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2010春夏之交的西西河风波 -- 铸剑

和东哥没有关系。。。。

没有文化，无法以思想情操带领群众，只能让大家不争论去当会捉老鼠的猫。

现阶段，不解放毛泽东，不抛弃白猫黑猫论，在意识形态上土共就没办法武装人民群众。

都足以吊打邓、陈、李了。

大概是在河里“八一大楼”中吧，相马大师说的：主席是经济战略家。

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每一次转折的关键点，他都把握住了。

开国伊始，中共本来还有心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关系，司徒雷登在南京逗留不去广州，中共也默契地派燕大毕业生黄华到南京周旋。

结果，冷战大背景下，彼此的要价差距太大，无法达成妥协。中共“一边倒”，加上一场“抗美援朝”，棋子升级成棋手，换来“156”、东北自主以及彻底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和历史债务，代价就是西方20多年的封锁。

即便如此，中共还是保留了香港澳门等窗口，以维系和西方最低限度的联系。

56年，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思考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和大多数接受援助的国家不同，“自力更生”这四个字是刻在毛这代中共领导人的骨子里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是创建于1952年的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中之一，56年，中共就在成都拷贝复制了一个成量，成量的厂房图纸和哈量一模一样，厚重墙体的苏式建筑，其实更适合严寒的北方而不是秦岭以南的四川盆地；“156”中的一重（原名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始建于54年，58年，宝成铁路刚通车，德阳二重就开建了。骨干人员主要来自一重；同样是拷贝，今天大名鼎鼎的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也是创建于58年，人员同样是来自“156”项目的沈飞、哈飞……

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国家目标不一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陷于美、苏两面封锁之境。主席力主咬紧牙关搞“两弹”、“三线”，在获得基本安全保障后，通过“援越”、“珍宝岛”、“乒乓外交”等一系列组合拳打开西方封锁之门。

71年7月，基辛格访华；9月，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主席开始主导经济向“民生”、“农轻重”方向转。

71年8月，主席审阅同意，中央印发《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及改革临时工制度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草案)》、《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草案)》：从七月一日起为符合条件的一千三百四十万职工（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左右）提高工资，同时将符合条件的六百多万临时工转为正式工。（注：9.13事件之前）。

72年初开始制定从西方引进大化肥、大化纤装置的计划，同时放缓“曙光号”载人飞船等非急迫项目（注：有人说，曙光下马是受9.13影响，其实不然。曙光启动是钱学森建议，毛林周批准，七机部负责，空军只是协助挑选训练航天员。913对曙光号有影响，但不是下马的主要原因。主要还是经费不足，有人提出：还不如把钱花在建水电站，化肥厂上，更有实际效果。情况反映到高层，最后由主席拍板叫停：力量不足，经费不够，宇航员这事先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72年，“714工程”研制放缓，75年工程下马，主要保留了核心技术的跟踪、研究和开发。）

72年，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中日、中（西）德、中英相继建交（中法64年建交，中意、中加70年，中英原为代办级外交关系）。

借力于主席一手打造的大三角政治关系，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四三计划”极为成功，当然，这些化肥厂生产氮肥增产的粮食、化纤厂增产的衣料，好巧不巧，正好都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实事求是地说，毛时代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被“封锁”。当然这个被“封锁”本身，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建成相对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避免像南美那些走“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在本国工业化的关键时刻，让外资、洋货冲垮了自己幼稚的民族工业。

中国的开放始于“1972”，而不是“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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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邓公，以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速看，前邓时代、邓时代、邓后时代，基本上都是巨大的“U”字形曲线。

洋跃进，河里已经说过很多，本狐一向认为，从财政角度理解改开政策演进比从人事角度靠谱。

至于您提到的大跃进：

亩产万斤、大炼钢铁，主席是有一定责任，谁让他是老大呢？

钢铁产量，李富春（计委）、王鹤寿（冶金部）、薄一波（经委）个个都给主席掰指头算账，拍胸口、打包票、立军令状。北戴河会议期间，主席担心时间不够，计划完不成，陈云出主意：搞“土高炉”。到了年底，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主席要压产量、降指标，还都犟着顶牛。

