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年庐山 （十九）表态和站队 -- 史文恭
在东哥传达了要“要划清界限”之后，庐山的其他与会者明白了一点。----现在的会议主题已经变了。-----此时，会议的目的已经不是讨论大跃进的得失，而是一个对东哥和彭总两个阵营的投票。------考虑到这两个阵营的力量是如此悬殊，因此，对这个投票的确切定义应该是，与会的TG高干们必须向东哥和中央表面自己的立场。----而且，东哥在26日向大会公开的著名的对李云仲来信的批语，在赞扬了李云仲敢于直接给他上书直陈大跃进的谬误的勇气后，将该信定性为一个“右倾思想”的代表，并向大会指出，“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警告中立的与会者：“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所以，整个会议的面貌转变了。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同一个人的发言在7月26日前后发生了质的改变，一个例子：
“谭震林在第五组，26 日黄克诚检讨之后，他接着发言。.....最后谈到，心头还有点火气，并非检讨不诚恳，就是因为彭德怀的那封信。“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些谁都是无法否定的。
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也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一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一切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在将来再作出的成绩。“
两天之后，谭震林在压力之下，不得不收回他讲的这番话。而且说：“我看他（彭总）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廷（脑后有反骨）。”（这里我们可以猜测，谭震林的改变是否是因为据权延赤所说的彭总于26日晚所说的“操回二十天”引起的矛盾激化。）
同样的，后来上山的王震，本是抱着对大跃进胡闹的一肚子火上山，准备狠狠放炮纠左的，---但还好，王胡子一上山，贺老总及时地教育了他，所以他后来的发言就是：“彭德怀是有功劳的，在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时期，他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承认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既然是表态，那么发言的力度，或者驳斥“右倾“一派的力度，显然是和发言者所表现出的忠心成正比的。------因此，彭总，黄大将，洛甫，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田在会前去四川调查中发现李井泉的浮夸和一手遮天，因此李对田很愤怒），乃至一些彭总意见的附和者，如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计委的贾拓夫，和被宋任穷拉上山的万毅中将等等，---统统受到了他们的同志们“热烈的”批评。摘引一段：7月27日小组会，罗瑞卿插话：“李锐同志曾向我们——在座的有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刘建勋、周小舟、周惠、李锐和我——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今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所有制问题，如果不是毛主席而是别人提出来，会不会戴右倾帽子？李锐同志这样提出问题不知是什么意思？据我看，李锐在会议前一阶段表示了很多错误观点，而且发展到了相当狂妄。”
而且，批评者的目光转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那就是他们把七月二十三日晚，彭总，黄大将，周小舟，周惠，李锐的夜会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种小组织活动。------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罪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是单独的，个人的意见，即使意见非常背离中央的方向，但还只能是“思想”上的错误。----然而，几个人一起交流“反党”的思想，---这就是一种“行动”了。-------因此，这是“图谋”和“实施”的区别。-------于是，对于彭总一方是否有小组织活动的争论（辩护和追究），就成了一个非常敏感也非常激烈的拉锯战，----也成了彭总一方的底裤所在。------尤其是，7月23日到29日之间，田家英来到李锐的住处特意通报，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李锐通知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李锐，问过总理，没有他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通报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房间时，林克（英文秘书）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这些内幕消息象惊雷，一个又一个在彭总方的阵线炸响，在这种压力下，周小舟因为从没有经历过如此党内斗争的场面。曾和李锐谈过，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说，不如‘出家“。（这几个人中，彭总，黄大将，洛甫等都是被党内斗争狠狠斗过的，周惠在抗日里经历了八路军总部被日寇合围，左权将军殉国这样的生死关头，所以意志也非常坚定，----李锐更惨，在延安整风中，他的夫人被组织派人教育帮助时，和教育者红杏出墙。---所以，就数周小舟没经历过风雨。）---而同样是因为这个压力，
有一个人企图通过玩弄小聪明来过关，他准备给东哥写一封信来说明他所知道的7月23日夜会的情况，----当然，他撒谎了，所以事实上，他埋下的是一个最终使他们定罪的定时炸弹，----这个人，就是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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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云仲的信。
李云仲是当时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由于坚持真理，反对当时计委（李富春领导）的乱搞），写信时已经被下放到东北协作区任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给东哥的上书共两万多字，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大跃进的胡闹和错误。（俺把他的全文引在后面，便于不了解当时大跃进的错误有多大的同学参考。）-------东哥以李云仲的信为契机，在26日发动了“反右倾”，这个上面已经提了。但虽然东哥对李云仲信的内容，评价为“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同时他的确赞扬了李云仲敢于给中央写信的勇气和责任感。------“他不稳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东哥的这个评语是散发给庐山与会的高干们的。-----但我们可知道，他对李云仲的评论根本就没有通知李本人，对李的处分是“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长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直到1988年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出版，李云仲才知道了自己的信对他命运的巨大影响。----好了，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我们是否会思索一点，---那就是东哥对李云仲个人行为的欣赏，为什么根本就没有得到执行层面的贯彻呢？
2， 田家英的报信
田家英，曾经是东哥最宠爱的秘书之一。------因此，他在庐山会议间的这种通风报信行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在会议早期，他是坚定的纠左者，在会议转为反右倾之后，他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起初，他还倔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等到后来彭总方崩溃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时，他的一些评论东哥的，负面的私房话被泄露和公开。-----所以，后来田家英是痛哭流涕地跑到东哥面前检讨---------在私人的层面，东哥有一付继承于母亲的非常善良的柔肠，虽然他事实上面临着因田家英对他的负面评论公开后，带来的个人印象的损害和亲信叛变造成的其威信巨大损失，但东哥依然还是原谅了田家英。-------最后，在庐山会议后的几个月后，最终田家英通过了组织对他在庐山行为的审查。----田的庆祝方式是，（据吴冷西回忆），“进了房门后，田手舞足蹈，猫身在地板翻了一个筋斗，大声说：“主席还是了解我们的。”---------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抄家，第二天，他含冤自杀。时年44岁。
3， 东哥此时的想法
7月23日到29日之间，田家英给李锐的报信里，特意通报，：“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关键字在“反党”，说明了东哥的定性。-----而且，周小舟已经在内，那么彭总当然是集团的领导者了。--------做为佐证，童小鹏的回忆录里《风雨四十年》写到：7月30日，他听到周公向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书记处同志打招呼是，说清楚了东哥的想法。周公说：“（政治局）常委考虑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是，有两种办法：一是就事论事，只批他的《意见书》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错误；一是连他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起清算。主席主张后一种办法。”-------俺引这一段的目的在于，这段记载其实很清楚地透露了在庐山上，哪两位才是真正的男主角。-----有一些同学把东哥在两天后8月1日“我66 岁，你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的一句话做为凭据，完全忽视东哥在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所批判彭总的大量发言，仅仅拿着一句话来推测东哥批判彭总的原因是“很多同志有此顾虑。”-----俺觉得上面童小鹏回忆录里面，周公7月30日的话，已经非常好地说明了历史的真相。------一条简单的史实记载有时候可以胜过很多复杂的逻辑学理论，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正是因为如此，俺在这个系列的开篇和中间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彭总的个人性格以及他和东哥的爱恨纠缠。----因为，没有这个背景，庐山会议的冲突烈度是不会那么痛烈的。
