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近现代史一些问题之反思 -- 席琳

1) 根据政治需要随意取舍，抹杀某集团或某个人在历史上的功勋。……这不仅仅是在大陆，也不仅仅是现代，而是国人对于历史研究的通病。

[/COLOR]历史研究虽应秉笔直书，但是由于论者个人的感情，事实上很难真正公正客观。这点无论古今、无论中外大抵都是这样。

实例一：孙中山和陈炯明孰是孰非的问题，……陈炯明只是和孙中山有政见之争，而且也没有炮轰之事（即便有，也是孙中山的炮－中山先生在同盟会和辛亥老人中是有名的“孙大炮”，意思是他说的多，做的少）。结果陈炯明却成了国共两党为孙中山立圣的祭奠品。

[COLOR=red]孙陈之争我没有研究，如果您也没有深入研究，那么您的结论下得有点匆忙。

另外，孙大炮这个外号的来源和涵义，我了解的您所说的有些不一样。

实例二：在以前中学和大学所学的的历史教科书中，抗战只提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老人家的论持久战。再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小兵张嘎，鸡毛信和小英雄雨来之类的什么儿童团。提到国民党的部分，我们只知道有九一八事变，有福建事变，有皖南事变，有西安事变，有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八十年代我和友人游南岳衡山时，参观国民党抗日战争烈士陵园，方知国民党军队衡阳抗战的英勇，当时的震动很大。……

[/COLOR]余生也晚，七十年代生人。初中在八十年代，高中在九十年代。我的初中历史书里没有讲小兵张嘎，鸡毛信和小英雄雨来。相反除了现今大家熟知的四大会战外，还提到了长城抗战、南昌保卫战和中国远征军以及几次长沙会战。

实例三：抗战胜利后的芷江受降，本是民族盛事，当时中国军方负责接待日本军方代表的两位陈少校（其实是一为少将，一为大校，因外事需要，均降格使用），……

[COLOR=red]国军没有大校军衔，您就算是拷贝，也应教正其错误。

今天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里既有密苏里号受降的照片，也有南京何应钦接受冈村宁次投降的照片。

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顺便多说几句，好象哪个帖子里有位弟兄对教材中1949年以来绝口不提港台的发展很不爽。关于这个问题，听前东北师大的马世力（现在已经到南开了，据说是受博导头衔引诱）解释过：如果单独开辟一章讲港台，那么大陆其他省怎么办？要不要单独开西藏篇、新疆篇、上海篇、深圳篇？权衡结果，暂时不列。

2) 承秉中国历史成王败寇的恶习和文革遗风，蓄意拔高领袖或某个人的作用，制造或夸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影响确实十分恶劣。

[/COLOR]什么叫文革遗风？不懂。您的例子也没有说明哪里在“制造或夸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实例一：文革期间曾因林彪任党内的副主席而大肆宣扬平型关战役，但在913林彪摔死后，十大元帅就成了九大元帅，就没有人再提林彪（现在似乎又热闹起来，是好事，不是坏事）。相反，众多的回忆录里便有了自己勇于同林彪、四人帮和高岗作斗争的记录。如最近坊间流传甚广的某中将的回忆录，就说高岗这人讲话如何如何的水平低，人品是如何如何的差，以及如何压制别人和挟私报复等。高岗水平低人品差大概也是实情，但为什么不在当初高岗林彪当权时说，为什么不在高岗林彪活着时说。高岗林彪早已遗臭万年, 铁板钉钉，而且死无对证，再说人不好

――――――1、平型关大捷中共从1937年一直说到现在

2、《莫文骅回忆录》流传也不广。您看过吗？书里面说高岗念讲稿念了白字。您怎么就知道老莫在高岗活着的时候没有说？正兵团级的干部一句话就变成了副兵团级，上将变中将呢！书里说罗荣桓专门把莫叫到北京安慰，林也特意找莫谈话。这像没有牢骚的人吗？

3、人死了就不能说了吗？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况且老莫也没污蔑高岗呀。

实例二：中共党史上，刘少奇冤，彭德怀冤，很多人都冤，但最冤莫过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的“麻子”潘汉年

