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史讲座（2）－－太平天国的官爵制度 -- 温相

历朝历代都是官爵分制，只有太平天国官爵混淆，甚至合一，这是政 治 混 乱的表现，也同时是一大特点。

早期，首义诸王只有五人，官位也只有有限的几等，定都天京后，增加侯爵，当时，也只有

秦日纲、胡以晃、林凤祥、李开芳等几个人才能获得如此荣耀。天京事变前夕，天国一共有

侯爵11人次。

这时候，天国最高军政首长是军师。东王是左辅正军师、西王是右弼右正军师、南王是前导副军师、北王是后护又副军师。翼王没有军师头衔。西王、南王阵亡后，北王和翼王没有递补，实际上，就是杨秀清全面揽权。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自称：“主是朕做、军师亦由朕做。”并且，表示永不封王。石达开入京辅政，也只给“京内殿前正总鉴”的名义，不授给军师。石达开走后，天国无人，洪秀全

只有起用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等，也是只给主将的头衔。1859年，洪仁?\海 外 回 归，洪秀全大喜过望，立刻封为主将，10天后，封为王爵并且加军师称号（精忠军师）。内外哗然。同年7月，洪秀全再封陈玉成为英王，12月封李秀成为忠王，统兵大员如李世贤、

杨辅清等封为王爵，内臣蒙得恩、李春发、林绍章等人也封为王爵。此时，封爵尚未过烂。

总理军师这时只有一个，就是干王。但是，权力大不如前。1861年冬，安庆失守，洪秀全大怒，

削去洪仁?\、陈玉成的爵位和军师（陈玉成是领兵军师，就是勇忠军师，只有他和洪仁?\在

1862年以前有此殊荣），改封李秀成为护国军师，未几，改名真忠军师。此后，李世贤、杨辅清也封军师，石达开追封军师（公忠军师），东西南北诸王的后代也封军师，已经接近儿戏。太平天国最高军政首长的头衔自此已经不很值钱了。

再说王爵，开国时只有五位，到了天京后又加封燕王和豫王，天京事变一次就死了四个王（

胡以晃是病死期间），只剩下翼王。干王、英王、忠王之后，在安庆失守后，开始大封陈玉成的部下包括赖文光、陈德才等人，1862年，开始大封李秀成的部下，郜永宽、谭绍光、陈坤书、童容海（原来石达开部下），次年，大封李世贤部下如汪海洋等，内亲如黄文英等也开始封王，到了1862年底，已经有90多个王了，1863年增加到2300个，1863年年底到了2700

多，为我国历史上所罕见。洪秀全别出心裁，把王爵分为五等，最后一等因为名字太难选，

称为列王。（1864年天京失陷，新捻军组建的时候，还有王爵达10多人）

原来，王爵之下就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到了天京后，增加侯爵，前面谈过侯爵在

天京事变前还没有滥封过，中间1855年，秦日纲、胡以晃因六安失守被削去王爵，改封天燕

、天豫，这就是列在侯爵之上的燕爵、豫爵的来历。1856年，石达开入京辅政，洪秀全为了

分他的势力，封长兄、次兄为安王、福王，此后，石达开出走，洪秀全降封王兄为天安、天福，这就是安爵、福爵的来历。石达开曾经被公推为“义王”，所以，他走后，天义就是仅次于王爵的第二等爵。这时的爵位排名是：王、义、安、福、燕、豫、侯。

1860年以后，主将地位抬升，位在王爵之下，这时除了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外，增设四方主将。就是靖东、平西、定南、征北。同年，设立天将、朝将，位在主将之上，这样，太平天国后期爵位制度基本定型：王、天将、朝将、主将、义、安、福、燕、豫、侯。

太平天国后期，连打扫门庭、端茶倒水的都封为福爵、侯爵，可见，真是离灭亡不远了。

• 7，明清/太平天国（下）

太平天国采用统一官阶制。官阶由低到高，分别是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侯，王。(其中还有细分，此处从简)这些名称的含义，相当于历代官员的品级，如“军帅”，代表第七阶官员。仅从官阶是看不出文武或具体职务的，就如同只根据“四品”“五品”无从判断文武和司职一样。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有人说太平天国官名“名不副实”，有人说太平天国全民军事化，用武将任文官，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太平天国官阶制度造成的误会。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因为没有地方官，所以官员只分为“朝内官”和“军中官”两种。自总制以下为军中官，自将军至丞相为朝内官，王侯则即是官阶也是世袭爵位。所谓军中官顾名思义就是长期在军队中担任的军职，而“朝内官”领兵者一律称为“钦差大臣”，所以太平天国的“钦差大臣”并没有什么特殊权力，只代表这个人不是长年担任军职的，而是朝中据事指派来领兵的，战事结束后还可能调到其它岗位。

