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新一战史 -- 普罗丁

說實話，一戰應該是很快就要啟動了。但一方面沒把背景交待清楚，強行啟動也有問題。另一方面，巴爾干半島的材料，目前還有一些欠缺。

所以目前還在籌備中。如果有一些動力，籌備無疑會更快速。

我等望尘莫及

　　在货币与商品流通这一章，我注意到了马克思对于货币的一些有价值的论述（以下适当引用中译，因为一旦我们深刻理解了英译本的不同之处，中译本也就获得了参考价值）：

　　· 因此，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度，一切商品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价格表现，即金价格和银价格；只要金和银的价值比例不变，例如总是1：15，那末这两种价格就可以安然并存。但是，这种价值比例的任何变动，都会扰乱商品的金价格和银价格之间的比例，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同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

　　· 要使金充当价格标准，必须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在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例的固定性有决定的意义。因此， 充当计量单位的那个金量越是不变，价格标准就越是能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能。

　　· 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提高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降低时，才会普遍提高。

　　· 由于各种原因，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原来的重量名称逐渐分离。其中在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是下列原因： 1．外国货币流入较不发达的民族，例如在古罗马，银币和金币最初是作为外国商品流通的。 这些外国货币的名称与本地的重量名称是不同的。2．随着财富的增长，不大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尽管这个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相抵触的。 例如，镑原来是真正一磅重的银的货币名称。 当金排挤作为价值尺度的银时，这个名称依照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可能用来称呼１磅的金等等。现在，作为货币名称的镑就和作为金的通常重量名称的磅分开了。3．几百年来君主不断伪造货币，使铸币原来的重量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名称。

　　从这里我们接触到马克思货币理论的一些关键点，比如金银之间的关系，比如金本位的具体实施，比如货币的普遍伪造，这些问题都在当时各国精英的金融论述中反复出现过。但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货币问题在当时与各国、各地区、各群体之间的主要矛盾呈现怎样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它是否或者如何激化了某些矛盾？它和我们已经多次注意到的“亚细亚”问题究竟有何关系？

　　马克思的下边一段话，透露了某些关键的信息：

　　· 这些历史过程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必须是普遍通用的。因此，最后就由法律来规定了。一定重量的贵金属，如一盎斯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名，如镑、塔勒等等。这种等分成为真正的货币计量单位后，又分为新的等分，并具有法定的教名，如先令、便士等等。一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改变的只是分法和名称。

　　这段话是如此重要，我仍然需要求助于英文以获得（接近）它的本意：

　　These historical causes convert the separation of the money-name from the weight-name into an established habit with the community. Since the standard of money is on the one hand purely conventional, and must on the other hand find general acceptance, it is in the end regulated by law. A given weight of on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n ounce of gold, for instance, becomes officially divided into aliquot parts, with legally bestowed names, such as pound, dollar, &c. These aliquot parts, which thenceforth serve as units of money, are then subdivided into other aliquot parts with legal names, such as shilling, penny, &c. But,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se divisions are made, a definite weight of metal is the standard of metallic money. The sole alteration consists in the subdivision and denomination.

　　（这段话包含了诸多容易引起争议的关键概念，包括恩格斯自己都曾经抱怨过的诸如 the standard of money 之类的概念，所以强烈建议以英文为解读标准）

　　它说明了哪些问题？

　　它说明了哪些问题？

　　1）最初的货币是具体的、真实的，比如英国人使用的银或其他物品，后来逐渐变成抽象的、虚假的、象征性的。比如银币甚至纸币上边的钱数。

　　2）这种虚假和象征之所以可行，在马克思看来，是法律约束的结果。法律来自哪里？

　　3）官方或司法方面对贵金属的处理，一定是从较大量（如一盎斯）的整数出发，进行逐步的等分。而且不但分割权在官方，命名权也在官方，所以前边讨论过的“先令”等等，便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4）民间和市场对于货币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结合前边粱启超的讨论，我们基本可以明确，金融的核心----货币（money）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官方统治力、司法力与民间交易诉求的一种对抗之象征。货币的制造和使用水准代表了官方的政治水准，货币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政治文化。

　　当一种政治文化变得复杂，也就是货币逐渐远离其最初的具有标准重量的实物状态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对此，马克思说：

　　· 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含意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

　　·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 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

