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外一篇 陕甘宁边区的特产价格问题 -- 北风扬雪

http://www.cnpc.com.cn/CNPC/hjysh/syzs/ktkf/%E5%BB%B6%E9%95%BF%E6%B2%B9%E7%9F%BF%E7%9A%84%E6%97%A9%E6%9C%9F%E5%8B%98%E6%8E%A2%E4%B8%8E%E5%BC%80%E9%87%87.htm

延长油矿的早期勘探与开采

（1905-1949）

石宝珩

2006-7-3

2006-7-3 字体:[大][中][小]

在延长油矿百年发展历史过程中，前40余年（1905-1949）是中国近代石油勘探与开发的初始和探索时期，属延长油矿早期石油勘探与开发阶段。在这阶段，有以下5件重大事件值得记述。

1、延长石油官厂的成立与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1905-1907）

1903年陕西大荔县“绅董”于彦彪，同延长县“贡生”刘德馨、郑明德等人，与德国世昌洋行私订合同，拟与德国人汉纳根合伙开采延长石油。此事遭陕西布政使樊增祥斥责。又经巡抚升允详情上奏，力主自办。1904年10月，陕西巡抚曹鸿勋复奏，试办“延长石油官厂”，获清政府批准。随后拨白银8.1万两为开办费，并指定后补知县洪寅为“总办”，于1905年筹办“延长石油官厂”。洪寅往湖北订购机器，找日本技师阿部正治郎到陕北延长烟雾沟等地勘查油苗，发现人工开凿产油井与油苗多处，并取油样送到汉口进行化验，证明油质“胜于东洋，能敌美产”。乃于日本订立合同，采购日本钻采机械设备，聘请日本技师、工匠开采延长油矿。

1907年2月，日本技师佐藤弥市郎一行七人及第一批机器到达延长。佐藤在延长县城西门外勘定延1井—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6月5日（农历4月25日）开钻，至9月6日，钻达68.89米见油，日产油150~200公斤。接着又加深至81米处完钻，初期日吸油1~1.5吨。此延长石油官厂第一口油井成功。

延1井出油后，用小铜釜试验提炼，每日可得灯油25斤，经试用“烟微光白，不逊外油”。9月20日，炼油房竣工，当月装灯油14箱，运往省城，是为延长油矿油品外销之始。10年后，延1井日产仍保持1.25吨，至1934年，累计产原油2550吨。

1908年陕西巡抚恩寿奏请清廷增拨银两，修建公路，增打油井。慈禧、光绪御批增拨官银27万两。慈禧还把美国人赠送的皇宫照明发电机转赠延长石油厂，以示支持。1910年（宣统二年）6月，当局又聘请日本大冢博士及一名测绘师来延长测勘油田。次年又陆续开凿3口井，其中2号井日产油105公斤，3号井见少量原油，4号井是干井。延长石油官厂期间共钻井4口，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延长石油官厂的“厂事”也就无人过问了。但延1井的钻探成功，却是中国近代石油史上的重大事件。

2、民办油矿的呼声（1907-1910）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陕西巡抚曹鸿勋在扩展延长油矿的奏折中说：“臣以为保护权利，非官不可；经营利益，非商不可。今既由官创办，亦效于人，必再集商力，以承其后，而后，资厚力专，方能百年经久之计。”“商办之愈于官办，断断然矣。”曹卸任后，继任巡抚恩寿以招股不易为由，于1909年奏请官商合办延长油矿。但绅商不愿官商合办，于1910年成立了“保陕公司”，上书巡抚恩寿主张商办延长油矿。谓“煤油一矿，乃秦中惟一之天然产物而利益最大者也。若由官办，本省人民失一绝大财源，无复有自生之活路；此实乃全省命脉所系，不可委之官办。省民极宜组织团体，招股一百万两，以资自办。以前所投之官款，宜编入股份内，获得利益次第偿还。”民办油矿遭到清政府的反对，未能实现，致使延长油矿的扩展停滞不前。

1922年（民国11年），有人重提拟官商合办延长油矿，由46人发起，并拟定了《官商合办延长油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九章，86条。公司股额总数为10万元，分2000股，每股50元。但“终以无人认股，无形搁置”。

3、美孚对陕北的钻探与石油地质调查（1914-1916）

1914年2月，袁世凯执政，同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签订了《中美合办油矿条约》，拟合作开发陕西延长和热河等地的石油矿。为此，成立了溥利石油公司，让美国来延长开采60年。袁世凯政府派熊希龄为督办，成立“中美油矿事务所”，统管陕北石油的勘探与开发事宜。

根据《中美合办油矿条约》，美孚公司派马栋臣（原名F.G.Clapp）、王国栋（原名M.L.Fuller）等6名地质人员和测量技师5人，连同9名中国技师，组成地质测量队，分作两队，分别从北京经山西进入陕北。他们在陕北近1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地质调查。并在肤施（延安）、延长、延川的永坪、甘泉的石门子、宜君的七里镇一带进行了地质勘查，测成面积100多平方公里1：12000地形图。

与此同时，自1914年起，美孚石油公司运来4台汽动顿钻机，组建了3个钻井队。历时3年，先后在中部（黄陵）钻井2口，肤施（延安）钻井2口，延长钻井2口，同官（铜川）钻井1口，共计钻井7口，总进尺6402.19米，最深井达1181.7米，耗资270余万元。这些井虽见到油层，但含油都不丰富，未获具工业开采价值的原油，钻探工作遂于结束。

