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1左传中的车战00 -- 桥上
吴伐越，越子-句践禦之，陈于檇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定十四年传》（p 1595）（11140501））
公元前四九六年（吴王阖庐十九年，越王句践元年），为了报复当年吴军攻入楚国以后越人在后面抄了吴国的老窝，吴王阖庐亲率大军讨伐越国，越王句践领兵抵抗，两军在檇李列阵开战。
越王句践最担心吴军阵形严整，让越方无隙可乘，所以先派敢死队两次冲入吴军阵中，希望能打乱吴军的阵形。虽然敢死队也杀死了几个人，但吴军的整个阵形并没有发生动摇。一招不成再来一招，越人又推出了一批死囚，在阵前排成三行，都用剑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起大声说：“在两国国君会面的时候，臣下违犯了主上的军令，眼下在两军阵前，臣下不敢逃避，就在这里以死谢罪。”然后一个一个都自杀了。
听说有这种稀罕事，吴军将士都想看一眼，吴军严整的阵形被扰乱了，越王句践趁机发动进攻，大败吴军。越军将领灵姑浮用戈击伤了吴王阖庐的大脚趾，还把他的鞋钩了过来。吴王阖庐退走，到离檇李七里的“陉”这个地方就死了。
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在车战中阵形严整的重要性，另外，越王句践用花招扰乱了吴军阵形进而取得战斗的胜利有点像珍珠港，虽然在战术上很成功，但并没有改变两国国力的基本面，反而激怒了对方，所以后来才几乎被灭国。
另外这里也是《左传》中少数几处描述了车战中用戈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加深对戈的用法的理解。而在大脚趾被击伤的同时，吴王阖庐的鞋被越人勾走，似乎也佐证了乘坐战车的姿势是跪坐。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禦之，遇于戚。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pèi)与罕、驷兵车先陈(zhèn阵)。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卜战，龟焦。乐丁曰：“《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谋协，以故兆询可也。”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gòu)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yǔ)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shǔ pì)，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哀二年传》（p 1613）（12020301））
甲戌(xū)，将战，邮无恤(xù)御简子，卫大子为右。登铁上，望见郑师众，大子惧，自投于车下。子良授大子绥，而乘(chéng)之，曰：“妇人也。”简子巡列，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shèng)，死于牖(yǒu)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赵罗，宋勇为右。罗无勇，麇之。吏诘(jié)之，御对曰：“痁(shān)作而伏。”卫大子祷曰：“曾孙蒯(kuǎi)聩(kuì)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哀二年传》（p 1615）（12020302））
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大子复伐之，郑师大败，获齐粟千车。赵孟喜曰：“可矣。”傅傁曰：“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哀二年传》（p 1617）（12020303））
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及铁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献，曰：“请报主德。”追郑师，姚、般、公孙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赵孟曰：“国无小。”既战，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chéng)材，两靷皆绝。（《哀二年传》（p 1617）（12020304））
公元前四九七年（晋定公十五年），晋国的几大家族发生火拼，先是范家和中行家赶走了赵家的族长赵鞅（赵孟，赵简子，志父），然后知家、韩家、魏家又联合赶走了范家和中行家的族长士吉射（范昭子）和荀寅（中行文子），迎回了赵鞅。士吉射和荀寅进入朝歌城坚守，晋军把朝歌城紧紧围了起来。
大国晋国出现内乱，小国纷纷支持弱小的一方，以此牵制大国。齐国就拿出粮食接济被围困了好几年的朝歌城，这粮食又由郑国的子姚（罕达，又简称罕）、子般（驷弘，又简称驷）领兵护送，朝歌城内的士吉射（范吉射）亲自带兵接应。
公元前四九三年（晋定公十九年，齐景公五十五年，郑声公八年，卫灵公四十二年）秋天，送粮队与赵鞅率领的拦截部队在“戚”相遇，此时阳虎已经逃到晋国成为赵鞅的手下，他建议说：“我们兵车少，可以派出张着主帅大旗的兵车去挑战子姚、子般的部队，诱他们来迎战我们，等他们看见我，必然会害怕，然后与他们会战，就能打败他们。”赵鞅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亲自统兵迎战郑军。让手下占卜开战是否吉利，结果手下把占卜用的龟壳烤焦了也没出现兆象，这时，晋国的大夫乐丁说：“《诗》里说了：‘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既然我们的计划没变，我们只要看看开头占卜的兆象就可以了。”而先前占卜得到的兆象是吉兆，所以赵鞅决定开战。
于是赵鞅向全军发布号令（“誓”）：“范氏、中行氏对抗天命，迫害百姓，想要除掉国君自己掌控晋国，我们的主上本来想依靠郑国的帮助，可郑国大逆不道，不支持国君而帮助反叛的臣下，现在你们顺应天命，遵从主上的号令，站在了有德的一方，要洗雪过去的耻辱，就全在这一战了。能够打赢这一仗，上大夫会赏给一个县，下大夫会赏给一个郡，“士”会赏给十万步的田地，“庶人”和“工、商”可以升为“士”，“人臣隶圉”可以得到人身自由。现在国内的动乱，责任不在我‘志父’，主上已经肯定我了。要是内乱的责任在我，就把我绞死，单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装上，送葬时不要随从，运棺材的车和马不加装饰，不让我葬在祖先的兆域内，按下卿的礼节下葬。”
战前，八月七日，赵鞅由邮无恤（也称王良或子良或邮良）驾车登上“铁”这个小山包，看到对面郑国的军队众多，赵鞅的戎右，流亡在晋国的卫国太子蒯聩（卫大子）吓得自己从战车上掉了下来。邮无恤看不起他这么胆小，把车上的“绥”递给他让他上车，说了一句：“妇人也。”
随后赵鞅巡视部队，告诉部下们：“毕万（魏氏家族的始封祖）只不过是一个匹夫，参加七次战斗每战都能消灭敌人，最后拥有了能驾一百乘兵车的马匹（“有马百乘”，指四百匹马），还平安的老死在自己家里。大家努力吧，越勇敢越死不了。”
在阵列中，有一乘兵车是以赵罗为左的，由繁羽驾车，宋勇为车右。这位赵罗非常胆小，哆哆嗦嗦，那两位就把他捆起来放在车厢里，结果来视察的军官发现了，问他们怎么回事，繁羽说：“他打摆子了，所以趴在这儿。”
