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居正的心学境地 -- 一军

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全国禁止“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

当时所谓“别创书院”，最热闹的大概就是最流行的阳明心学，天下纷纷，就好象现在的文化精英人士好谈民主、自由、市场等等时髦西学一般。

王阳明（1472～1529）去世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已四岁了，所谓阳明心学被高高标榜、被广泛谈论，大概是阳明先生在饱经困苦而带着遗憾离世时，未始料及的。

大凡一系思想，一旦引起一个社会足够大面积的注意，那么它越是深刻，越是会在大多数人那里被异化。对于这一系思想而言，这种异化，有的情形是一种戕害；有的情形是一种辅助。例如，佛教，其有效传播，对于佛教的核心思想，并无致命的害处，而有增益流传的好处；而阳明心学则不幸属于前者的情形，其流行基本是对于阳明心学的戕害。

这是一个思想史的有趣命题，这里不铺叙。我们只需要知道，当张居正决定整顿学政时，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当广大生员秀才都热衷于讲求心学，坐而论道时，心学早已悄然远遁。

单纯从行政的角度来考量，就足以判断，如果坐而论道的风尚，从秀才们那里，蔓延到整个社会的以秀才为人才基础的行政层面，必然是一件徒增内耗的事情；不过，导致张居正对此风尚痛下杀手的，并不仅仅是基于行政的考量，而是基于张居正自己对于心学的真实境地：越是自己对心学有自信的体证，越是能够对异化心学的秀才行径，施以痛击。

那么张居正的心学境地，实况若何？在他儿子所搜集整理出来的46卷张居正全集当中，没有专门的论述，但从以下三封书信的摘录，可窥一二。

此行虽勉强涉世，乖其本图。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恨不得与兄论之。

将试不必多作文，但凝神养气。曹孟德临敌，思意安闲。如不欲战，亦可以武喻文。

--《寄高孝廉元谷》，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五。

张居正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时候，整个朝廷的政治气氛很压抑，很诡异，很混乱，呆着极不舒服，就在嘉靖33年上疏请病假，在江陵老家闲住了3年，然后又觉得“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于是在36年秋天，动身进京。这封信就是在回京后，寄给一位正准备应试的朋友的。

在谈了一些琐事之后，张居正忍不住说起自己最近的一个领悟。这个领悟令张居正如此兴奋，以至于“恨不得与兄论之”，这种情态说明了两点：

1，这段文字明显是沿用了佛家的词汇，亦属心学的语境，若只是从表面来看，可以质疑这段文字只是陈词浮语，但是，若考量其当时的处境，就会认为，这确实出自一定程度的内心体悟。而其“恨不得与兄论之”的，最重要的领悟，在于，“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

在修行的传统文本当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不起净心...”之类，殊为常见，就好象鱼香肉丝的做法，在所有的烹饪手册当中，都是类似的描述一样，但张居正马上语义一转，“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就是非自出心源而不可的了。因此，这两句话，可以算是他在那个阶段的心学境地之定标。

2，这一领悟，大概发生在嘉靖36年左右，也就是张居正大概33岁左右，以其“恨不得与兄论之”之情切，可知这应当是他的第一次领悟到此义。按照修行的常律，他还得经过一番历练，才能稳定下来这一领悟之下所对应的能力。确实，在他后来行万历新政，勇往直前的气势上看，正是内秉了此一精神修为。

在给另一位遭到贬谪的朋友的信中，张居正谈起了他读《易》的心得：

《易》所谓"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盖处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殚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拨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之，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当复有得力处也。

--《答胡剑西太史》，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五。

这一番心得与见证的关键处，是“处困而不失其宜”，“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这是一个在每日日常事务中，体察“微权妙用”者的心得体会。正是这样一种心学态度，积累有年，煅就了有明一朝，最精明强干的治国者。在这一点上，张居正与其上一代的王阳明，息息相通。

进一步，如何更具体而微地做到“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张居正在大概同期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颇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

--《答罗近溪宛陵尹》，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五。

对事物的把握，“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那感觉，就好象炼钢，不是用最大的火力猛迫，事物没法显现出其本体。

若这事物是人事，则需历尽人事，所以张居正深感自己没有机会去做外官，仅仅在京城混闲职，“终是纱窗里看花”，很难经由历练而洞彻人情。而他的志向呢，则是追慕“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境界，直欲天下万众，莫非自己的手与臂。而要达到此境界，则非“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而不可。然后，他径直否定了那种所谓“默证”的做法，不过，这里的“默证”，并不能作为标签，被贴到心学里的“致良知”，因为心学的“致良知”，是知行合一下的良知，而非“以虚见为默证者”，恰好在这点上，张居正仍然是上溯潜通于阳明先生的。

最后，张居正对自己有一个最简要的评价，“别无所长，但能耐烦。”

这耐烦二字，可以说道尽了心学之要旨：入细微处伺候，时刻不断，即仆即起，绵长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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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为旧文一篇，下面是因此而生，对现代的感概一下子：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优势，离不开类似张居正这种社会中坚人物的层出不穷，内在精神充沛，外部应物有方；而他们所处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其主流价值观，所谓礼者，所谓义者，更是凛然廓然。再看看现在，GCD固然扭转了国家的颓势，但也是以中断这个精神文化传统为代价，迄今尚未见有续命的明显迹象。比方说河里的忙总，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可能还算权势阶层有操守有学习的人，但全无修性砺德的根基，还自以为得，以管窥天，以锥刺地，可见官僚阶层之基本生态，相比过去的中国，是如何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