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八卦：道佛辩论与全真教 -- 暴笑痴

等着看好久了。

一直为论文的事情忙碌。本来今天下午准备再写一段，结果老板又指出ABCD需要修改……

居士莫犯嗔戒啊

回错人了吧

我是点的那个帖子回复的啊。……难道是因为之后点开你的帖子，所以就变成回到你这个下面了？

丹道东派开派宗师陆西星,一般认为是封神演义的作者,陆压就是他自己.

公元1159年。金正隆四年。农历六月十六。这天王中孚的生命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的经过，多有含糊之处，只能据《全真教祖碑》、《重阳仙迹记》等未必可信的资料的记载来知道事情的大概。

这天，王中孚在甘河镇——当时陕西著名的美酒产地之一——的一家屠肆里如往常一般饮酒吃肉。事实上他的职务此时是“甘河酒监”——所谓县官不如现管，这个职务正好给了他饮酒的便利（也有说法认为他此时已经辞官，且不问家事——我不太相信这样他还能整天饮酒食肉。）忽然从门外走进来两个人，穿着毡衣。下面的记述显得颇有些诡异：王见到这两个人的面目形体是一样的，于是大吃一惊——这有啥好惊的？双胞胎又不是啥很罕见的东西。也许他看到了这两人身上有其他奇特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发现了什么的王跟在二人的后面，一直跟出镇子，走到僻静处，倒身下拜。二人于是传给他一篇丹诀——后来全真教公布了这段丹诀，今天任何人都可以方便地检索到。这里引用在后面，有兴趣的河友无妨看看。其中意旨不属于本文范畴，就不提了。

作为这次事件的后果，王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此自称“王害风”——害风，也就是“得了疯病”的意思，辞官不做，将妻子女儿委诸他人，又分散家财。然后他则开始四处游行，寻访求道。据说，之后他又饮用了“神水”，得传密文，甚至还有说他服用了“神粪”的——类似密教的某种“甘露丸”？其中真相如何，各种记录不一——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强烈地暗示其中虚构成分的存在。

再过两年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再度变得相对清晰起来：他住进了那个由于金庸的小说而大名鼎鼎的“活死人墓”当中。不过，真实的活死人墓只是他亲手挖掘出来的大土洞，洞中挂着他自己的灵位。有些趣味的是，他在四角各种植了一颗海棠树，自称这是将来他要使四方教派如一的象征。在这个土坑里面——坑党不知道会不会有住进自己挖的坑的那天？他一住就是两年。

这里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半路出家的教派创始人得到“天启”之后，并没有立刻开始传教，而需要经过一个蛰伏期。释迦牟尼在“成道”之后过了十四天才开始传法；穆罕默德得到“天启”之后三年才开始宣教；耶稣在“受洗”之后也先是独自进入旷野几十天。这是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从思想上和语言上对自己的领悟进行组织？或许，王重阳的蛰伏跟这些人不同，他正在进行必要的修炼以达到领悟的境界？

两年之后王喆结束了他的蛰伏，从自己挖的大坑里面爬了出来，筑起一件茅庵，开始传教。可是和他身后的盛名不相称的是，他这一阶段的传教成绩并不理想。忽忽六载过去，他的门徒和伙伴仍然少得可怜——只有四个，而且还不怎么信服他的教理。王重阳不由得感叹道：“门外落花任风雨，不知谁肯悟希夷”。多年来官场郁郁不得志，难道现在成了道士，也要这么不得志下去？如果不要，那么应该怎么办？

其他许多宗教家在创教的早期阶段都遇到过相同的困境。穆罕默德遭到麦加人的抵制；释迦牟尼先在外国(印度当时小国林立)传法；耶稣在拿撒勒为人背弃，他身后基督教会在犹太人城市中的发展始终相当缓慢；摩尼的传教事业起初在波斯也没有成效。走出困境的方法也简单：迁地则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一个新地方新环境，新宗教就打开了局面。