而担任赵鞅戎右的卫国太子蒯聩此时则正在祈祷：“曾孙蒯(kuǎi)聩(kuì)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支持叛乱，晋午遭遇国难，叛乱未能平定，命令‘鞅’讨伐乱臣。我蒯聩不敢逃避，也拿着长矛参加作战，请保佑我不伤筋动骨，不毁容。保佑这一仗能打赢，让我不给三位祖宗丢脸。我不敢更祈求能继承君位，也不敢吝惜佩玉。”这里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分别是周朝开国的周文王、卫国的始封君康叔、以及蒯聩的祖父卫襄公，郑胜是时任郑国国君郑声公（名胜），晋午是时任晋国国君晋定公（名午），‘鞅’是蒯聩在祖先面前对赵鞅直接称名。
开战以后，郑军用兵器击中了赵鞅的肩膀，赵鞅倒在车中，受了伤，对方还抢走了他的大旗——蠭旗。幸亏蒯聩伸戈招架，再跳下车赶走了对方。晋军也击败了郑军，还俘获了站在叛军一方的温邑大夫，也叫赵罗。随后，蒯聩带领晋军再次向郑军发起进攻，彻底打败了郑军，缴获了一千车齐国的小米。
下来后赵鞅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但他的部下傅傁却说：“这次虽然打败了‘郑’，但还有个‘知’，还有得操心呢。”这里‘知’是指知家，在晋国，知家是赵家的死敌。
早前，支持范家和中行家的周王朝拨给范氏一片土地，范氏派公孙尨去收租子，被赵家的人抓住了，送到赵鞅那里，手下请求杀掉他，但赵鞅说：“他不过是各为其主，有什么罪过？”不但放了他，还给了他一片田地。等到了这次“铁之战”，公孙尨带领五百“徒兵（没有配备战车的部队）”夜袭郑军，从子姚的帐幕跟前抢回了赵鞅的蠭旗，献给赵鞅，说：“请报主德。”德是恩惠，主是指赵鞅。
郑军败退，晋军在后面追击，郑军的子姚、子般和公孙林殿后，发箭阻击晋军，追在前面的人死了不少，看到这里，赵鞅感叹道：“国无小。”
战斗结束以后，赵鞅夸口说：“我已经被打吐血了，还坚持不停地擂鼓，今天我的功劳最大。”蒯聩说：“我又能在车上救主，又能在车下退敌，我在车右里面功劳最大。”邮无恤说：“这车上两根约束骖马的‘靷（靳）’都要断了，我还能约束骖马不乱跑，我是驾车的里面功劳最大的。”他还在车上放了两根木头，然后一催马，那两根“靷（靳）”果然立刻就断了。
上面提到过历史上著名善于射箭的养由基，让他显示了过人的射箭本领，这里又提到了著名善于驾车的王良，还让他表演了高超的驾车技术，这两位都是车战时代的传奇英雄。
这里赵鞅夸耀他坚持让“鼓音不衰”，反映了当时的将士们在战斗中都是听着这“鼓音”作战的，鼓音停了他们也会停下来，上面华不注山一战（晋、齐鞌之战）也反映了这一点。
在战斗中，赵鞅被兵器击中，以及蒯聩用戈抵挡，也都是车战的战斗行为之一种。到后面追击时，后面追，前面败军殿后的人用弓箭阻击，应该也是车战中另一个常见的战斗形式。
至少低层的越人似乎是南方的原住民。
十一年春，齐为鄎故，国书、高无 （上不下十）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禦诸竟。”季孙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间。”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季孙使从于朝，俟于党氏之沟。武叔呼而问战焉，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shèng)，孟孺子-洩(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洩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五日，右师从之。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哀十一年传》（p 1657）（12110101））
师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师不踰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踰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哀十一年传》（p 1659）（12110102））
右师奔，齐人从之。陈瓘、陈庄涉泗。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谁不如？”曰：“然则止乎？”不狃曰：“恶贤？”徐步而死。（《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3））
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许。（《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4））
孟孺子语人曰：“我不如颜羽，而贤于邴洩。子羽锐敏，我不欲战而能默，洩曰‘驱之’。”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chéng)，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5））
春秋末年，吴国一度与晋国争霸，齐国、鲁国都倒向了吴国，公元前四八三年（吴王夫差十一年，齐悼公四年，鲁哀公十年），由于吴国认为齐国私自与鲁国结盟是想要背叛吴国，于是带了鲁国一起讨伐齐国，齐国无力抵抗，掌权的各大家族只好杀了齐悼公来塞责，吴人这才退兵。于是到了下一年（即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齐简公元年）春天，齐国的国书、高无 （上不下十）率领了大军要来报复鲁国，齐军已经到了靠近鲁国的“清”邑。
得到了这个消息，鲁国掌权的季家族长季孙（季康子、名肥，季孙是历代季氏家族族长的传统称号）对大管家、孔子弟子冉求（有子）说：“齐军驻扎在‘清’，肯定是要进攻鲁国了，怎么办？”冉求说：“三家（季、孟、叔孙三大“氏”族）的族长留一人守城，另外两位跟主上前往边境上抵抗。”季孙说：“我实行不了。”冉求说：“那就在国土内部抵抗。”季孙就把这个建议告诉了另两位族长，但那两位不同意。
冉求就又建议：“要不然，就不请国君出马，您三位里由一位出城指挥，背城而战，其他的人要还不肯出力，就不能算是鲁国人了。而且鲁国城内各家的兵车加起来不比齐军的兵车少，即使您一家的兵车也足以抵挡齐军，有什么可怕的？而且那两位不愿出兵也不是没有道理，掌权的是您季氏啊，在您当政的时候，齐人来讨伐而鲁国不敢出战，是您的耻辱，您还能在各国诸侯面前抬得起头吗？”季孙就带上他去朝廷那里，让他在朝廷外面一条沟边上等着。
叔孙家的族长武叔隔着沟问冉求打起仗来怎么办，他说：“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孟家的族长懿子是冉求的学长，逼着他回答，他回答说：“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他是说我这样的“小人”只能有什么条件办什么事。武叔听了说：“是谓我不成丈夫也。”意思是：这是在说我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于是武叔回去整备战车，准备跟着出战。
孟家派出了懿子的继承人孟孺子-洩(泄)代表孟家统领右师，由颜羽（子羽）为他驾车，邴洩为戎右。冉求代表季家统领左师，由管周父为他驾车，冉求的学弟樊迟为戎右。季孙知道了有点疑问，对他说：“‘须’太年轻了吧？”“须”是指樊迟，樊迟名“须”。冉求回答：“他靠得住。”季家出了七千甲士，估计有几百乘战车，只留下老弱残兵守卫城内季氏的家。
冉求选了三百武城人作为自己车下的护卫队，全军驻扎在雩门（鲁城南门）之外，五天以后，由孟家指挥的右师才也开出来。编在右师中的有鲁昭公的公子公叔务人（公为，鲁哀公的堂兄，三十三年前挑唆鲁昭公进攻季氏的主谋之一（见《昭二十五年传》（p 1462）（10250604）），流亡中一度被鲁昭公立为太子，后又改立公衍，但两人最终都没能继位），他出城时对守门的人说：“徭役繁重，赋税又多，上边的人没有对策，底下的士又怕死，怎么能治理好国家？我既说了这话，也只能拼命了。”
