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陈永苗的“人头原则” -- 细脖大头鬼

今天在后改革网站读到了陈永苗的一篇文章《如何解决民粹主义（上下）》外链出处外链出处一文，全文继续沿用施特劳斯学派古典政治哲学的思路和文化基督徒的理念来进行论述，开始的时候不免显得拗口与东拉西扯，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使我大吃一惊。这和我以前对这些书呆子的看法并不相同，这次吃惊都让我不得不写点什么了。

文章从头到尾宣扬政治（程序正义原则下的）与信仰（其实就是各种主义）的分离，但取道的方法则力推维权运动，并把维权运动上升到了超越海盗式议会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两者的政治理想之上。陈永苗一方面例行公事地批判了社会主义极权体制对民主和公义的损害，另一方面有很特别地他借用“黑格尔－科耶夫－施特劳斯－施米特”这极端批判现代性的左右两条线的思路，称下层民众为资产者－中产阶级社会的“奴隶”，把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与“革命”兴起以前的资本主义联系了起来。两者都受到陈永苗的强烈攻击。他批判这种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丢掉了基督教信仰一维对社会的凝聚性的力量，从而把还未上升为资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底层民众拱手让给了逐渐兴起的极权主义运动。他把受到所谓极权主义欺骗的民众的革命称之为民粹主义的革命——这也正是陈永苗对中国近现代以来所有革命的总体的理解。不过是把毛放在了精神欺骗的层次，而把邓放在了物质方面的堕落的层次罢了。

在此种对民粹主义的革命的理解的基础上，陈永苗把自己从事的维权运动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没有像一般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否定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所有革命，而是把东欧的社会剧变当作了革命的另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也就是说，在陈永苗那里，社会主义思潮下的革命的评价是“革命弥赛亚主义”：“革命弥赛亚主义就是奔向人治和领袖独裁的思想。”相反，真正的，他所期盼的革命是“维权主义”的“革命”：“而政治理性主义是奔向法治和宪政的思想。”

之所以说这么多，无非是要推出他的现实当下的运动纲领，他这样写道：“我的意见是革命是不得不而采取的，当然不能告别。”但是可怕的是，他似乎与李零近来那篇文章相似的结论却有完全不同的指向——一个指向的是过去流过的鲜血，一个指向的是将要留的鲜血，一个指向与共和国历史的和解，一个走向彻底的崩裂：“改革时代希望社会转型的成本，是零人头。天鹅绒这是最好的局面，可是如果不行，就要考虑最小成本，以尽量少的人头。所以正确的原则，是最小成本原则，而不是零人头原则。”

我不寒而栗。

哪一次以“正义”的名义而杀人不是这样做“人头”的功利主义算计的？又哪一次不是在“尽量少的人头”的“定额”上层层加码？杀得过瘾起来，大叫“快活”，这时候当初的“理性主义”又到哪里了呢？法国大革命时，公民们可是边过着“理性节”，崇拜着“理性教”，边支起断头台的。何况，这根本不是自由主义。

其实，细读一下，就会知道：文章说了那么多术语和隐语，说到底就是一个对杨佳事件的表态：支持杀人，杨佳当赦。

我本来对杨佳事件十分不以为然：这种头脑发昏的少年做出的刑事案件哪个国家没有啊？杨佳杀的警察与他在上海的遭遇毫无关系。把法制问题与所谓真相问题分开来谈不就得了吗？但事实上是，正义开始比那六个冤死的警察更重要了。正义开始变成社会的断裂带了。谁都想正义一把。中国著名法学家、广受赞誉的江平教授仅仅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自己个人同意对杨佳的判决，一个听众就站起来：“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这颗没扔出去的鸡蛋和台湾绿民没扔给陈云林的鸡蛋只有一点是相同，那就是：自己都觉得自己特别正义，这是颗理性的鸡蛋，应该沿着理性的弧线，砸向那颗不正义的“共匪”官僚和教授的头。这时候谁也想不起来英子的脆皮小蛋糕了。唉！