　　“朝内官”和“军中官”(以及下面将要谈到的“守土乡官”)又各自分为“正职官”和“杂职官”。对于朝中官的正职官而言，官阶和职务没有必然关系，有的是临时指派任务，更有很多另有官职，比如卫国侯黄玉昆，他的官阶是“侯”，职务却是“刑部尚书”。而对于军中官的正职官而言，官阶也是职务，比如“旅帅”就是是统带500人的将官。杂职官也叫“职同官”，因为他们在官阶前加“职同”二字，例如陈玉成曾为“典圣粮，职同监军”，就管粮草的。杂职官通常都有专门的官职和司职，从事一些事务性工作而不参与军政大计，如“典天舆”，就是给天王管轿子的。但也有例外，如各王府的六部尚书也算杂职官，但却参与军国大计。朝中官的“杂职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被委任其他司职，如“承宣”是各王府的高级传令官，职同指挥，但东北翼各殿的承宣都有被派到前敌参与领兵作战的。

　　除此之外，太平天国另有“恩赏官职”，如“恩赏丞相”“恩赏检点”，这是一种虚衔，或者说荣誉称号，就像现在的“名誉XX”。如我们下文提到的赖裕新，他的官阶是“恩赏丞相”，称为“殿前丞相”，但他当时的官阶却是指挥。

　　最后介绍守土乡官，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制，这是从“安庆易制”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地方行政分为“省”“郡”“县”三级，改清制之“府”为“郡”，取消“道”一级。如安徽省仍叫安徽省，也称“皖省”，由于省会设在安庆，所以对安庆也称“安庆省”或“安省”，在不发生歧义的情况下，“安庆”和“安徽”有时候通用。在安庆又设“安庆郡”，下辖江北的怀宁、潜山、望江、太湖、宿松、桐城六县而江南的贵池、东流、建德则属池州郡管辖。郡首脑的官阶为“总制”，县首脑的官阶为“监军”，司职就是管辖该郡县军政事务，称为“守土官”。县以下村镇的各级官员称为“乡官”，这是标准的规定，有的记载含混地称为“守土乡官”，还有一些一律称为“乡官”，总之二者都是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司职以民政为主，在驻军较少的地方也兼管军事，但军事方面的权力，同级乡官和守土官比军中官低得多，例如军中官的“卒长”在指挥军事时权力高于乡官的“军帅”，守土官由军中官兼任的情况例外。

　　地方官中也有杂职官，对于他们的称呼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和军中官一样，也是用官阶作为官名。比如“职同军帅”，既是官名，也是官阶，具体司职则从事务性工作到协助守土官和正职乡官处理政务都有。因为杂职乡官很多也参与政事，所以有时候记载中也直接称他们“军帅”“旅帅”。总之，由于现存的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极少，考查其地方官制不得不借助地方志和私人笔记，而这些记载者自身对太平军的官制也了解得不够清楚，朝中官尚且能分，军中官和守土官乡官就常常被混为一谈，或是不分“正职”和“杂职”，导致细节上的混乱。不过太平天国本身的规定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敌对方的记载者不完全了解，也不屑去了解情况罢了。(由于记载混乱，专家一不留神也会弄错，比如有人就曾经指出，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 乡官传》中所写的两位传主其实都不是乡官。

　　因为太平天国采用了一套和历代截然不同的官制，所以从一份记载对官制的了解中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人深入太平天国的情况。一个人如果自称在太平天国生活了一年以上时间，自称和太平天国的官员很熟悉，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很了解，还做下诸多记载，却“守土乡官”和“军中官”不分，，那他多半是信口雌黄，其“经历”也有可能是凭空捏造或虚构夸张。同样，一个现代人如果要谈论太平天国的体制和政治，他分不清“守土官”和“乡官”还情有可原，犯下官阶和职务不分的低级错误则说明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基本的制度常识，他不可能有效地去分析辨别史料和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如同不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具体操作方式却妄谈美国的政治运作乃至评价美国的民主一样。官制是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的表现方式，而政体则是国体的体现。对官制缺乏常识的人不可能真正了解政体，更不可能正确分析国体----也就是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