于是在城外与齐军开战，齐军在稷曲方向，两军之间靠近鲁军有一条沟，鲁军走到沟边都站住了，这时樊迟对冉求说：“他们不是不敢过，是看着您呢。请您先派人和他们约定清楚，三刻以后一齐过沟。”冉求照做了，鲁军果然跟了上来，一齐杀向了齐军。
战斗开始以后，鲁军右师统帅孟孺子的战车突然向右拐逃离了战场，整个右师也都跟着从城南绕城西逃跑，再从西面的城门逃入城内。齐军陈瓘、陈庄率领的部队涉过泗水追击鲁军右师。孟家的孟之侧殿后，入城时故意用箭杆抽马，嘴里说：“不是我愿意落后，这马他不走。”落在后面的还有一个林不狃，他的伙伴说：“你还不快跑？”他说：“要跑谁不会？”问：“那停下来咋样？”林不狃说：“有什么用。”他就这样慢慢走着被杀掉了。
但是鲁军左师这边没受右师的影响，他们攻入齐军阵中，带回了八十个齐军甲士的首级，还把齐军打散了，到了晚上探子回报：“齐人遁。”齐军逃跑了。冉有三次请示季孙，请求追击齐军，季孙不同意。
右师统帅孟孺子在战后对人说：“我虽然不如颜羽，但比邴洩强；子羽主战，我虽然不敢打但没出声，是‘洩’说‘快跑’的。”那位鲁昭公的公子公叔务人和他喜爱的一个小孩汪锜同乘一车，都战死了，一起以成人的葬礼埋葬。孔子还专门就汪锜的葬礼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殇”是指小孩的葬式，规格低于成人。
这次左师进攻齐军，冉有下令一齐用长矛，所以能攻入齐军营垒之中。孔子专门表扬他说：“义也。”在《左传》的语境下，公利为义，孔子是说冉有这个决策使整个鲁国都得了利。
《左传》专门叙述“冉有用矛”，可见这种战术在当时还是比较新奇的，上面说过，矛是最长的兵器，这种大家一齐在战车上架着长矛往前冲的战法看来是与《左传》中其他各场战斗中的战法有区别的。孔子弟子冉有能在战斗中有所创新，还得到老师孔子的表扬，说明孔老夫子对于战争的技术方面也并没有完全忽视。
排阵在车战中非常重要，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战车只有排列好了才有战斗力，排列的有缺陷就会给对方以可乘之机。
在全军排列成阵形进行战斗的时候，采用的是金和鼓这种最简单的号令手段，金和鼓只传递前进和后退的信息，但是非常实用，因为在战斗中战车的阵形不但要排列整齐，而且还要行动一致，在前进后退时都能保持阵形的完整，只有这种简单的号令大家才能一致的遵循，在行动中保证阵形不乱。
当时战斗用的车是与平时乘坐的车有明确区分的，一般只有上了战场才乘坐战车。所以行军时除了战车之外还有一些乘坐用车，当然还有人拉的后勤辎重车。
战车也分很多种类，冲锋陷阵的车、守备的车，甲车、轻车，各有其专门的用途。据说最近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各种各样春秋时期车辆的遗痕，不知能否与《左传》中提到的各种战车对得起来。
在车战中最常用的战斗武器是弓箭，虽然也有长兵：戈、戟、矛、殳，以及短兵：剑、鈹，还有盾牌，但难得相接，往往没到跟前双方就停下来互相射箭。
可以发扬个人英雄主义的地方是单车挑战或冲击对方阵形，在冲击对方阵形时只要几个人有超人的勇力，打乱了对方的阵形，往往就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普通战车上面一般是三个人，“左”为首，“御”次之，“右”地位最低，三人有明确的分工：“左”负责射箭，是战斗中的主角；“御”负责驾车，是技术兵种，一般不参与战斗；“右”负责干各种脏活，包括用兵器杀人以及肉搏，还有各种杂事如推车什么的，所以“右”经常要下车。“右”常常是三个人里最雄壮的。
一乘战车应该是四匹马驾车，不仅“戎车”及将帅之车如此，一般兵车应也如此，各种文献的记载也无不如此。杨伯峻先生在《僖三十三年传》“乘韦”《注》中转引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指出：“乘车必驾四马，因以乘为四名。《礼》言乘矢谓四矢，此谓乘韦谓四韦也。”（（p 0495）（05330102）），可见作为战车计量单位的“乘”，可以同时有“四”的意思，《哀二年传》赵鞅所说的“有马百乘”（（p 1615）（12020302））就反映了这一点，这应该是战车驾四马的有力佐证吧。
只是出土的殉葬车马有时一车只殉二马，但我认为一方面是殉葬与正式使用不同，尤其是下层人士，未必都杀得起那么多马；另一方面是乘车与战车不同，乘车未必都驾四马，而且在行军时战车上可能只有驾车者，载重轻，也不需快跑，也就未必要驾四马，服马或可移用于需要的乘车。
从《左传》的文意及历代的主流观点看，战车下还应有跟随的徒兵，也许就是《左传》中的“舆”或“舆人”，但可能是因为他们地位低微，战斗也未必敢于积极投入，所以《左传》中难得提到这些战车下跟随的徒兵在直接战斗中的作用。
不过以上这些车战，说的都是战车对战车的战斗，是各诸侯国之间“政治”的战争，在《左传》中很少提到另一类战争以及战车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华夏农耕族对戎狄游牧族的战争，这是车兵对徒兵（未配备战车的部队）的战争，这种战争比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残酷，可能也更加重要。
其实我觉得，战车出现的最重要意义是让农耕族对游牧族在平原地带的战争中占了压倒优势：车兵对上徒兵，徒兵只能采用游击战术，骚扰车兵，很难在正面的战斗中取胜。而另一方面，要想拥有战车部队，就要有城邑，有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有复杂的组织协调能力，有长期的技术积累，有储备的传统以便进行战争物资的准备，这些都是农耕族的长项。
在《诗经》中就有几处反映了拥有战车的人高高在上的骄傲，我体会那在某种意义上是农耕族对游牧族的炫耀，例如：
《郑风清人》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11））
这首诗是在说：战车上的四匹马都披着甲，高大雄壮；车上插着两杆长矛，繁复的矛缨飘飘荡荡；战车在中军前面自如地盘旋进退，引来一片赞扬。
《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六月》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脩广，其大有颙。薄伐玁狁，以奏肤公。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44））
这首诗大概说到：大家都穿起了军装，队伍整齐又威武。在元帅尹吉甫率领下，出征去讨伐匈奴；我们的战车都修整完备，前面有十辆先锋车开路。尹吉甫乘上了元帅的战车，纯色的黑马训练有素；四匹马雄骏强壮，这辆车进退自如。在元帅白色的大旗上，绣着神鸟在飞舞；我们得到各家诸侯的支持，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任务。
最后贴上屈原的诗《国殇》结束本篇，此诗中出现了车战的几乎所有要素，但那已经是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战争了：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不过记得伍子胥说吴越同壤，凭记忆，不一定准，但大意不错，就是说吴越是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互相交流一定不少，应该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听懂，大概就能起作用了，甚至不都懂效果更好。以上是我一时间想起来的说法，谢谢您的细心，花！
真想回去看看老祖宗们怎么战斗的。
不过祖先们的描述不知道是太写意了还是怎么，留存下来的描述还是稍微过于简洁点。
比如马，如果是4马，和兵马俑那个是一样也是一字排开吗？
另外有个小困惑，春秋的环境破坏还不高，植被什么的应该不少。加上河流沟渠山川道路等等当时的条件，找到一块适合比较大规模战车交战的场地应该也是不容易的吧？