58年粮食产量4000亿斤，但谭震林（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当时报的是：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000亿斤是肯定的，1万亿斤是可能的。中央打个折：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万担左右。那一粮食年度的征购任务和经济生活，基本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

58年中的八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成立了财经、文教、外交等五个领导小组，直接对中央负责，书记处代表中央，连国务院都要向书记处报告。那段时间，也是总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庐山会议上主席7.23讲话中说：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总理考虑辞职，实际是在这前后，而不是很多人瞎编的年初南宁会议上“以柯代周”（注：年初，柯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放粮食高产卫星， “高产田” 、 “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邓公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

毛主席是怎么讲的， 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全国发行。

亩产几千斤，刘少奇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刘少奇批判底下人说： “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 ” 主席说，多了怎么办？那就多养猪，养牲口。他们说那还是吃不完，主席就说： “搞酒精燃料。 ”（注：当时缺油，大庆打出工业油流，是在59年国庆前夕）

主席不是没有发热，主席也发热，但比起刘少奇他们，主席说话是有个边的，刘少奇的讲话一点边都没有，连狗肉汤浇地、男营女营都出来了。

主席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三万蔸（当时的一般情况，每亩6000篼左右，近年的研究，有推荐旱育稀植的，认为这样省工省肥，产量也不错；也有认为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的，试验表明：在亩栽2万穴条件下，基本苗多，穗数也相对较多，产量也较高。），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5月27日，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蔸。”他还亲自算了一笔细账：三万蔸共插多少根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按斤折合，一亩共打820斤。（注：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亩产820斤）

主席推广“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深翻”，陶铸、赵紫阳他们就在广东推广“二二五双龙出海”（窝距2寸，行距一行2寸，一行5寸，每亩超过10万窝），深翻也有翻到1米2米的，至于算账，更容易了，密植40万窝，每株结穗多少粒，千粒重多少，汇报起来，这亩产万斤，算法是实打实呀（你3万蔸亩产820，我双龙出海10万蔸亩产2700，40万蔸亩产差不多可以算到1万1）。

58年底，主席在天津、湖北，都有人汇报亩产万斤、几万斤，他都说，我不信。还要求吴冷西他们宣传上降温。59年春，为搞清楚真实产量，他还专门派田家英、戚本禹他们去成都新繁县大丰去种试验田，戚本禹写的报告在庐山会议上给李井泉带来极大的压力：本人试验田早稻亩产500多斤，当地劳模罗世发用最好的地、最好的种子，亩产八百斤（注：受当地干部压力，58年，罗世发上报的亩产是2000斤。李井泉上报的四川产量，最高的亩产万斤，全省平均亩产2000斤）。

而邓公呢？

1958 年10月，邓公视察东北，下面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 20%，邓小平说： “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 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 ”

11月底12月初，邓公视察贵州，要求陪同的李井泉在四川搞1000万亩“万斤田”（注：不是放卫星的小块试验田，而是大田产量），李井泉给温江地区布置400万亩任务，压得当时的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哭爹叫娘。

所以呀，我觉得您还是看的资料太少了，还有就是，总以为主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声令下，上上下下，如臂使指。

哪有这回事儿啰！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是听着这种论调的宣传长大的。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写“11届3中全会就是好、就是好”写了几年。我家成分不好，我父亲文革没上成学，对太祖恨之入骨，一直给我灌输“你上大学是沾了邓的光”的观点。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我出国以后。

前一阵子网上有个王岐山在中纪委的内部讲话视频，中间提到了改开。王提到分地的几个前提：一是基本农田水利建设的完成。农田水利建设、尤其水库建设需要大量占地。王提到了几个例子，比如浙江的新安江水库就淹了两个县。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建设，分地后根本没法完成。王的原话是：那时候想淹谁淹谁，现在地分了，你淹谁谁都不干(为了三峡的移民，新设了一个直辖市，到现在为止依然麻烦不断)。再就是中美关系解冻后引入的13套大化肥(30万吨尿素)投产。还有其他的因素(良种、教育普及、卫生条件提高)。王对分地是这样理解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的调整。认为改开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改开的经济基础。王参与了改开初5个一号(农业)文件的起草，他的观点应该是非常权威的。