相关链接：史文恭:【原创】那年庐山 （一）
史文恭:那年庐山(十八)“对事，也要对人”和“操回二十天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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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笔误：“周惠在抗日里经历了八路军总部被日寇何为”，应该是“合围”。合乎逻辑的判断是：史教头用的是拼音输入法
另，谭震林似乎一直给人比较“左”的印象，但比较他26日的发言和之前与黄克诚的拍桌子，谭对原则和同志关系的把握还是很有分寸的，虽然他两天后在压力下改变态度。
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的工作岗位使他较能了解全面情况。这封长达二万多字的信，于1959 年6 月9 日寄出，是直接给毛泽东写的。信的内容具体，观点鲜明，论证确凿，态度诚恳。开头就说：“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 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 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当年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会外的闲谈，至少都还不敢这样露骨地直说。信中说“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这是事实。我在水电部工作，也有亲身体会。这股水利化的风大体是1957 年冬刮起来的。李云仲的信中说：“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查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信中还写到，1958 年1 月，他去过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要修一条100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查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万亩小麦。他找县委负责人谈，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后来又参加“苦干十天”的大会，10 天内养猪增1 倍，扫除文盲，除掉“四害”，锄完大田，等等。“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反而都去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信中还特别提到：“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关于公社化运动，信中谈到：“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300 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300 多口，但今年只剩了9 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关于基本建设，1958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有1900 多个，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倍，几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
从而谈到经济工作中的本质、要害问题是：“1958 年和1959 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 50%也不到。（即100 元投资花下去，能动用的不到50元）上百亿投资，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用。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说到，由于到处大办，都要翻番，只得大量“招兵买马”，去年增加2100 万职工。结果不仅农民、渔民，而且售货员、理发员、手工业者也都转为工人。购买力提高了，但消费资料远未跟上去。
信的第二部分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应当说，这是切中时弊的药方，只差没说，反对主观主义应当首先从中央。从毛泽东本人做起。（但说了“各级干部”）李云仲认为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贯彻。他从下面干部发生的情况这样说道：“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他举出上述滦县的例子。然后谈到他在计委工作时的情况，在局务会议上几次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这个道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提出清查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立起来了；几十亿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用的‘工程’上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建项目、规模的安排合理与否，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建战线过长对当前紧张状况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云仲亲自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回来对一位负责同志小心翼翼讲了几次：“矿石、焦炭、煤消耗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很多人当时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账。’当然，这个问题早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不过当时老是想：为什么不能算经济账？
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关于1959 年计划，信中说：“我们从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问题很大。虽然在多次会议上，并且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提出来。今年年初，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却又受到领导上的严厉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事长时间难过极了。”
这位申斥过他的领导同志，也明知“差口这么大”的严重性，后来又向人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李云仲似乎不能理解当时许多高层负责同志的为难处，因此在信中说道：“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大家‘看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员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在前面，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适当的吗？”
作为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人员，信中还谈到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这一种”。去年增加的2100 万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村中的骨于劳动力几乎抽光了），连他们的家属恐有五六千万人，由生产农产品一变而为消费农产品的人。这“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关于计划工作问题，几年来是大家意见最多，也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情。今年这个多了，明年那个少了；今天变过来，明天变过去；今天生产这种产品，明天生产那种产品；今年这个项目施工，明年那个项目停工……总之是，‘左右摇摆，进退维谷’，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一位同志跟我说：”今大很多问题，计划部门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作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划机关，未给中央当好‘参谋部’却是事实。“然后，信中指出近年计划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有三：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才能做好综合平衡，但实际常常是在各单位、部门间，年度、长远间，以及材料、进度，主机、配套，以及基建项目间，顾此失彼，畸轻畸重，”有数字无措施，有计划缺检查“。
2.这不能简单归于无经验，而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严重，特别是1958、1959 两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具体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很少得到考虑；每次计划方案，下面意见很多，也知道问题很大，但就是不采纳，甚至无人听取这些。向中央提出所谓方案，往往是3000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的；2200、2000、1800 万吨也是积极的，可以争取完成的。其实很多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了解，没有充分根据，漏洞百出。今年的计划调整后，钢按1300 万吨，比去年增加 500 万吨好钢，当然，仍然是跃进指标，但问题还很多。
