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人间漫谈之梦的世界 -- wild007

宗教问题从来轻松不了，即便是河里如此理性的场所，对这一问题依然是充斥着争吵。我这里也并不指望能有多“正确”的观念，只是的确试图找到一把合理面对宗教问题的钥匙，所以就“瞎谈”一番吧。

就宗教而言，无论多神教或是一神教，如果有机会，都是会走向极端的，这一点从古代的灭佛运动可见端倪。但是控制得当，却可以把这一可能尽量降低。中国古代一神教并不少，景教（基督教），祆教，回教都早已传入，却相继本土化，所以片面加大宗教的危害并不可取。

从人性方面来说，宗教其实是强调（称诱惑也没错）人交出主动权，去依附于外力的帮助的。对于广大普通人来说，这一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普通人对于“无助”的恐惧从来不小，即便没有宗教也喜欢扎堆，且美其名曰：人多力量大。实质上就是害怕落单被未知的事物欺负。因此，无论你是多么理性地批判这种利用人性弱点的“无耻性”，它还就是这么千百年地存在下来了，并将继续持续无数的时光。除非有一天，普通人都敢于自我担当，不再惧怕于“无助”。

实际上这是相当难的，看看今天人的反应就知道。“神奇的国度”“丑恶集中营”“冷血的旁观”“见义勇为的没落”......说起来一套一套，但是真的轮到自己时，“官员太无耻”“害怕被报复”“我没能力”“我只是普通人”......中国人常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当权者节制的确是没错的，也永远占据了道德高点，但是普通人难道就可以没有自己的责任了？难道仅仅是一句害怕或是没能力，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放任一切丑恶发生而只会在边上跳脚，并且指望着某个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的“良心蠢蛋”出来主持公道？

在西方，大小格拉古时期，已经把这些平民做派揭露得体无完肤，并且在随后的基督教统治时期，中国意义上的“老百姓”在西方已经基本绝种，即便有也只有一个下场：做农奴。所以西方从来不在乎什么“民心”，人家只有“贵族心”。当然在当代，这个“贵族心”扩大了，且换了壳，那就叫“民主”了。如果看过我前面的罗马篇的人，应该很容易看出来，今天的美国国籍，实质上就相当于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罗马公民权”。

离题离得远了，宗教到今天实质上已经没有多少可怕的地方，它最可怕的中世纪，连笃信的西方人自己都不愿意回想，你还真当他们吃饱了撑的又重新回归中世纪啊。其实就今天来说，宗教更多的是作为西方文化战略的一部分，而并非什么脑控，简单的说，西方目前搞基督教或是普世价值，大体上和TG的“统一战线”是同类。

所以千万别简单地以为看透了基督教的实质而沾沾自喜或是义愤填膺，因为漠视和激烈的反对都可能造成和自己意愿完全相反的结果。宗教尤其是一神教本来就特别喜欢极端，但是一旦他们动用了极端的力量，似乎又必须以极端来反制，在中国历史上佛教是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冤冤相报何时了”来化解的，效果到底如何不可考，但总体上中国古代的“宗教门”事件的确不多，所以大致可以得出有效的结论。

但显然对于基督教来说，这招恐怕不太好使，因为人家是不可能把这两句给加进圣经里的，所以必须要用别的办法。

那啥怎么说的来着，土鳖抗铁牛？我也来一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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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理念对于今天世界的影响极其深远，其对极端力量的应用即便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多现实意义。可以说现代文明引以为傲的很多东西，例如科技发展、资社之争都与基督教的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反基督教远不象字面上说的那么简单。

从罗马时代开始，西方世界走的就是一条相对东方来说更为强悍的道路，纯朴善良在西方虽说不是贬义词，但是实际地位也非常低。那是一个崇尚极端的世界，如果你不能证明你生存的价值，将很快被社会淘汰，即便已经是贵族，也要时刻准备着去决斗，否则很可能地位顷刻间就会出现异变。今天，我们称这种社会为丛林社会，说得通俗点，也就是狼群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普通人自然无法得到足够的保障，所以投身于基督教获取心灵的慰藉也就成了多数人的选择，而由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反抗精神的丧失。在同等情况下，东方的“老百姓”会比西方的基督徒更懂得“责任”的意思，也更具备开拓精神。因为两者分别信仰“人定胜天”和“神爱世人”，前者倾向于自发地去改造世界，后者则往往是在“神”的召唤下干指定的活。