　　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表明对商品的价值判断是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特定个人的主观行为，而固定通货的存在试图使之固定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如果货币的标尺非常准确和精细（意味着金融手段非常先进），则货币作为一种符号就会显得越发神秘，而导致日常的交易越发困难和不可捉摸。对于某些（上等）人来说，他的良心和名誉都可以成为商品，而对于另一些人，按标准价格出售物品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 要规定商品的价格，只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须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所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例如，铁的所有者遇见某种享乐商品的所有者，他向后者说铁的价格已经是货币形式了，后者就会象圣彼得在天堂听了但丁讲述信仰要义之后那样回答说：

　　“这个铸币经过检验，

　　重量成色完全合格，

　　但告诉我，你钱袋里有吗？”

　　显然，铁的所有者面对一个富有的人，天然地会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种深刻的观念痕迹埋藏在表面公平的商品交换的深处。既然如此，假如黄金这种贵重的通货被政府所掌握，会出现什么情况？

　　· 1盎斯金和1吨铁的价值同样都可表现为3镑17先令1012便士，因此，金的这种计算名称被叫做金的造币局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以为金（或银）用它自身的材料来估价，而且和一切其他商品不同，它从国家取得固定的价格。确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计算名称被误认为确定这个重量的价值。”

　　· 关于提高或降低“造币局价格”的各种幻想，无非是要国家使法定的货币名称不代表法定的金量或银量，而代表较多或较少的金量或银量，由此，如14盎斯的金将来不是铸成20先令，而是铸成40先令。如果这种种幻想所抱的目的，不是为了采取一些拙劣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公私债权人，而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奇迹疗法”，那末配第在《货币略论。致哈里法克斯侯爵》中，就已经对这些幻想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而他的直接继承人达德利·诺思爵士和约翰·洛克只能把他的思想庸俗化，更不用说以后的人了。配第说： “如果一道法令就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十倍，这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早颁布这样的法令呢！”

　　（以上为资本论第二版注解，原文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所谓“庸俗”，当然和“错误”不同。看来，在马克思的时代，主张政府利用自己的独特的金融地位和道德地位进行某种欺诈性货币发行，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常常与公私债权人打交道的利益机构。这样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民间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够接受“政府定义金价”这种与国家神圣性相一致的观念。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维特伯爵和粱启超其实都在鼓吹同一件事，就是鼓励皇权利用政治地位而获取经济利益，从而改变各自祖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某种不利地位。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奇迹疗法”一方面是“庸俗”的，也就是比较短视的，另一方面无助于在根本上改变该国的国际地位。那么，如果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之地位的首要因素不是经济，又该是什么呢？如何可能获得真正的改变呢？

　　在马克思关于货币（money）之论述的较后部分，我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段：

　　·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 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这种转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总的状态，可以由例如罗马帝国两次企图用货币征收一切赋税都告失败来证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农民极端贫困，这种受到布阿吉尔贝尔、沃邦元帅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责的现象，不仅是由重税引起的，而且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造成的。另一方面，在亚洲，地租的实物形式（它同时又是国税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关系那样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形式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形式。这种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国自身得以维持的秘密之一。如果欧洲强加于日本的对外贸易使日本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日本的模范的农业就会崩溃。这种农业的狭隘的经济存在条件也就会消失。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对于国家形态的意义，显然远不只是一种文化象征和管理模式，它直接影响到政治体制的选择！似乎在他那里，这种选择与西方东方或“亚细亚”问题未必有直接的关联，罗马帝国和法国可以寻求政府税收的货币化，土耳其和日本也可以，而且对于两者来说，难度同样是巨大的。如今既然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先行取得了成功，亚洲能够效仿这种模式吗？如何效仿？

　　马克思继续讨论了其中的细节和难题，他说：

　　· 在每个国家，都规定一定的总的支付期限。撇开再生产的其他周期不说，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期限还调节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产生的支付，如赋税、地租等等。这些分散在社会上各个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货币量，会在节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乱。……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关于金融秩序的“混乱”，马克思引用了苏格兰的例子：

　　· 克雷格先生在１ ８２６年的议会调查委员会上说：“1824年圣灵降临节，在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11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都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午3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300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各个支付期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700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为了便于了解，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富拉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苏格兰支付存款，不是用支票，而是用钞票。

　　在这里，银行纯粹是政府税收手段的一部分。当政府需要和圣灵的下降一起表达施予百姓的恩惠时，大量的纸币是必需的。如果出现上述的支付困难，那么增加纸币的印刷量或其他“奇迹疗法”是容易想到的方法。换言之，当货币印制由政府控制时，通货膨胀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

　 换言之，当货币印制由政府控制时，通货膨胀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

　　解决的方法在哪里？在于“世界货币”：

　　·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是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总之，国界是商品实现其价值的枷锁，只有一种世界大同的图景下的金融安排，才能够有真正非官方性而是“市场性”的货币（money）。当时（1900年前后）主要的世界货币是金和银。这两种东西是如何取得的？