3.在大运动中，计划工作不能正确坚持党的原则，跟着人家跑，时冷时热。苏联计划工作的重要经验，就是要坚持原则。“计划机关在一个部门。
地区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必须从全面出发坚持原则，不能怕有争论；事实上往往由于在这方面站不稳而吃大亏。对这项经验，我们吸取得不够。“信中还谈到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这也是我当时最忧虑并几次进言的问题）：”长期计划必须尽快编制，否则许多重大问题不能解决，如基本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规模问题，大型设备的生产安排问题，部门间的比例问题，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问题，重大的技术政策问题等。“
此外，信中还针对毛泽东提倡的一个地区或一个省建立独立工业体系问题，以及去年以来，中央把工业、商业、财政、物资等管理权限下放过多的情况提了意见。他举出具体例子，说明原料与产品相互供应的横向联系中断，生产和市场都会发生严重影响，从而提出“国家穷，工业基础很弱，事实上全国只有一个工业体系”，各地区在短期内都形不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是集中还是分散对国家建设有利呢？“想来想去还是集中多一些好。”
信未还谈到如何树立节约与朴实的风气问题，批评近年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的太多，国庆几大工程也有些过分。“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 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 一1800 万平方米职工住宅。”关于会议的伙食标准太高，请客送礼之风，以及负责干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也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毛泽东在批示中虽然说“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对他敢于直言的精神还是表示了赞赏，尤其对信中道出计划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很觉中肯。“他不稳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已经改了。
另外，您说得对，谭震林的人品比较好就在这里。直来直去。
我想胡乔木当年对于东哥号召学“海瑞”问题的解释可作参考：号召学海瑞，实际上不希望出海瑞。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1]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收到一封信[2]，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
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
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
他认为，从１９５８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
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
是在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
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
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
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
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
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
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
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
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
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
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
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
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
些人不同，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
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
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
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
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
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
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
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将１９５８年、１９５
９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
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
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
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3]以来，到
此次庐山会议[4]，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
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
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
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
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
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5]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
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
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
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与鼓劲两个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进行
九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党
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
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
没有达到１９５７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
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
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
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
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
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
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
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
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
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
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
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此
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
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只占相
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
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
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
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
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
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
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
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
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
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
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