很显然，现代管理学把人都变成螺丝钉的方式就脱胎于这一体系。西方人在基督教思维的帮助下，将人类社会进行了细分，使得他们对于动用极端力量显得异常简单。教徒们在各地教首的组织下可以迅速汇集，普通教徒完全不具备对圣经或是教廷命令的解释权，教首根据级别拥有不等的解释权，但最终的裁决权无疑还是在教廷。西方靠这套既能反馈，又有执行力的体系，扛过了中世纪。

但是，基督社会与罗马社会有着同样的弱点，当没地方抢，而自己生产能力又赶不上上层的贪欲时，基督梦就和罗马梦一样破灭了（罗马靠的是掠夺奴隶，基督靠的是发展教徒）。实际上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解释西方历史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用它来解释中国历史。。。。。。

说到这，再回头看看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的问题吧。以今天盛行的西方思维来解决宗教的极端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因为能够对付极端的必然是极端，那么最终当你“胜利”了，你会发现你与你曾经咒骂的基督教其实已经相差不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近代历史上，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对于极端力量的控制除了一招“恐怖平衡”外实在乏善可陈。看到这些，不知道诸位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中国古代也不乏对极端力量的应用，儒家就是此道“高手”，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形成鲜明的善恶体系（天使与魔鬼），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启示呢？

PS：看河里最近“极端”了不少。诚然时局变化愈发激烈，但是说一句老土的话：一切才是刚刚开始。输赢，对错，真的能够决定一切？作为“老百姓”，责任在哪，希望又在哪？或许答案早已存在于各人的心中，但是能否看到，那可就不一定了。下一篇继续阐述西方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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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得如此透彻。

我就希望，你要是能时间把这些东西发挥得更深入一些，用上更多的例子，做成宏篇大论就好了。

你的这几篇我觉得意义非凡，就怕没有历史基础的人看不太懂。

“在同等情况下，东方的“老百姓”会比西方的基督徒更懂得“责任”的意思，也更具备开拓精神。因为两者分别信仰“人定胜天”和“神爱世人”，前者倾向于自发地去改造世界，后者则往往是在“神”的召唤下干指定的活。”

这一段跟一贯的历史是不相合的

对这个邪教进行客观分析，怎么就能说是当成敌人呢？说几句坏话都不可以？

别外，啥是一贯的历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才是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欧洲人可有类似的表现？

亡国二百六十多年后，中国人的压抑、猥琐，那是满清的长期压迫造成的，不是中国人的正常状态。

其实我不反对反对基督教。一贯的历史是指的开拓方面，郑和下西洋的无疾而终可不是满清的责任。

和责任感何干？

中国人不喜欢打劫也有错？

“东方的“老百姓”会比西方的基督徒更懂得“责任”的意思，也更具备开拓精神。因为两者分别信仰“人定胜天”和“神爱世人”，前者倾向于自发地去改造世界，后者则往往是在“神”的召唤下干指定的活。”不过西方的基督徒自以为负有传播福音的使命，这是向上帝的另一种负责，而向外开拓征服，其动力也不下于前者。

东方世界里，打酱油派或是逍遥派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在西方世界里，这一类人存在时限很短，只有在全盛时期的罗马，英国和现在的美国条件下才能达成。

要想真正看懂基督教，必须以中世纪为参照物，因为那才是其不带“修饰”的本源状态。在大航海时代的开拓者，基本上是在生活重压下的亡命之徒，和现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例如加勒比海盗，五月花等等）相去甚远，看看真实的海盗生活记录大概才能理解当初人的心态。

西方人在逆境下往往自认为是被上帝抛弃的后果，也只有在刻骨的憎恨下才能保证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勉强保证生的欲望，甚至多数人都是在计算着自己怎么死而已。

相比之下，东方中国却早已把目光之内能开发的土地都开发光了，所以自发状态的开拓和被动开拓的效率，其实已经可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

当然近代以后，由于基督教的没落，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出现显著变化，并因此反向修饰自己的历史。不过，本质上一神教思维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即便是科技大发展和机器大开发，背后依然透着深深的一神教思维的影子，而这就是我后几篇的主要内容。

引导西方人踏上远方的，往往不是爱而是恨。

教廷在中世纪末期面临教徒发展停滞，使得核心集团越来越离心离德，当没有新的大量教徒的奉献，原有教徒的生产力又没有大的变化，各地红衣主教对于维系教廷的统治，忠实按教廷要求“解释”圣经的能动性都显著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教廷不得不再次动用极端之力，派出大量传教士走向远方去开拓新“市场”（也就是我前文说的蒲公英模式），同时为了给这些虚弱的教士一些保护，各地的领主们也联动，逼迫大量无产者走上亡命之旅。