1916年3月，“中美油矿事务所”撤销，外人皆去，机器散留肤施(延安) 等县，拆取保留。

美孚石油公司的马栋臣、王国栋，根据1914-1916年的陕北石油调查结果，认为在陕北各油苗处和延长各油井中，“可以预期的产油量是微不足道的”。为验证马栋臣和王国栋的观点，美孚公司生产部又派阿士德等5名地质师及4名测绘师赴陕北，逐一复查马栋臣、王国栋的观点。阿士德的结论是：“对陕西省经一年半之详细观察，凿井试油7处，既未证明其有经济价值之油田，也未证明其为无经济价值之油田。但不论其有无经济价值，以今日该省交通及销售情况而论，殊不能经营获利。余今为断语曰：陕西中部有石油，其为小量之石油，已有充分证据；是否能有中量，尚在未可邃量；至于大量石油恐其未必能有。”

美孚石油公司的地质专家对陕北石油的悲观论点，对当时和后人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中国贫油论”的开端。

4、中国人进行的早期陕北石油地质调查（1923-1934）

根据当时农商部所属地质调查所安排，自1923-1933年王竹泉、潘钟祥等人，先后五次赴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

1923年，王竹泉第一次到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他由陕北府谷县向西南行，经榆林，抵靖边，再东行越绥德，至吴堡县。他根据调查中新发现的化石，改正了美国地质技师马栋臣、王国栋在陕北石油地质调查中的错误：（1）原定为石炭纪的陕西系，由植物化石证明其为侏罗纪；（2）原定为二叠纪的安定石灰岩，因发现有鱼化石，而知其为侏罗系上统。

1927年7月，地质调查所王竹泉、潘钟祥、谢家荣、杨公兆及北京大学胡伯素等人又去陕北作石油地质调查。此次调查工作分两组进行。一组为王竹泉、潘钟祥等，他们经山西汾阳、离石等县，由柳林镇军渡渡黄河入陕西吴堡县，沿黄河到宋家川、枣林坪、赵家沟、羊渠山、白家河等处，调查三叠纪红色岩层与侏罗纪煤系之接触及煤系下部详细地层，并采得多种植物化石。嗣后由清涧县至永坪镇、瓦窑堡，调查含油层以上之岩层；再由蟠龙镇、青化砭至肤施城，调查美孚石油公司以前所钻之油井。另一组谢家荣、杨公兆、胡伯素等，先到郑州与陕西实业考察团会合，然后过潼关，自西安经宜君、同官、鄜县、肤施而赴延长，调查油厂矿业及工程，并探询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勘探石油时所用机器设备之状况，再由延长折回韩城。此次调查为进一步精细调查陕北石油打下了基础。

1932年4月，王竹泉、潘钟祥等又前往陕北绥德、清涧、延川、肤施、延长等地进行地质普查，并在永坪挖沟观察岩层倾向，详勘其附近之地质构造，推翻了美孚石油公司对陕北地层的错误论断，发现了永坪构造。同时，对延长等油田的储油层进行划分，定为延长、永坪、肤施三个主要储油层段；得出了永坪油田前景较好以及在延长油田可多钻浅井，进行小规模开采的结论。

1933年，潘钟祥等又去陕北调查油页岩，发现当地的油页岩共有三层，其中仅横山县之麒麟沟层较佳，其余两层含油甚少，且岩层亦薄，经济价值不大。但据估计，仅富矿储量即达42000余万吨，可得油739300万加仑（约2800万立方米）。与此同时，地质调查所还派颜惠敏到陕北测绘了1：30000的陕北油矿区地形图，其范围北自苏家河，南迄朱家腰，西到张家渠、黑家铺、金沙镇，东至张家滩、延水两岸，均绘入图内。随后，王竹泉、潘钟祥、周宗浚又一次前往陕北，在延长、延川等地复勘石油地质。以前美国技师曾认为该地区地势平缓，未见可以聚油的显著构造，这次他们在永坪西南等地发现新构造。在工作中，他们还完成了新测延长附近1：500的钻井分布图一幅。王竹泉和潘钟祥几次调查陕北油田，写成《陕北油田地质》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20号（1933年出版）。

1934年，陕北油矿探勘处成立，先后共钻井七口。这些井的井位，大都是根据王竹泉、潘钟祥等所提供的地质资料确定的。这七口井有四口井在延长，井号分别为101、102、103、104。101井井深101米处遇旺油，初期日产油1.5吨，后减为105公斤。102井井深149米，103井井深117米，104井井深88米，每日产油二、三十公斤至五十公斤不等。另三口井在永坪，井号为201、202、203。201井井深104米，初期日产油三千公斤，202井有油气显示，203井井深113米，每日可产油五十公斤。永坪地下有油，由此得到证实。

陕北的石油地质调查，为潘钟祥提出陆相生油说奠定了实践基础。1941年，潘钟祥在美学習期间，曾撰写论文提出“石油也能够来自淡水沉积”，就是根据他多次赴陕北进行调查的成果而得出的结论。

5、有力地支援抗日战争的功臣油矿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延长油矿，迎来了新的发展。

1938年2月，陈振夏、胡华钦、王凯来延长油矿了解生产情况，收集设备器材，健全机构组织，勘测地形井位，制定开采计划，积极恢复和扩大生产。1938年在永坪加深了一口井，日产原油200~250公斤。又在延长烟雾沟加深延18井，由于出水大而未成。1940年春，开始钻延19井，完井后，日产油1.6吨。

1940年冬，中央军委会后勤部军工局派汪鹏到延长油矿进行地质勘查工作。汪鹏又名汪家宝，安徽怀宁人，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地质组，“七.七”事变后，为了抗日救亡，毅然到了延安。他被派到延长油矿后，由于资料缺乏，便走访老工人，召开座谈会，搜集和了解延长周围20多口老井的情况，并到野外进行实地调查。当时他所用的工具，只有一卷皮尺、一块罗盘，一个手持水准仪，一张质量粗劣的1：50000的地形图。汪鹏靠着皮尺和手持水准仪，一边测制地形图，一边利用罗盘，在有基岩出露的黄土沟里量岩层的产状，有时在一条沟里就要量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点，并把这些岩层产状准确地表示在地形图上。

