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武松用棍棒打死老虎：让人笑不出来的冷笑话 -- 金仕并

　　现在蒙古国使用的用基里尔字母（俗称俄文字母）拼写的新蒙文，主要创制者是蒙古作家、语言学家策·达木丁苏伦（Ts. Damdiinsüren）。我在百度上搜“达木丁苏伦”，结果搜出了这样一则新闻外链出处（摘抄如下）：

看完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还以为蒙古的“对外国文化进行‘本土化’处理”是什么高招，原来就是胡译、乱译啊。“武松打虎”是《水浒传》中的名段，蒙古国翻译者对这样的名段的“‘本土化’处理”原来就是楞塞给武松一根棍棒，非要让武松用棍棒而不是赤手空拳打死老虎？

　　为了确定记者没有歪曲王浩副教授的意见，我又在网上继续搜索，结果找到了王浩本人的论文外链出处，这下子真的看得无话可说了：

照这么说来，我也算摸着了把外国文学“本土化”地译成汉语的诀窍了，以下试举三例：

　　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小说主人公德拉和吉姆分别改名徐静蕾和王朔；送礼物的时间从圣诞节改到七夕；徐静蕾要煮的不是咖啡，是绿豆稀饭，待会儿要做的也不是肉排，而是糖醋里脊；小说标题也要改，可以叫《王母娘娘的礼物》。

　　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项链》：小说主人公玛蒂尔德和她丈夫分别改名史恒侠和郭敬明；故事发生在上海，塞纳河改成黄浦江；郭敬明存钱不是为了打云雀，是为了到四川麻将馆搓麻；他们举债之后，史恒侠靠当钟点工和酒吧三陪妹攒钱，郭敬明则混进黑社会，靠勒索商铺保护费攒钱；最后借史恒侠项链的那位太太用她家乡的东北话惊呼：“哎哟我的妈呀！芙蓉姐姐你咋这笨捏？俺那串项链可是假的，去年逛北京时赶天桥地摊上买的，也就十来块钱儿吧。”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就更容易“本土化”了。丹麦改成秦国；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改成嬴子婴；克劳迪斯改成二世皇帝嬴胡亥；鬼魂改成嬴扶苏；波洛涅斯改成李斯；雷欧提斯改成李斯的儿子李由；奥菲莉娅是李斯的女儿，可以随便起个名，比如叫李宇春；然后可以大胆创新，加上赵高、项羽、蒙恬、章邯这些人进去。这活陈凯歌最拿手，我就不多献丑了。

　　我忍不住想，一个民族得有多封闭、多落后，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么不自信，以致连翻译个外国文学名著都要篡改情节，连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都不敢直接引进，还要美其名曰“本土化”呀？我隐约觉得，蒙古国独立之后至今仍然如此落后，和他们的那种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关系非常大。上面这种强行削外国文学名著的足、适本国文化的履的作法，大概就是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体现吧。

　　说句不中听的话：仅仅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蒙古国的独立实在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害人也还罢了，关键是还害己。不过这终究已经是往事了，我们姑且可以不管。但是，王浩副教授一个堂堂的北大博士，居然还觉得蒙古那种胡译文学名著的做法“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这种学术固然新颖，可是对中国又有什么用处？难道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只有靠胡译外国名著才能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

　　再说句不中听的话，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不能近亲繁殖，不能让话语权全掌握在信奉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甚至靠向研究主体撒娇献媚来取得学术地位的所谓学者手里。其实就像很多人文学科一样，民族学的研究并不难，像西西河这样高水平论坛上的人，只要在业余加以训练，我想足可胜任，做得未必比现在的那些专业人员差。当官方操纵的学术已经不能满足民间的需求时，是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时候了。

民族问题在河里谈得不少，河友们也贡献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虽然网络上的讨论不能直接转化为学术论文，但论文最重要的其实是思路和问题。有了问题和线索，下去之后把情绪冷静一下，依照学术的理路拟出研究框架，就可以进行严肃的研究了。

红字部分我尤其想多谈两句。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经常会有移情，尤其是对一种文化建立了感情之后，更是不忍加以批判。这并不必然是坏事，因为很多优秀著作就是以“同情之理解”为基础的。相反，如果墨守个人固有的判断标准，则很可能会犯东方主义的错误。当然，作为知识分子，一定要保持批判精神，这样无论是对研究对象，还是对自己著作的读者，都是负责任的态度。只要对相关的背景知识有了足够的了解，不妨直言不讳。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在美国学界也是非常突出的，这跟liberal们标榜的文化多元主义有关系——并不是我们的好榜样。

惊喜：你意外获得【经验】 三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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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林语堂翻译《茶花女》，把“Lord Forbid! ”译成“阿弥陀佛! ”, 把“God of Heaven”译为“观音菩萨! ” 至今还是翻译界的反面教材。

