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上尉
拜科努尔发射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在太空计划初期,拜科努尔是一个十分适合测试人类耐力的地方。发射场占地2000平方英里,坐落于沙漠深处,蝎子、毒蛇和毒蜘蛛在这里随处可见。我曾经亲眼见到一名年轻技术员被蜘蛛在脖子上咬了一口,两分钟之后他就死了,我们却无能为力。
尽管这里气候极端恶劣,为先期航天员和常驻工作人员修建的宿舍质量却很差。这些小砖房都是按照莫斯科的建筑标准修的。几年之后基地建设总负责人得到了嘉奖。我要是说了算的话他活该受罚。
飓风一样强劲的寒风能把冬天的温度降到零下40度,雪化了之后,无休止的强风卷着沙粒抽打着建筑物,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毛巾堵住门窗的缝隙,但就算这样粉尘依然在房间里弥漫,落在我们的衣服上,眼睛里和饭菜里。到了夏天,温度则一路上升到40至50摄氏度。晚上睡觉为了降温我们不得不用湿床单把自己裹起来,然后屋外的昆虫都会被湿气招进来。慢慢地各项设施都有了改进,但是对于第一代航天员来说,呆在这里就是受罪。
基地地点的选择很合理:莫斯科东南1300英里,咸海以东100英里,塔什干以西500英里,此地接近赤道,火箭发射时可以获得最大推力,因为地球自西向东自转速率最快的地方就是赤道,可以给火箭带来额外的速度。
尽管发射场的名称是拜科努尔,但它并不位于拜科努尔市里,而是在城市西南200英里。(这种地理意义上的名不副实是为了迷惑西方的情报部门)不过美国的间谍飞机,例如加里.鲍沃斯驾驶的那架,经常在这里的上空游荡,试图确定准确的火箭发射地点。地偏人稀的环境保证了拜科努尔基地的安全性。1960年的火箭爆炸事故如果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的话伤亡还要惨重。
灾难发生四年之后,我们的太空项目已经完全回复了元气,而且更胜以往。紧跟着加加林的任务和随后五次“东方”任务,我们在1964年10月成功发射了第一艘“黎明”飞船,搭载三名宇航员绕地球飞行了16圈。西方对于我们的多人飞船既嫉妒又羡慕。
当时,美国人的第一代“水星”飞船一次只能送一个人进入轨道,而黎明系列本来就是为双人搭乘设计的,它的改进型号可以搭载三人,这使我们在太空竞赛中领先了一步。
我和我的任务指挥帕维尔.巴亚耶夫(Pavel Belyayev)一起接受了两年密集训练。帕沙是我在航天员圈子里除了尤里之外的另一位好友。当时有些参与项目的人员希望叶普金尼.克鲁诺夫(Yevgeny Khrunov)来指挥这次任务,其中包括好几位医生,因为巴亚耶夫曾在几年前一次跳伞事故中摔断过腿。不过我很为帕沙说了不少好话,因为我认为他的能力比克鲁诺夫强。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更久,对他更信任。最终他们同意了,尽管克鲁诺夫对此很有意见。
除了太空船导航方面的密集训练之外,我们还着重对出舱行走的所有环节进行了尽可能逼真的模拟演习。太空行走的预计时间是十到十五分钟,但是把进出气密舱的时间都算上则需要一个小时。每一秒钟的练习都必须在失重条件下进行,这一点既费时又费力。
在地面上的实验室里没办法模拟失重环境,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一架改装过的TU-104里进行训练,这架飞机可以以1000公里的时速进行一系列的抛物线飞行,每次下降可以模拟30秒的失重状态。失重时间即短又不连贯,意味着为完成历时一小时十五分钟的出入太空船和太空行走练习,飞机需要爬升200次。
我们要针对所有能想到的紧急情况进行训练,其中包括我可能在太空中神志不清。之前从没有人进行过太空行走,所以谁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如果真出了这种事,帕沙就得出舱救我。训练强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后备组员的指挥官在训练中得了轻度心脏病,不得不找人替代。
不久前,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转向,1964年10月13日,黎明1号的乘员从轨道返回的当天,他们收到了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疗养地发来的祝贺电话,十天以后被召回莫斯科并遭到了解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以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成为了一把手。权力的轮替对太空计划没什么影响。尽管赫鲁晓夫一开始对太空项目不太热情,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太空探索方面的领先地位带来的政治资本,因此成为了太空项目不遗余力的支持者。勃列日涅夫也是如此。
