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计生贴]今天才知道马寅初 -- 真狼

文汇报1957年4月27日 杨重野

“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马寅初先生在接见记者的时候首先就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说：“你想，1953年6月30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六亿五千万，以我的估计，人口增殖率不止千分之二十五，而是千分之三十，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我们常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口众多正是我们的骄傲条件之一，现在怎么倒成了问题呢?

我们的老教授说：“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死亡遍野，乞丐满天下。”

马老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他说：“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陈云同志是管米的，他当然对这个问题很清楚，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

马寅初教授认为这个问题过去不谈，教条主义从中作崇也发生了影响。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马老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小组会议通不过，有人说苏联没谈，我们也不能谈，他那篇发言稿子一直到今天还压在那儿。

马老说：“时间过了两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马老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马老主张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而且这还不够，要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

他说：“赫鲁晓夫曾经说过一个家庭最好只有三个孩子，苏联地大、人少，他们的耕地面积和我国比是二点二比一，而人口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用数学计算，我们比他们大六倍，他们主张三个，我们只能有两个。”

马老说，他个人的主张是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就以征来的税款作奖金，国家的预算上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这样的主张会不会有人反对呢?马老认为一定会有。事情总是这样的。过去北京就有一些顽固的老人，他们认为北京街头的牌坊一个也不能拆，城墙的豁口也不能开，现在豁口打开了，交通便利了，牌坊送到公园安装起来了，这又有什么不好。

他说，年前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在场的科学家都赞成，非科学家有人反对，有人守中立。他认为不管赞成或反对，只要有道理，可以听，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见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马老很气愤地说：“这种人在那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

接着马老回到本题上说，现在粮食紧张，猪肉紧张，布票对折使用，煤也不够烧，这一切都牵连着人口众多的问题。人口多了，疾病、瘟疫都来了，粮食不够吃要闹事，马老拍拍肚子说：“毛病就出在这里，六亿五千万人要吃啊，有人说猪食不够，人要吃饱还有问题呢，还谈得到猪吗?”

“我们不是有很多荒地可以开垦吗?开荒不是可以容纳大量的人口吗?”记者问。

“是的，我们有不少荒地，”马老说，“但是数量并不那么多，我们的耕地只有十六亿市亩，生荒地只有十五亿市亩，加在一起只有二亿公顷多一点，而且不是所有的荒地都能开垦，譬如荒山。说实在的，开荒又谈何容易。”

马老说，大量开荒需要拖拉机，拖拉机从那里来?即使说我们能造拖拉机，也不能把铜铁都用在拖拉机上；有了拖拉机，也不顶事，拖拉机要喝，汽油从哪儿来?玉门石油矿因为缺少钢板水泥和木料，不能扩建，就是有了这三项材料，运输也成问题。现在从石家庄、郑州往西的铁路线上货物到处都堆满了，运输能力不够，都囤在那儿了。另外开荒要人，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医院，设学校，还需要大卡车，火车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去，而且有些地方有地方病，有人去了，不服水土，抗不了。

马老认为人口问题不仅是量的问题，也有质的问题。他举例子说，一辆大板车过桥，要十来个人前拉后推，哼呀哼呀地，拉的人脑袋都要碰着地了，干吗不用机器，一推就上去呢?我们要给他们技术，给他们知识，有了机器，一千人做的苦工，只要一个人操纵机器就够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九百九十九人做什么呢，那里去找那九百九十九部机器呢?

马老说：“也许有人想过，将来自动化了，生产力提高了，每人每天做两小时工作就够了。这个想法很美丽，可是空下来的时间做什么，读书吗?有很多人连扫盲过程都没经过，书也读不懂，中国现在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还不能阅读。好，即使能读书，教员在那儿，书在那儿，纸张这么贵。”

马老接着说：“我们总的情况是劳力多，资金少。资金少，投资就少，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自动化，所以现在安插人是第一，大型工业不要多，可以因地制宜，多搞一些中小型工业，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办法。”

马老再次地提出来必须计划生育和控制生育，我们既然认识教育是国家的事情，那末生育同样是国家的事情。我国的经济是由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私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的社会是集体的社会，集体的社会要有集体的生活，因此不能够认为结婚生孩子，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它牵涉到我们的集体利益。