[COLOR=red]小开什么时候成麻子了？

潘汉年案就当时来说非常复杂，就是李克农也不敢拍胸脯担保小开没事，何况其他人？这种事情要放到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下去分析。

实例三：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搭档陈昌浩和西路军四万将士的冤魂，成为红军历史上的最大疑案，长期以来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研究禁忌，西路军的幸存者，终毛泽东一世，唯唯诺诺，不敢声言。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威震倭胆的八路军115师的代理师长陈光，

[/COLOR]西路军一般认为是21800人，不知您的四万人说来源哪里？

陈昌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定位应该是酷吏来俊臣般的角色。想想白雀园那些冤魂，陈昌浩死有余辜。唯一可叹的是那两万虎狼之师就这样断送，痛！

至于陈光，您了解他的具体情况吗？从他抗战胜利后的表现来看，他最终的结局使人浩叹，但也是咎由自取。

实例四：百色起义为突出宣传邓小平，有好事者仿毛主席遵义会议事。

[COLOR=red]这个我不了解，无法置评。

3) 对历史事件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并以当事人的身份虚构和杜撰历史。大者如井冈山会师，小者如川西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水牢。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文革期间，朱德、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变成了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握手，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COLOR]中国史学界公认，文革期间历史学（如果把考古学排除）研究除了产生一堆垃圾以外，什么都没有。

把文革中产生的东西当例证，只能说明您不了解历史研究。

4) 政治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涉，这一点实在是有中国特色。历史的事件自有历史的记录，历史人物的定位自应当由历史学家去认定，但事实却差之甚远。邱瞒囤的耗子药咱就不要说了

[COLOR=red]是邱满囤吗？他已经成历史人物了？还有那个李谷一和韦惟的官司，也都上历史了？

靠！上历史怎么容易，明儿咱也卖老鼠药去！

实例三：前一阵看到网上讨论前国家领导人，也是当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年轻的时候是否曾参加过日伪组织的官司败诉，也可以看到政治干预司法，和司法干预学术的影子。

[/COLOR]这个官司没听说过，不过陈永贵参加过日伪组织似乎是真的。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想要摆脱情感的困扰，唯一的办法是时间。我们不是常说500年后论英雄吗？试想今天的山东人说起黄帝，会不会咬牙切齿地说：这老小子杀了我爷爷的N次方爷爷蚩尤，我跟他没完！我是凤凰后代，不是炎黄子孙。所以给当代人物进行历史定位的一般是后世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学者。今天无论是政治干预或者是司法干预，对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说，不会有任何意义。

5) 不过，也不是没有异数。大凡拍马，拍者有心，被拍者乐意，并心领神受，以至于投桃报李。如井冈山的扁担之于林彪，从未见拍者或被拍者向读者、或被蒙蔽者致歉。

[COLOR=red]这和历史研究有什么关系？下面两个例子不过是亲历者澄清事实而已。斯诺会刻意去拍杜修经（文中误为杜休经）的马屁？李昌和杜修经一样，纠正别人的错误回忆而已。

笔者相信，随着原始文献的不断公开和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历史事件是非的曲直和历史人物人品的高下，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命题，迟早会回复其本来的面目。

[COLOR=red][/COLOR]看来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又重新回到了1978年以前的状态。呵呵！

People should be more careful in chosing their examples. The conclusion should have a sound base.

Could be nicer if more polite without sacarsm

以前看廖承志传时，里面讲到在香港廖承志和潘汉年开玩笑，说他是胖子，潘是麻子。

当然不知道这个传记作者考证过没有，呵呵

大校应当为上校，本人的笔误，谢谢指正。

潘汉年在党内的外号是叫小开，这一点您也没有错，但在党外就叫麻子。您再多读两本书也就知道了。

您自称也没有少读书，尤其是近代史。但按您的意思是（也许俺领会错了）文革产生的东西不是历史，邱满囤和小人物够不上资格上历史。或者是只有死了的人物才能上历史。还动不动就让别人去恶补了再搞那个什么什么。

您让俺怎么回答您好呢？

应该是三个字：

上校 －－ 大校

杜修经 －－ 杜休经

爱滋病 －－ 艾滋病

多谢，还有吗？

您笑得出来吗?

再,同意 西北望 的某些意见.