通过地质测量，认识到延长一带是一个向西倾斜的单斜构造。它的倾角非常平缓，一般不过二、三度。在这个平缓单斜构造上，过去已钻了不少井。由于过去钻井开采工艺技术落后，油井管理不善，油层和水层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油井出油甚微。汪鹏在勘查范围内，终于在延长西南七里村一带找到了一个新的储油构造，这个构造位于七里村河沟两侧，岩层的倾斜角一般为五、六度，有的达七、八度，为一鼻状构造，是一个没有钻井过的“处女地”。估计地下油、水关系还保持着相对平衡状态，有产旺油的可能。于是，汪鹏在七里村定了5个井位。其中在鼻状构造北翼定的第一口探井一七-1井于1941年秋，在井深35.35米和79.46米分别钻遇油层，原油自井底喷出地面。1943年7月，用套管封水，加深钻至86.3米发生井喷，初日产油量达96.3吨，创历史最高纪录，连喷9日，一个月后日抽油仍达15.9吨。以后又陆续钻七-2、七-3、七-4、七-5井。其中1943年5月钻成，1944年加深的七-3井，也是一口自喷井，初日产油11.6吨。

由于新井出油，延长石油厂的原油产量增加了好几倍。1943年产油1279吨，相当于1935年以前14年石油产量的总和。由于石油产量的增加，炼油量也由过去三天炼一锅改为一天炼一锅，月炼油产量由2700小桶提高到15000小桶。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延长石油厂共生产原油3155吨，经加工生产汽油163.94吨、煤油1512.33吨、蜡烛5760箱，以及擦枪油、凡士林、油墨、黄油等。党中央、边区政府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的照明用油，军委的电台用油和八路军后方兵站的运输用油，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因此，延长油矿被誉为“功臣油矿”。毛泽东主席于1944年5月，为获得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的油矿矿长陈振夏题词“埋头苦干”予以鼓励。

汪鹏调回军工局后，佟诚任油厂七里村分厂副主任。佟诚于1945年5~9月对延河及小拐沟长约10公里、烟雾沟长约20余公里地区进行了测绘。写出了《延长石油地质概论》、《对于延长附近旧井位置的评论》和《确定井口位置的说明》，为延长油田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佟诚所定的七11井、七12井、七14井和延20井、延21井、延22井等井位，除延20井有数层稠油难生产以外，其余各井均产旺油或有较好的油流。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延长石油厂暂时停产。

1948年4月，恢复生产，完成了七14井，新打成七16井、七17井、七18井、七19井，加深了七13井。首次试用盐酸处理七11井，增产1.5倍；使用炸药爆炸七17井、七3井、七13井、七11井，增产1~4倍，开创了全国油层改造措施之先河。1949年，全年产油820吨。

自1907年钻成第一口油井，至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的42年间，石油勘探与开采活动，主要集中在陕北“三延”地区，共钻井52口，进尺12994米，发现了延长油田（1907）和永坪油田（1934），计算地质储量169万吨，累计产油6155吨。

总之，延长油矿发展的前期（1905-1949），是艰苦起步的40余年；是努力创造条件，摸索开采油矿道路的40余年；是对地下油层特点不断认识的40余年。

在地质认识上，正是有了陕北石油地质调查的结果，才奠定了潘钟祥“陆相生油说”（1941）基础。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在油藏类型认识上出现了两种观点，一是以王竹泉、汪鹏为代表的“断层油藏说”，由于所出现的旺油井形成线形排列，主张沿断层钻井；另一是以潘钟祥、佟诚为代表的“背斜构造油藏说”，主张探区向西扩展，在局部小构造上，可聚集相当数量的油。在储层条件方面，低渗透油层已得到共识。这些认识反映了中国地质家对延长油田认识的深化和勘探水平的提高。

在油田开采方面，几十年来采用的是顿钻钻井。油井全部依靠自然能量开采，采油方式是采用抽吸和提捞方法。但已开始摸索使用炸药爆炸和盐酸洗井等改造低渗透油层，表明油田开发水平的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1、智 珠，1912，延长油矿。《地学杂志》第12号，16页

2、张丙昌，1918，延长油矿沿革史，陕西教育图书社

3、陕西省建设厅，1931，延长石油矿略史

4、王竹泉、潘钟祥，1933，陕北油田地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20号，45-58页

5、王竹泉，1935，陕北永坪延长油田之希望，《中国实业》第1卷第5纲

6、潘钟祥，1936 ，陕北油田（手抄本）

7、王恭睦，1947，陕西之石油，《工矿建设》第一卷第2期，32页

8、严 爽，1948，中国油矿纪要

9、申力生主编，1988，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第二卷）近代石油工业，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0、石宝珩、王育林，1988，外国地质家在中国早期的石油地质调查与中国贫油论，见石宝珩著《石油史研究辑录》，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154-159页

其实说到宣传,共军在石油等一些东西上,哭穷装孙子倒是很有点宣传意味.

http://www.cnpc.com.cn/CNPC/hjysh/syzs/ktkf/%E5%BB%B6%E9%95%BF%E6%B2%B9%E7%9F%BF%E7%9A%84%E6%97%A9%E6%9C%9F%E5%8B%98%E6%8E%A2%E4%B8%8E%E5%BC%80%E9%87%87.htm

