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量子》----第一部·量子 -- 奔波儿
爱申请学校，似乎可以改为学院，不至原文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忽然搞清，或者发现，也可能仍是错的，在英文里school这个字常常与中文里学院这个词对应而想到的，当然银英文不是德文，学校有时也可指大学，胡说勿怪。
为避免引起歧义，俺觉得还是用意译要好点儿，但想瞧瞧大家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主意，因此把这句的原文贴出来。另外，“bit”也有“块”的意思
文中末尾老波儿的原话是“I am silver but Niels is gold”，而且是“proudly proclaimed”；还有一点，他这句话是点睛之言，对应着这一章的标题---Golden Dane。
玻尔之所以能获得金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听从父亲的劝告，暂停实验室的工作，并在乡下找了个地方完成论文。在最后期限到来前一个小时，玻尔才递交论文，但他仍然发现需要添加一些新的内容，于是在两天后又递交了补充内容。玻尔总是觉得自己应该反复修改一些内容，直至自己认为文章能够百分之百地反映出自己的想法为止，他这种对完美的追求有时简直有点病态。在他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前的一年，玻尔说他已经修改了“大概十四次”，甚至为了一个简单的字母错误都会让他不得不多花几天去修改。有一天，哈纳德看见玻尔的桌子上扔了一封信，准备就手就帮哥哥投寄出去，但却被告知：“别，那只是我写的一篇破文章的第一稿”。
这兄弟俩一生都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兄弟不但都喜欢数学和物理，还对运动，尤其是足球有着强烈的爱好。哈纳德的球踢得比较好，他曾经入选丹麦国家足球队，并参加了1908年的奥运会，在那一届，丹麦足球队仅在决赛中输给了英格兰。另外，哈纳德被大家公认要更有天赋，他先于其兄一年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而玻尔是在1911年的5月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头衔。但是，他们的父亲一直认为他的大儿子是“家族中最特别的一员”。
在玻尔正式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他按照习惯打着白色领带，戴着假发。答辩持续了只有90分钟，创下了用时最短的记录。两位考官之一是他父亲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克里斯琴森，他很遗憾地说当时丹麦的物理学家“在金属的理论方面尚没有足够的知识，因而无法对这个领域的论文做出判断”。尽管如此，玻尔还是被授予了博士学位，他随后将论文的副本寄给马克斯·普朗克和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 Lorentz：1853～1928）等人。可是，他的信却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这时玻尔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先把论文翻译一下。当时，那些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一般都能流利地使用德语或者法语，可是，玻尔却想将自己的论文翻译成英语，为此他设法说服一位朋友来做这件事情。
当年，他的父亲曾经希望玻尔像若干希望展翅高飞的丹麦人一样，选择莱比锡或者哥廷根这类德国大学作为自己继续深造的地方，但玻尔却把剑桥大学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因为这座牛顿和麦克斯韦的思想家园对他而言，就是“物理世界的中心”，而论文的翻译件将是自己的敲门砖。他想利用这篇论文，能够找到一个同约瑟夫·约翰·汤姆森爵士（Sir 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对话的机会，他后来将这位先生描绘成是“一个为所有人指示方向的天才”。
玻尔四处航海和远足，过了一个悠闲自在的夏天，随后他在1911年的九月底来到了英格兰，嘉士伯酒业公司为他提供一年的资助。在寄给未婚妻玛格丽特·诺兰（Margretje Norlund）的信中，玻尔写道：“那天早上，我站在一家商店外面，无意中看见门上的地址有“剑桥”二字，我发现自己无比兴奋。”由于介绍信以及“玻尔”这个姓氏的缘故，玻尔受到了剑桥大学的生理学家们的热情欢迎，他们都认识玻尔那位过世不久的父亲。在他们的帮助下，玻尔在镇子边上找了一所有两个房间的小公寓，然后“处理各种事务，拜会朋友，参加晚餐聚会，忙得团团转”。但过不多久，一直萦绕在玻尔心头的事情就是能和汤姆森当面谈谈，就像他的朋友或者学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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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苏黎世附近的一所寄宿制中学，不是大学，也不是学院。
另外呢，有些句子翻译得不是太通顺，本想再润色一下文字，可人家三个通宝专门推荐，没法子，这个美意，咱得受着了。呵呵。