个例是有些出入，大意是好的。

谢西北望兄的指正。不过中国现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划分也不是没有争论的：

大陆的学者认为，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阶段。一九四九年后是现代史阶段。但较早的看法也有不同，认为五四运动起即为中国的现代史。（搞历史的人如此的变来变去，让我们这些门外汉如何适从？）

台湾的学者则认为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

但当我们笼统地说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模糊一点说，两岸学者的看法可能是差不多的。

呵呵，我这都是现抄现卖。

再次感谢您！

但席琳也有一句题外话：

席琳虚心的接受您在学术上对席琳的文章的意见。但老实说，您的修改之前的第一个帖子席琳是没有打算回的。

席琳哪儿有冒犯您的地方，还望您原谅。席琳认为溪溪河（席琳喜欢这么称西西河）的氛围应当是宽厚的，应当是与人为善的。

文章作者：6789in6789 转贴自：文学城

大家对党政军人物的历史言行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题材,因为很多人希望能够通过对这种历史的描述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的题材.但是,对于广大的普通朋友来说,或者说是对于广大的并不把这种特殊的历史当作题材来说的人来说,能够看到这样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很大的好奇心.毕竟大家都对未知的然而又是世俗世界中充满吸引力的东西很感兴趣....这也是题材之所以成为题材的原因.

然而, 历史的真相究竟应该是什么呢?做为普通的观看者,可能其实并不关心这个东西,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抱着笑看, 了解的目的. 然而, 如果一定要说成是历史. 那会如何呢?

我和很多普通人一样,会对许多党政军的人物充满好奇,做为普通人,我们也有机会接触他们,或者说是接触过接触过他们的人, 可以知道他们的一些风流趣事. 不过很多都是嘴上说说而已.做为文字,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有关的书籍...只是个人认为:很多,如果是以我们稍微还有写封建的脑袋来说的, 所谓家臣,近侍,等等这些环绕在主人公身边的人写出来的东西,总是可信,和可能的程度让人大大怀疑. 而一些当事人自己的写的东西, 也会被人批判...

让我们大大的不明白了, 到底历史在什么地方?

什么可以信, 什么不能信?

是当事人本人的, 还是当事人身边的人的, 还是通过语言文字记录整理出来的?

本来我还是很认真的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 在以前, 经常会听到一些社会上的流言, 说这个人如何如何, 那个人如何如何, 结果, 当自己真的有机会和他们接触的时候, 才发现: 流言的真实性实在是..............

所以, 在看到几曾回首的这次大争议后, 我突然觉得, 历史在很多情况下, 成了一个题材. 而我们最感兴趣, 最敏感的东西, 往往就是最好的题材.

所以 看到大家有时候心气很重, 甚至有些好勇斗狠. 我也想发发言: 这是个题材.

正好看到: 单世联的九死一生如昨.

大家有兴趣就看看吧. 毕竟也是一家之言.

九死一生如昨

作者：单世联

50年代末，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加深的田家英和李锐在私下里希望毛泽东退居二线从事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著述，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这一场革命太有研究的必要。确实，以共产党起家和夺权之难、代价和牺牲之大，以中国幅员之辽阔、革命成功之彻底而言，毛泽东等革命人太有理由为自己如愿以偿而衷心喜悦、频频回首了。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岗山，诗情如潮：“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这实在说到了正在享受着胜利成果的革命者的心坎上。

“九死一生”！对于那些已经闯过了这生死大关的幸存者来说，缅怀过去感到的是自豪与惊喜，革命使历史生动起来，也使生命丰富起来。毛泽东素来爱读历史，也善于利用历史。49年后他的报告和谈话也都充满着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时候，他如何谈论某事、评价某人，如何记忆一些细节等等，都可能是一些领导人地位和政治生命的信号。毛泽东只有一个，在其举世敬畏的权威之下，位高权重的革命者并没有行动和言论的自由，陈云的座车有人跟踪，元帅之间的交谈有人上报，他们除了颂扬领袖或检讨自己过去的“错误”之外，一般不能谈论自己的革命史，更谈不上写自传。历史属于党，属于毛泽东。49年后出版的许多革命回忆录，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开始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开始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等等，都是按照延安后期制定的标准和划定的范围，环绕突出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强调革命成功的不易来写的。直到“文革”结束之前，革命史的写作通常是大规模的覆盖或改写真实，突出的例证之一是以林彪取代朱德，说他是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走上井冈山的光辉代表。