臆想一下：觉得战场可能在河滩上，稍宽广，但一支军队其实没多少战车，每头如果一百多乘战车，宽度大概不超过二十乘，可能就十几乘，甚至更少。即使如此，也会在战场中间遇上一个足以把车陷进去的水坑。如果十乘，宽度估计五十米左右大概还找得到吧。另外，由于您的提醒，我忽然想到两点：一个是我一直觉得左中右各军其实相隔得相当远，敌我双方驻地隔得就更远了，恐怕您说的这个因素也是原因之一的吧。另外就是中国的自然植被应该是什么面貌？稀树草原？真心请教专业人士解惑。
关于怎样驾马，觉得应是如秦始皇兵马俑，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文：http://wenku.baidu.com/view/ba5adb6db84ae45c3b358c4a.html
其中有一个战国图，也与兵马俑类似。都是两匹马驾在车上，另两匹马拉边套，所以可以随时解下来，《左传》中有解左骖赠人的，似乎《论语》中也有类似例子。
另外忽然想起，鞌之战骖马被树挂住也许能说明当时有不少树。
一百乘兵车是个常见单位，春秋时出征的兵力常以此为单位，以下是《左传》中提到出征时战车数量的八个例子，都是以一百乘为单位，没有例外：
《隐元年传》：“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p 0013）（01010403））。
《庄二十八年传》：“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p 0241）（03280302））。
《闵二年传》：“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p 0266）（04020502））。
《僖二十八年传》：“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p 0460）（05280308））。
《成二年传》：“晋侯许之七百乘(shèng)。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shèng)。”许之。”（（p 0789）（08020301））。
《成十八年传》：“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shèng)戍之而还。”（（p 0911）（08180501））。
《襄二十五年传》：“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shèng)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p 1102）（09250501））。
《定五年传》：“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shèng)以救楚。”（（p 1550）（11050501））。
《左传》中也有几处兵车不以百乘为单位在战斗中出现的例子，但都不是出征时的全部军队：
“楚子为乘(shèng)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宣十二年传》（p 0737）（07120209））。
“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宣十二年传》（p 0739）（07120210））。
“使华登如楚乞师，华貙以车十五乘(shèng)，徒七十人犯师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复入。”（《昭二十一年传》（p 1428）（10210602））。
当时甚至献俘、赏赐、贿赂也常常以“百乘”为单位：
《僖二十八年传》：“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p 0463）（05280312））。
《宣二年传》：“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p 0652）（07020104））。
《襄十一年传》：“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shèng)，甲兵备，凡兵车百乘(shèng)；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p 0991）（09110503））。
《哀十一年传》：“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shèng)，甲首三千，以献于公。”（（p 1663）（12110302））。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出军赋（当上司有要求时派军队出征）也都以“百乘”为单位：
《文十四年传》：“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p 0604）（06140801））。
《昭十二年传》：“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p 1338）（10121101））。
《昭十三年传》：“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p 1353）（10130302））。
《昭十三年传》：“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p 1357）（10130305））。
《定十年传》：“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shèng)从我者，有如此盟！”（（p 1578）（11100202））。
《昭八年传》：“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shèng)。”（（p 1302）（10080401））
《哀十三年传》：“鲁赋于吴八百乘(shèng)，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p 1678）（12130402））。
《哀七年传》：“且鲁赋八百乘(shèng)，君之贰(nì)也；邾赋六百乘(shèng)，君之私也。”（（p 1643）（12070403））。
除了以上一般的例子外，《左传》中还有一处明确地给出了当时军赋的规格——即一个县（一座“城”）出一百乘兵车：
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昭五年传》（p 1267）（10050402））。
这里提到，当时晋国的韩家拥有七个县，羊舌（杨）家拥有两个县，这九个县可以出兵车九百乘（长毂九百）。晋国还有另外四十个县，则可以出兵车四千乘（遗守四千）。很明显这里是按每县出一百乘兵车计算的，可见这是当时的常态。
这里的县大体上相当于过去一个诸侯国的范围，有些就是被灭掉的诸侯国（《闵元年传》：“……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p 0258）（04010601））。
以上的羊舌家以及另外一家祁家的地盘后来被分掉，其时羊舌家已经占了三个县，《左传》中给出了具体的地名，其地域大体上与今日的县相当，其中不少可能也都能追溯到过去的小诸侯国：
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塗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昭二十八年传》（p 1493）（10280301））。
还有一个例子反映当时一个城（县，“国”）可以出动一百乘兵车，在《哀二年传》中：
简子巡列，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shèng)，死于牖(yǒu)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p 1615）（12020302））。这里杨伯峻先生注曰：