葡萄提过，改开的三大前提：两弹一星、尼克松访华、重返联合国(安理会)。对此我深以为然。两弹一星是国家安全保障，尼克松访华是改开的前提(否则你往哪儿开？)，联合国则是改开的舞台。这些事，都是毛在有生之年完成的。反面的例证就是86、89的学潮和炸馆。89学潮离11届3中全会10年多一点，炸馆离89学潮不到10年。可以想像：毛时代的中国如果改开，肯定早就趴下了。

我现在的认识：改开后的一段时间日子突然好过起来，有诸多因素：首先是改开前的有些投入进入收获阶段(比如大化肥)；其次是是外部环境的大幅改善(中美关系)；再次就是政府投入减少，当时很多重点项目都砍了，连核潜艇项目都停了。中科院的很多基础研究部门都差点被解散(萨苏写过)。很对项目等到炸馆才重新捡回来，但是队伍解散了，事倍功半。改开最大的贡献，就是用市场的方法优化资源配置，但是我前面说的那些是基础。我现在坚信：在中美关系解冻，工业体系、农田水利初步建成完成的前提下。无论是谁那个时候在那个位置，都会把精力转到改善民生上来。我相信，按原来的路子，经济发展肯定不会这么快，但是肯定要健康的多。不会有这么污染、腐败、失衡和这么大的贫富差距。

今天没时间，简单说一下我的观察，一并回答qli872:

1，前30年有很大进步，但是横向比很不称。都是30年，斯大林建设苏联，到47年已经是世界级的霸主了。坦克质量世界一流，数量更不用提。航空发动机技术也进入世界前列。而我们这边79年时的军备和科技水平的确比较糟糕。

2，同时期的日本进入快速发展期，记忆犹新，大家看见杜丘真由美的羡慕嫉妒恨啊。

3，共产主义经济全靠准确情况分析，科学计划领头，三年灾害及大炼钢铁东哥需要派自己身边人下去了解情况。这个简直无语。小瓶这样的油条固然说谎，但是全党说谎就说不过去了。

4，东哥后期任用的那些人，包括他老婆，简直废柴到极点。被人象抓小鸡一样打成渣。。。连一点反抗都组织不起来。。。。

我觉得东哥是1955年左右穿越回去的，在此之前英明神武，在此之后吗。。。。。

1、2点：

中国和苏联、日本起点完全不同。沙俄垮台时，也是西方列强啊，而且是欧洲列强中人口最多、领土最大的，早在19世纪初的亚历山大一世，俄国识字率就达到40%。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国民教育，全国男女平均识字率达73%，其中男子识字率约93%，女子约50%，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基本上进入和欧美同一文明维度的工业化时代了。说日、俄落后，只是相对于同期的美英法德等顶级工业国而已，举个简单的数据，沙俄时期的人均粮食产量，今天中国都还没赶上。

而中国，建国时完全是个农业国，文盲占80%以上，基本上没有现代工科教育，再加上从连续30多年几乎年年战争，发展阶段即便是和印度、菲律宾比，也远远不如，说“一穷二白”，那是一点不夸张。这种情况下，要求30年跑到世界第二，这是按神的标准要求主席。

七十年代，西方人称中国已跻身七大工业国，这是个奇迹。当然，这主要指规模，技术水平和欧美差距还是很大的。

这个规模可观，体系完整，已基本具备自我更新能力的工业系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的真正基础。

我个人喜欢用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速以及人均预期寿命提升速度、受教育年限提升速度、婴儿死亡率下降速度等指标，前三十年，无论是横比还是纵比，tg这个平均增速不仅完全压制同期的印菲等发展中国家，较美国、德国、苏联、日本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毫不逊色，唯一能和中国比肩的，大概只有韩国朴正熙执政后的20多年。

3、计划确实需要科学，遗憾的是，当年的tg，能相对科学地做计划的人，凤毛麟角。

陈云回忆，当年一五计划是苏联专家手把手教的，当年中方一口气就提出要建几万公里铁路，把苏联人惊呆了，只好掰指头给中国人算：需要多少钢，多少机器；炼钢需要多少钢厂多少煤、多少矿石；矿山需要多少机器；机器厂需要多少钢……

薄一波回忆，56年反冒进，要压缩投资，建委一帮人碰个头报了个数，另一帮人觉得压缩得不够，翻了一倍，最后确定的压缩指标是“二一添作五”。反冒进操作粗糙、效果糟糕，这才有后来的“反反冒进”。