这种“外地的和尚好念经”的现象是不是因为本乡本土的人比较知根知底，知道传教者过去一些不那么光明伟大的事迹，难以接受他的宣讲？很有可能。在王重阳身上有个例子，他路过终南蒋夏村时试图游说当地巨户姚铉 ，而对方不听的原因就是早知道“害风”这个名头。

大定七年(1167年)夏天。王重阳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到外地传教。这时他做出了一个破釜沉舟式的举动：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庵堂。在附近的村民忙着救火的时候，他却在旁边起舞作歌——将心比心，你会不会还愿意让这么一个危险的纵火分子留在你身边？反正我是不愿意。经此一行，他已经没了后路。（事实上，之后他活着的时候再也没有回到过陕西家乡。）

出走是必然。但是这次出走的时间和方向，是无心、偶然还是有心的选择？是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次出走的时间和去向，都是经过精心研判之后的抉择——如果居然不是，那只能说有人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听下回分解。

后来以“五篇灵文”的名目被公开。

由于一般加上注解之后的版本篇幅较长，这里就给个链接好了……有兴趣的请猛击：外链出处

然后……

RT……虽然相隔很久才更新……

但是今年一定会把这个填完！

……本以为这部分去年年底发了的……惊讶地发现居然没贴。补上。

时当宋金采石大战之后，金世宗即位第六年。金世宗被后世史家誉为“小尧舜”，和之前的君主完颜亮一样汉化颇深，推崇儒教的同时，也支持道教和佛教的发展。大道教和太一教这两个金代的新兴道教都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大道教教主刘德仁被招至京师；大定七年，他被封为“东岳真人”。（太一教的教主萧抱珍早在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就得到了金廷的召见。）这点王重阳想必看在眼里——他因此知道，自己的传教过程，第一，佛道教的传布可以肯定不会受到政府的阻挠，甚至还有可能得到政府的帮助；第二，不必担心会由于是新兴宗教而被其他宗派利用政府关系打压。

历史在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或者是天命？太一教的创教之主萧抱珍在前一年冬天去世，死后金世宗赐号“微妙大师”。他身后并无子嗣，却留下了一个其后非萧姓嗣教者须改姓萧的遗嘱——和现代一般以为道士也是“出家人”，因而理当没有子嗣的观念相反，大部分道派当中是允许道士结婚生子的。早期的道派，大部分甚至都是父亲儿子这么一代代血脉相传的。早期道教甚至连名字也照样传下来。比如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跟小霸王孙策同归于尽的道士于吉Or 干吉——到底是哪个字现在已经搞不清了（所以说，书写规范很重要……）——这个名字就是从他的祖上，将中国最早的道教经典《太平经》造完并派学生进献朝廷的那个干吉那里传下来的。一直到南北朝，“天师”寇谦之改革道教，才提出教派应该师徒即可授受，不必一定父死子续。即便到了金代，道士们娶妻生子的事情仍然是再平常不过的。萧抱珍没有留下子嗣，这个遗嘱却又隐隐有要继承者为他“继香火”的意思，在当时而言，恐怕很难不在教内高层引起一些混乱，也就不能不影响到教派的发展——直到三年以后，继位的二代教主才获得了金廷的表彰，卒能“声教大振，门徒增盛，东渐于海矣”。在这个时间点上，太一教的传布出现某种程度的停滞，也就为王重阳这个竞争者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

再来看看他传教的目的地。此时中国南方处于南宋的统治下。姑且不论私自穿越宋金边界所冒的风险，此时那里是龙虎山张天师等等符箓派的地盘，而且这些宗派得到了南宋朝廷的封赐，他们对一个来自金国的传教者会有何反应是可以预期的。河南是太一教的大本营；河北大道教势力不小；两淮是宋金对峙的前线；东北苦寒；西夏蒙古吐蕃……还是算了吧……这么算下来，只剩下了山东和山西。