汤姆森生于曼彻斯特，是一位书商的儿子。1884年，在他过完28岁的生日还不到一周，他成为了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的第三任掌门人。在这个麦克斯韦和瑞雷曾经领导过的世界著名的实验室，没人能想到汤姆森会是他们的继任者，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他当时非常年轻。“J.J.的手非常笨，”他的一名助手丝毫不掩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没必要鼓动他去操作那些仪器。”尽管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少亲自动手做实验，但大家均一致认为汤姆森具有“一种非凡的直觉，在不必亲自动手操作的情况下，就能理解错综复杂的仪器的内部工作原理”。
玻尔第一次和汤姆森会面时，在他眼中的这位教授彬彬有礼但稍微有些不修边幅，神情似乎有些恍惚，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身着一件立领花纹夹克，这副形象让玻尔那起初还紧绷的神经很快就松弛下来。为了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玻尔手持自己的论文和汤姆森所著的一本书，走进了他的办公室。玻尔翻开书，指着一个公式说：“这个公式是错误的。”虽然被人如此直白地当面指出自己过去的错误让J.J.觉得不是很舒服，但他还是保证说会认真读一下玻尔的论文。他把论文随手扔在他那张堆满了文章和书籍的桌子上，然后邀请这位年轻的丹麦小伙子在周日和他共进晚餐。
玻尔刚开始还很兴奋，但是几周过去了，汤姆森还没有读他的论文，这让玻尔越发焦躁不安。他写信给哈纳德抱怨说：“我第一天是看走了眼，汤姆森可不是那种容易相处的人。”但是，他对这位55岁的老者的敬仰之情没有分毫改变，“他是一位优秀的人物，聪慧异常，富有想象力（你应该听过他做的报告），而且非常友善；但是他总是被太多的事务所缠绕，而且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因此很难找到机会能和他好好聊聊。”而且，玻尔知道他的英语太糟，这也阻碍他的进一步交流。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拿着一本字典开始阅读《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
十一月初，玻尔去拜访他父亲曾教导过的一位学生，这位弟子如今是曼彻斯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在这次访问中，罗兰·史密斯（Lorrain Smith）将玻尔介绍给刚从比利时参加物理会议归来的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教授。玻尔多年以后回忆说这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新西兰人“热情洋溢地谈论了物理学领域的很多新领域”。卢瑟福“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索尔维会议上的那些讨论”，这让玻尔非常感兴趣，以至于在他离开了曼彻斯特时，他已经被卢瑟福---他的个人魅力还有他作为物理学家所拥有的学识---彻底折服。
1907年5月，在卢瑟福就任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主任第一天，他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就引起了一阵轰动。一位实验助手回忆说：“卢瑟福上楼梯的时候是一步跨三个台阶，简直让人无法想象，像他这样的教授会如此生猛”。在短短数周之内，这位36岁的系主任就凭着他旺盛的精力和开门见山的办事方法征服了他的新同事。卢瑟福一步步打造出一个优秀的研究团队，这支队伍在随后的十余年间取得他人难以匹敌的成果，正是卢瑟福的独特个性，还有他灵敏的科学判断和智慧锻造了这个团队。而卢瑟福本人不但是这个团队的首领，更是它的心脏。
卢瑟福于1871年8月30日出生在位于新西兰南岛的斯普林格洛夫（Spring Grove）的一所单层小木屋里，他的父母有12个子女，而他排行第四。卢瑟福的母亲是一位教师，而他的父亲则是在一家亚麻作坊工作。在这个人烟稀少的乡下地方，生活异常艰辛，可是詹姆斯·卢瑟福（James Rutherford）和玛莎·卢瑟福（Martha Rutherford）夫妇俩人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孩子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才智和运气。在父母的支持之下，小卢瑟福努力学习，获得了一系列奖学金，并最终来到了世界的另一边，进入了剑桥大学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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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大爆发的千头万绪也只能用这种齐头并进的方式来描述。
一群牛人都被串在上边。
第一章是普朗克
第二章是爱因斯坦
第三章是金色的波尔
似乎是每一章都以一个人为线索，然后再通过某个事件把各章串起来而成的，不就是水浒体么。
第一章里面的出现名字一个个也都是响当当的，只是这些早期的探索者的成就被后面人的光芒给掩盖了，连你都给忘了。