　　· 从前，金几乎完全是从淘洗含金的冲积层即含金岩石的风化物中获得的。现在，这种方法已经不够了，让位于开采含金石英矿脉的方法，后一种方法虽然古人早已知道，但过去一直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不仅美国落基山脉的西部发现了新的大银矿，而且还铺设铁路来开发这个银矿和墨西哥银矿，这就有可能运去新式机器和燃料，使银的开采规模空前扩大，开采费用大大降低。但是，这两种金属在矿脉中的存在方式是大不相同的。金大都是天然的，但是它混杂在石英中，数量极少，因此必须把整批矿石粉碎，而后淘金，或用水银提取金。从100万克石英中，往往只能采到1-3克金，难得采到30-60克金。银很少天然是纯的，但它存在于比较容易从矿脉中开采的特殊的矿石中，这些矿石通常含银40-90％；或者它也少量地混在某些本身值得开采的矿石如铜、铅等等中。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采金所耗费的劳动增多了，而采银所耗费的劳动却大大减少了，所以银的价值降低是不言而喻的。假如现在不是用人为的办法把银的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那末银的价值降低一定会表现为价格的更大的跌落。目前美洲银矿还只开采了很少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预料，银的价值在长时期内还会继续降低。此外，用于制造日用品和奢侈品的银相对地减少，银制品为镀银品和铝制品等等所代替，这也必然会促使银的价值降低。因此可以断定，复本位主义想靠强制的国际行市来把银的价值比例提高到从前的1：15.5是一种空想。银在世界市场上将越来越失去它的货币属性。（恩格斯）

　　银价的持续下跌，使世界经济统一到“金本位”上成为可能，这与前边的考察是一致的。俄罗斯、日本等国实现了相关的改革，欧洲国家却相对滞后，而更加滞后的是中国。在粱启超的分析中，中国（清帝国）既非银本位，也不能完全算作铜本位，而是一种奇怪的金融制度。而重新铸币的计划，也迟迟得不到实施。当然，从各国政府的角度说，这种世界货币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平衡国际贸易的差额，这个概念，恰恰是“重商主义”的源头：

　　· 世界货币执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 一般购买手段的职能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的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差额！

　　显然，各政府试图平衡贸易，增加储备金，以防止现金不足导致的混乱是一回事，“世界货币”能够达到的终极目标则是另一回事。货币（money）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反映出价值、反映出人类付出的劳动呢？

　　· 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

　　看来，这只有在一个非商品化的世界才能实现，也就是在一个通常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如果这种商品和金钱都充分流通的社会是一种极端，那么还有另一种极端：

　　· 资产阶级生产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上等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需要或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

　　在现实中，这两种极端似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却可能成为两种价值观或者两种努力方向。目前为止，马克思讨论了在那个变动的时代，货币尤其是金银是如何在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发挥作用的。就本文关注的几个重点国家来说，马克思的论述显示，英国、印度与中国这三国一度似乎达到了某种贸易平衡，但是金银价格的相对变化，以及中国在应对赔款等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却随时可能导致此平衡局面的解体。

　　和这些问题相比，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显然是这些东方国家内部的改变，即它们是否可能如同德国一样（或和德国一起），走上一条真正有助于商品实现其价值的道路。他注意到，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诸如欧洲边缘的一些地带（包括前边讨论过的产业高度发达的伦巴底），都存在着一种对英国式经济模式的“消极抵抗”或者“国家式”对抗。这种在今天被过于简单地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形成原因，但它在根本上是妨碍劳动之价值得到承认和实现的。

　　应当可以断言，在马克思的概念中，“亚细亚”模式在此种贸易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我们已经比较充分地关注的货币问题以外（它反映了亚细亚政治的特殊形态及其与“全球化”经济的多层面的不适应），该模式还有其他的重要特征吗？或者说，如果需要改变该种模式，使经济的彻底世界化成为可能，应当从何处努力？

　　（to be continued)

　　和这些问题相比，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显然是这些东方国家内部的改变，即它们是否可能如同德国一样（或和德国一起），走上一条真正有助于商品实现其价值的道路。他注意到，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诸如欧洲边缘的一些地带（包括前边讨论过的产业高度发达的伦巴底），都存在着一种对英国式经济模式的“消极抵抗”或者“国家式”对抗。这种在今天被过于简单地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形成原因，但它在根本上是妨碍劳动之价值得到承认和实现的。