“那么你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看法怎样?”记者问。

马老答道：“马尔萨斯的理论肯定是反动的。他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这一点，没有错。但是他说粮食按算术级数增加，就不对了。粮食也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

他举出我国的例子，人口增加率是千分之三十，粮食增加率几年来是千分之四十到五十，可见粮食增加得快，但是粮食增加的速率不能长期地这样下去，因为耕地有限，将来总要成为问题的。

他认为马尔萨斯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我们是为人民，为了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我们不要战争，更不能想像用战争来消灭人，我们从爱人出发，要我们的人生活得幸福和繁荣。

最后马老谈到他对刮子宫和人工流产的看法。他说：“邵力老赞成，我可反对。这对母亲的身体影响很大。”他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生那样病，而且马老认为这样做，也是犯罪行为。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了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他说：“如果一提倡，医院就得专门搞刮子宫了，别的病不用看了，我们那有那末多医生和床位呀?再说提倡人工流产就会冲淡迟婚的宣传，男性觉得反正可以刮子宫，就更无顾忌了。”

马老非常兴奋。他同记者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英明。自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后，过去多少不敢谈和不能谈的问题都开始谈了，可以想见今后学术界的繁荣和兴旺，他顾意把这个问题摊开来，提供大家研究、讨论。

（1958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积向大会提出《新人口论》，其目的，在一面控制尚未出生之人口，一面提高现有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今日的发言是上次提出的《新人口论》之继续。我只谈下列两点，就是：一、节制生育；二、文化技术下乡。

一年以来，党和政府在节制生育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农民也开始逐步认识到节育是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的。

关于节制生育，党和政府在过去的1年中，直接地、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谓直接，是指取消军属多子女补助费一类措施而言。我所谓间接，是指最近热火朝天的兴修农田水利一类措施而言。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底，全国每天在水利工程战线上从事劳动的农民，自10月份二三千万，11月份的六七千万，又上升到今年1月份的1亿左右。按每人劳动120天计算，共有120亿个劳动日。以每个劳动日平均工资按0．6元计算，农民在水利工程上所投入的资金已有72亿元。现在人数还在增加，工作尚在进行。当然这72亿元所创造的财富当大大地超过此数，而且是无可估计的。这是直接的影响。这笔钱若不投入生产。而留在农民手中，不免用之于吃穿、婚丧、迷信、赌博等等，容易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这就是我所谓间接的工作。河南代表赵文甫先生在这次发言中指出，许多男女青年为了实现水利化，自愿推迟了结婚时间。辽宁省代表丘新野先生在发言中也说，打算在春节结婚的工人，纷纷给女方写信，推迟结婚期。这两位代表的发言，足以证明吾言之不误。所以我说关于节制生育一点，党和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研究东南亚国家人口问题的外国专家，一日在和平大会讲演时由陈翰笙先生介绍他与我交谈，他对我说：“有的国家的人口问题比你们的严重得多，但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不知将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们的优点，是党政领袖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只靠学者们口说笔写效果很小。祝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党和这佯的一个政府。”我听了他的话之后，觉得他说出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不仅党和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即地方和全国的人民代表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在今年1月5日、6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各种控制人口增长办法，如大力提倡节育、提倡晚婚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李永等8位代表提出修改婚姻法的结婚年龄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把这个提案交由常务委员会交法案委员会研究。法案委员会认为：“提倡晚婚的精神是好的，应当在群众中加强宣传教育，使群众自愿地推迟结婚年龄。”在群众不了解早婚的害处和迟婚的好处以前，结婚年龄现在可以不改。”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古云然，所以，我认为法案委员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党和政府已经着手做了，地方和全国人民代表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试问农民自己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法？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中作为第二十九条。这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自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之后，在农村中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取得了不少的收获。比如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就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许多社员都认为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次辩论是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引起的。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1年就增加52人，需要消费粮食3．1万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27斤才能够吃。但这里有早婚多生子的风气，这个问题过去并未引起大家注意。近几年，生活有了改善，这种风气更有了发展，许多人认为“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老年人鼓励儿女早婚，青年人也是刚满规定年龄就急忙结婚。政府宣传节制生育时，不少人思想有抵触。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还提出意见说：“政府连我们生多少娃娃也要管。”表示很不满意，后来这个社专门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的辩论会，辩论，“节制生育到底好不好”，参加的人很踊跃。有人发言说：“娃娃多了，顾吃顾不到穿。前年入社，去年多分了400多斤粮食，可是添个娃娃就用得精光，现在还欠30多元债。娃娃多了，生活提不高，老婆和我吵过好多架。”在会上，大家都算起人口增加的细帐来，算到后来都很吃惊。大家感到这样下去，1年要增产多少粮食才够吃？那还有多少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接着，全场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孩子过多的害处来。生过6个孩子的一个人说：“娃娃一多，照顾娃娃就照顾不了生产。有时候做活回来，娃娃没人照应跌得头破血流。去年我只做200多个工分，娃娃少的人却做了1，000多个工分。”在会场上有些人还批评了“早生子早享福”的思想，理由是有了合作社，勤劳动就能改善生活，把合作社办好，比啥都可靠（意思就是不必一定要靠儿子）。全场的人都认为政府提倡节育正是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过有些社员嫌避孕麻烦。经过争论，大家感到有点小麻烦，还是比生育过多带来大麻烦好。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方法。