　　太平天国的官制在细节方面还有争议，但大抵如上，在1853年9月以前只有朝中官和军中官，1853年以后则在选拔任用了大量守土乡官，建立起了地方政权，由此实现了对根据地的管辖和治理。

几点商榷意见

1 关于太平天国官制中的“官”和“爵”

太平天国官爵似乎还是分得比较清楚的，特别是前期。如“王”是官爵，“军师”或“主将”是职称。只有侯爵一级存在官爵同称的情况，但也不全是，如黄玉昆为“卫国侯”时，官职是“刑部尚书”。所以小弟以为太平天国官制的缺点实为实职和虚衔混淆，而非官爵混淆。

2 关于天京事变前封侯者

可查的应该不只《贼情汇纂》所记11人，至少应包括定胡侯李开芳，靖胡侯林凤翔，平胡侯吉文元，剿胡侯朱锡坤，灭胡侯黄益芸，顶天侯秦日纲，护天侯胡以晃，佐天侯陈承??，卫天侯黄玉昆，赞天侯蒙得恩，镇国侯卢贤拔，补天侯李俊良，卫国侯曾锦谦，扶天侯傅学贤，(立羽)天侯吉成子，助天侯刘绍廷等16人。(《金陵杂记》)

3 关于石达开入京辅政的职衔

当为“圣神电通军主将”，并非“京内殿前正总鉴”，“总鉴”一职当为后来授于洪氏兄弟的。

4 关于洪仁(王干)回京后天京封授官爵的情况

洪并非立即封为主将，而是先授“福”爵，半月后升“主将义加衔”，其后又再封干王。

李秀成与洪仁(王干)是政敌，二人在自述中对对方的攻击都有不实之处。洪仁(王干)自述中提到在他登台受印之时，洪秀全有诏“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可见陈玉成封王不晚于洪仁(王干)“登台受印”之时。证以洪秀全封干王后所赐的“龙凤章诏”开头说“朕谕(王干)胞，达胞，玉胞知之”，对陈玉成以“胞”相称，亦可见已经封王。故英王至多略晚于干王，也应在1859年5月，而不像《李秀成自述》所说，洪秀全在封干王2个月后才又封英王。此外，这年11月李秀成写给捻军将领韩碧峰等的信中称他悬王印月余未敢启用，故李秀成封王当在9~10月，而不是12月。

5 关于天京事变后1862年以前封“军师”的情况

石达开在1858年初曾有很短一段时间加封“开国军师”，时间约在石达开起兵入浙之前(由此看来洪秀全当时是赞同石达开进军浙江以缓解京围的方案的)，但这年上半年重建“五军主将制”时应已将该头衔去掉，故这次封“军师”应该是太平天国历史上“军师”头衔最后一次以非虚衔的形式出现。

根据辛酉十一年历书，到1860年为止在世者中封“军师”的只有干王(开朝精忠军师)和翼王(开朝公忠军师)，当然这时的“军师”早已是有名无实，罗尔纲先生对此考证甚祥英王在此历书中的头衔是“忠勇羽林军英王陈”，并非“忠勇军师”，它和李秀成的“忠义宿卫军”，李世贤的“忠正京卫军”乃至石达开的“殿左军”一样，都是虚衔而已。

6 关于“新捻军”的王爵问题

“新捻军”中“梁王”“鲁王”“魏王”“荆王”等王号并非天京政府加封，而应为自封。太平天国自早期“燕王”“豫王”革爵之后，就不再以地名赐王号，嫡系将领王号都用“虚”字，连非嫡系部队都算不上，至多算盟友的“听封不听调”的捻军将领更不可能得到以地名颁赐王号这种崇高待遇。正如陶短房先生在考证《后期捻军王位考》一文中指出的，