　　应当可以断言，在马克思的概念中，“亚细亚”模式在此种贸易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我们已经比较充分地关注的货币问题以外（它反映了亚细亚政治的特殊形态及其与“全球化”经济的多层面的不适应），该模式还有其他的重要特征吗？或者说，如果需要改变该种模式，使经济的彻底世界化成为可能，应当从何处努力？

　　接下来，我考察另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宗教。

　　搜索结果，第一句非常经典和常见，值得摘抄：

　　· The religious world is but the reflex of the real world. And for a society based upon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in which the producers in general enter into social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by treating their products as commodities and values, whereby they reduce their individual private labour to the standard of homogeneous human labour - for such a society, Christianity with its cultus of abstract man, more especially in its bourgeois developments, Protestantism, Deism, &c., is the most fitting form of religion.

　　不无巧合的是，接下来马克思立刻讨论了“Asiatic form”的问题，可见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如何看待宗教对于亚洲模式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能否比较准确地翻译它呢？ 宗教世界不过是真实世界的反射。对于一个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生产者在此通过对待产品如同商品和价值而相互关联，同时把个人劳动简化到同质的人类劳动的标准），拥有对人之抽象化信仰的基督教是最能够适应的宗教，尤其是它逐渐发展而成的中产阶级模式中，比如新教、一神信仰等。

　　结合上边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句话（附在下边），可见马克思显然认为亚细亚世界的宗教图景（religious world）尚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人的思想和关系达到相当智慧和理性的程度时，这种宗教图景才可能消失。换言之，他认为整个亚细亚世界及其人民都仍然笼罩在某种自然神崇拜的迷雾之中。这能够解释他对于亚洲的全部“偏见”吗？

　　[1. In the ancient Asiatic and other ancient modes of production, we find that the conversion of products into commodities, and therefore the conversion of men into producers of commodities, holds a subordinate place, which, however, increases in importance as the primitive communities approach nearer and nearer to their dissolution.]

　　（to be continued)

2. This narrowness is reflected in the ancient worship of Nature, and in the other elements of the popular religions. The religious reflex of the real world can, in any case, only then finally vanish, when the practical relations of every-day life offer to man none but perfectly intelligible and reasonable relations with regard to his fellowmen and to Nature.（大同小异）

3. Political Economy has indeed analysed, however incompletely, value and its magnitude, and has discovered what lies beneath these forms. But it has never once asked the question why labour is represented by the value of its product and labour-time by the magnitude of that value. These formulae, which bear it stamped upon them in unmistakable letters that they belong to a state of society, in which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has the mastery over man, instead of being controlled by him, such formulae appear to the bourgeois intellect to be as much a self-evident necessity imposed by Nature as productive labour itself. Hence forms of social production that preceded the bourgeois form, are treated by the bourgeoisie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treated pre-Christian religions.（表面上看，这一段和宗教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深入解读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这里把经济的发展和宗教的发展视为同时进行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动态的两面。古代的“基督教教父”们如何对待原始宗教，则新生的资产阶级也必将如何对待原始的那种生产模式。在这个方面，政治经济学不打算追问“为什么”，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代表具有先进性的资产阶级的立场的！）

4. In the Danubian Principalities the corvée was mixed up with rents in kind and other appurtenances of bondage, but it formed the most important tribute paid to the ruling class. Where this was the case, the corvée rarely arose from serfdom; serfdom much more frequently on the other hand took origin from the corvée. This is what took place in the Roumanian provinces. Their original mode of production was based on community of the soil, but not in the Slavonic or Indian form. Part of the land was cultivated in severally as freehold by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other part — ager publicus — was cultivated by them in common. The products of this common labour served partly as a reserve fund against bad harvests and other accidents, partly as a public store for providing the costs of war, religion,and other common expenses.(这里的“宗教”似乎不是信仰，而是需要支付一定费用的宗教仪式。但是，宗教仪式同样和信仰密切相关。而且，在类似于中国的“公田”中耕种和生产物品，以提供不时之需，这恰恰反映了一种生产组织模式和相关的公共信仰模式。在这里，马克思把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印度三地的农业经营进行了类比，虽然没有提供直接的详细的考察报告，但是显然暗示三者的乡村组织模式（中欧与印度）具有相似的特征。而且这种相似的特征与他们的宗教活动受到乡村势力和经济地位的支配有直接关系。）

