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国际形势谈到菜价 -- 燃烧的河床

我说的轻工业和农业，应该就是你说的社办企业吧。国家把一部分剩余留给农民，让其自己决定使用的方式，这才有了社办企业的出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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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知青问题，就是失业问题。毛时代没解决的办法，就让他们上山下乡、自我奋斗（自生自灭？）了。而在知青返城的头几年，失业问题也没有解决，无所事事的知青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这才有了82年的严打。我觉得失业问题的真正解决可能要等到90年代吧。

毛时代农业机械化很不错，提高了人均生产率，但毛没有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虽然毛重返了联合国、和美国搞和缓，但他死的早，不知道他有没有类似邓的思路，放开计划体制，推行市场经济。（好像是有？不太清楚）

毛粉口中成为发达国家的方式，不是靠知青的上山下乡，而是靠国家投资重工业，以举国之力发展科技和生产力，以点带面、重点突破、全面发展。只要重工业发达了，相对容易的轻工业和农业就很好搞了。这就是（我理解中的）毛粉的思路。不过有苏联的前车之鉴，这条道路走不走的通，我不知道。

农民们当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中国历来最苦的就是农民，而且是，兴，农民苦；亡，农民苦。所以突然日子好过起来，大家虽然不知道本质原因，但都是发自内心地高兴。邓先富正是利用了这点。

但是，积极性怎么能改变客观规律呢？这个和吹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其实是一个思路。根本改变农业生产效率的只能是科技进步。人的积极性无论如何提高，怎么可能干得过机器呢？

1、我不否认科技的进步下，土地集约化生产能产生比小农经济更高的效率。

2、在包产到户的当年，没有增加机械、良种的条件下（肥料么，主要是有机肥即人畜粪便和少量化肥），确实大家吃饱了饭，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积极性提高了产量，这也是客观的规律呀。

3、在那个时候，不仅生产队的农民，国营企业的工人，生产效率也是极低的，这一点，我和老光大叔有过讨论

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不可能找到完美的方法，但我们能采用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方法。我不否认经济技术发展到今天，包产到户有其局限性，但根据我所亲眼看到的鄱阳湖平原的农村（传统产粮大区，我老家和外婆家都是这样），在当时，包产到户是解放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使种田的人可以吃饱饭，功莫大焉。

我只按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说实话确实不懂您的理论。如果您有心再讨论，建议去问问老家农村的长辈或干脆去问问河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在农村生活的河友。

水利的理由来全面否定农村改革？！

我们不是要鼓吹农村改革、包产到户是放之四海、永远不变的真理。我们也承认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农村集约化可能有更高的效率。

但是，包产到户的那一年没有增加化肥吧、杂交水稻没有培育出来吧，拖拉机等农机没有增加吧，就那一年，农民能够吃饱饭！！！从这点来说，那些以种种理由来教育我的人，是不肯承认事实的！！！

和谐

和=禾+口，口中有粮，有口皆食之意

谐=言+皆，有口能言，言论自由的意思。

而且和谐也是和在前，谐在后。与那位波兰的朋友如出一辙。

世上有木有普世的价值不知道。但是普世的规律应该还是存在的。

粮食属于国家战略，可种地的农民不管你屁战略。我现在种地赔钱我还种啊？这活又脏又累的，风险还大。我不如找个安稳工作，旱涝保收，饿了花钱买馒头吃。

把地合了，最后分配不公的概率很大。若是照现有模式运行，人为的荒地会越来越多。

正好我们村里现在选举，说下情况，村委会这些人啊（主要是书记和主任），拉票贿选，上台后就是抢劫啊，坑上抢下。乡镇村同流合污，老百姓的心伤的大多都麻木，见怪不怪了。

我们农民的意见现在很大，情绪也很压抑！呵呵

真正下去跟老乡们聊聊天，才能知道真实情况。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体制问题，组织和制度的困境造成的结果。

在毛时代倒是有拼命地施肥， 揽河泥， 搞有机肥，包产到户后再这么干的人几乎没有了。

看看数据就知道， 80年代90年代单产有极大的提高， 所谓杂交水稻亩产提高20%， 实际上是其他稻种单产也有较大地提高。 拿2004年代鹅杂交水稻单产比1976年的普通水稻， 估计有1倍的差距。

至于农民的感觉，我的判断是包产到户后政府悄悄降低了交公粮的比例。毕竟问每一个个体收税是不容易的， 而且容易激起民变。

在我看来，手段就是手段，无所谓好坏，只能以当时的道德做基准做一个空泛的评价，而道德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不怎么靠得住，随时都有变化

重农抑商是一个手段，宋之前最初的思路是商人不事劳作生产，只取巧脑筋低吸高出渔利，与生产产品无关，理应打击。这个思路完全忽略了物资流通与社会分配中商人的作用，无视商业行为对社会生产的反馈作用，所以认为商人完全没有劳作是不正确的，仅因为商人没有直接生产产品就断言商人渔利有害，这样的认识很有书呆子味道。因为照这样的逻辑地主尤其是官僚地主更应当被打压，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当然，现在很少会有人这么极端地考虑问题，毕竟工业社会就源自商业活动的兴起，而工业社会之后天量的产品不经商业活动直接投放到消费者手中的实验，以失败告终。人类智慧似乎还没有到一个可以调节如此庞大复杂的系统而不出错的高度。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矫枉过正的历史平衡，在改开三十年之后，事情到了天平的另一个极端上，过分的商业行为导致了生产消费两头均出现了副作用，商业在产品流通以及社会分配领域功能出现了副产品，投机，而商业渔利被过分的追捧导致渔利过分，最终使得不仅生产调节功能失效，甚至还引起了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于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产品高速增长，生产者和消费者则均感到痛苦。

历史问题还是只有历史中找答案，儒家的中庸，道家的阴阳流动，以比较科学的说法是追求事物往复循环中的动态平衡。不平衡，就想办法让它平衡。这样的逻辑推导下去，下一步渔利阶层的日子，尤其是中小规模的，应当不再会像三十年来这么好过，有红顶有黄马褂的当然除外。

话说回来，中央政府的强控制力还存在是所有的前提，否则都是扯淡。本朝可能又走到了王安石张居正面临的十字路口上，除非有未来科技出现，延缓这个切蛋糕的博弈，像穿越小说中猪脚带来的未来科技那种，否则都是大难关。我们有历史经验，我们也缺乏神授的绝对皇权权威做压制工具，也许，树立一个合适的敌人会是一个路子，可惜这个却不由得我们来自由选择。

良种，水利，化肥，农药的综合成效70年代末期才开始出来，在此之前，要为新增加的几亿人口解决口粮，还要储备多年的战备粮，是要搞以粮为纲的，所以，用于经济作物和蔬菜的土地必然比较紧张。

紧张紧张，但是不能说没有。一些城郊的大队就有专门种蔬菜的，吃的是返销粮，因为自己不种粮食。恰好我奶奶家就是蔬菜种植区的，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的蔬菜品种和产量比包产到户后低。而且各家各户也有自留地，自留地的菜大多是菜农自己挑了去圩场卖的。

等到水肥种的综合成效出来了，自然就有更多的地可以腾出来种蔬菜水果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