但革命毕竟是集体性行动，幸存的革命者不会容许自己的贡献永远被尘封。80代以后，革命的丰富性逐步呈现，在人民出版社1979年开始编辑出版《革命回忆录》以及湖南的《峥嵘岁月》、贵州的《征途》、福建的《风展红旗》、河南的《燎原》等等地方性的回忆录丛刊中，禁区已逐步被打破。在解放思想、反左防左的政治路线之下，革命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在“组织”和“集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把曾经是无名的历史恢复为无数个体生命的创造和牺牲。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文类是老一辈革命的回忆录，其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回忆录通常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军队将领的回忆录多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些地方革命者也在本地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这些著述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主要回忆自己的经历，包括聂荣臻、徐向前以及众多将军们的回忆录基本上属于此类，其价值一般与作者的功名业绩有直接联系；第二类是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对革命史、党史的研究性回忆，他们查核报刊、博考档案、咨询同事，在提供史实、分析史料方面具有权威性，李维汉、薄一波、胡乔木、李锐可为代表。第三类是革命者的“狱中书简”，它们在同类著述中具有最大的真实性。典型的如瞿秋白、彭德怀等人的“自述”，虽然早就写好，但公开问世却是80年代以后。

革命回忆录是党史革命史的一部分，写什么、怎么写、什么时候写等都不是当事人自己可以确定的，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还必须得到权威部门的审查认可，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写作是得到政治局常委批准的。所以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革命家的回忆录都没有也不可能重构革命场景，只是因为它们毕竟要比较完整地再现革命者的主要经历，有一定的个人视角和主观评论，当然也就包含了比任何通史性、文献性著述更具体、更个人化的材料和内容，不但可以补充革命史的细节，也扩展甚至修正了一些既定的革命图景。比如师哲的《我的一生》对40年代初的延安政治生活的介绍就就远远突破了长期宣传所固定的格式；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就改正了毛泽东过去对四方面军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价；李锐的回忆录最为忠实地再现庐山会议的过程。在史学中，个人回忆一般要有旁证之后才能使用，但革命回忆录既有如上特质，所以可以肯定，任何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回忆录的革命史研究，其价值和意义都会有明显缺陷。

生于世纪初的革命者到80年代已届暮年，在宽松的政治气氛中，他们享有应有尊荣而又不再负有具体责任，朝花夕拾，回首平生，成了一部分人晚年的主要工作。虽然这些回忆录多由秘书、研究人员之类参与撰写，但既由当局者署名，毕竟具有个人著述的性质，《聂荣臻回忆录》就与一些研究者写的《聂荣臻传》不同。个人如何写自己的历史，往往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地位及写作时的历史意识，特别与对自己所负的历史责任的认识有关。一般来说，感觉良好者居多。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的谈话中说：“我多次拒绝外国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即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革命终生的革命者尚且如此，那些中途离开革命的前革命者如张国焘、王凡西等更不会例外。在这个意义上，回忆录的主观性又消解着历史的客观性。

本来，革命回忆录的写作有很大的便利。共产党是看重自己历史与个人历史的革命党，至少从延安时代起，党就建立了一套最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入党、提干要例行审查，每次运动要向组织坦白历史。这类审查之严密、交代之频繁、记录之细致，可谓登峰造极。以延安整风审干为例，从国统区来的人，连来时是乘火车、坐汽车还是步行都要交代，审查者从一些细节中发现你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立场。这些投身革命即为家、把一生献给党的革命者，绝大多数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对自己的历史毫无隐匿和回避。49年以后，“革命吃掉的女儿”的事更为频仍，党内斗争日趋严酷，被打倒的人在监中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坦白自己的历史，而越来越多的“专案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内查外调清理历史。所有这些，是真实的革命史，也是写作革命回忆录的第一手材料，有些革命者如李一氓的回忆录就是以其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为基础扩充而成的。不过，在档案解密之前，这些材料还不可能直接进入回忆录，他们只能公布那些已经公开和可以公布的，史实的全面重建还有待于未来。