“当时西北太平军封王者不过是陈得才、赖文光、兰成春、梁成富4人，捻军的直接上司、陈玉成部的名将马融和直至投降，封官不过是天将，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王统率王是常有的，但官低一级的天将统率诸王，则是断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黑石渡战役后，清方记载，邱远才的官职是朝将，此时天京已经失陷，南北声问不通，他不可能得到“淮王”的封号，他的王号只能是自称的，他作为太平军嫡系既然能自称王爵，散漫惯了的同盟者们自然也能。 ”

7 关于“主将”地位的变化？

“1860年以后，主将地位抬升”，似乎说反了？

太平天国初期以“五军主将”统率全军，地位崇高，后东西南北王封“军师”而不再保留“主将”头衔，唯没有“军师”头衔的翼王仍以“左军主将”领兵，而此后再封“燕王”“豫王”时也不再加“主将”衔，可见“主将”衔不轻赐的原则。

1858年重建“五军主将制”后，因天王有“永不封王”之说，便一度有“主将义加衔”之说，即凡封“主将”的都加“义爵”，即“六爵”中第一等，可见“主将”地位之高。但1860年加设“天将”“朝将”居于“主将”之上，“主将”地位便大不如前了。

另外，后期“主将”封王后即不再保留“主将”称号，这一点从太平天国文书中可以明显看出，如前文提到辛酉十一年历书中陈玉成的封号是“忠义羽林军英王”，与石达开1853年的头衔“电师左军主将翼王”情况不同。所以，封设四方主将时，“前后左中右”五军主将实际已不存在。实际上，从1859年5月陈玉成封“英王”之时起，重建不过一年的所谓后期“五军主将制”就已经再度被破坏了。

8 关于后期的“官”和“爵”

温兄认为后期太平天国爵位的排名是“王、天将、朝将、主将、义、安、福、燕、豫、侯”，小弟有些不同意见。前问提到“主将义加衔”之说，就说明“主将”与“义爵”是不同性质的，如果“主将”是爵，就不会同时加“义”衔，而且它也说明1860年以后“主将”地位与“义”爵基本是平行的。

小弟以为，“天将”“朝将”“主将”均非爵位，而是官职，就太平天国的统一官阶制来说，说是“官阶”可能更贴切(就如前期的“丞相”“检点”一样)。“官”与“爵”的区别在于“爵”可以世袭，“官”却不可以。史料中完全没有“天将”“朝将”“主将”世袭的情况，改授他人的倒有不少，足见是“官”非爵”。干王在其《英杰归真》中谈到太平天国爵位时只提“六爵”而未提“天将”“朝将”“主将”，亦可为印证。

当然，外人对太平天国这一套复杂又变化甚多的官爵制度弄不清楚，(如陈玉成封侯的爵位本为“成天侯”，但升“成天豫”后，清人不知“豫”为太平天国新设官爵，以致有曾国藩以为“豫天侯”之误；同时曾国藩，曾误石达开部下新设“天禄”一爵，细考之下当不过是“豫”爵的误听而已。曾国藩重视搜集敌人情报是出名的，还常常弄出这类错误，其他记载中的乖谬就更不足为奇了)太平天国自己人也有一些因为文化不高或年幼无知而对自己的历史有所误听误记(如蒙时雍，黄文英，甚至幼天王)，这都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有关太平天国官爵的记载混乱的重要原因。

另外，“朝将”之下，“主将”之上，尚有“神将”，与“主将”地位相仿的还有“佐将”。它们都是官名而非爵称。

等我腾出手来再回复你，哈哈哈

看温相和零兄论太平天国，真是精彩！

长见识！

1.关于你所说的封侯爵的十六人一说，现在一般都是说十几人，我取自张德坚的说法，为什么，因为通过我的考证比较接近史实

，你提的黄玉昆的侯爵，是卫天侯，其实，黄玉昆是1853年3月首封卫国侯的，4月被革去爵位（一说是五月）。同年九月复职

，改封卫天侯。那么，曾锦谦怎么会是卫国侯呢？由来已久的一种说法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六月，曾某人封卫天侯，但是，黄玉昆在1857年11月才死，没有资料显示这期间有人接替他卫天侯的爵位。又何来曾锦谦封为卫国侯的说法呢？曾锦谦在1854年是夏