5. That for master bakers to induce their workmen, by the fear of losing employment, to violate their religious convictions and their better feelings, to disobey the laws of the land, and to disregard public opinion (this all refers to Sunday labour), is calculated to provoke ill-feeling between workmen and masters, ... and affords an example dangerous to religion, morality, and social order.... The Committee believe that any constant work beyond 12 hours a-day encroaches on the domestic and private life of the working-man, and so leads to disastrous moral results, interfering with each man's home, and the discharge of his family duties as a son, a brother, a husband, a father.（这一段就算不是直接描述犹太人，也是在分析犹太传统下的工作特征。中欧地区的此类工人在老板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往往背离宗教原则，马克思肯定地说，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这既可能导致我们在俾斯麦和威廉那里看到的罢工纠纷，也可能导致利奥13世所观察和忧虑的家庭关系的崩解。）

6. Soon after this the June insurrection in Paris and its bloody suppression united, in England as on the Continent, all fractions of the ruling classes,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stock-exchange wolves and shop-keepers, Protectionists and Freetrader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priests and free thinkers, young whores and old nuns, under the common cry for the salvation of Property, Religion, the Family and Society.（在暴动和血腥斗争中，“上层”尤其是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变成一股反对穷人的力量。宗教是他们的口号之一，家庭是另一个口号。）

7. It is a strange proof of the general neglect of the morals and health of the children of the working-class, that this report lay unnoticed for 20 years, during which the children, 'bred up without the remotest sign of comprehension as to what is meant by the term morals, who had neither knowledge, nor religion, nor natural affection,' were allowed to become the parents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失去教育的工人阶级，他们已经培养出自己的不在乎道德的子女。希特勒有过非常类似的观察。）

8. Technology discloses man's mode of dealing with Nature,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by which he sustains his life, and thereby also lays bare the mode of formation of his social relations, and of the mental conceptions that flow from them. Every history of religion, even that fails to take account of this material basis, is uncritical. It is, in reality, much easier to discover by analysis the earthly core of the misty creations of religion, than, conversely, it is, to develop from the actual relations of life the corresponding celestialised forms of those relations.（“冰冷的新技术”使工人们更加清楚了自己的处境和人生位置。他们不再容易相信宗教教科书的道理，而倾向于认定那些标准不过是世俗价值的反映。）

在以上的直接讨论宗教的文字中，马克思显然提出了两种看似有些矛盾的观察结论。其一，他发现也认定现代宗教或者新教是一种扫除了迷雾和愚昧的先进宗教，它必然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上生根发芽；另一方面，一种阵痛（第二段之前有一个专门的讨论）又在此类转型中反复地上演着，它导致道德的堕落甚至遗传，导致新型经济中两种同样具有革新性的阶级的对立。恶性事件的反复发生显然是人们迷茫，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似乎和中欧和东方世界所一直坚持的传统信仰的性质有关。在中欧的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宗教仪式似乎不过是维持地方秩序和体现权威价值的方式（对于这个主题，马克思给予了特殊关注，我们后边应该还会涉及）；在中欧和东欧广大的犹太人世界中，星期日休息的神圣制度似乎如此容易因为老板（可能同样是犹太人）的劝说和另类解释而放弃，因为他们的核心价值是家庭；在印度，原始的土地关系和他们具有权威的婆罗门阶层的宗教地位是一体的。

总之，马克思似乎看出了整个中东方世界的一种共同的“本质的世俗化”，也就是那种普遍具有欺骗和虚伪性质的宗教。虽然他对于中国的分析还达不到这种深入程度（他掌握的具体的中国资料有限，也没有亲临中国），但是结合前边他和列宁对于东方世界亚细亚模式的普遍重视和反感，我认为有理由作出结论，马克思实际上把一大类文化和信仰特征，尤其是欧洲和世界的资本主义实践中产生的大量具体问题，都归结到一个共同的“东方”源头的身上。在他这里，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印度人也好，罗马尼亚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甚至德国人也好，“东方亚细亚”的暗影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在宗教领域（至少），东方意味着反动和虚伪，与要求精确和细致的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而且，这不是马克思个人的看法，从当时欧洲对于犹太主义的普遍敌对，甚至从犹太人自己对于拯救民族性格的迫切追求（通过锡安主义）中，从前边欧洲和美洲世界对于黄祸的认可和反感中，我们不难得出一种普遍的情绪和认识：这一切都是两种对立的倾向和价值的尖锐斗争，斗争的一方是东方，和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国以及汉民族。

但是，假如这真的是事实，当时的巴尔干半岛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毕竟，那才是一切动乱和恐怖的真正爆发之处。

* * *

时间来到1910年。有两个人，此时应该出场了。

一个叫卢格，一个叫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