所以毫不奇怪，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革命者把自己的回忆录叫做“自传”，较多的叫“回忆录”或“自述”，少部分另立书名，如黄火青的叫“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曾志的叫“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武衡的叫“无悔”等等。“回忆录”的好处是无需记录全部生涯，一方面，逝者如斯，人们只能记忆他愿意记忆的，陈述他愿意陈述的，回忆所提供的只是李一氓所说的“模糊的荧屏”而不是清晰的画面，往事不可能通过追忆而完整地重建。另一方面，革命历史有高度的连续性，革命党仍是今天的执政党，革命生涯也绝不只属于他人，个人回忆录必须维护党的形象，它必然要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有选择、有省略。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作者们基本不写自己的家庭生活、夫妻之事，而一个人无论多么革命，总免不了许多“后院之事”。而且，很多回忆录只写到49年，如粟裕、杨得志等，徐向前、许世友的回忆录也主要写战争年代。原四方面军军长王宏坤上将的《我的红军生涯》只写他红军时代的经历；赖传珠上将的日记，从1934年记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1989年公开出版的只到1950年打下海南岛。原因也许是，49年以前的历史相对好写：参加革命、入党、打仗、夺权等等，即使是失误和教训，那也属于总结性的，一般不涉及个人责任。4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频仍的政治运动，你整我我整你，有些事既说不清楚，也说不出口，只好让后来人研究了。比如按肖劲光大将的回忆，王宏坤在“文革”前就与李作鹏合谋夺取海军领导权，王自己可以另有说法，但毕竟复杂难辩，还是不写为佳。认真考虑这种复杂性的结果，是有的人，比如在“文革”前后地位很高的陈锡联，干脆把自己的一生留给后人评说而不写回忆录。

从而，研究性质的阅读革命不能“偏看偏信”，而需要相互校证。这里有几个方面，第一，每个革命党都有不便公开的策略和手段，革命修辞与革命行动从来是两回事。革命者因其当时的位置和事后的认识的不同，对革命进程中各种“曲折”和“错误”的叙述就不同。比如黄火青对40年代初中央党校的回忆就要通过薄一波、曾志等人的回忆来补充。第二，革命内部关系复杂，路线之分，山头之别等错综复杂、难得要领。比如何长工在长征中一度接受了张国焘的安排，他的某些回避就要借助黄火青的回忆录来充分实；关于1958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也只能通过萧克和张宗逊双方的回忆才能得到完整一些的认识。第三，革命史"左"祸绵绵，并非只有毛泽东一人在犯。如李锐所说：“从政治上看，毛泽东是极力维持自己至尊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唯我独尊，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听不进逆耳之言。他喜欢阿谀奉承，好大喜功等，对吹捧自己的人十分推崇，千方百计把这批人扶植起来，加以重用。”邓小平早就讲过不能把错误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但这些逢迎邀宠之人或有逢迎邀宠之行的革命者一般不愿意直书下来，而受害者通常会有客观一些的叙述。而更多的人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比如黄克诚勇敢地承担自己在第一次“反AB团”中的责任，却对自己同样负有一定责任的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点到为止，落墨极少。

本书只是读书笔记，无意更无力承担矫正误说、重建史实的重任，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提出而已。

共产革命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命运，它的影响迄今年内仍难评估，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的一切发展都只能建立在这场革命的后果之上，我们不可能离开这场革命来谈论现代中国。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们能够哪怕是部分地理解这场革命吗？时空变迁，材料缺乏，我们其实不能真正走进革命者的世界，包括现在的一些权威著作，有时也难免严重失真。相对而言，革命者的回忆还是提供了大量亲历材料，复原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和革命气氛，可以帮助我们稍微真实一些地认识革命。如果从革命者的回忆录中读到的革命与教科书及宣传册上的形象有所差异，那么显然，只有革命者才是革命的见证者和发言人。恩格斯说过：“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用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者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这就是阅读革命的革命原则和历史主义。

革命历史，凝为书册；烽火生涯，转成文字。今我来读，如热风吹面，如冷水浇背，幡然而悟，憬然而叹，情动于中，下笔难禁，一年之余，得二十篇，题名《革命人》云。

不知道陈定炎对此有解释没有?

http://go.6to23.com/moxianju/his/shanshilian/

必有以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