毕万为晋献公右，见闵元年《传》“毕万为右”《注》。孔《疏》：“襄二十七年《传》曰‘唯卿备百邑’《注》云：‘一乘之邑也。’《坊记》云：‘家富不过百乘。’百乘，卿之极制也。”然此时大国之卿已大大超过百乘。死于牖下谓得善终。简子述此，勉人立功。
从杨先生的注释可见，显然春秋当时的人认为一个大的“氏”族（领有独立的采邑（县），相当于一个小诸侯国）可以拥有一百乘兵车，结合上面的记载看，如果一个“氏”族能出动的军力超过一百乘兵车，那往往就是这个“氏”族拥有了不止一个县。
以上估计也与朱凤瀚先生的一个推算对得上：
上节论述周民族形成时曾讲到，周人在克商以前，民族共同体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所建立的国家相对殷商仍是小国（《尚书多士》周公自称“我小国”）。克商时除去友邦军士外，武王所率周人武装人数，史载不一，取其多数，有戎车三百五十，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3]，如戎车一乘有甲士三，共得兵力近五万人。即假定武王是动员了全部兵力，并且依李亚农先生的推算法，人口为战斗人员三倍[4]，则周人当时的人口数约十五万人。司马迁讲周初时封国“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5]。《荀子儒效篇》言周初封国有七十一，姬姓五十三，三当为五之误，前人已指出[6]。七十一国中除去五十五姬姓国外，当然还有姜姓等周人中的异姓亲族所建之国。此外应包括少数非周人之封国，如宋、陈、杞之类，但周人之国在五十五以上是无疑的。以上述十五万左右人口，要留相当一部分在王畿，剩下分到这数十个国中，诸国人数之寡可想而知。
西周初随同各个受封的贵族去到封土上建邦立国的周人，除了受封贵族本族族人外，可能还有其下属的其他周人贵族成员与各自的家族。但其总人数如上所言，是不会多的。以此很少的人数迁至封国，担负上述艰巨的军事义务，则此少数周人中的男子自然应多是武士。李亚农曾讲到这一情况，他说：“……当周公东征，成王践奄，周族的势力深入东土，分封了五十三个子弟出去做诸侯的时候，周族的氏族成员最倒霉的也做了‘禄足以代其耕’的下士，也就是全变成了车上的战士……”[7]这一段话中“周族”、“氏族”诸词语用意不甚明确，但所言各封国中周人全是战士的说法，应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西周昭王时器明公簋（图2.2）铭曰：“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集成》4029），“明公”又见令彝铭文（《集成》9901），即周公之子明保，时为王朝卿士。东国是指东夷之国。所遣三族显然是从征的明公本族族人，可见直至西周早期偏晚，周人贵族仍主要以家族武装出征。则西周初期受封贵族亦必各以其家族为军事武装，同族为伍，息息相关，生死与共，在当时实是最富战斗力的军事组织。不仅如此，分封所造成的特殊政治环境，使最初跟随贵族来到封土的周人政治等级地位均有所提高，正如许倬云所指出的：“分封的队伍深入因国的土著原居民之中，也必须保持自群之内的密切联系，庶几稳定以少数统治者凌驾多数被统治者之上的优势地位。”[8]即使是下层武士。亦成为专习武而不务农之低级贵族，且以此身份世代相承，所谓“凡周之士，不显亦世”（《大雅文王》），于是衍化为若干个世袭的贵族武士家族。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二章 西周家族形态第二节 西周封建对旧有社会组织结构的改造与西周家族基本类型的形成一、西周封建所造就之周人贵族家族与土著附庸家族（二）封土内周人贵族家族之形成》 朱凤瀚 （p 239））
在以上两段中朱先生计算了周初开始分封时各诸侯国的人口，计算结果反映了当时实在没多少人。不过因为有如下几个因素，当时一“国”城中的人口未必如计算直接除下来（例如十一万除以五十五得两千）那么少：
一是出征的诸侯还带了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之类外“姓”人（《定四年传》（p 1535）（11040104）），在宜侯夨簋铭文中也有：“易（赐）才（在）宜王人［十］又七生，易奠七白，厥冮〔庐？〕［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这段铭文记录了周初周天子把王畿之内的虞侯夨改封为远在东南海隅的宜侯时赏赐（易）给新立的宜侯夨的人员（应不包括夨自己的家族成员），其中多数应是外“姓”人，而不是周人（姬“姓”），人数至少接近两千人。
二是个别诸侯国可能只带了很少的人（蔡蔡叔，以车七乘(shèng)、徒七十人。《定四年传》（p 1535）（11040104））。
三就是这五十五国的分封不是同时进行，而是经过了几任周王，在几十年内陆续进行的，所以可用的人力资源会再多一些。
无论如何，估计很多诸侯国长期以来大概也就是一百乘或二百乘兵车，大国二军、小国一军，每军一百乘兵车，而“国（城）”内人口就大约是五千到一万人，正好合于《闵元年传》所谓“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p 0259）（04010603））的说法。
每座城（“国”、县）五千到一万多的人口数合一千多名到两千多名战斗人员，相对一百到两百乘兵车，正好大约是每车十人。而这一两千人之中，“士”以上的估计也就一两百人，这是从参加盟誓的人数上估计的（例如：列名《侯马盟书》的也就一百多人），否则“盟国人于大宫”根本站不下，从技术上也不太可能。何况在当时的家族制度下，非家长的人本来就没有太多发言权，也就没必要参与盟誓，由家长代表即可。
《左传》中描述了两处儿子发言被父亲呵斥：“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成十六年传》（p 0883）（08160505）），“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襄八年传》（p 0956）（09080301））。其实当时这两个儿子在军中已有职位，并不真是“童子”，但父亲还是如此呵斥他们，其中前一例中的父亲还拿出戈来追逐儿子，当时家长的权威可见一斑。
《哀元年传》中描述了一个“朝国人”的事例，细玩其场景，应该也反映了所谓“国人”其实一共没有多少人：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p 1607）（12010401））
所以这些“士”以上的人员——“国人”——在一“国”之内其实是个不大的圈子，至少在早期是如此。
而“士”在军中的职位估计就是“车长”（那些“士”以上的“国人”也大都兼做车长，但大族或拥有不止一乘兵车，非家长所在兵车的车长则未必是“士”），一般应是“车左”，属下的战士大都是他家中的成员，马估计也是他自家养的。但最初战车、甲胄、兵器都是“公家”提供的，后来则是各“氏”族家自己置备。至于国都之外的城邑，战车、甲胄、兵器等等一般应该是集中存放在库内。所有这些战车、甲胄、兵器只有在将要打仗时才会发放。
下面再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即考虑作为家长兼车长的“士”是否能供养一乘战车车上车下的十名战斗人员以及相应前后方十名左右的辅助人员还有他们的家属——可能相当于十个左右住在城（“国”）内的五口之家。
在《哀二年传》中曾提到赵简子应许了对“士”的赏赐：“士田十万”（（p 1613）（12020301）），张正烺先生指出：“十万”应当是十万“步”。相当于一步宽、十万步长。我记得一步相当于当时的六尺，约当今之一米多一点（也许可按1.3米计算）。所以从面积来说，一“步”是指一步长一步宽的面积，大约相当于今之一平米多（也许可按1.7平米计算）。
所以即使从田地的角度，“士”也不会太多：十万“步”田地可能相当于十七万平米，一百个“士”以上的人士如果拥有四亿平米土地（估计其中四千多万平米是用来供养他们的所谓“公田”），就相当于四百平方公里。
