思成最痛苦的晚年给予他的爱和关怀多少给他的悲剧留下了几个令人宽慰的片段。转载在我这本书中的她的回忆录，是一个不朽奉献的动人表述。思成有徽因和林洙先后做为他的伴侣是多么的幸运，而对我来说，她们二人又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记忆。
在中国与美国断绝交往的25年里，思成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的女儿再冰在伦敦进修了几年英语，又在国外工作。我们很少见面。他的儿子从诫长成为一位颇有才华的学者。在他父亲和林洙遭受痛苦的时候，他真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他，在北京见到他已经成人，我们的爱更加难以言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他父亲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深深地感动了他，并促使他为中国的读者翻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版本。为了他亲爱的父亲，他中断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他并非建筑专业出身，他是在中国建筑史家们的指导下才完成翻译的。中英文对照本1992年在北京由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面世几个月就销售一空。1992年中国出版协会也对它授了奖。现在这部书在清华大学还有一些保存，是赠送给应校长之邀来访的贵宾的礼物。
从诫到剑桥我们的家来做过几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暂来访是在1991年，即正清去世之前两年。我和从诫一起为失去思成、徽因和正清这几位我们最亲爱的人而感到悲伤，同时，我们也分享着对他们的成就的无比自豪。我祝愿我们两家的友谊永远长存，直至他和我们的子子孙孙。
费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