延长油矿的早期勘探与开采

由于新井出油，延长石油厂的原油产量增加了好几倍。1943年产油1279吨，相当于1935年以前14年石油产量的总和。由于石油产量的增加，炼油量也由过去三天炼一锅改为一天炼一锅，月炼油产量由2700小桶提高到15000小桶。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延长石油厂共生产原油3155吨，经加工生产汽油163.94吨、煤油1512.33吨、蜡烛5760箱，以及擦枪油、凡士林、油墨、黄油等。党中央、边区政府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的照明用油，军委的电台用油和八路军后方兵站的运输用油，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因此，延长油矿被誉为“功臣油矿”。毛泽东主席于1944年5月，为获得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的油矿矿长陈振夏题词“埋头苦干”予以鼓励。

http://www.yhcqw.com/html/ywl/2008/412/0841293020F7174880GFIHC659DC6K296.html

抗日烽火中开发的玉门油矿

陕北借机

　　最初也有人提议开发玉门应与苏联合作，甚至蒋介石也对此表示认可，但并没有得到苏方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工业开发之前的进一步地质调查勘探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翁文灏亲自过问，调集组织地质学家、工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于1938年6月12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了“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筹备处”，并于当天亲自率筹备处负责人登门拜访了正在汉口的中共代表周恩来。

　　翁文灏为什么要拜见周恩来呢？玉门开发与中国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早在1934年，南京政府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是蒋介石，翁文灏是秘书长）就成立了一个由著名工程专家孙越崎为处长的陕北油矿探勘处，在陕北延长一带进行石油探采。1935年红军进占延长后，油矿及设备均由红军接收经营。翁文灏拜访周恩来，就是想商请中共同意把原来丢弃在陕北的钻机等两套勘探设备，运往玉门从事勘探，协助开发玉门油矿。这两套进口的勘探机械，当时在国内算得上是稀缺的高科技设备，对玉门开发至关重要。周恩来当场“慨允照办”，并表示"同心为国，决无疑义”。果然，不久油矿筹备处人员在陕北得到萧劲光、高自立、李强等中共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协助下，钻机等设备被“毫无阻碍”地运往玉门。翁文灏闻讯之下既有些意外又颇受鼓舞，认为：“即此可见（共产党）一体为国之真诚，良可欣幸”。当年12月，在风雪严寒之中，第一批科学家和开发人员孙健初、靳锡庚、严爽等抵达玉门老君庙，玉门油矿开发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http://222.90.76.178/yagmctjx/News/Info.asp?infoid=503

陈振夏为边区工业作出了哪些贡献？

更新时间:2010-1-12 【字号: 大 中 小】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787次 陈振夏（1904—1981），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1925年参加革命。1937年奔赴延安，先后担任延长石油厂工程主任、厂长。

陈振夏率领石油厂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埋头苦于的工作作风，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克服重重困难，在延长七里村油区打出“旺油井”，并扩大了七里村油区。1943年，生产原油达1279吨。在炼油方面，采用单一蒸馏法，燃料为木柴或煤。从1939年至1946年，共生产汽油163．94吨，煤油1512．33吨，蜡烛5760箱，蜡片3894公斤。1946年4月，首次采用管子运送原油人锅加冷却水，并在原油锅上加设分馏塔，提高汽油产量。1948年，改进原油分馏方法，实行重油裂化法，汽油产量提高27％。在陈振夏和延长石油厂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奋斗下，延长石油厂为支援人民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延长油矿被誉为“功臣油矿”。1944年5月，陈振夏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并荣获毛泽东亲笔题词：“埋头苦干”。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于同年5月25日为陈振夏颁发奖状，上写：“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同志任职以来，，苦心经营；成绩卓著，特给予奖状。”1945年2月，陈振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http://baike.baidu.com.cn/view/2111241.html?fromTaglist

陈振夏　　(1904—1981) 　　崇明县港东乡人。青年时代当过工人、司机、船员。 1925年参加著名的“五卅”大罢工，被推选为上海中华电气制作所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陈振夏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参加江阴沉船封港行动。同年底，他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到延安后，任延长石油厂厂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石油战线上的第一任厂长。在战争年代，他和同志们一起排除万难，艰苦创业，先后开发10口新油井，修复2口旧油井，提炼汽油、灯油、柴油、润滑油等大量产品，保证了军用油的需要。 1944年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埋头苦干”，以表彰他的功绩。他还荣获陕甘宁边区政府劳动英雄和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45年2月，陈振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陈振夏带病先后在河北石家庄农机厂、石家庄动力厂和保定机床厂任副厂长、厂长，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继续奋斗。他在保定的近20年中，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兼办公室里，组织上几次要给他调整工资级别，他都主动放弃。 　　1972年陈振夏退休。他的独生女儿和女婿都在北京工作，组织和亲友都劝他在北京定居，但他坚决要求回乡。回崇后，陈振夏继续保持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组织给他300元安家费，他没拿；给他新建房屋，他不要，提出要和群众一样分配公房，几次请他搬进新楼居住，他都婉言谢绝。他说：“我出身乡村，在延安住窑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已不错了，和群众相比，我的住房还算是好的。”县里照顾他去医院看病可用小汽车接送，但他宁要老伴叫三轮车，也不让国家为他耗费汽油。 　　陈振夏生活俭朴，家里陈设简单，睡普通木床，穿打了补丁的衣服，一根皮带用了47年。1973年，他将变卖两间住房所得650元全部交了党费，还把乡下老家3间房屋送给生产队开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又把自己多年积蓄的2000元作党费上交。 　　“不徇私情不特殊”、“共产党员姓‘公’不姓‘私’”，这是陈振夏经常讲的两句话，也是他的处事准则。他的侄子想从外地调回上海，亲友想进社办厂，都来求他说情，他耐心地教育他们：“办事要讲原则，要考虑到社会影响。如果大家都亲托亲，我们的党风怎样立得正！？” 　　陈振夏组织观念很强，退休回崇后，他感到城桥镇联合支部的组织生活制度不够健全，就建议支部划分党小组，他参加组织生活风雨无阻，有时卧床不起，也一定要老伴代他请假。 　　1981年8月21日，陈振夏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7岁。陈振夏生前曾任河北省第四届政协常委、保定市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和崇明县第五届政协常委等职。