王重阳的选择是山东。这不仅仅因为山东离他的本乡陕西更远，还有别的因素。本朝的宗教史研究者早已指出了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山东此地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在不久前完颜亮的统治时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世宗即位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矛盾，但地方官吏和猛安谋克们对平民的盘剥和压榨（“预借三、二年租课”、“妄加民业数倍，一有来申诉者，则血肉淋漓，甚者即殒杖下”）仍然令山东贫民们痛苦万种。

痛苦的人容易想往天国。宗教活动要扩大规模，就不能不大量吸收占人口多数的下层民众为信徒。而一个令下层民众痛苦无告的现实环境，无疑对这种吸收行为是有利的。

第二，山东作为神仙思想发源地之一的齐地，神仙思想千年之下仍流风不衰，这也为道教的传播提供了方便。

在我看来，事情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一个被阶级分析法遗漏的原因，一个物质的原因。

山东有全中国最大的金矿，有产出丰富的渔业、盐业、农业，经济富庶。尤其在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后到绍兴十一年和议达成为止的长期战乱中，山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乱。所谓“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富庶甲天下”。对比起 “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的山西，“人稀地广，藁菜满野”的陕西……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了。

当然，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这里的大量贫苦百姓的生活仍然百般痛苦，但也有不少富户。富户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同样会产生精神上的需要——尤其是想永远享受生活的需要。一旦能成功地说服一个富户，传教者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信徒，还伴随着一大笔可以供他支配的财富。利用这些财富，他可以在下层信徒面前展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用来坚定他们对于自己宣传的天堂的信念。佛祖有云：“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这世上的人，尤其中国人，不看到点好处，是很难死心塌地信奉一个新教义的。

人口稠密而经济富庶的山东既有一个足够多的生活困苦的下层民众作为未来大量信徒的来源，又有足够的富户能够提供未来所需的财力。一个新兴宗教所需要的环境，这里齐备了。古代乃至现代的各个新兴宗教，其兴起之地也同样需要这两点。例如基督教兴起，是在得到罗马富人皈依以后；伊斯兰教的兴起依靠麦地那商人以及古莱氏的财力；佛教在释迦时代和小乘大乘时代都依靠国王贵族们的支持。那种以为宗教仅仅是给受苦人的鸦片或者反映底层民众的需求的观点，未免把宗教发展的过程看得太过简单了。

古来中国人做大事，都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在大定七年这个有利的时间点前往山东这个有利的地点，天时地利王祖师可谓齐备了。剩下的人和，就在于他自己了。俗话说“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他远道跋涉而到山东，人和也已经获得了一半。剩下的，就只有传教者的努力了。而王重阳是个愿意努力，也懂得如何去努力的人。

所以，他成功了。

（未完待续）

时间跳到几年以后。全真教虽然尚未得到官方的承认和褒扬，但在山东的势力已经稳固，且向河南河北发展。这当中自然不乏诸如水上行走，接触治病，梦兆预表等等种种神异传说。种种传说，早有多人细细道来，实情如何，大家自己判断，俺这个不信神通的就不费这个事情了。

大定九年（1169年）九月，王重阳带着四名入室弟子丘处机、谭处端、马丹阳、刘处玄——他们后来被称为“四哲”，与另三名关系相对疏远的“三士”合称“七子”或者“七真”——离开了山东。这次离开的目的，跟上次离开一样，还是为了教派的发展：他希望让“四海教风如一”，就需要向西向南向北传教。但南方此时是南宋的地盘，他作为金国人去传教，无疑会遇到巨大的阻碍——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当做间谍抓起来；北方则这次他离开山东，也和上次离开陕西一样，离开此地就再也没有回来。临走之前，他对此似乎已有预感，留下了“登途上路不由吾”的诗句之后离开山东——古来不少宗教家通过长期的修行，似乎死前都会有这种预感。究竟这是被记录下的偶然呢还是人体的神秘，我在此不敢妄断。