　　最近整理《内蒙古植物志》上的蒙古语植物名称，深深感到蒙古族的思维的确与汉族不同。

　　在蒙古语里面，цагаан（cagaan）是“白色”之意（汉语音译为“察干”“察罕”之类）。含有这个词的植物名称很多，仔细瞧去，用法也多种多样。有的作名词构成属名，比如ойн цагаан是种阜草（直译即“林中的白物”），бат цагаан是槭树（直译即“坚硬的白物”），наанги цагаан是山药（直译即“发黏的白物”）；有的用来形容整株植物的颜色，如цагаан гацуур是白杄，цагаан нарс是白皮松，цагаан хус是白桦；有的却只是形容花的颜色，如цагаан далан товч是白花点地梅（直译是“白点地梅”），цагаан хчинги是白花草木樨（直译是“白草木樨”），等等。这后两个名称在我看来就很特别，因为“白点地梅”“白草木樨”这样的名字若在汉语里很容易被理解为整株植物发白，而不仅仅是花。

　　又如vст（üst）是“有毛”之意，含有这个词的植物名称也很多，但是这些名称并没有像汉语名称那样指出植物长毛的部位。比如vст барагжаа ойм（密毛岩蕨）、vст туулайн тагнай（腺毛委陵菜）是全株有毛，vст сиймбий（毛柄水毛茛）是叶柄有毛，vст айргана（毛脉酸模）、vст яшил（毛脉鼠李）是叶脉有毛，vст тогторгоно（毛花地肤）是花有毛，vст биелиг вс（毛轴早熟禾）是花序轴有毛，vст дэрс（毛颖芨芨草）是颖片有毛，vст цайвар хайлас（毛果旱榆）是果实有毛。这些植物在其他部位未必有毛，指出长毛的位置本来是有必要的，但蒙古语名称却“偷了懒”，一律一个vст了事，管你长毛的是全株还是叶还是花还是果呢！

　　其实很多植物的汉语名称和蒙古语名称都是其拉丁语学名的转译，有时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蒙古语名称会“偷懒”，比如vст шнжимл цэцэг（毛萼女娄菜），其学名是Melandrium firmum var. pubescens，其中的pubescens意即“有柔毛的”，也没有指出是哪儿长毛，所以蒙古语译名没有像汉语译名那样指出长毛的是花萼，还可以理解。但是在其他很多例子中，学名中明明也指出了长毛的位置（比如毛花地肤学名Kochia laniflora，种加词laniflora意即“花有绵毛的”；毛轴早熟禾学名Poa pilipes，种加词Poa pilipes意即“轴有细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蒙古语译名是为了省事才故意漏译长毛位置的。

　　最近看特格希都楞著的《蒙古语构词法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11月），才确定蒙古人果然有这种“偷懒”思维。书中第173页说：“制定名词术语时注意简便的同时，也争取做到工整，尽量避免用三个词”。例如“语言学”不用хэл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而用хэл шилжлэл；“人造卫星”本来制定的是хиймэл дагуул од（这是汉语的对译），但是在具体使用时却常常简称дагуул од（即“卫星”）或хиймэл дагуул（直译是“人造卫”）。

　　其实，汉语名词术语在制定时也注意简便、工整，也喜欢用两个字，超过两个字的常常使用简称（比如汉语中也常常把“人造卫星”省作“卫星”），这都无可厚非。但是简便、工整的原则不能高于准确的原则。如果为了追求简便、工整，连精确性都不要了，那么我觉得这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蒙古语中那种偷懒的植物名称就一定不好，因为植物名称说到底只是个称呼罢了，管一种植物叫“毛花地肤”还是“毛地肤”，严格说来是无所谓的，就算叫阿猫阿狗，只要群众接受，都是可以的。但是，汉族植物学家宁可为了准确而创造不太合汉语语法的植物名称（如“变黄楼梯草”“变黑无心菜”之类），蒙古族植物学家却宁可为了合乎语言传统而牺牲准确性，一个觉得“祖宗不足法”，一个却带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从植物名称这样的小事上，似乎也可以约略一瞥两个民族的前景了。

学会了小语种，就不把自己当汉人了。

蒙古人自认为是天下摔跤的老大，偏偏跑出来个武二居然能够赤手空拳打死老虎，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改成还是用棍子敲。

这个王浩没咋出滋味来，这个博士估计来的不正，还有就是现在教育水平下降。所以出不了大师了。

GEB就提过可以这样翻译，小说不是科学理论，不要求精确，完全可以“得意而忘形”。

楼主你恶心着我了，俺不知道芙蓉姐姐叫史恒侠，丫当三陪小姐不是恶心了喝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