或者考虑《襄二十七年传》的说法“唯卿备百邑”（（p 1128）（09270303）），这里的“邑”是指村庄，一个村大约可拥有两三平方公里的田地，田地距离村子最多三四里地，不能太远了，则一个“卿”（可独立拥有一座城——县）所拥有的田地在二三百平方公里。
如果按每亩（今日的亩，约667平米，可合大约四百“步”）年产量一百斤计算，则一“步”的田地每年可产粮大约二两多。有战国文献提到当时的“亩”合二百四十“步”，这样的“亩”一百亩（按上面的计算每年产粮食大约六千斤）就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而有余，而从赏赐十万“步”来看，一个“士”原有的田地应该多于十万“步”（约四百“亩（当时的亩）”，0.17平方公里），供养一乘兵车车上车下的所有战士和辅助人员还有家属应该够了。
综上所言，春秋时期（可能不包括后期，但也许能上溯至西周）大体上一个普通的城（小国、县）及其周围的田邑可以养一百乘兵车，这一百乘兵车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在春秋时一度称为“军”。当然这兵车百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古人在举成数，虽然如此，但大约一百乘兵车组成一个建制单位应该是不错的。当然未必正好是一百乘兵车，不过即使是现代的军队，虽然建制单位的员额有定数，但也会上下波动，而在古人那里，“军”还和特定的行政单位对应，有波动自然也无可避免。
至于后来改成了“以田赋”（《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701）），军赋数量不再与行政单位挂钩，而且把城外的居民也召入了军中作战士，那么军制也会相应改变。
我觉得在考虑古人的军制时，一定应该考虑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这方面我掌握的材料也不够坚实，还请河友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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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百乘兵车是个独立的作战单位，那么这个单位与《左传》中提到的可能的军队建制单位——军师旅卒行伍——又是什么关系呢？前面已经提到，我估计应该就是“军”。
《庄十六年传》有：“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p 0203）（03160501）），明言一个诸侯国拥有的军力是一个“军”，当然那时晋国还是小国，而且正当内乱之余，实力大减。不过很快就扩充为两个“军”，杨伯峻先生在此注云：“晋此时为一军，闵元年（十七年后）增为二军，后又增为三军（晋文公“蒐(sōu)于被庐，作三军”，当僖二十七年，距此四十五年），又增为六军。”
另一个佐证在《僖二十七年传》中：“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p 0444）（05270401）），子玉是楚国的令尹，所率领出征的军队应该至少是一个“军”，这里的“三百乘”当为更上一级的军力水平，因此可以佐证一百乘兵车在当时就相当于一个“军”。当然后来一个“军”的兵车已经扩充到二百乘甚至更多了。
军、师、旅、卒、行、伍，可能都是当时军队某一级建制单位的称呼，当然各国或不同时期其意义应该会有所不同。下面我会排列分析一下《左传》中这些词在这方面的使用及其意义。
1. 军
含“军”字的词其中的“军”字意为军队一级建制单位的有：
“中军”：在《左传》中有41段出现了“中军”这个词，大多是军队一个特定建制单位的名称，但亦有几处引申为位于中军的全军指挥所的；
“右军”：在《左传》中有2段出现了“右军”这个词，都是指军队的特定建制单位；
“左军”：在《左传》中有1段出现了“左军”这个词，亦是指军队的特定建制单位；
“上军”：在《左传》中有20段出现了“上军”这个词，也都是指军队的特定建制单位；
“下军”：在《左传》中有25段出现了这个词，都是军队一个特定建制单位的名称；
“新军”：在《左传》中有7段出现了这个词，都是军队一个特定建制单位的名称；
“新中军”：在《左传》中有1段出现了这个词，亦是军队一个特定建制单位的名称；
另外，在《左传》中有1段提到“一军”，有2段提到“二军”，有20段提到“三军”，有2段提到“四军”，有1段提到“五军”，有2段提到“六军”。其中的“军”大都是指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这些表述也大都意为相应数量的“军”，但其中亦有几处的“三军”其实引申为全军之统称的。
《左传》中其他提到“军”的地方还有；
“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僖三十三年传》（p 0501）（05330603）），“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shèng)无人，卒列无长。”（《昭三年传》（p 1234）（10030302））。这里以“军”与“行”并称，分别指车兵与徒兵的最高级建制单位。
“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宣十二年传》（p 0721）（07120201）），“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成六年传》（p 0830）（08061102）），“战也，郤至实召寡君。以东师之未至也，与军帅之不具也，曰：‘此必败！吾因奉孙周以事君。’”（《成十七年传》（p 0900）（08171001）），“吾军帅彊(强)禦，卒、乘(shèng)竞劝，今犹古也，齐将何事？”（《昭十二年传》（p 1332）（10120403）），“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昭二十八年传》（p 1496）（10280401））。这里的“军帅”与“将军”都是指“军”这一级建制单位的首脑。
《襄十四年传》“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p 1016）（09140501））说的是天子拥有六个“军”（在《桓五年传》中提到左中右三军（（p 0105）（02050302）），不知还有哪三军），所以诸侯最多只能拥有三个“军”。这里的“军”当然是各“国”军队最高级的建制单位。
关于“军”作为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以及其下的军队建制，在《襄二十五年传》提到“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六正谓六卿，即三军之将与佐。五吏疑为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襄十九年《传》皆受一命之服者也。三十帅，师帅也。据《周礼夏官司马》，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则一军五师。师帅或亦有正副，故三军十五师而三十帅。三军之大夫，则每军之职掌其他军务者。百官之正长，则晋国各部门之负责者，师旅则其官属。说参王引之《述闻》。”（（p 1101）（09250301））。
我觉得《周礼》的“军”已经不是春秋时的“军”，另此处的“师”和“旅”只是某种官位的称呼，亦与军队建制无关。所以主要讨论一下“三十帅”。这“三十帅”无疑是“军”的下一级建制单位的长官。在襄二十五年当时，晋国有三“军”，是十一年前由四“军”缩编而成的，每“军”的兵车数已经超过二百乘，所以这里“三十帅”每人统领的建制单位的兵车数有几十乘，但这一级建制单位的名称不一定是“师”。
2. 师