尽管要求太空项目赶进度的压力很大,但是政策是在进行特别危险的载人任务之前要先发射无人飞船。黎明2号就属于这种任务,所以在三月中旬的预订发射期之前三周,我们在拜科努尔发射了一架无人原型飞船,结果爆炸了。爆炸的原因是地面发送的指令混乱,触发了飞船的自毁系统。安装自毁系统的用意是避免飞船失去控制在人口密集地区坠落。
此时我和帕沙以及绝大多数高级技术人员——其中自然包括总工科罗廖夫本人——都已经来到了拜科努尔。爆炸前一个小时,科罗廖夫刚好到招待所来看我和帕沙。他看上去十分疲惫。他最近身体不好,正在经受由肺部感染引起的感冒。但什么都阻止不了他和我们谈工作。当天晚上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选择。
“无人任务搜集的所有数据都遗失了,”他说,“我们只剩一架黎明飞船了,这是为你们准备的。如果我们用这艘飞船再进行一次无人任务,罗沙,你的任务至少要后延一年,到那时替补的飞船才能建好。”
“一切都取决于你。我没法告诉你该做什么,”他接着说,“这种事没有标准答案。任何准备都无法让你的任务万无一失。风险是存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选择权在你。”
然后他很不经意地提起了美国宇航员埃德.怀特要在五月份进行太空行走的事。
他很清楚要如何挑动我们的好胜心理,也一定早已预料到了我们的答复。我们可不想耽误一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1965年2月的那个晚上我们满心自信,感觉所向无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哪怕有风险。
“世纪系列(Century series)”似可译为“百系”或“百字头系列”,指的是美军编号为F-10X的战斗机。也就是从F-100超佩刀、F-101巫师、F-102三角剑、F-104星战士、F-105雷公、F-106三角标枪这几型。
为什么不直接叫F-series?
曾经看过他的自传,此人的确技艺超凡,在爱德华兹当试飞员期间,曾经和人喝的烂醉,飞机都要爬不上去了,后来爬上去后仍然把飞机飞起来了!驾驶x1第一次超音速试飞前几日,刚刚摔断数根肋骨。
最后一次见到报道是200*年美国空军成军纪念日,耶格尔准将已经75岁了,最后一次驾驶f15作超音速飞行穿过欢呼人群的上空,从此告别飞行了,我记得总飞行小时极为惊人(5000还是10000),已经超过99%的民航机退役飞行员了。不知道老将军现在还健在吗?
geology studies rock.
2
尽管很早以前我和帕沙的分工就已经确定了,我负责出舱行走,他负责操纵飞船,但是直到发射前一周我们都还没被确定为正式乘员。莫斯科方面成立了一个由高级别领导和高层军官组成的选拔委员会,讨论我们这几天接受的测试的结果。最终他们确定由我们两个来执行这次历史性的任务。我很自豪,但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责任感。我知道我为这次任务已经进行了最为刻苦的训练,做了最为完善的准备,但我还是忍不住问自己,是否足够坚强镇定。
我知道,我的妻子苏维特拉娜如果知道了计划的全部细节一定会担惊受怕,所以我事先没告诉她我要出舱行走。反正航天员从不和家里人讨论工作。她所知道的就是这次任务极其艰巨。发射前的一天我们通了电话,我知道苏维特拉娜和我们的大女儿维卡将会得到其他航天员家属的支持。
妻子们不能前往发射场,也不能进入控制中心。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航天员都认为在即将执行任务之前看见与任务无关的女人不吉利。这种迷信在军队里很普遍,比如潜艇兵就认为女人上潜艇不吉利。
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工作性质也没什么概念。维卡有一次在幼儿园里,小朋友们问她我开的是什么飞船,她说:“是个大汽车。”她知道的就是每天早上部队的公共汽车来宿舍楼接我们,所以她就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上天也一定坐公共汽车。
1965年3月17日,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获准携带的寥寥几件个人物品已经装上了飞船。我带了一块画板和一套彩色蜡笔,我的打算是只要有时间就要把太空的景色画下来。
