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现代儒教之——论语导读 -- 楚无邪
首先，我们有一个共识，人可以崇尚儒学，也可以崇拜儒教，这是他们的自由。其次，我不认为楼主就把儒学等同于宗教了，楼主讲儒教，并没有将等同，更没有要求所以儒学家都信儒教。相反，我只看到你要求楼主放弃儒教而该信儒学，否则就是邪门歪道，亵渎儒学。这种言论比楼主更加宗教。
以前没有大家自称儒教，不表明以后不可能有大家自称儒教。
楼主此贴由来，不是冲着中国儒学界去的，而冲着海外华人社区建设来的。西方社会就是一个崇尚宗教的社会，对宗教有税收倾斜，对无宗教人士有集体文化思维定式的歧视（共和党候选人辩论时就有关于是否相信上帝的提问，总统竞选人没有敢说不信上帝的，究竟所有这些竞选人是真信还是假信，只有天知道。）而儒家思想深入华人之心，我们华人有自己一套信仰系统，但是没有西方的宗教形式，因此使得华裔社区总是游离于主流社会（民主和宗教自由的社会）边缘。在这个民主社会中，自己不组织起来张显自己的信仰，就不要指望别人可以理解我们。西方人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道德，如果我们在这种文化中还高叫自己没有宗教，就是自绝于这个民主自由社会。你认为将建立教会贬低了儒学，我们却认为在西方强势文化中建立教会才能承传我们的文化信仰。
人本主义可能也不是正规意义上的宗教。但是，什么是正规，法制社会中法律承认就是正规，美国许多州就承认人本主义宗教。西方人本主义者也分两类，有宗教的人本主义，也有非宗教的人本主义。
我以为华人社会应该以道德信仰的纽带来建设社区，而在美国最好用符合华人传统文化信仰的教会来形式来建立社区，所以我支持楼主使用“儒教”一词。我的主张表述在唵啊吽:【原创】面对被现代化撕裂了的华人社会一文中。不是要和正统儒学过不去，而是希望儒学的价值体系能在西方“多元文化”社会中有一席之地。
自我优越感和与人交流的效率肯定是负相关的。
不是我压过你，就是你的风头胜过我。
但是对于现代工业社会就不对了。
比如谦虚。农业社会中地里庄稼长好了，不用说是种地种得好，勤劳能干。多说无益，做出来才是实打实的。
如今商业社会，究竟市场促销。社会人口流动性大，一个人做得再好，不说出来，没人知道；一个人再能干，不会说，没人知道。更重要的是，产生的社会化要求很强的表达沟通协调能力。这时，“能说会道”就成为美德了，而不是“缺德”了。
孔圣当年说得没错，只是不好用今天的观念去评价。
我一直弄不太清建国以来（包括现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共产主义啦）是不是符合宗教的定义。按照您的说法：
那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就是有组织地去推广和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义”，而且是在国家的层面，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宗教组织，而中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虽然我以前隐约意识到宗教与党政的关系，可象如今这样推论出中国居然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实在是太刺激了，令我自己也大吃一惊
张君认为自己做过的唯一善事是给病母做饭。白宝山不忍母亲受惊遂放弃开枪拘捕。他们的孝还算说得过去。但他们对其他人却残忍无情。我认为“仁”这种行为后天大于先天，主要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学来的。而“孝”则本能的成分大。全世界这么多文明，哪个是鼓励视父母为路人的？
我认为“孝”是“仁”的起点。不孝之子也很可能不仁。但从孝到人需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样的升华。
腐败官员是否多是共产党员？文革是否残酷？这些现象和中世纪黑暗是否有相似的地方？以行政权力进行道德教说，政治考试决定升学升官，这些都是政教合一的特征。
建国前共产党朝气蓬勃，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权，没有掌握国家机器和国家资源。后来有了权力了，可以支配全国资源了，反而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就是政教合一的恶果。吃人的礼教，也是政教合一的恶果。所以我说苏联解体是政教合一的恶果。
附：
咱们到这打住,别扰了swordi老兄的新解论语
另起新贴, 再讨论?
别拉着冯京叫马凉,请慎用儒教一词
但对我来说是人生体验到的事实。
（五）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注释：道，领导。千乘之国，为当时一大国。使民以时：时指农时。使民当于农隙，不妨其作业。
无邪意译：先生说：“作为一个大国的君主，必须以虔敬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职责，要能取得民众的信任。该节省财用，以爱人为念。使用民力，要顾及他们的生产时间。”
无邪导读：这一章接着上一章，立刻就诠释对君主的责任与个人道德要求。
君主拥有极大的权利，但和百姓一样，领导者也必须有职业精神，也要敬业（敬事而信）。例如，君主固然合法的拥有国家的财赋权与役使人民进行公益事业的权利，但这也要求君主必须谨慎使用这些权力，不可以自私以肥，为所欲为。钱财上，要节俭；要关心民众，即使有正当的理由要组织人民从事公益事业，也得尽量不要妨碍人民自己的工作生活。
和曾子前面的“三省吾身”一样。这也属于道德教化，不是制度建设。
其实说儒教始终是中国君主集权统治的帮凶，真是冤枉。儒家从孔子开始，儒教在政治上的主要主张之一就是限制君权，这也是孔子在自己的时代不招当时国君待见的原因之一。董仲舒提出并为后世沿袭的天人感应学说成功地在君主头上套上了第一个紧箍圈。汉朝儒家学者提出“天子一爵”的理念，从文化思想上将君权拉到了体制内，而不再是超越体制的神的化身。到宋朝君主已经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了，而明朝中后期，皇权似乎已被相权压过了，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也照样运转，说来几乎是君主立宪制的前奏了。儒教之成为集权帮凶，乃是被阉割过的伪儒，不是孔子的嫡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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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适当的“巧言令色“也起好的作用。一次，我所在的实验室与另一个实验室想合作一个高难度高风险课题。在最初的接触中，双方主要是描绘课题的伟大意义。千言万语归为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虽然明知是捡好听的说，但大家还是被鼓动得象红一和红四会师一样兴奋起来，以大无畏的精神评估“道路的曲折性”，然后携手共进草地。
在这里，“巧言令色“的积极意义在于调动积极性，并且增强对对方合作诚意的信心。谁愿意与一个满脑子困难会风险的人合作呢？
孔子认为，与人交流，重在诚实。语言要求能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所谓“巧言，令色”是在真实的思想上抹上蜜汁，意图欺骗别人已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既然是欺骗，不是真实的，那对方就会得到错误的信息，那对于双方的合作就不是有帮助的，而是有害的。当然，对于个人有可能是有利的，能达到本来达不到的目的，可对于求到的君子，这没什么意义。
至于语言的技巧，每个交流都有他直接的目的，当然语言也要有侧重点以准确地达到目的。既然双方有意合作，当然要先描述合作的前景与意义，为什么要合作。但决定合作后，少不了要向对方坦率介绍可能的风险，让对方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样的合作才有可能成功。否则就是欺骗了。
他的弟子也不是一个帮派，孔子提倡和而不同，也不提倡帮会。
这个和法家完全不一样，但是孔子不是光道德教育，他提出的治国要成为一个体系，每个位置上的官员要干好自己位置上的事情。在其位谋其政，个人修养上要当君子。那么他看来君王也是一个职位，并不是君权神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