本想找抗战时的油价,现在只找到个四七年的,先参考一下吧

http://www.hbqnb.com/news/Html/lishimantan/2010/1031/10103120653237244941.html

比如说1947年8月8日，杭州大报《正报》第二版登载当时物价如下：

本土米每石售价是35万元（法币，下同），越南米每石售价是38万元，而美孚散装汽油每升市价是37.5万元。

给汽车加一升油，够买一石米了，当时一石米是160斤，像我这样的饭桶也够吃俩月的。一升汽油能换俩月口粮，可见那时候汽油有多贵。

http://www.lw58.com/html/mfbylw/6587487679049.html

仅在1938年,全国就需求汽油4000万加仑(1加仑=3.785升),当年国产汽油却不过30万加仑,“

1938—1944年国统区共消费酒精3,386万加仑⑦。相比而言,国产汽油自1939—1945年只消费了1,458万加仑⑧;汽油出口在最紧缺的1942—1944年仅输入157万加仑⑨。代汽油和代柴油的年产才干虽区分可达290万加仑与380万加仑,但受原料、技术的限制,实践产量仅及其消费才干的1/3。⑩由此可知,虽然战时各种液体燃料消费与所需差距甚远,但较之汽油及其他代汽油产量,酒精产量还是大得多,四川酒精业在战时液体燃料供应中的位置则更显突出,其主要作用在于支持战时的军需运输和维系民用运输。

民间的车用的主要是柴,连相当一部分军用运输,都是由酒精来保证的,同样是国有的玉门,和延长一样,主要供应军队和政计机关用油,在战时体制下,要拉升利润,谈什么经济效益的话,我看也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是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每天1.5斤菜,你以为是干什么的,就是补粮食不足的.

三五九旅南下时,只有四千多人,还从其它部队加强了九百凑了五千人马.要知道,大生产和精兵减政是一起搞的.

而且三五九旅的自给率也是逐年上去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8278.htm

1942年，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1943年，生产自给率达到100%,到1944年，三五九旅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24头，上缴公粮1万石，达到了“耕一余一”。广大官兵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弯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http://www.crifs.org.cn/crifs/html/default/caizhengshihua/_history/1093.html

1941 年, 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方针,规定根据地脱产人员不超过负担人口的3%, 以实现精简、节约、提效的目标。经过几次精编, 到1944 年, 边区党政民机关人员比1942 年减少一半, 边区政府由2000 人减到500 人。边区总兵力精简40%, 同时战斗部队人员却增加了, 由精简前的73.4%提高到84.36%; 非战斗人员由26.51%下降至15.64%。至此, 全边区脱产人员最终达到了政府所规定的不超过负担人口的3%的要求。( 谢忠厚:《河北通史》, 第10 卷第142 页) 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负担, 也使部队和机关变得更扎实, 更有力量。

第四, 组织起来, 发展多种合作事业。边区政府还组织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社, 如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运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1941 年初时各种合作社有6000 余个。这些合作社对农民、手工业者给以多方面的指导和援助,运用集体的力量和优势与奸商的投机贸易展开有力的竞争, 避免了生产上的损失, 减少因损失带来的亏损, 获得了真正的实惠。( 谢忠厚等《: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第238 页, 人民出版社2002年)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3035/83317/83595/5738058.html

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

陈云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一九四一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被封锁的环境。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在这个方针下，我们已获得显著的成效。

　　首先，我们实行了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边区的部队、工作人员和学生，大家动手生产，到十月份为止，据接到的报告，今年已完成了十万石细粮，还可能超过。现在部队、机关和学校，有些已做到部分自给，有些完全自给。某些部队，如三五九旅，不但完全自给，还向政府缴纳公粮。这样，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今年边区公粮就减少了二万石。这是一种好办法，以后还要继续下去。明年要加紧练兵，但军队还要生产，至少要自给八个月的粮食。

　　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以加重老百姓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

　　我们努力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工业品自给，也得到了很大成绩。由于农贷〔238〕政策、奖励移难民〔239〕政策、变工〔240〕政策等的施行结果，今年边区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连部队、机关和学校所生产的，共计二十余万石，约值边币〔241〕一百万万元。由于奖励植棉和提倡纺织，今年我们收棉花三百万斤，可织成一百五十万匹布。又由于我们积极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的工业，我们生产了许多日用品、，如纸烟、毛巾、袜子、火柴、生铁、肥皂、纸张、食盐、瓷器、化学产品等；连棉花在内，我们今年共能减少入口货物总值达边币三百万万元。这样就使得我们边区的经济地位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抗战的力量。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成绩是在抗战环境和边区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得到的。

　　但是，我们不应自满、要继续努力，争取棉花的完全自给（年产四百五十万斤），必需工业品的完全自给。如果没有敌人的封锁，边区还可年增数百万万元的收入，可以用来增强抗战力量。我们要求国民党立即撤销对边区的封锁，执行误国政策的政府和统帅部，必须立即改组。

　　我们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这是为了在严重的封锁情况下，保证以输出边区的产品（主要是盐），换取抗战和民生所必需的物资（布匹等），同时也是为了扶植边区的实业，繁荣边区的市场。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封锁边区食盐出口，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宁夏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竟无耻地诬蔑边区出口的盐为“奸党私盐”。我们边区人民辛苦生产的食盐，经过脚户们长途跋涉的运输，推销出去，每市斤只售十五元五角二分（今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五日的平均售价），而国民党当局坐收其成，每市斤竟要“买路钱”（盐税）十四元零三分。这还不够，还要肆意诬蔑，真是岂有此理！试问，我们以食盐供给大后方人民，换取必需品，支持抗战，为什么国民党当局硬要千方百计破坏呢？这难道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吗？边区的内部贸易是完全自由的，对外贸易基本上也是自由的（只有在封锁环境下，为了保证食盐出口才实行统销）。边区政府领导下的贸易公司和盐业公司，是为了保护边区人民（特别是盐民和脚户）的利益，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这又和国民党当局的各种统销专买机关专为少数人发财，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摧残人民企业的做法，完全相反。