官又副丞相，而另一石达开重要的亲信张遂谋的简历是如何的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张遂谋：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任殿左二十九检点，守安徽舒城县。丙辰六年六月，随石达开於武昌，时已升任春官正丞相。天京事变起，随石达开回京。在事变期间，都在石达开左右，深得其信任。封先天燕。

也就是说张遂谋如果坐实封为天燕的话，那么，曾锦谦也应该是

天侯，而非卫国侯，如果说那时候卫天侯是黄玉昆而只好改封曾锦谦为卫国侯，显然和常理不同，按照天国的规矩也不大可能。

我为什么举这么一个例子呢，就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官爵历来都是史家所困扰的大问题，一个是爵位问题，一个是人头问题，国侯改封天侯是1854年夏天的事情。

比如陈承槠在1854年3月封兴国侯，六月就改封佐天侯。李俊良

则直接封为补天侯。（李某是国医）

2.关于你所说的““新捻军”中“梁王”“鲁王”“魏王”“荆王”等王号并非天京政府加封，而应为自封。太平天国自早期“燕王”“豫王”革爵之后，就不再以地名赐王号，”这点我有

不同的看法。

具体是这样的，首先，新捻军中，梁王张宗禹的爵位是太平天国

中央政府封的，这是有历史可查的，再有，现在有资料显示任化邦、牛宏升的鲁王和荆王也是天京政府封的，此外，像首王范汝曾、列王徐昌先等人本身就是天国余部。我的原文中说“1864年天京失陷，新捻军组建的时候，还有王爵达10多人”也就是指的这个情况。

此外，你所说的天国后来不再以地名封，这点也不是完全如此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著名的诏谕之一的《朝天朝主图》中有这样

的内容：在荣光大殿前排列四行，巨王、元王、见王、次王、汉王、天西驸马、天八驸马为中排右行；崇王、长王、唐王、定王

、天四驸马、天东驸马、西父为中排左行。

由上可见，在庄严的太平天国全体高级领导集体中即使在后期仍然存在着以地名封王的现象。例如此中的汉王、唐王。

也就是天将、朝将的问题。

是我说错了，曾锦谦是为“卫天侯”，不是“卫国侯”。

《贼情汇纂》记载绝大多数史事都截止1854年底，只有极少数后来的增补，而《金陵杂记》对1854年以后的情况提供了比《贼情汇纂》详实得多的信息，如陈玉成李秀成封丞相，翼殿重要属官刘承芳的下落，名将余忠扶的官职等等。据《金陵杂记》记载黄玉昆后来改封“参天侯”，而“卫天侯”是曾锦谦，这一说法不无可能，或者黄玉昆先封“卫天侯”，后改“参天侯”，而“卫天侯”爵转赐曾锦谦，证以1862年苗沛霖降清后“奏王”封号随即改授赖世就，既然叛徒使用过的王号都不妨转赐他人，何况自己人用过的侯爵名号呢。

在《金陵杂记》中记载的5个《贼情汇纂》未载的侯爵中，包括蒙得恩封“赞天侯”一事，蒙得恩后来封爵一直以“赞”为号，《金陵杂记》作者如果不是确实得知他封“赞天侯”之事，是不可能预知蒙得恩后来以“赞”为爵名的，可见《贼情汇纂》对1855年以后史实确有重要漏记且为《金陵杂记》作者所知，亦足见天京事变以前太平天国封侯者不止《贼情汇纂》所列的11人。而且《金陵杂记》中另举的封侯者连原来的官制都能一一道出，如“助天侯刘绍庭本是伪东刑一尚书”等等，又能道出“卫天侯曾锦谦随石逆自金陵逸出”，其相关记载当非凭空臆造。

再说张遂谋的爵位，说张遂谋在石达开主政期间已封“先天燕”，似乎并无依据？太平天国的惯例是以军功晋升，陈玉成在天京事变后独当一面，为皖北军事统帅，加官晋爵是很容易的，张遂谋却一直居于天京，晋爵的机会并不大，加上洪秀全有意牵制石达开，在事变后迫切依靠其挽回危局的情况下尤不肯封其为“军师”，对石达开的亲信恐怕也不会随意加恩，增其势力。且张遂谋和陈玉成的官职一直相仿，如张遂谋为殿左二十九检点而陈玉成为殿右三十检点，张遂谋为春官正丞相而陈玉成为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在1857年春刚以军功晋封为侯，事变并未带兵作战的张遂谋不可能晋封为比陈玉成高出两级的“燕”爵。“先天燕”一爵，当系石达开远征后所封。