十月，一行人到了南京城——北宋的汴梁，今天的开封，住在一家小旅店——尽管以他们今时今日的地位和财力，完全住得起当年的五星级旅店，但全真教秉持苦行原则，居然没住在荒山野岭破落庵堂，还一住多日，王重阳大概此时已经感觉到身体不行了，不得不停下西去的脚步。开始他似乎仍未死心，让大弟子马钰给他定制了一辆可以自己一人坐在上面的小推车。但很快他就“内火旺”，“目不能视”，需要“点火遍照”才能行动，继续西行的打算自然也只有作罢。这个“点火遍照”照后来的全真道士们的解释，是他要求未来的掌教能“光大教义”“遍于四方”——不过我看来这种解释倒是“举烛”寓言的一个现实例子了。

不过，他也的确对身后事情做了一些安排。据记载，他强迫马钰吃臭鱼烂肉，又令他忍受酷热，还动不动加以打骂。马钰对种种虐待一一坦然承受——如果这是虐恋故事，就该出现“让虐待来得更猛烈些吧”之类的台词了。经过这样的临终测验，王重阳终于放心了，马钰的确“堪可为依托”。

大定十年（1170年）正月初四，元旦甫过，元宵未至。卧床不起的王重阳召集四位弟子，宣布自己将死，并对四个弟子的修行作出评断和安排：马钰已经“得道”；谭处端则是“知道”——明白该怎样得道，这二位将来的发展没有问题了；而刘长生和邱处机则还早，因此需要师兄教导。马教邱，谭教刘。而马钰执掌全教，并付与最后的“秘传”——全真教中不对外公开的“命功”修炼秘诀，据说可以练出“金丹”，“自然不死”。而后王重阳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八岁。身故后，马钰等人在关中结庐守墓三年，而后各自分散传教。

王重阳死了。全真教还活着，并且继续生长茁壮。 马钰等四人在关中，王处一等在山东，七子和其他弟子信众各自传扬教法。全真教的信徒人数与日俱增，影响不断扩大。

王重阳之前，中国道教史上也有不少名士高道。于吉，张角，张鲁，孙恩，葛玄，葛洪，寇谦之，陆静修，林灵素……这当中有些人试图建立政权，有些人没有，但是他们建立的教团在他们死后即使没有马上走向衰落，其发展也陷入了停滞。在全真教之前诞生的同时代大道教、太一教这两个新兴道派也不例外。全真教却可以摆脱这个怪圈，这绝非偶然。

全真教和以往通行的道教，在教义和教规上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不同在于传教方式的不同。这种不同有两个表现。

首先，王嚞（去山东之前他自名为喆，到山东后又加一吉）推广教派的时候，高扬的旗帜是和其他道派截然不同的“三教合一”，甚至要求入道者在研读道经的同时也要读《孝经》和《般若心经》。作为道教的传播者，他多所建立的不是道观，不是道教修会，而是“三教合参”。从金大定八年（1168）秋八月到次年十月，短短十四个月当中王重阳在山东登姜、宁海、福山、登州、莱州设立了名为“三教七宝会” 、“三教金莲会” 、“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的五个全真道的基层会道组织——每个都冠以“三教”的名称。在日常言谈和书信中，他也从不激烈排斥佛教和儒家，甚至鼓励和尚修佛，秀才念书。儒家自从汉代以来就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佛教自从汉末传入，晋代和南北朝以来大部分时间里势力也一直远远大于道教——尤其在民间。全真教通过这样的示好举动，显著地减少了传教时来自这两方面的阻力。

另一个不同在于，王嚞的传教，无论在陕西还是在山东，都不攀附权贵，而是坚持在民间传教。这在短时间内看似会减慢教派的发展，但实则为教派在民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前诸多攀附权贵的名道们固然可以煊赫一时，但其教派没有。在未来，王重阳的徒孙们会从反方向印证他这些举措的高明之处——同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二个更大的不同，在于戒律。通过制定严格细致的戒律，王嚞在全真教信徒内部作出了明确的划分：一部分是在家信徒，这部分人只需要出钱出力支持教派，就可以获得赈济或者精神上的安慰；另一部分则是出家信徒，这部分人属于教派的核心成员，需要遵守戒律——最大的一条就是不得有性行为。