至于“全党说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相当部分干部和群众是真诚相信大跃进的指标是能实现的，比如邓公、刘少奇，我觉得他们很大程度是真信。

56年农业规划纲要确定的粮食产量“4、5、8”指标，标准最高的，也不过是要求长江以南，十五年后，平均亩产达到800斤而已。58年浮夸后的粮食总产7500亿斤，平均亩产不过400来斤，即便是谭震林的10000亿斤天文数字，亩产也没超过800。对于试验田放的卫星，更多的，他们是借此鼓劲而已，提出要搞1000万亩万斤田，目前，我只知道邓公一人，凳公家境富裕，加上14岁就离开老家，应该真没干过农活。

58年从上到下的一片共产风、浮夸风，根子还是“体制问题”：“民主集中制”出了毛病。

列宁式政党，在严酷压力下，“民主集中制”非常容易异化成“有集中没民主”，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形成依附关系，完全没有群众路线。对于这点的认识，是毛道路和刘邓、苏联道路的根本分歧所在。

4、主席后期任用的人，不是废柴，是有人剪切材料，让人觉得“他们都是废材”从而掩盖自己非组织行为而已。

人的能力要展示出来得到认可，往往需要历史积淀、需要山头组织系统支持。主席的支持，是他们窜起的决定性因素，恰恰如此，一旦抽去外力，必然坍塌。

这样说吧，东哥的军事政治外交水平太高，大家实在没啥可说的，相对来说他的建设水平不那么出色。

斯大林的军事水平差远了，但是他修基地真牛。上手30年就爆坦克海飞机海，这个微操水平比较高。土共造个运十那个费劲。。。

能把设计师关在监狱里然后还设计出世界水平的飞机。也是奇人。。。善于调动积极性。。。哈哈

现在倒是把文革时期要纠正的东西作为文革时期的罪状。这个现在看看只是觉得有点滑稽。看看当年批江青，批四人帮的文章，不看标题还以为在表扬他们呢。。。

多说一句，当年的主要矛盾是建立国防体系，准备核战争，不能以80年代以后的和平环境套用过去。主要矛盾不一样，政策也不一样。

老斯还有一个，抓住了30年代西方超级经济危机的机会。

计划经济，天生就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免疫，他的问题往往出在供应侧上。

即便如此，苏联还是付出了乌克兰大饥荒的惨痛代价。

我们建国可是面临这最严厉的封锁。

沙俄帝国时代老毛子就能造飞机了。我们呢？连个飞机油箱都造不出来。

就已经可以完全笑傲思科，你丫苦哈哈的干了几十年，还不如我这几年干的？

你都知道中国当时是半封建国家，没什么像样的工业，还说前30年的奋斗等于失败？难道那些工业基础都是白费的？个人有创业，企业有创业，国家同样有创业，说社会主义高级就得一夜之间成天堂，你应该去找上帝。

最后，毛的革命是有明确的目标的，我记得中学课本讲过三大目标。从毛开始主导革命到49年建国，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连社会主义还没到，更谈不上共产主义。至于你讲的摸石头，问你个最简单的问题，毛领导的革命时期的中共可曾坐在象牙塔里面依靠知识分子进行抽象推理来领导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是在深入农村了解情况之后制订的还是由所谓的高智商在象牙塔里面抽象推理出来的？

至于改开后的邓理论，上面我已经给你讲过其理论上的缺陷了，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片面强调生产力的主导地位，再比如那个主要矛盾，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以静态思维（执著片面因素）看待社会的动态变化（矛盾运动）。

你有兴趣可以自己读书，其他的我不讲了。

南宁会议上让刘周公开检讨的劲儿，拿出来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效果会怎样呢？

为啥刘周检讨得，其他人检讨不得？

反右又是右派帽子又是反党集团，多轰轰烈烈，可纠左毛毛雨就过了，谁也不傻不是嘛

三线建设，现在我们回头看没有发生战争，美苏也没有爆出有大规模入侵大陆计划，还大夸特夸是不是过了？人家根本没有计划，我们说预防了避免了.....，这不都是自己给自己贴金么。美苏争霸是当时的主旋律，大规模卷入和中国的冲突谁都觉得是舍本逐末，短短几年几位老帅的战略报告又一次被英明神武了，合着战略就变这么快？