我们的食物也装上了飞船,都装在密封塑料袋和牙膏管里,有小块的奶酪,罗宋汤和黑莓汁。我还要了一小份Kharcho,这是格鲁吉亚地区一种用大米,肉,洋葱和大蒜煮的汤。不过在最后时刻我把大部分食物都撤了下来,换成了手枪弹药。任务总共不会超过24小时,要这么多吃的有什么用?还不如多带些防身的弹药,以防万一飞船降落在野兽出没的地区。
然后帕沙和我进行了出发前的最后一项仪式,这是从四年前尤里进入太空时起形成的传统。即将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在任务前一晚要搬出自己的房间,在尤里及其替补蒂托夫的房间里过夜。那天晚上我睡得是当时尤里睡过的床,帕沙睡得是蒂托夫的那张。
医生们整夜监测这我们的睡眠情况。这十分烦人,明知道自己被人监视的情况下谁能睡得好呢?第二天早上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没睡着,不过大夫告诉我我睡得很沉。在简短的检测之后,帕沙和我都可以上天了。我们的早饭是煮蛋,面包黄油,土豆泥和茶。
早饭之后,我们几个人——其中包括负责全程监控飞行的尤里,还有科罗廖夫——开了一瓶香槟,这也是传统。我们每人抿了一口。然后我们在瓶子的标签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尤里把半空的瓶子放到一边,保证道:
“等你们回来,咱们再把它消灭了。”
下一项传统是静坐,大多数俄国人出远门之前都要小坐一下。“朋友们,我们都坐吧。”尤里说。
我们刚坐下他就跳了起来,“好了,我们走。”
我们一行几人坐上了通向飞船的公共汽车。在路上,由于情况所迫,我们又做了一件事,后来这成为了飞船升空前的最后一项传统:
我们围成一圈,对准汽车轮子撒了一泡尿。
小的时候读过飞向月球,对那段竞争非常神往。后来去过肯尼迪航天中心两次,见到了土星五号飞船。直到今天,那还是人类造过的最大航天机械。
接收人 万年看客
信息标题 冷战先锋4 里的一个bug
发出时间 2010-03-03 08:21:05
内容 (1965年夏天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古巴旅行,在那里我见到了海明威。我告诉他尤里.加加林十分喜爱他的《老人与海》,他深受感动。当时海明威在苏联并不出名,因为他的书苏联出版得很少。他是个很有性格的人,对我们的太空项目也很感兴趣。)。
海明威1961年就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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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是按照原文翻的,还烦请明白人指点一下,究竟是列昂诺夫记错了还是怎么回事。
3
黎明号的舱门已经封闭了,做好了发射的准备。舱室里十分安静,一点也不像开战斗机,起飞前引擎的轰鸣能把机舱震得发抖。在太空舱里,你能听见的就只有电子仪器运行时的嗡嗡声和耳机里技术人员的指示声。舱室里更明显的是气味,闻起来像新刷的油漆和88号胶水,这种胶水里有医用酒精的成份,是我喜欢的味道。
经历了长久的训练之后,舱室对我并不显得拥挤。但是它的确很小,内部直径只有两米。我和帕沙被护具固定在座椅上,腿根本伸不直,就像金属质地的摇篮一样。座椅下面是减震器,用来减缓着陆时对我们的冲击。火箭点燃之后,逐渐有了震感。火箭的升空将我们压在了座椅上。接着我们就感受到了火箭穿越大气层时的巨大力量,就好像坐上了一辆垂直向上的高速火车。从这一刻起,我们开始持续向地面报告我们的情况。
“钻石一号,”帕沙报出了自己的代号,“我一切正常。”
“钻石二号,”我也跟着报告,“我感觉好极了。”
如果火箭在升空的最初十八秒出了问题,我们根本没有活路。根据火箭的设计,刚刚上空的时候弹射装置和降落伞都不能用。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按科罗廖夫的说法,这种设计并不比民航客机更危险,当时的客机在刚起飞的头二十秒也无法安全降落。不过我们现在没时间想这些,光是监控各种仪表就够我们忙活了。
我们的座椅前方有个小圆窗,一开始舱室外面套着整流罩,什么也看不见,但火箭上升到距地面80公里的高度时,整流罩就脱落了。我看向窗外,第一次看到地球。
我有点失望。身为空军飞行员,我经常在15公里的高空俯瞰地球。从这里的舷窗看出去,景色也没什么不同。我本来期待着看到黑暗的天空映衬着地球的曲线,但我们现在的高度还不够。