1895年10月，卢瑟福来到卡文迪许实验室，在汤姆森的指导下学习，当时的他可不是几年以后那位生机勃勃、信心满满的卢瑟福。在新西兰的时候，卢瑟福曾致力于探测“无线（wireless）”波，也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无线电波（Radio Waves），来到剑桥以后，他又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工作，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自身的转变。短短几个月之间，卢瑟福就开发出一种非常先进的探测装置，并准备用这项发明赚点银子。也就是在那时，他意识到当时的科学界对申请专利并不热衷，很少有人会为了金钱目的而进行学术研究，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如果他这样做，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负面效应。不多久，意大利工程师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因为在同一领域收获颇丰，声名鹊起，而这些荣誉本来应该是属于卢瑟福的。不过，卢瑟福从不后悔他放弃自己在无线电探测方面的工作，而专注研究一项当时成为世界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的重要发现。
1895年11月8日，威廉·康拉德·伦琴（Wilhelm Conrad Rontgen：1845～1923）发现每次当有高压电流通过一个真空玻璃管时，某些未知的辐射会导致一张涂满氰亚铂酸钡（barium platinocyanide）的纸片发光。伦琴当时是维尔茨堡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时年50岁，当有人问他对这种神秘莫测的新射线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我没有看法；我只调查。”整整六周，伦琴“重复这一实验若干次，直至确信这种射线确实存在”，他因此判断真空管是引起这一荧光的辐射源。
伦琴让自己的妻子贝塔（Bertha）将手放在照相底片上方，然后用这种被他命名为“X射线（X-rays）”的辐射进行照射。15分钟以后，伦琴洗出了照片。贝塔一看那张照片，顿时吓坏了，照片上面显现出她的骨骼结构，还有两只戒指，而暗色部分则对应着手掌上的肉。1896年1月1日，伦琴给德国以及海外的所有顶尖的物理学家们寄出一个邮包，里面装着他的论文《一种新的射线（A New Kind of Rays）》的副本，以及显现出贝塔的手掌骨骼的照片。数天之内，关于伦琴的新发现和他那些摄人魂魄的照片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让整个世界都燃烧起来，就连出版界都被那张鬼魅般的骨骼照片牢牢地吸引住眼球。一年之内，有49本书，以及超过1000篇关于X射线的科学论文和科普文章探讨了X射线。
伦琴的这篇文章的英译版在1896年的1月23日的《自然（Nature）》周刊上发表，而在这之前，汤姆森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种奇妙的X射线。他一直在研究电子在气体中的传导特性，而在他读到这些文章时，他发现很多作者陷入一个误区---他们简单地把气体看做是一种导体了。在得到确认以后，他马上就让卢瑟福观测一下当X射线穿过气体时会有什么现象。而这项工作帮助卢瑟福在随后的两年间发表了四篇相关论文，并使他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汤姆森为第一篇论文写了一个简短的评述，建议说X射线有可能像光一样，也是一种电磁辐射现象，这一论断后来被人们证实。
卢瑟福正忙着做实验的时候，一位叫亨利·贝可勒尔（Henri Becquerel：1852～1908）法国人在巴黎也正进行着自己的实验，他想确认一种在黑暗中能发光的荧光物质能否释放X射线。虽然他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但是他却因此发现含铀化合物能够释放辐射，而且与该化合物是否能够发出荧光无关。贝可勒尔所发现的这种“铀射线（Uranic Rays）”在当时反响寥寥，不但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而新闻报导对此更是只字未提。不过，还是有一小拨儿物理学家对贝克勒尔的新发现很感兴趣，他们以及该射线的发现者自己都认为只有含铀化合物才能释放出这种射线。但是，卢瑟福却决定着手调查一下“铀射线”对气体的导电性有什么影响，这个决定在后来被他称作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卢瑟福使用一种名为“荷兰金属”（即一种铜锌合金）的薄层来研究铀辐射的穿透效应，他发现辐射量取决于这种薄层的数量，而当薄层数量增加到一定值时，薄层的增加对辐射强度的影响微乎其微；而随着薄层的继续增加，辐射强度突然开始再一次下降。卢瑟福重复进行这一实验，并在其它材料上也反复实验，他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对此卢瑟福只能给出一个解释，即存在两种辐射，也就是他所命名的“α射线”和“β射线”。