光明日报1958年6月11日

在4月19日和26日的光明日报上，我阅读了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师评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我的一些感触，因此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对我国人口问题的一点粗浅看法。

几位老师在文章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断章取义地抽出“新人口论”里的个别论点，来加以分析批判，而对全篇文章没有发表出是非意见，因此，即是批判理由是十分充足的，也很难使人接受。为了避免断章取义的对个别论点进行孤立的争辩和不致陷入“团团转”的境地，我不打算对你们的某些论点进行有选择的争论。应该表明，我认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健康的正确的，是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对于在广大群众中开展节育宣传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但是在文章里有个别论点是不够正确的，而这种个别的微小缺点是不能抹煞这篇文章的积极意义的。

你们认为马老的论点不是马列主义的。如果说，你们只是从全篇文章上抽出几个比较模糊或者是不够正确的地方来加以分析，再加上自己的主观意识，就认为他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和马尔萨斯的观点一样。这种说法未免有些不够公正，同时也容易引起人们的一种错觉。好像凡是提倡节育者，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者，这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人口问题上，什么是马列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就是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所提出的六条标准。马寅初先生的文章是不是符合马列主义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

现在有两个实际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我国的人口发展要不要进行控制?

解放后，我国人口发展的速度迅速增长，这是新中国社会制度优越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表现。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权力和自由，在经济上获得了生产与生活资料，有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不再为自己的饥寒交迫日坐愁城。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凭自己的心愿，男婚女嫁，因而，生儿育女的队伍比过去大有增加。同时，由于劳动者有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婴儿的成活率很高，是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人口的迅速增长固然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我们不能被这种优越的社会制度冲昏头脑，让人口的增长无止境的发展下去。人口高速度的增长会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劳动人民生活带来些什么呢?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尚不能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尽管我国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些土地和资源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不仅可以向六亿人民、甚至是十二亿人口或者更多的人口提供一切必需的生活资料。不过我国现有的科学技术条件还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向大自然界索取那么多的、足够满足数十亿人口对生活资料的需要。具体的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在一二年之内把全国所有的可耕土地全都利用起来，还不能在一二年内使每亩地的粮食年产量都达到两千斤；还不能在一二个月内就建成年产百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厂；还不能在一二个月内就修建起千公里长的铁道；也不能在一二天之内就建筑起一座高大楼房……总之，以这种高速度的力量来发展工农业生产，在现阶段还办不到，但是我们决不否认，在过几十年、甚至在近几十年以后，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能使我国工农业生产达到上述的发展速度。问题在于当前的人口增长速度没有和工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相适应。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势必造成以下不良有后果：

一、粮食供应不足，不能满足人民的吃饭需要，每人的粮食定量标准就不会提高；

二、棉布供应紧张，不能满足人民的穿衣需要，每人的用布定量标准就不会放宽；

三、房屋居住拥挤，不能满足人民的居住需要，人口的居住密度就不会宽畅；

四、运输工具不够，不能满足人民的旅行需要，旅客太多，车箱内就会呈现拥挤现象。

所有这些现象，都大大地限制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难道这不是明显的事实吗?