　　组织合作社有着重要作用。边区人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运输，开展内部贸易，兴办许多社会福利事业。合作政策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下去。但今天我们的合作社中间，还有摊派股金、业务不精、人选不当、领导不强等缺点，必须加以纠正。边区政府对于一切有利于发展边区经济的事业，不论是公营、私营或合营，都予以帮助，而对合作社特别予以减税的优待。希望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地参加合作事业。

　　由于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的成效，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的增加，加上贸易、金融管理的改善，近年来边区的金融和物价，大体上是稳定的。如果生产有了更巨大的收获时，稳定的程度还要增加。

　　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

　　最后，我希望各位参议员对财经工作尽量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边区建设好，打倒日寇，把全中国建设好！

　　＊这是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当时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每人日粮1.5,年需粮547.5.如果是四千人的话,219万

359旅南下的那是“支队”，并非359旅全伙，当时359旅是分兵一半南下。44年记者访问团的记录也多次提及王震的旅有10000人。

轻易百度一个数字就当真，就是野摊的玩法，你要多读书知道不，哈哈。

从延安出发的，仅仅是三五九旅的一小部分，全部不超过三千八百人(连后勤部队在内)，各式枪枝两千枝。因为是远征，要在漫长的旅程中，偷关越卡地穿过封锁线，连一门炮都没有带。P1

部队出发的命令是十月二十五日颁布的。命令里说要各个出发的部队，以两天或三天的行程，从各个分散的驻地，集结在延安南十里坳、延安北郊，到桥儿沟一线，进行整备。当时

把所有战斗部队编了四个大队，每个大队自六七百人至一千三百人不等，另外还有军直属队和三个干部大队，全军共约五千人。这就是我们南下的战斗序列和实力了。P3

《南征散记》马寒冰

……率领第五大队，文建武、张成台同志率领第六大队全军共约五千人，由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的政治、军事工作。

除南下支队外，三五九旅还留下一部约五千多人，由副旅长苏进参谋长刘转连，政治部主任李信等领导，继续担负保卫边区和从事生产建设，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从，待机南下。P9

《忆南征》王首道著

第八章自给自足的士兵

王震和他那个有1万官兵的旅《红色中国的挑战》P63

今天，南泥湾有3.5万英亩以上的荒地已在耕种中.今年，在这广大的、他们自豪地称之为“革命的财产”上，1万官兵中每人平均大约可生产1.1吨小米、大米、小麦、玉米、蔬菜、棉花、大麻和烟草。每10个人养1头牛，10头羊，5头猪。每个连至少有100只鸡，还有许多鸭子和兔子。《红色中国的挑战》P65-66

三年前王震从华北的年长日久的战阵回来，就接到命令把他一旅久经抗战的战斗员一万名改为农民。他们要给自己备粮食，供给衣服，完成自足自给，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人民。为了这个目的，他就分到南泥湾一块荒山荒谷的荒地，同时也还得到一点点的口粮。P41

福尔曼《北行漫记》P41

5000+5000=?

"要知道,大生产和精兵减政是一起搞的"哈哈哈哈

1943年，生产自给率达到100%

麻烦看看王震传，这几年359旅共生产了多少粮食？！

我那里说部队机关的非粮食生产都是非法了？你给我找找看？相反我还指出部队机关是有正当生意的。边区农民的负担率是16%，部队机关的负担率算作100%帐也凑不上。更何况边区老百姓主业就是粮食生产，边区部队只是利用部分时间生产，产量却高的出奇。考虑到边区劳动力并非100%，问题边区部队生产也只是抽调一部分人员进行的。我只能指出这里面有黑洞，具体数字因为边区没有明确数据，我是不会乱说的。

具体到359旅正当生意有纺织厂、肥皂厂（存疑）、运输队和商铺（如前文多次提到的大光商店）磨坊、木材厂等。这些商铺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存在，获取货币物资的，说什么战时共产主义对货币需求量少真是笑死人了。部队也得去赚钱啊！

顺便再告诉告诉你359旅的农业生产情况：

三五九旅的指战员开到南泥湾后，就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运动，口号是“一把撅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三五九旅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地。

第一年开荒一万一千多亩，

第二年又开荒二万六千多亩，

第三年种地十万亩。

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但做到完全自给，而且交公粮一万石。在一九四二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王震受到了大会的表扬。毛泽东在发给王震的奖状上题词:“有创造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46

《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三五九旅是执行朱总司令电田政策的模范。

今年该放的收获是惊人的。全旅收细粮五千四百五十一石，蔬菜十万斤，瓜五万个，养猪一千八百十九只，鸡七四三只，鸭一O七只……在伙食方面，每人每月吃二斤肉，每天每人五钱油、五钱盐、一斤半菜，会餐时还常吃鸡鸭大米。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3册 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 P537-538

《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林主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

(各旅)最低百分之十，最高一百分之一百五十六。其中以三五九旅开荒最多，共开了十万亩，收细粮二万石，做到全部自给。《边区政府文件选编8》P6-7

1942年，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96.3%,经费自给率达到90.2%。

1943年，达到了种地10万亩，全年收细粮1.2万石，加上南瓜、土豆折粮(3斤折粮食1斤)，共为1.5万石，粮食自给有余，并且上交公粮约万石。群众称赞说:“尔格(即你们)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队伍啊!"《王震传上卷》P160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42年359旅产细粮（以边区标准为小米）为3050石（《王震传》说法）或者5451石（《解放日报》说法），收获蔬菜10万斤，瓜5万个（《解放日报》说法）。粮食自给率90%（《王震传》说法）。