德国物理学家格哈德·施密特（Gerhard Schmidt：1865～1949）发现钍（Thorium）及其化合物也能释放出辐射，卢瑟福将其辐射与α射线和β射线进行比较后，他发现钍辐射的能量更强一些，因而判断“这是一种穿透力更强的射线”，该射线后来被命名为“γ射线”。“放射性（Radioactivity）”是玛丽亚·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创造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释放辐射的现象，而且她将能够释放“贝可勒尔射线”的物质标定为“有放射性的（Radioactive）”。她认为放射性并不仅仅限于铀这一元素，而应该是一种原子现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她和自己的丈夫皮埃尔（Pierre Curie：1859～1906）先后发现了镭（Radium）和钋（Polonium）这两种放射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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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中学时候，最喜欢看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当时还幻想着将来当科学家来着，现在想来恍如隔世。
可这类科普的书越来越少了，不知道如今的孩子们除了背背课本，是否知道书上那些理论究竟是怎么来的，
上帝从不掷色子，信否。
1898年4月，居里夫妇的第一篇相关论文在巴黎发表。这时候，卢瑟福听说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有一个教授职位的空缺。尽管当时卢瑟福在放射性研究这一新领域已经被公认为是弄潮儿之一，而且汤姆森还为他写了一封充满溢美之辞的推荐信，但他对自己能否被聘用并不抱太多的希望。“我的学生里面从未有像卢瑟福先生这样对创新性研究抱有如此的热情和干劲，”汤姆森在信中写道，“而且我坚信一旦他有幸获得这一教职，他将会在蒙特利尔创建一所卓越的物理学院。”最后，他总结说：“如果卢瑟福先生能成为一名物理学教授，在我看来他将会为你们带来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在经历了一场雷雨交加的航海旅行之后，年仅27岁的卢瑟福在九月底的时候来到了蒙特利尔，在这儿他将渡过随后的九年时光。
在他离开英格兰之前，他就明白“人们期望他能做出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并最终建成一所研究院，击败那些自大的美国佬儿！”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而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发现钍的放射强度一分钟之后会减半，在接下来的下一分钟之后再次减半。三分钟之后，钍的放射强度只有其初始值的八分之一。卢瑟福将放射性的这种指数衰减称之为“半衰期（Half Life）”，即放射强度衰减一半时所需的时间。接下来的发现将为他赢得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一职以及一份诺贝尔奖。
1901年10月，卢瑟福和同在蒙特利尔的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1877～1956），这位时年25岁的英国化学家，一起对钍和其放射性开展合作研究，他们很快就发现钍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元素。索迪回忆说，当这个念头爬上心头时，他呆住了，不由自主地嗫嚅“这是核嬗变（Nuclear Transmutation）”。“老天爷，索迪，千万别叫它什么嬗变”，卢瑟福警告说，“咱们可不是炼金术士。”
这对伙伴迅速意识到放射现象实质就是一种元素通过释放辐射转化成另外一种元素。他们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起初被大家挖苦嘲笑，但实验结果很快就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些批评家们不得不放弃他们长久以来所珍视并信奉的物质不变性理论。从此以后，这不再是一个炼金术士的幻想，而是成为了科学事实：所有的放射性元素都会自发地从转化为其它元素，在其半衰期内，一半的原子将完成这一转化。
“他年纪轻轻，精力旺盛，喜欢热闹，但看上怎么都不像是一位科学家”，这就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化学家及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1874～1952）对卢瑟福的印象，“他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兴致勃勃地谈论任何话题，哪怕他经常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每次去食堂的路上，我总能听到他的大嗓门在走廊上轰鸣。”魏茨曼发现卢瑟福“缺乏政治常识或意识，全部身心都扑在他那些划时代的科学研究上”。而这些研究中的核心工作就是利用α粒子探测原子。
但是，到底什么是α粒子？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卢瑟福，特别是在他发现α粒子实质是一种阳性电荷，在强磁场中会发生偏转以后。他坚信α粒子就是氦离子，即一个失去两个电子的氦原子，但他却很少在公开场合宣扬自己的观点，因为他还只有间接的证据。在发现α射线十年之后，卢瑟福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揭示其真正的特性的时候了。当时，β射线已经被证实为是一束高速运动的电子。25岁的德国小伙儿汉斯·盖革（Hans Geiger：1882～1945）当时是卢瑟福的一位助手，在他的帮助下，卢瑟福在1908年的夏天证实了他长期以来坚信不移的观点：α粒子的的确确是一个失去两个电子的氦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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