例如河北省河间县景和乡农民张广山生了十个孩子，由于生活负担太重，整天愁眉苦脸，无精打彩(引自光明日报材料)。这不是活生生的事例吗?由此可见，只有当生产发展的速度和人口增长的速度相适应或者是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才能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不断提高。

张氏兄弟三个人，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每人每月收入60元，每人都养活三口人的小家庭。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三年后，他们的收入都增加到每人每月100元。在这期间，张育希生了一个小孩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数相抵，实际生活水平没有下降，而是增长了；张育和生了两个小孩，实际生活水平等于没有提高，也没有下降；而张育发生了三个小孩，实际生活水平不但没提高，反而下降了。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就不难看出，人口增长的速度是不能超过生产发展速度的，否则就不能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由此可见，人口的迅速增长既然限制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就是需要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第一个理由。

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密，不仅造成对父母，特别是母亲的精神负担与痛苦，也容易使下一代的成长发育受到一定的影响。母亲生育子女过多，容易产生体力衰弱，精神消退的现象，同时由于培育子女的生活费用加重，不得不化费一定的精神负担。例如，我母亲生了我们兄妹七人，在生育最后一个弟弟时，因母体衰弱流血过多，加之农村卫生设施尚不够完善，最后母子同归于尽，不难看出，生育子女过多会给家庭带来什么后果。这虽然是个别的现象，但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子女过多过密还容易产生照顾不周抚养不当，使子女得不到良好的生活条件和适当的照顾，以致发育成长难免不受到些影响。例如，河北省遵化县西山里乡王克贤生了六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到六岁才会走路，这难道不是最现实的例子吗?由此可见，人口增长的速度过细过密，既然使母亲增加精神负担和痛苦，使下一代发育成长受到影响，为了增强母亲的体质和保证下一代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就必需提倡有计划的节育，这就是需要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第二个理由。

提倡控制人口，有计划的生育，这决不是否定“人”在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中的巨大作用。大家知道，天空的飞机，水上的轮船是人发明的，五光十彩的电影和巧夺天工的艺术是人创造的，雄伟的高山低头，奔腾的河水让路是人征服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高级的动物。用高尔基的话来说：“人”——最高尚的称号，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人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巨大作用就冲昏了头脑，认为人是愈多愈好。人的伟大作用和人口众多的问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如果将这两个问题拉在一起来谈论，就会使问题纠缠不清，也不容易使问题明朗化。

人是不能脱离集体的，按照人们对生活资料的需要，进行社会生产的劳动分工，互相服务，组成一个不分割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的力量与智慧使大自然得到不断的改造与发展，使社会不断地前进。是不是人口愈多，就能使科学愈发达，使社会愈前进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可靠的材料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不过我总觉得生产的发达和社会制度的优越不是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要证明这个问题，用同等条件的国家作比较，那是不容易找到的，只有以条件比较相似的国家来比较。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比我国的人口少，但是他们的科学比我国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也比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高：瑞士人口比泰国人口少，但是瑞士的科学技术比泰国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泰国人民生活水平高。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少是不能决定它的富强，生产发达和人民的生活件条高低的。同样，也不能由此就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凡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就是生产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总之，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少对科学与生产的发展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人口的大量增长既不能促进科学与生产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不必去追求人口的数量，这就是需要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第三个理由。

人们常常说，人多力量大。是的，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但同时也增加了一个人对生活资料的消耗。应该追究一下，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既不是一个早晨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一个晚上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经过人工的长期培养，逐渐地成长起来的。培养一个人比兴建一座轧钢厂的时间还要长，需要经过十五年以后，甚至是二十年以后，才能为社会服务，为人民造福；消耗的物质资料比饲养一匹马的代价高出几十倍。不难设想，如果在一个时期内，人口增长速度过快。除了增加家庭的开支以外，势必加重社会的负担。例如，对教育事业费的大量投资，开办若干托儿所，幼儿园，兴建许多学校及其他教育设施。国家把这些大量资金投放到非生产事业上，这就不能不限制了对工农业生产的投资和资金的积累，扩大再生产，这就不能不使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快，既然影响到生产的发展，那么就应该放慢人口增长的速度，这就是需要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第四个理由。

总之，根据我国现在的具体情况看来，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必须提倡节育，适当地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

第二，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和马尔萨斯主义有什么不同?