陈永苗作为一名维权律师，没什么说的，反正我也不懂法律。但作为一位中国式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者，他是过于文人气了。一篇不大的文章里面，洛克、米奇尼克、阿伦特、施特劳斯、沃林（Sheldon Wolin）、霍布斯漫天飞舞。这还没算上他的那些驳杂的理论来源，我本想统计一下，突然发现，如果我把这些思想和相关书籍都记录下来，那就等于逛了一趟北京图书展销会的人文社会科学新书展区。我甚至可以说，只要是政治哲学方面的精品译作，无一幸免。当然，特别要感谢刘小枫主持下的大量书籍了：基督教神学、施特劳斯作品集、施米特作品集、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书系及其徒子徒孙书系。可以说：没有学术家刘小枫，就没有二百五陈永苗。在维权学术史上，陈永苗绝对比姜文更为北京胡同化：道理咱都懂，就是说服不了自己，操到手里就是家伙，干脆点——一刀拿下。当然，还特悲壮。

受到近来国内流行的古典政治哲学、犹太－基督教神学、政治诺斯替主义，还有一点激进左翼（Radical Left）的后现代哲学的影响，陈永苗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一股脑用来映射他们对当下“剧变”的热切期盼了：光明与黑暗，精神与物质，不断地向发出预言和布告，诅咒末日和迎接最后的审判。

其实，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点都不自由主义，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像美国的学院左派和新保守主义思想。现在美国的新保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是欧洲的左翼版本的新保势头正旺，而中国的版本则方兴未艾。

我们发现自由主义并不常说起的道德和正义变得越发令人只可仰视起来，很有点“即使世界毁灭,也要实现正义(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的味道了。

陈永苗等这些本应受尊敬的体制外的思想者，从杨佳和瓮安受到启发，开始在“后改革”的背景下，构想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构想过的未来的途径了。这正像苏东剧变以后的美国一样，突然之间自己被冷战束缚的手脚都松开了。——原来还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要知道，他们与MY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也许西西河的网友对我对这些书呆子的描述不感兴趣，觉得他们与中国的现实无关。不过，我仍然觉得，未来我们将越来越多得看到这样一些思想和语言古怪的人物的身影，就像某些台独的大佬。在变得像黑社会一样的人物之前，他们大多非常年轻，说的都是些非常文雅学术黑话，没有什么人懂，但忽然之间，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当然，我也不相信这些人的“人头原则”而不是改善与和解下的理想真能实现，不过，这再次让我感觉到我们这个以前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现在分裂的程度之深。

• 某牛人说过，有些人所谓拥周，只是为了——反毛。

但是感觉文章具有一定争论性，于是就没有推荐，不过送了花，还意外得到了这个

言归正传。

如果仅从杨佳的案件来说，我不得不援引一条中国古老的法律：

杨佳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一些律师或者说是法律工作者说其他的，那么我也只好在引用另外一句话了

换言之，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法律工作者，其实是对法律的精神一窍不通的。

诚如鬼兄所说，这篇文章

在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之后，作者提出了他的看法

从下篇的后半部分开始，作者开始了他那福音书一样的布道。又是天主教传统，又是维权万岁。但最后的结论，实际上是把维权这一概念置于政治、宗教、法律、文化之上，大概是想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基础。可是我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是徒劳的。维权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临时的概念，而非长久的概念；是一种特定时空下弱势者对强势者的妥协，而绝非作者所说，可以

暂时先回复这么多吧。可以看出鬼兄乃是哲学研究的高人，我也不好说太多，免得露怯

这就是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激进冒动。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冒动的理论资源从极右翼一直延伸到极左翼，指向的却是颠覆自己政治追求的彻底的暴力。除了被赶出大陆的MY和轮子以外，我还很少见到大陆思想和文化界有这样赤裸裸的嗜血的冲动。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看他的文章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起马克思表扬也批判过的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也就是所谓布朗基主义的历史。布朗基受到巴贝夫思想的影响，推崇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的密谋小团体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法国，不断发动没有群众基础的盲动主义的革命，把群众当成是“一群惊慌失散的羔羊”，好像只有自己的所谓“智慧”才是真正的救世的哲学。思想混乱，只求天赐良机带来的天上的馅饼。不同是，布朗基极端反宗教，曾办了《无上帝无主人报》，而中国颇有一些的书呆子自由主义则向西方的基督教彻底投降，想以朦胧的所谓“信仰的革命”改造中国社会。有上帝（其实是虚无主义）-有主人（美国）成了他们的纲领。因而不断宣扬毫无根据的“祖国在危急中”的危机论。这真是让人听得耳朵都生了茧子。