张遂谋在石达开远征后为其“谋主”，只是因为远征将领中高级将领并不多(除张遂谋外，只有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三名检点可算高级将领，其余如朱衣点在天京事变后的官职仅为“将军”，则事变前已为正丞相的张遂谋自然顺利成章成为翼殿第一人了)，却不见得此前一直在翼殿地位最高，如乙荣五年在芜湖战死的翼殿属官刘承芳地位便在张遂谋之上，因此曾锦谦先张遂谋而封侯并不是不可能的。

“张宗禹是张乐行的族侄，黄旗直系，但1862年的爵位不过“石天燕”，是六爵的第4等，距离王这一级别尚有福、安、义（主将）、掌率、神将、朝将、天将等多级，案此时太平天国封官虽滥，却仍是论资排辈，除此以外就是天京城内能够见到老小天王者升官容易些，从这样的低官升为王的，据记载有周文嘉（1861年为绫天豫），但他是在和洋兵作战时立下殊功，连李秀成也说“可嘉”的人物，而且是自幼从军从牌尾做起的年轻元老，张宗禹这样的外来投附者，又似乎从没到过天京，很难与其相提并论。

魏王李允是蓝旗旁支，在捻军中地位本来不高；牛洛红、任柱更是河南捻军，连5大旗都算不了（牛的红旗、任的蓝旗都是自张），于情于理，都很难获得王封。

更有力的证据是，当时西北太平军封王者不过是陈得才、赖文光、兰成春、梁成富4人，捻军的直接上司、陈玉成部的名将马融和直至投降，封官不过是天将，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王统率王是常有的，但官低一级的天将统率诸王，则是断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黑石渡战役后，清方记载，邱远才的官职是朝将，此时天京已经失陷，南北声问不通，他不可能得到“淮王（或怀王）”的封号，他的王号只能是自称的。 他作为太平军嫡系既然能自称王爵，散漫惯了的同盟者们自然也能。

不仅如此，多方记载都证明，后期太平军封王多用虚字为王号，很少用地名，而且因为封王太多，字越用越生僻，最后“封王皆列王”，以捻首们在天王心目中的地位，绝不会高于坐拥两淮数县的苗霈霖，他尚且封了个带虚字的“奏王”，张任等不可能得到“梁王”、“荆王”、“鲁王”、“魏王”这样以地名为系的王号。 ” (----陶短房《后期捻军王位考》)

而是卫天侯，那么还是有可能的。

在《中国近代史人物辞典》中关于张宗禹的词条是这样写的：

清末捻军将领。安徽雉河集(今属涡阳)人。地主出身。初随张乐行参加捻军起义。后转战于苏豫陕鄂皖，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1864年(同治三年)冬与赖文光整编捻军，以骑兵为主，步兵配合，流动作战。1865年歼灭僧格林沁部，粉碎湘军封锁围攻。1686年从河南率西捻军入陕，联合回民军。次年于西安灞桥大败清军。旋为援助赖文光，从陕北南下，经山西、河南至直隶(今河北)，逼天津，南下山东，被清军包围。1868年8月从茌乎转移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注意：这里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在前，而在与赖文光汇和在后。

此外，历史上记载：张宗禹等率军西走河南后，准备进入陕西与西北太平军会合。这时，由扶王陈得才统率的西北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正在东返途中。1864年4月下旬，陈部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等地先后与捻军张宗禹、陈大喜、任化邦等部会师，众达数十万，随即分四路向东南进发。清廷为阻止西北太平军和捻军援救天京，令僧格林沁的马队及鄂军、豫军、皖军竭力烂击。不久，聚集于鄂、豫、皖交界地区的清军不下十万人。

在1863年11月张乐行死后，洪秀全的天京政权为了笼络和进一步联合捻军，加封当时捻军的主要首领张宗禹和任化邦不是没有可能的，况且，兄所言1862年的张宗禹不过是燕爵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陈玉成在短短的大半年时间内从天侯晋封为王爵，那时，天国尚未滥封。当然，我不是说张宗禹可以等同陈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