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
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
批评 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
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
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六日
〔１〕 这是对李云仲一九五九年六月九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目前经济
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一封信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２〕 李云仲的信中说，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联系
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
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
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
险主义的侵袭。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党内思想战线上不
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要时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危害，
时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侵袭。（转发这封信时，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
加括号写了以下批注：“毛注：时而反对这样，时而反对那样，时〔然〕而
后言，可见不是同时。”）但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我们多少有些忽略了这些
历史经验，因而在一个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潮曾形成
一个主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办水利当然是好事，也收到了很大
的效果，但在水利建设高潮期间，似乎造成了一种气氛：认为在短期内，不
管条件如何，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也没有问题了。第二，以钢为纲的
方针是对的，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实际上不是以钢为纲，而是以钢为一
切。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全民大搞土法炼铁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
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第三，人民公社运动无疑是一个方向，是解决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问题是要根据客观条件逐步地向前发
展。而去年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所有制问题上，可能是跑得
太快了，具结果是“一平、二调、三抽款”。第四，去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
以上的建设项目达一千九百多个，为第一个五年的两倍，几乎每省都安排在
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由于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已一减再减，现在继续
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看到这些浪费和损失是很痛心的。第五，由于到处都
大搞钢铁，大办各种工业，大搞各种基本建设，去年职工增加了二千一百万。
总之，这些方面不能发挥效果的社会劳动花费得太多了，我觉得这就是目前
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我党的优良传统是对任何工作都要进行调查研究，典
型示范，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但去年的一
些重大运动，很少是按照上述方法进行的。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
斗争的收获巨大，但同时“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却有所抬头，
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也有所发展，可否考虑在党内，用和风细雨的方法，用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二）在各级干部中反对主观
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党性，是当前党的政治
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观主义在一些工作领域畅行无阻的主要原
因，是未能够在党内形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
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很浓厚，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
长的思想根源。（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第一，去年下半年以
来，以钢铁为中心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很快，农业劳力抽调太多，对今
年的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六级干部会议以后，农民的情绪基本
上稳定下来了，但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还有些问题未解决，农民的积极性还
未完全调动起来。第三，最近一个时期工业品的价格有些提高，但很多农副
产品的收购价格未动，因此一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不上来。第四，农村所需要
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许多地区不能保证供应。第五，农业生产计划制
度要研究改善。过去常说农业计划是间接计划，实际上比直接计划还要死，
农民自己毫无机动。（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第一，计划工作要做好综合
平衡，但几年来的实际情况一直是顾此失彼，而且往往是有数字无措施，有
计划而缺少检查。第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不能归咎于缺乏经验，而
在于计划工作中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很严重。几年来对国民经济情况既缺乏
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
过各方面自下而上的讨论研究，也很少考虑具体经济计划人员和厂矿企业的
意见。第三，在大的运动中，往往不能正确地坚持党的原则，各部门、各地
区时冷时热，只是程度上稍有不同而已。当前计划工作中另一个迫切的问题，
是必须尽快编制长期计划，否则许多重大的问题不能解决。（五）关于体制
问题。去年以来，中央把工业、商业、财政、物资等体制下放了一些，这对
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一些作用。今年在工业、物资方面又收回去一些，现在
看来问题很多。比如体制变化后的工作未跟上，造成产、供、销脱节，对生
产和市场影响都很大。（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铺张浪费，
最近又有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第二，
会议伙食标准太高。第三，领导干部生活上过分特殊的风气，有些地方仍未
改变。
〔３〕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
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４〕 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５〕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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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的计委后来被余秋里的小计委所代替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但李富春一般来讲是作为党史的正面人物的，所以对于他和他所领导的计委在大跃进中的表现，目前还没有深入追究的著作。----而李云仲后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只可能来自他提意见的计委。
而恰恰是这个计委，是东哥发动大跃进的主要几个执行机构之一。
东哥是不会和这种小人物一般见识的，还会表现出赞赏之意，但恐怕也并不会去更多的关注他。李云仲之前就已经多次得罪了领导，这次更是越级上访告御状，要是东哥专门发话要保护他，也许他日子还好过点，既然东哥已经批了他的信观点是错误的，那怎么整治他就看领导们的意思了。
东哥作为领袖，所依靠的是怎样的一个素质的执行面。现在很多闭着眼睛的批评者出来简单的把他老人家和三千万饿殍联系起来外，是不屑于注意这些具体的资料的。
"一条简单的史实记载有时候可以胜过很多复杂的逻辑学理论"
唉,何必拿这可怜的逻辑学来陪绑呢.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吧.从老毛的发言都可以推导出"全国范围的热情都过高",逻辑学公式又有什么用.
在没有共同前提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不争论.
如果选择前一种清算，是不是不会造成那么大悲剧？彻底清算只能算是泄几十年的旧怨了。
所以俺看到总理的这句话，也是一叹。。
更高的不讲，就是柯庆施之类，哪里是省油的灯，无非是过几年再找个机会算总账。
老毛彻底清算的结果，彭德怀“文革”前是平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