1943年359旅产细粮1.2万石，南瓜土豆9000石，共折合1.5万石细粮（《王震传》说法），林主席打了一个马虎眼，夸张了一下直接把南瓜土豆说成细粮了，这才有2万石的说法。然后359旅还上缴了1万石粮食，还能“全部自给”（《王震传》《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

应用题部分：边区一石为300斤【1】，部队伙食标准为战斗人员每天一斤半小米【2】，359旅有10000人（前文已证明）

部队粮食产量1942年以《解放日报》报道的最高数量为依据

5451石*300石/斤=163万斤粮食

1万人*1.5斤/人/每天=每天1.5万斤粮食消耗

一年有365天，问：仅以部队粮食生产，不做生意赚钱。1942年359旅粮食自给率为百分之几？如产量为3050石（91.5万斤）粮食，则自给率为百分之几？能否达到90%（《王震传》说法）？

附加题：359旅42年收获蔬菜10万斤，瓜5万个。每人每天一斤半菜（《解放日报》说法），即日消耗蔬菜1.5万斤：问，不同自给率条件下，每个瓜应该有多大？战士天天吃瓜吃的开心吗？每人每月2斤肉（《解放日报》说法），延安猪每个出肉50来斤（前文根据西北局杀生坊记录证明），问每个鸡鸭有多大才能达到自给率？或者359旅偷偷养了大象河马宰来吃，未向解放日报说明？

1943年以林主席讲话的夸张数字为依据：

2石*300石/斤=600万斤粮食，1万人*1.5斤/人/每天=每天1.5万斤粮食消耗，一年有365天，这个倒是够吃了。但问题是当年359旅上缴1万石公粮，即便按林主席夸大了5000石（150万斤）（和《王震传》更详细的数字对比）粮食的数字核减。359旅43年也只剩1万石细粮了。

重新计算：1万石*300石/斤=300万斤粮食

1万人*1.5斤/人/每天=每天1.5万斤粮食消耗

一年有365天，问：仅以部队粮食生产，不做生意赚钱。359旅粮食自给率为百分之几？能否达到“完全自给”（《王震传》《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

部队做生意赚钱是边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然，我从没说过做的都是特产生意，正当生意、小工业也是有的，此外走私黄金白洋也是有的），部队赚钱的压力是始终存在的，谈什么战时共产主义货币需求量就小了，真是天大的笑话。

【1】《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十年度征收救国公粮条例》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布)

(九)公粮概不折钱征收。

应依期将应缴纳之救国公粮，扬净晒干送至指定之仓库，过斗交讫，掣取财政厅制发之收据凭执，本条例所称之斗以三十斤为淮。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4》P282

《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十一年度征收救国公粮条例细则》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起颁发施行)

第七条细粮凡扬净晒干没有谷糠合粮食局公斗足三十斤的小米，才够细粮的标准。

第二十六条粮食局统一制发之斗，系指其容量合小米三十斤(平秤)为标准。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6》P400-P403

【2】《陕甘宁边区各级机关、部队编造粮食马干支付预计算规则》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边府公布)

第七条 预计算内人员马匹每日支领粮食应依下列之规定计算

(一) 普通工作人员及学生每人小米一斤三两。

(二)武装部队每人小米一斤八两(后方军事机关每人一斤五两)。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4》P301

《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财 政实行统筹统支办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公布)

(1)粮食的标谁每人每日按小米计算:普通工作人员—一斤三两。

军事机关工作人员—一斤五两。武装部队—一斤八两。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4》P463

我是有的，而且在之前的系列中专门有谈，出处就是《陕甘宁边区军工史料》。

他的这个自用的说法出自《北行漫记》是福尔曼的记述，原文如下：

至于油，在介于延安和黄河之间的延长，边区政府运用一个不十分大的油田。这是一九0六年一个日本工程师最协发见，勘察和经营的。他开凿了四个油井，其中两个出产油;可是到了一九一0年，油的产量太少，清政府又对他加上种种妨碍，所以他灰心了，就放弃他的计划。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政府经营了几年，可是到一九一四年就签订合同转让给美孚煤油公司经营。他们运到许多钻井和炼油的设备，又开凿了五个新的油井。可是当无利可图证实了的时侯(主要的是缺乏运输，那里周围几英里都没有大路或者铁路)，美孚煤油公司就洗手不干，留下全部的设备而撤退了。从一九一六年直到一九三五年红军的先锋队到来的时候，中国政府拿一半的心机去经营油井，却从没有做成一种赚钱的生意。 现在共产党正在努力工作以求油田的发展，他们认为—不管油产以及汽油、煤油，蜡烛等副产物的出产证明了怎样的赔钱—这是“外汇”的宝贵的媒介。这种努力，虽然在被封锁的区域发见了自己通常的标准，不健全的那种状态之下，仍然可以说是“不经济的”。行政当局坦白地承认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一点科学的钻油井的知识。

几个旧时的工人仍然在工作，其中一个叫陈忠夏，他在管理油田，就承认他不是一个油矿工程师，不过是一个在外国人监督之下在油田上做了几年工作得了些实际的经验的人罢了。美孚煤油公司留下的一些凿井的钢钻差不多到有用的界限了。井上唧筒上的破旧的活塞已经用布和皮包起来防止渗漏。因为缺乏钢铁，从河边采掘出来的石板片就用做油桶的衬里。事实上，临时完成和另物代替也是这儿的规律。蒸汽引擎是一九0六年月本工程师装置的，关孚煤油公司运来的单位为了缺少备换的机件已经不能应用了。煤油和未经提炼的油装入了用石灰

涂上的竹桶，放在驴骡背上运出油田。用副产物制造的蜡烛，质地非常好，比较重庆或者别处大后方所得到的还好的多。汽油则留来开动二十几辆行驶延安附近多地的残破的载重车。P85

以上内容供你参考，我说话是有根据有出处的，不像一些人总是自己觉得如何就如何，张嘴就敢说。

三五九旅人员在一万以上,我手头最近的资料,是他们调到延安之前的,再往后一次的人员情况,就是出征时,人员只有四千,加上其它部队调入的九百,才凑够五千.