三线建设上，我一直觉得当时战争压力被夸大了，这可以算作一个战略失误，在当时环境下有这种误判也正常，但到今天了还作为正面典型来夸就过分了

别吹太过，承认错误，泰山减掉几锹土还是那么伟大！

所以，寄希望论坛上掰扯就能把人说服，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主席上庐山开方子是读书，确实太娑婆了，不碰个头破血流，哪有那么容易转弯。

南宁会议，我没见过刘检讨的相关资料，不知道刘是否公开检讨过。至于总理，我觉得有错就检讨，正说明其伟大和磊落。

党内检讨是常事，单纯从字义看，“检讨”是个中性词。高层毛朱周邓等，次高层李、柯、谭等，都检讨过，不要一说检讨，就想起“迫害”这两字。

七千人大会上，总理检讨，小平检讨，主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要负责。因为我是党的主席”，刘呢？就是不说自己：

都是有小弟的巨头，总理要像刘一样上推下搪也不是不行，不过，那就不是总理了。

对于“反冒进”工作中的失误，总理在世时从未否认，对于“反反冒进”中的检讨，总理也从未说过自己“唯心”，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来就应当是党内政治生活常态，主席本人也多次公开检讨过自己的失误，甚至还为自己的错误起草中央文件下发全党。

现在有人拿检讨说事儿，无非是借周反毛而已。

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大家都还高热着，毛本人清醒一些，但也还没完全退烧，处理谁？怎么处理？郑州会议后，邓小平接替吴芝圃修订农业纲要，搞出的“4、5、8”是亩产4000、5000、8000斤，主席只能压下这个修订版，不下发。

56年反冒进，总理可以直接顶撞主席。而58年南宁会议为啥总理就得检讨，很简单，反冒进干的粗糙，反对声音成了主流。

几位大牛已经回了，比我全面多了。我的知识不系统，说几句我的直觉：

去年夏天，我去阿拉斯加，最让我震惊的就是到处是沙俄留下的痕迹，震惊于这个民族的彪悍。要知道，阿拉斯加远离欧洲、苦寒之地，毛子在1700年代就能把国土扩展到这里，而且能生根，不能不让人生畏。可以说，阿拉斯加的现代文明是从毛子开始的。我在Ketchikan参观了一个枪支博物馆，其中大约有一半的枪是毛子造的。有一支1870年左右造的专门用于打鸭子的7-barrel gun，其工艺水平，在我这个机械工程师的眼里是惊人的。我上大学金工实习的时候那些机床绝对是造不出这种枪的。乌克兰是欧洲粮仓，毛子的粮食产量，好像很早就是世界第一。毛子1821年打败拿破仑，被誉为欧洲的拯救者。毛子1800年代就自己培养出门捷列夫这种大牛。毛子的国民素质非常高，音乐、芭蕾、独步世界，柴可夫斯基19世纪就创造出《天鹅湖》、《胡桃夹子》这种传世经典。斯大林接的摊子、绝不是毛能比的。至于日本，二战前就可以造航母、0式战机，工业基础不是中国能比的。而且由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日本成了反共前线。1950年前，日本的经济恢复很慢。日本战后的崛起首先得益于朝鲜战争。以丰田为例，战前一个月的卡车产量只有300辆，濒临破产，开战后的第一个月就拿到了5000辆的订单。而中国在毛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面临整个西方的封锁。

毛在建国后一直想退居二线，专心于理论工作，最早的一次大约是54年。中央也很早分为一线和二线。毛作为一把手，对于建国后的失误当然有责任。但是，当时是集体领导，毛还是非常尊重集体意见了，否则的话，讨论抗美援朝的时候也不会中间把彭总从西北请来了。毛被监听也不是新闻，秘书被刘收买也不是新闻。毛当时并不是说一不二的。

毛在建国后的对手，是整个官僚系统。除毛外的多数老干部，希望能固化利益、固化阶级，这个，在改开后看得非常清楚。毛能用的人不多。四个人里，最起码张春桥是有能力的，不知道毛直接用他而非华做接班人会是什么结果。毛看错了华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