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谁的胜利？——看《血钻》后想到的 -- 长少年
自《猫》和《太太的客厅》问世以来就传言很多。虽然两人都不约而同地以“艺术创造”为由加以撇清，但钱家与林家不搭调、冰心和林徽因的不和睦似乎也真有其事。
其实这些文坛公案，往小了说是几个文人之间的小过节，往大了说也是当时几个文艺派别的“你来我往”。 作家写文章，未必存心要讽刺谁（就是真有此心也会处理地不落痕迹），但当时的几个文人群体，由于文艺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互相看不惯、经常有意无意地互相隐射也是常情。
对他们实在太了解，相当部分都是小心眼，嫉妒，胆小怕事，追名逐利，实在让人鄙夷。也是我有逆反心理特点的原因。在他们眼里，我简直就是造反派。
对人文知识分子那一套肯定不感冒。
如果对忙总你个人来说，钱钟书和他的学问是没什么用处。但你之前谈过很多美食方面的故事，津津乐道，比如开水白菜；让我这样不太追求口腹之欲的人来说，浪费食材人工，也是没用。
从对国家的角度来说，钱在海外声名卓著，是不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不是只有经济建设才对国家有用。
人的行为和动机是复杂多样的。有的伟大的科学家，说自己只是在“玩”；但是他的发现推动了社会进步，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的尊敬他。不能因为别人搞得东西自己不懂，就一律加以否定。
细节先不要管，我的这段说法逻辑上有没有问题？能不能解决文化包容性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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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努力能成功吗？
钱的努力成功了吗？
“搞学问应该找到自己有兴趣的方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方向，就此深入下去，而且兴趣往往占主要因素；至于这个方向是不是会变成潮流趋势，是不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名气回报，那是次要的问题。诚然，很多，或者说大部分研究人员是把研究当成工作，讨口饭吃，完成上级人物，所以要追逐热点；但是最顶级的那些，都是凭着兴趣在做学问。”
再次声明，这是价值观不同，就像老农民认为土豆价值大过书生的墨锭一样。
有做垫脚石的价值，还要看有没有后人选择他做垫脚石。
我这里说的顶级，指的是学术水平。钱学森回来搞原子弹，值得尊敬；他的侄子留在美国得了诺贝尔奖，还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我在美国长大，并一直在这里生活……但我希望奖项能鼓舞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
那也没有什么，很好。
本事不高，为文不严。大棒子挥在兴头上，扫到围观群众。
观点我保留，文字我修改。
请谅解。
你要说是虚荣心也可以。没有人没有虚荣心。我想见过某某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用掩藏，当然谦虚点的人会低调处理，不会这么到处宣扬。可是我早就在西西河声明过了：我骄傲是真骄傲，谦虚是真谦虚。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会包装自己，也不会觉得自我吹嘘有什么不好意思，见不得人。
至于钱钟书在地下高不高兴，我还真不知道。假设他高兴，不也很好吗，笑一笑十年少喔。
不过我敢肯定钱钟书一定没见过我这样的带有土匪特性的人，书生们都住在象牙塔里，细皮嫩肉的，和风细雨的，哪能见到我等这种粗鄙人物。
一些纯学术的观点认为，只有具备长久文明价值的东西才是研究的重点，甚至只要有兴趣和热忱，不必太计较学问对于现实社会是否有用，所以有些学者愿意终其一生去研究对当下不那么重要的东西；而另一派偏重社会实用的观点，会认为学术研究应该立足当下社会、“学以致用”才是重点。这两种观点直接导致了近现代的两个学术派别，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去评判。
其实窃以为一个社会，两种学者都应该存在。一部分去研究暂时不那么实用的却有一定文明价值的东西，适当地引导文化传承；另一部分负责发挥学术对当下社会的推动作用。但值得一提是，这种分歧往往只存在于人文学术界，在理工知识分子中是不存在这个分歧的，“学以致用”是大多数理工知识分子唯一的信条。
瓷器店，肯定稀里哗啦。我自认为学以致用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和复兴的唯一出路。那种凭兴趣搞的学问，愿意可以自娱自乐，但是不能拔高到拯救民族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