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补文】现在并不是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的时候 -- 陈郢客

提到《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被很多人叫好，不过很奇怪，我看完后，到是有点儿开始理解为什么毛公要搞文革了。书中提到某某（当然是那个阶层的标准淑女）坚决认为洗脸毛巾要一周换条新的，这才是文明；康有为的某女儿不工作，但有最心爱的近千双高跟鞋，文革中不得已全毁掉，痛不欲生，可见文革对人性的不尊重。我生于60年代末，也算大城市，父母也算国家干部，但直到我中学毕业，虽然是一人一条洗脸毛巾，但全家都是用到破才买新的，鞋子也是顶脚顶破才能再买，还从未穿过皮鞋。他们与最广大的中国普通百姓的差距可见一斑。而那个阶层也算当时的精英吧，TG的高级干部受他们影响，向他们看齐估计也不是没有，从简入奢易吗。

有一次看到《大家》栏目里专访裘法祖，他是中国公认的外科之父，武汉协和医院的院长，早年留学德国的高材生，娶的德国夫人，就是一泰斗级人物，好象已经90多岁。主持人问他对文革的印象。他的大意是，文革对他有好处，尤其是下乡行医。主持人估计愣住不知说什么好，他举例说以前他很凶很傲的，做手术，护士动作慢张嘴就骂。但是文革接触了普通人，发现很多人其实跟他一样聪明，他们只是没有机会，所以只能做个电车司机。言下之意，做个著名的外科大夫也不是就能高高在上，随便训护士的。毛公是不是想让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体会不得而知，但裘老先生却是仁心仁术，才能在下乡接触底层之后这样体贴别人，而不仅仅是觉得自己委屈吧。现在又有多少受过点教育，念了点洋文，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处处正确的精英呢。

回到题目中来，民主自由当然很好，一定要。就像人必须要吃饭，但为什么一定要用刀叉吃才是正确的呢，用筷子也一样吃得好。政党轮替还是多党协商，都只不过是形式。知识分子们固然可以从理论上逻辑上论证二者的优劣，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生活安定，日子越来越好才是重要的。

其实没有一种政治标准是超越时空放之四海皆准的。卢敦基所著《后汉随笔》有则小故事抄录在此：

汉文帝刘恒一次到皇家公园中游玩，向旁边跟着的负责管理工作的上林尉问了几个问题。谁知十余个问题问过，此公“王顾左右而言他”，张口结舌，其工作态度可以想象。这时，虎圈的啬夫（管理员）接上来对答，对文帝的发问对答如流。文帝大为满意，马上令张释之将管理员封官，张释之道“陛下以为周勃、张相如何如？”文帝答“忠厚长者”张说“二人皆言事不能出口，拙笨老实，岂像此管理员喋喋不休语词便给哉！秦朝用的,就是这一帮刀笔之吏,万事苛察细求,徒具表形,忽略质实,现在陛下因人能言而提拨之,我想天下之人争为利口而无其实也。”文帝大悟。

台湾的柏杨先生对此事大为不满，考证出上林尉有强硬后台，人家不敢惹，张释之狡猾圆场。我则以为柏杨先生大谬，因为他没有细察“萧规曹随”这一成语。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其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入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自己日夜饮酒，不治事务。为相三年，国家清静，为万民颂扬。

这两人之所以如此“不近情理”地行事，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俩深刻地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的立国基础。

汉承秦制，少有变更。而秦王朝首次统一中国，有现实上的深刻原因却非经济上的必然要求。当时全国各地的经济没有太多的交往要求，生产与交换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内，也无任何具体统计数字供国家宏观决策。在此情形下，一个王朝只能以政治与文化理想号召天下，而不能采取较具体的政策或措施。如果有人拿出数学家或统计学家的劲头颁布具体措施要求各地推广，由于统计基础薄及及各地情形不一，各地官员自会依照已意将令旨任意增减同时汇报大功告成。如果再碰上一些狼心狗肺者，借机中饱私囊亦会发生。于此，曹参不改前法，清静无为，以免多事，不失为一种好法子。至于张释之，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他以为一国初兴时，必定质胜于文；而文胜于质之际，如天下官员皆是能言善辩之辈，则定是国家衰败的开始。因此，他一定喜欢质实的官员，宁可他百事不通，至少有不生事的好处。汉初至景帝，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百姓安居，国家大富。

柏杨先生读历史总是从现代民主法制的角度批判历史，批判中国。但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复杂得不能以书斋中得来的文字加以解决。任何政治体制的形成离不开时间地域与文化，凭空想象与原封抄袭都不大可能成功。而如果某个政治制度在当时能够被称得上成功，也一定有它成功的理由与基础。

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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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创】一点题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