“师”也曾经是军队中的一级建制单位，典籍中就有著名的“成八师”、“西六师”、“殷八师”等等。但这些“师”都是“王师”，时间也基本在西周，而在《左传》当时，可能更通用的称谓已经是“军”。前面提到当时有人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襄十四年传》（p 1016）（09140501）），《桓五年传》还提到周王手下的左中右三军（（p 0105）（02050302）），也就意味着即使当时“王师”的最高级建制单位也已经被称为“军”而不是“师”了。
“师”在《春秋经》中最常见的用法指某一诸侯国出动的军队，而不考虑出动军队的多少，其中最多的是某人“帅师”如何如何，共118处；还有称某“国”出动的军队为“某师”，如“齐师”、“郑师”、“宋师”、“卫师”、“秦师”、“晋师”以及“楚师”等等，而鲁国自家出动的军队则单称“师”。当然这都是把“师”用为“军队”的统称的，在《左传》中，“军”也有类似的用法，因此这一类用法与“师”和“军”是否为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无关。
“师”的另一种用法是作为军兵种的称呼：当时的水军或被称为“舟师”，陆军则对应称为“陵师”（《定六年传》（p 1557）（11060401））。这也是当时“师”已经不是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的佐证吧。
在《左传》中提到“师”字且意指一支军队的还有：
“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僖二十五年传》（p 0432）（05250203）），
“陈、蔡奔，楚右师溃。”（《僖二十八年传》（p 0461）（05280309）），
“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僖二十八年传》（p 0461）（05280309）），
“右师城上棘，遂涉颍。”（《襄十八年传》（p 1042）（09180403）），
“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骈、子盂帅左师以退。”（《襄二十五年传》（p 1103）（09250801）），
“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昭三十年传》（p 1509）（10300401）），
“退而蒐乘(shèng)，孟孺子-洩(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洩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哀十一年传》（p 1657）（12110101）），
“五日，右师从之。”（《哀十一年传》（p 1657）（12110101）），
“右师奔，齐人从之。”（《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3））。
不过根据有关的叙述，在我看来，这些“师”都是临时编成的，而似非“军”之下或与“军”相当的一级“建制”单位，至少《左传》中未反映出当时存在这一层建制。
另有两条《左传》也提到了“师”，同时还提到了“旅”，还需进一步讨论：
在《成十八年传》中有“师不陵正，旅不偪(逼)师”，杨伯峻先生注云：“正、师、旅皆一般官吏之名位，正大于师，师大于旅。正盖各军各部门之长。两句即下不陵上之意。襄十年《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十四年《传》“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二十五年《传》“百官之正长师旅”、正与师、旅皆同此义。说详王引之《述闻》。”（（p 0908）（08180301））根据这里杨先生的论证，可见此处和另几处中出现的“师”和“旅”与军队建制无关。
而在《定四年传》中有“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师从，卿行旅从，臣无事焉。”（（p 1535）（11040103）），但此处的“师从”、“旅从”实与“祝奉以从”并列，则此处的“师”、“旅”当亦可解为某种官职。
不过“君行师从，卿行旅从”应该还是反映了“君”和“卿”出行时所跟随的军队的规模。而且由于“师”的官位高于“旅”，所以跟随“君”出行的部队规模应大于跟随“卿”出行的部队规模。至于到底是多大的规模则可能各国各时期都不太一样，但有一个例子：公元前五八四年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成七年传》（p 0834）（08070502）），当时申公巫臣是晋国的上大夫且自有一座小城（“晋人与之邢”《襄二十六年传》（p 1119）（09261002）），身份是出使吴国的使臣——行人，他所带的军队规模是一“卒”三十乘兵车。
3. 旅
《左传》中有三条出现了“旅”字且与军队有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綸，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哀元年传》（p 1605）（12010201）），“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闵二年传》（p 0268）（04020701）），“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闵二年传》（p 0269）（04020702））；但其中并未反映出“旅”是春秋当时通用的军队建制单位，倒可能和“师”一样，也是过去的军队建制单位。
另一方面，“旅”字意为某种官职的倒有不少：“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成二年传》（p 0799）（08020310）），“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襄十年传》（p 0983）（09101201）），“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襄十四年传》（p 1005）（09140103）），“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师不陵正，旅不偪(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成十八年传》（p 0908）（08180301）），“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襄二十五年传》（p 1101）（09250301）），“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师从，卿行旅从，臣无事焉。”（《定四年传》（p 1535）（11040103））。
我猜测，也可能当初（西周时期，可能还包括之前更早时候）作为军队建制单位的“师”、“旅”大体就相当于后来（春秋时）的“军”、“卒”或者“卒”、“偏”。
4. 卒
“卒”作为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应为三十乘兵车，《左传》中有两处例证：
《宣十二年传》有：“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p 0730）（07120204）），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广有一卒者，谓每部之车数有一卒耳。其数为偏之两，即两偏，故又云卒偏之两。据下文“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则一偏是十五乘，两偏是三十乘。楚以三十乘为一卒，以一卒为一广。说详江永《群经补义》。此卒为战车之数，非指徒兵之数，昔人多以《司马法》及《周礼》百人为卒之说证之，使车、徒相混杂，因而纠缠不清，而其说又各不相同，莫衷一是，今皆不取。互详成七年《传注》。”