这其实就是西方大航海时代“开拓精神”的实质，当然，它带来了教廷完全意料不到的后果，所以上帝其实也是喜新厌旧的，呵呵。

西方人要把基督教传到地极，这是基督徒的最大的责任，并不是为生活所迫的被动开拓，很多传教士在异国他乡甚至是不毛之地，生活要比在国内差得多。当然西方开拓还有一个动力是来自古希腊的商业贸易传统，市场是越大越好。精神上的传教与商业的实用性结合在一起，这就注定跑遍全球的是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

中国的开拓主要基于农耕，是一种实用性的开拓，来自纯精神上的其实不多。所以并非“目光之内能开发的土地都开发光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方游牧之地，不适合耕种，主要是被动防守，没有强烈地要把那块地占为己有的动力。再有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无疾而终，这些例子都是耳熟能详的了。

诚然，抱着把基督教传遍全球的人士是有，但是仅限于极少数的清教徒，基督徒也是人，他们也分369等。而踏上远方的基督徒，多数人都不象你想的那么崇高，人家大体上还是冲着“钱和权”去的，只不过在基督社会里，要想获得这两样，你就必须有足够的教徒，本质上，这些踏上远方的基督徒和那些亡命天涯等待招安的强人领主相差无几。

开拓的问题，举证倒是比较麻烦的。不过中国人到清末已经有4万万同胞了，除了大漠和高原，能塞人的地方，中国人都去了。同时期的欧洲，即便已经高度工业化的日不落帝国，全盛时期也只有4000万人口，外加殖民地的3亿人（能不能称“人”两说）。而欧洲的可耕作土地比起中国来，那恐怕可不是多那么一星半点。

所以究竟谁更能“开拓”，该怎么评价呢？与西方本土尚且山林密布人烟罕至，就嚷嚷着土地不够用，要去大航海打家劫舍比，中国到底算是开拓能力强还是弱呢？呵呵。

另外，明末来中国传教的都是天主教徒，并非清教徒。

当文艺复兴席卷欧洲大陆，西方人被压抑千年的人性得到了解放，在这一时期，恰如东方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然在西方，有一个更贴切的名词来形容——黄金时代。

相对于今天的世界，这一时期的西方人显现出来的“正面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极度务虚的黑夜中逛荡了如此长的岁月，西方人摇身一变，转向了极度务实（这个“实”和东方的“实”，是存在着很多差异的）。具体表现在对数据或是方法的精确性几乎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不过这么做的后果却也带来了极大的好处，现代科学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并确立。

吹捧这一时段的陈词滥调已经太多了，所以我也就不再多说。应该看到的是，当基督教的精神枷锁被打碎后，西方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几乎完全成为一片真空，此后的200多年，各种各样的理论与尝试此起彼伏，锲而不舍地追求着一种“完美”的学说和社会架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西方人几乎从未考虑过从巅峰态回归。在东方人的眼里，这一切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稳态系统，但是西方人可从来不这么认为，一千多年了，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事实胜于雄辩”。

不过，在各种各样的尝试背后，最先找到诀窍并崛起的，是英国，当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很多人以为，英国的崛起是因为他们的三权分立制度，或是完善的法律体系，或是强大的海军，或是高度发达的科技与机械工艺等等等等。都对，但是，似乎又都不全面，其实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远，从外太空俯视当初的日不落帝国，你就会发现，整个帝国架构和罗马共和国时期几乎毫无二致。大西洋和印度洋就好比是地中海，各个殖民地修建桥头堡，靠海军提供支持，奴隶和劳工在各个桥头堡间穿梭往复，整个帝国的中心却在——伦敦，这是当时的不夜城。大英帝国的公民和罗马公民一样，完全不用劳动就可以获取足够的资源，稍有能力就可以去殖民地出任官员，法律仲裁必须在英国人的法庭，红衣火枪手替代了罗马军团，强大的海军是帝国真正的生命线。

无论是当初罗马强大的各项要素，还是罗马公民的种种特权，你都能在大英帝国身上找到影子。所以制度重要吗？科技重要吗？都重要，但是架构才是维系这一切的根本。不过，大英帝国毕竟不是罗马共和国，他与罗马还是有着太多的不同，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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