1940年底延安地区所有部队加起来,是三万一,精兵减政是41年12月开始的,具体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中共中央要求各级机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上，各级领导人员必须下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规定：边区政府一级各厅处院原有1000余人，缩减三分之一；各处附属机构约7000余人，缩编后不超过6300余人；各专署、县、区由4021人缩编为3396人；警卫部队缩减500人；原属脱产人员的自卫军官兵1000余人，改为不脱产人员；各群众团体由1100人缩编为600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3000人适当地转到生产战线上（不脱离部队），又积极提高部队质量，以贯彻精兵原则。

于1942年底到1943年春又进行了最为彻底的第三次精兵。

注意,留守兵团转入生产的,总共只有三千人,而三五九旅不是惟一的留守部队,也就是说,三五九旅如果是以自身全部承担了生产任务,那么这部分人员,也不过只有三千人,如果转生产的部队还包括其它部队,那么三五九旅的人员,还要在三千人以下.

考虑到几年后,三五九旅出征,本部兵员不过四千来人,加上其它部队调入的九百才凑够五千人马.

那么该旅人员,应只以早期三,后期四千人计.

《北行漫记》和现有的记述矛盾的地方，只能依照现有边区资料记录。而石油问题并不矛盾而且所说合理自然相信。

再说有夸张自己赚钱的没有夸张自己赔钱哭穷的，说赚钱可能有宣传的因素，说赔钱则基本是实情了。

这是一个如何评定史料可信性的方法，林彪说四野军纪严明，只能存疑，柏杨也这么说，四野“军纪严明”的可信性就大大提高了。

总之称己方不好的资料可信度都比较高，说己方好的资料则不可尽信，是否宣传需要考证。

国民政府资料也说国军“爱民如子”你信吗？如果国军承认自己“下乡掳掠”说自己不好，则可信性就高很多了。

具体到边区成绩如何需要继续考证，不足如何则基本可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

《史记》中颇多怪力乱神夸大之语，只要能和其他资料印证可信度都可以大大提高，无法验证而且逻辑不通的则只能存疑。或者你因为《史记》中记述了“时不利兮骓不逝”这种不可能泄露的两人密语就把《史记》烧了？

1939年至1945年七年间，边区共产原油136920桶（每桶为5加仑【3】，为了多算些起见，我们暂定此处加仑为英制，既1加仑=4.54升） ，打井14口。【4】

其中：

汽油11156桶（253520升）【5】

特甲油26232桶（特甲、普甲为灯油）（596122升）

普甲油27720桶（6311187升）

白蜡油28131桶（既柴油【6】）639277升

机油2409桶（54744升）

洋烛5170箱（五加仑）

烟子4771斤

总计量103678桶箱（此数字与上面数字总和略有出入）

边区石油产品外销价格（应当主要为煤油和蜡烛之类）找不到，如某人说说用47年的价格就太扯了。那时候内战已启通胀都到天上去了。

总之边区石油业因为技术水平低、交通条件落后是赔钱的（见福尔曼的论述），用它支持边区财政是没什么意义的。主要的用处在于扩大出口获取外汇，赔钱也要来的。

当然据某人之前说，边区是要赚钱的：“2011-02-09 22:46:18所谓国统区紧缺的货全越来越不赚钱,而自种和日占区走私都造成完全不缺的,鸦片却有很好的利润这一点.除非中共对国统区严重缺货的石油盐等物资,全用友情价,不加利润倒亏提供.”

后来此人又说：“2011-02-11 04:12:59 不要说延长了,就是国民党的玉门油田,敢往油上加利润么?”

到底此人认为边区石油在金钱上是赚是赔，我倒看不明白了。

也许此人自有其铁一般的逻辑吧。

你看我针对redapp作的回贴,里面有共区的延长,和国统区玉门油田的,详细资料.

至于记者分不清部队全员,还是转产人员,那是记者的问题.

就好象<谁是最可爱的人>,夸志愿军,说的都是些主观面上的东西,大谈勇气和拼命,而实际上打那仗的部队是是战术高手,知道打的是死仗,采用逐次投入的方法,把部队分三部分,逐次投入,以达到必要的坚守时间.

可这些战术问题,记者是不懂的,也就看看完事后的战场,夸夸勇气之类完了.

如果转产的三千人,全部是三五九旅的人员,那么南泥湾驻屯的三五九旅部队,也就三千人.

这些人按配给,当年所需粮是一百六十四万两千五,约一万一千担.考虑到开始时自给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那个产量是差不多的.

如果那三千人里,还有其它部队成员,那么南泥湾最初的驻屯兵员,也就两千左右.

早期共产党甚至把手上比较先进的设备,支援给国统区的玉门油田.那位经理和记者说自己时,把自己说的和个外行是的,可问题是这位爷实际是带着他的人马,自己开新油井,把产量大规模提高的主儿,至于他的自贬,是谦虚,还是出于什么目的的装样,就只有天知道了.

由于油是战时重要物资,连国统区的玉门,都只谈产量,不谈赚了多少利润.

你非说这位到死之前,多次把私财拿出来交党费之类的主儿,当年在这家公营企业里,给以政府和部队为主要对象的用品,有加利冲动,政府和部队还认可,那我也没办法.

http://www.cnpc.com.cn/CNPC/hjysh/syzs/ktkf/%E5%BB%B6%E9%95%BF%E6%B2%B9%E7%9F%BF%E7%9A%84%E6%97%A9%E6%9C%9F%E5%8B%98%E6%8E%A2%E4%B8%8E%E5%BC%80%E9%87%87.htm

延长油矿的早期勘探与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