表面上看起来，这种严苛的做法会让潜在的信徒望而却步。其实，这恰恰是王重阳比起其他道教宗师的高明之处。通过戒律将信徒分割成核心信徒和外围信徒，核心信徒通过遵守戒律作出世俗的牺牲，一方面作为吸引外围信徒的榜样， 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在作出牺牲的同时，会自我强化对信仰的认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宗教事业中。此外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由于禁止生殖行为，自然会实行非世袭的传承制。这样有较多机会让掌教权被交到更合适的继承人手中。

全真教和以往的道教还有第三个不同：它强调的是“修性”，“全真”，目标是“出阳神”，而不强调肉体的长生不老甚至白日飞升。全真教当中并非没有炼丹术、房中术一类的方术成分，但在宣传上很少宣扬这些，而是将之作为密传。据说，就连邱处机当初也没有得到这种秘传——有记载称他自述，王祖师和马钰正在屋里讨论密传的功法，他走进去二人立刻住口不谈，随后王把他赶了出去……王重阳以后历代全真教的高道都公开“示寂”，而不是如张鲁以来多数教派那样宣扬自己的教主白日飞升（如张道陵等）或者永生不死（如于吉等），这少了几分欺伪，也让潜在的攻击者少了些口实。

全真教的这些改革措施并非王喆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其时代背景。

首先是自晋代以来道教内丹学的发展。自从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以来，内丹学作为道教的一个分支就得以成立了。尽管在此之前，外丹和符录始终是道教的主流，但经过隋代苏元郎和唐代司马承祯等人的发展，再经过北宋张伯端的推衍，到金代，内丹学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俨然成家。这就为王喆准备好了用以发展自己的教义的理论平台。

其次，是唐代以来“三教合一”的思潮。儒学自周到汉，树立起了在中国文化系统当中的核心地位，无可撼动。但它以世俗为归依的向度导致本身存在缺少终极关怀，不能给人来世慰籍，也不能提出完整的世界观的固有缺憾。外来的佛教，本土由方术和阴阳家发展而来的道教乘机从儒家思想体系的缺陷入手，在社会上同样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三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重要的一个动力源，但大一统的社会需要一个能够统一说明全体社会和自然的思想体系，这个任务本来的三者均无力完成。于是由隋唐的禅宗开始，中国出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潮，并在唐宋逐渐波及到儒学。北宋的蜀学、关洛理学、心学无不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尽管最终的融合完成还有赖于南宋朱熹理学和明代阳明心学的发展。原本就处于弱势的道教面对已经基本完成三教合一之建构的两个对手，遇到了千年前早期道教试图建立政教合一政权而遭到世俗政权镇压，惨遭失败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而王重阳的三教合一，则是参考了心学理学和禅宗，站在道教的出发点上对这个考验交出的答卷。

再者，佛教的戒律系统经过几百年的普及和发展，在唐宋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可以供人参照。而晚唐北宋以来，不重戒律的禅宗的泛滥带来佛教整体衰颓的趋势也已经摆在有心人的眼里。王吸取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得以认识到戒律对宗教发展的重要作用。

最后，北宋末年，符箓派的分支神宵派在宋徽宗的推崇下几乎成为了国教，势力遍及天下，各地都有他们的宫观。神宵派的道士们倚仗国师林灵素的势力横行不法，在民间留下了相当坏的印象。加上他们和北宋官方的关系密切，入金以后神宵派在北中国的势力急剧衰落。此后在金朝新兴的大道教等教派从教义上都对强调神通秘法的神宵派来了个大反动，几乎不提超自然能力，而复归《道德经》的自然无为之道。这些道派在一定时期内的迅猛发展无疑对王喆有着启迪作用，而神宵派以及之前其他炫耀奇迹、攀附权贵的教派的兴亡匆忽则给他提供了前车之鉴。

尽管有这些资源可供利用，但能把这些思想资源用好，整合出一个面目一新的宗教，甚至为教派未来的发展定下了方向，我不能不佩服王嚞的深谋远虑。“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或者真的不止是个传说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