火箭已经飞行了十分钟,高度是500公里。一声巨响,太空舱和火箭分离了。我们早已脱离了大气层,随着火箭轰鸣声的停止,我们进入了失重状态,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地球轨道,开始第一圈绕地航行。
舱室里的小件物品都飘了起来。四周如此安静,控制台上的钟表指针和导航仪器发出的滴答声都一清二楚。飞出阳光直射的区域后,我们开了灯,直到此时我们都没感觉到自己进入了太空,一切都和演习一样。
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感觉很不舒服,就像被人倒挂了起来一样。重力的消失会扰乱感官。不过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复杂的检查工作,以确保太空船运行正常。
“钻石一号确定,系统一切正常。”帕沙报告道,“钻石一号和钻石二号感觉很好。”
进入轨道之后,帕沙请求释放气密室的许可,为我的太空行走做准备。请求获准。气密室是一个帆布围成的舱室,随着他启动了相关装置,一根橡胶管子开始向里面打气。起初舱室压缩得很紧,长度只有70厘米,但打气不久就伸展到了两米。同时,我开始往背上系笨重的呼吸装置,其中包括装有90分钟氧气的钢瓶。很快我已经准备好爬进气密室接受出舱前的减压过程了。
帕沙在我背上狠拍了一巴掌,“好了,”他说,“走吧。”
进了气密室,我关上门,等着氮气充满我的血液。为了避免潜水症,我体内的氧气动脉血气压在进入太空后必须保持不变。舱室里的气压终于降到了零。我报告说已经做好了出舱的准备。
地面控制中心在批准我的出舱请求之前必须对我身上的所有设备彻底检查一遍。舱门开启的时候我正仰面躺着,舱室里很狭窄,基本没有翻身移动的余地。但我还是强扭着脖子想在毫无阻隔的情况下看看地球。
这次我没有失望。
舱门开启是的景象使我呼吸为止一顿。昼夜正在交替,我竭力后倾身体所看到的一小片地球是深蓝色的。我向南极的方向看去,弧形的地平线之外是黑暗的天空,星星亮得耀眼。我把脖子拧得生疼,但还是想再多看两眼。在18000英里的时速之下,眼前的场景迅速地转变着,很快,非洲的轮廓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一直在等待着允许我离开太空舱自由活动的指令。不知道等了多久,耳机终于出声了。
“钻石二号,你现在情况很好,可以执行任务了。”地面指挥台通报道。
我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我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没花几秒钟我就把上身从气密室里推了出去。我用一只脚蹬住舱门的边缘,拉住一根扶手,最后向四周看了一眼。
我们现在已经跨过了地中海,抬起头来,眼前的景象宛如一片硕大无比的彩色地图,我能看到黑海的全貌。我的左边是希腊和意大利,前方是克里米亚,右边是白雪覆盖的高加索山脉和伏尔加河,抬头看去则是波罗的海。
列宁曾经说过,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这是对我眼前所见的最好描述。我收回思绪,开始回复控制中心。
“我感觉很好,”我一边报告一边把连在维生系统上的呼吸软管从气密室里拉出来。然后我脚下轻轻一点,如同在游泳的时候蹬住游泳池壁来发力一样,我离开了气密室的边缘。
我走进了太空。
我成为了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人类。
那一刻的激动无与伦比。无论过去多久,我都无法忘记当时那矛盾冲突的感觉。
在无限的宇宙面前,我感觉自己无比渺小,如同一只蚂蚁。但同时我又感觉自己无比强大。高踞于地球的上方,我能感受到将我送到这里的人类智慧的力量。我感觉自己是人类的代表。我的内心完全被这些感觉淹没了。
事后我才知道,我四岁大的女儿维卡看到我迈出走向太空的第一步时捂住脸哭了起来。
“他在干嘛?他在干嘛?”她嚎啕大哭着说,“告诉爸爸快回去。求你了,赶紧让他回去吧。”
我父亲也十分生气。他不理解我的任务就是为了证明人类可以在外层空间生存,所以冲着蜂拥进家门的记者们一通发火。
“这个混小子在捣什么鬼?”他大叫道,“人家都老老实实地在太空船里面执行任务,就他一个人往外爬!赶紧把他叫回来,回头再跟他算账。”
他的愤怒很快就让位给了骄傲。因为克里姆林宫通过控制中心向全国广播了勃列日涅夫向我发出的贺词。
“我们政治局全体成员正在看着你,我们为你而骄傲。”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祝你取得圆满成功。多加小心,我们期待着你安全返回地球。”
我脱离气密室,在太空里漂浮的电视画面通过控制中心传遍了全国各家各户,只有几分钟的延时。
还是说美国佬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