历史总是重复啊。还是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说的好：“布朗基的革命本能……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当然，他们离布朗基也还太远太远。所以倒是不用特别担心，只是有些好笑。

把网络当终南捷径，却不得其路而出，眼看着后进都有了薄名，他却还是不咸不淡地混着，发几句狠话（其实不是第一次了），也被引经据典给冲淡，虽然社会是在分裂，他这样的人，还是在边缘的。

这些知识分子的学问是一点长进没有，还是剪刀浆糊。

也就是现在了，大家伙都见过世面了，网络又这么发达。

放 80 年代，不定就成了红的发紫的学术明星了。

只要是符合自己行为规范，能解释自己行为的，统统采用，无论古今中外左右

啥是正义人家要下定义滴

可笑的是这些人偏偏喜欢打法制的旗号。现在又打着为弱者维权的旗号，来收割人头。真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无非再打一次内战罢了。

谭嗣同好像说，我来流第一滴血。

热忱盼望陈永苗先生实践之。

把所有鼓吹着不惜流血，牺牲伟大的朋友们都送上第一线迎接他们的光荣

因为我当时自己觉得实在不可理解这种理论的跳跃和嗜血的冲动到底是来源于哪里。并且估计别人也不可能理解吧。今天见了陈另外一篇文章《毛泽东与美国宪政：要比美国宪政更加宪政 》。外链出处

文中他竟然开始改口夸起毛了，说毛是“我们的大哥领路人”，他说

然后陈永苗开始破格地重新解释毛的超英赶美的冲动，并把它引向一个不可思议的方向：

在陈永苗看来，毛的负面影响可以在政治宗教说下化解：“1949年的政治秩序，政教合一，毛泽东为教皇，延续了过去以吏为师的古典道德政治框架。 ”毛没有完成自己超越美国宪政的理想，于是呢，他就往前推，希望他们这批人能把这个比美国更美国的中国道路走到底。

我自然又是大吃一惊。不过不再觉得不可理解了，我猜自己这次的估计是不会差多少了，具体如下：

陈是签了宪章的。陈的努力不在于自己读的理论书籍到底消化了多少，被歪曲的有多么严重，他重视的是“实践”，或者说新的社会运动。他要用新的所谓“毛式”，或者说东欧式的，社会运动把新秩序更冲击出来。为达到这个目标不惜极端的理论推演和非常规的手段运用。因为毛是中国政治谱系里面最特殊也最有权威性的一系，毛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选出来团结战友，走向自己的基督教宪政革命的。

陈这次又挪用了激进左派齐泽克的一种理论资源——不反对自己对手的理论，而是要把他的发挥到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高度，让他的理论自动为自己服务——首先是把它推演到极致，把它阐发到自己的理论论述之中。在一次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中，齐泽克说到：

这个理论也不是陈所忠诚的对象，但是他吸收的东西是：重要的不是理论，是行动，是“革命”的联合，是政治的谋略，是动荡的社会局势给很多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带来的对未来或明或暗的“未知性”的兴奋。为此，他估计也不惜联合他不屑的左派力量。危险的是左派吗？这次恐怕不是了吧。

这样就说通了陈永面“人头”一文的特殊性。陈永苗据我看来，是要从政的，当然是新的政治，他的政治道路。

我不会小看知识分子的政治冲动，何况，在我看来陈的职业也不算知识分子。他倒是和当初的陈水扁像的。他在“宪章”上签字可不是白签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