我们要解决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两个方面。

(1)开源节流：积极想办法，挖潜力，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开辟我国富饶的资源，向大自然界索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生活资料；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和费用，反对辅张浪费，集中国家一切可能集中的资金运用到发展生产的事业上，以加速资金周转，促进生产发展，增加国民收入。

(2)提倡有计划的生育。把人口增长的速度控制到生产发展以下的速度或者不超过生产发展的速度。这就是说，生产的速度每年增长10%人口增长的速度在10%以下，或者不超过生产发展速度的10%，只有这样，生产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才有差数，有了这个差数就可以用来不断地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的反观点在哪里呢?

(1)在民族之间实行侵略，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在民族内部，统治阶级对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排挤和打击，以达到吸别人的血，长自己的肉的目的。

(2)由于实行侵略和掠夺别国的资源，势必引起镇压与反抗的残酷战争，互相残杀，在这种杀伤力很大的战争中，大量的生命在战斗中死亡，从而使人口数量下降。

帝国主义就是利用马尔萨斯的这种反动观点，作为他对外实行侵略，对内实行剥削的借口，作为它宣传战争，实行“冷战”的理论武器。

以上两点就是我们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根本分歧。

(1957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国民收入是全国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全部国民收入都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用作积累。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舍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一定要增加国民收入。我国的国民收入在1956年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的缺点是消费多、积累少。1956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占79％，而积累只占21％，亦即等于180多亿元，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业）这许多单位之中，每个单位分到的，为数极微，当然不能大踏步地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但自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79％与21％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把积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国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

我们的国民收入只有这一点，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多了，消费就少了，对于人民的生活，难免照顾得不够。反之，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就必然推迟工业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间必须求得一个平衡。至于如何平衡，要看实际情况。在苏联，消费占75％，而积累占25％，即占国民收人的1/4。在中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口较多，消费比重当然要高一些，所以有79％与21％之比。我们不能如苏联一样把积累提高到25％，把消费压低到75％，那就等于说我们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了，不免会出乱子。我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万多余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免发生副作用。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用。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但每年还要增殖出来1，200万人，除在工业部安置100万人外，要把其余1，200万人口安置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我主张要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话，徒劳无功。

……

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 叔仲

(1958.06.06人民日报)

“新”“旧”人口论者都说，中国人口太多、农业生产不能发展。但是，事实是：在每年都有大小自然灾害的情况下，1953年到1957年间我国农业生产提高25%，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4.5%。1957年全国已经有六十五个县、市分别达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每亩粮食产量四百，五百，八百斤的要求，已经有五十六个县市分别达到亩产棉花(皮棉)六十，八十，一百斤的要求，提前十年完成了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增产任务。还有不少县、区、乡、社的产量跨过了黄河、长江，亩产粮食平均达到和超过千斤，亩产棉花达到和超过一百斤。今年将有更多的县、市要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增产任务。

“新”“旧”人口论者都认为中国人口多，人民生活是不能改善的。而实际情况却是，我国人民的生活在不断地改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工资总额增长了131.4%，职工每人的平均工资增长了42.7%。我国职工生活改善的具体情况从职工的实物消费量的变化来看，也是很明显的。根据典型调查，在1929年1930年间，上海工人每年每人平均的实物消费量，粮食只有二百七十二点六斤，棉布只有十九点二尺，而当时上海工人的生活，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再来看一下1956年全国二十七个大中城市工人生活的调查吧!这一年，工人每年每人的平均消费量，粮食达三百三十一点八九斤，棉布达三十五点零六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