《成七年传》有：“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p 0834）（08070502）），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两之一卒是合两偏成一卒之车，即兵车三十辆；舍偏两之一是留其卒之一偏，即留十五辆于吴。说详江永《补义》。互详宣十二年《传注》。”
由此可见“军”的下一级建制单位为“卒”，包含三十乘兵车。“卒”的下一级建制单位为“偏”，包含十五乘兵车。在《左传》中还有三处佐证，说明当时战车部队常以三十或十五乘兵车为单位活动：
《宣十二年传》：“楚子为乘(shèng)广三十乘，分为左右。”（（p 0737）（07120209）），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此句极易误解为楚子以三十乘分为左右广，每广十五乘。杜《注》之误，亦由于此。（实则“分为左右”之“分”，非直承“三十乘”，盖以古人文字不如今人之清晰。）此句（意）谓楚子分乘广为左右，每广三十乘。不如此解，则不足以解上文“卒偏之两”及成七年《传》“以两之一卒适吴”诸句，并详上《注》及成七年《传注》。”
《襄十一年传》：“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shèng)，甲兵备，凡兵车百乘(shèng)；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p 0991）（09110503）），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广车，郑玄以为横（冲（衝）？衡？）陈之车，与宣十二年楚之右广左广之广同为攻敌之车。軘音屯，軘车，服虔谓为屯守之车。淳音纯。古代投壶礼与射礼，一算为奇，二算为纯。此淳亦耦义。意谓广车与軘车相配为一淳，各十五乘，合共三十乘。”按杨先生的解释，这里还反映不同的“卒”或“偏”可能配备的战车种类不同，作战任务也不一定相同。
《昭二十一年传》中有：“使华登如楚乞师，华貙以车十五乘(shèng)，徒七十人犯师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复入。”（（p 1428）（10210602）），这可能就是以“偏”为作战单位出战的实例。
“卒”作为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的例子还有：“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隐十一年传》（p 0076）（01110401）），“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僖二十八年传》（p 0456）（05280303）），“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僖二十八年传》（p 0461）（05280309）），“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shèng)无人，卒列无长。”（《昭三年传》（p 1234）（10030302））。以上第一个例子“卒”与“行”对称，第四个例子“卒”与“列”并称，应是反映了“卒”与“行”或“列”分别是车兵与徒兵的建制单位。
5. 行
《左传》中“行”字作为军队一级建制单位的例子有：“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僖三十三年传》（p 0501）（05330603）），“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shèng)无人，卒列无长。”（《昭三年传》（p 1234）（10030302）），这两条都是“军”与“行”对称，分别代表车兵与徒兵，反映“行”与“军”类似，是徒兵的最高级的建制单位，因此才会有《昭元年传》的“乃毁车以为行，五乘(shèng)为三伍。”（（p 1215）（10011001）），这是以“行”来代指徒兵。
《隐十一年传》中的“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p 0076）（01110401）），则反映徒兵一“行”的人数与车兵一“卒”（三十乘兵车合三百人）的人数相近。
而另一方面晋国曾经“作三行以禦狄”（《僖二十八年传》（p 0474）（05281301）），三行长官的位序均大大低于三军的正副长官，所以一“行”的人数应该也大大低于一“军”的人数（一千人左右）。
但这三行的长官仍然是很荣耀的，以至有人还以此为“氏”：“中行”和“右行”（《左传》中共有三十七处出现“中行”这个“氏”，两处出现“右行”这个“氏”，而《国语》及《系年》中还见有“左行”）。所以一“行”的人数也不会太少，至少应该比一“卒”的人数（三百人）多。
加上《哀二年传》中有“及铁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p 1617）（12020304））的记载，这“徒五百人”应该是成建制地参加战斗的，因此我推测每“行”的人数在五百人左右。
6. 伍
“伍”的含义比较明确，五人也。就是指由五个人组成的一级军队建制单位，一直延续到后世。但这是徒兵的建制单位，对于车兵，也许可能还有一种军队建制单位也称为“伍”，这有《桓五年传》的例子：“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p 0105）（02050303））。这里杨伯峻先生注云：
杜《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陈法。”江永引《周礼夏官司右》云：“凡军旅会同，合其车之卒伍而比其乘。”《注》云：“车亦有卒伍。”又引《司马法》云：“二十五乘为偏，百二十五乘为伍。”谓此盖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后而弥缝之，若鱼之相丽而进。杜《注》谓五人为伍，恐误。说详《群经补义》。然《司马法》既非春秋战法，杜《注》固难从。即如江说，以百二十五乘而弥二十五乘之缝，于理亦未必合。后代颇多异说，莫衷一是。文献不足征，考古又难为证，姑阙疑可也。（《桓五年传注》（p 0105）（02050303））。
我还有一种推测，觉得这里“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的第一个“伍”可能是指五个“偏”，则为七十五乘兵车，后一个“伍”则是指由五乘兵车组成的建制单位。这当然是臆测了。
另外“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之“先偏”是说以十五乘兵车冲锋陷阵，而在《昭十三年传》中刘献公引用的《诗》句“元戎十乘(shèng)，以先启行”（（p 1354）（10130304））则是说以十乘专用的大型兵车冲锋陷阵，二者描述了极为类似的场景。说不定这一“偏”的战车数最早是十乘，后来是十五乘，到《司马法》那时候就已经变成二十五乘了。
“伍”作为军队的一级建制单位的例子还有：“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昭十八年传》（p 1395）（10180304）），“乃毁车以为行，五乘(shèng)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昭元年传》（p 1215）（10011001）），“不死伍乘(shèng)，军之大刑也。”（《昭二十一年传》（p 1428）（10210602）），“林不狃之伍曰”（《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3））。这些例子中的“伍”都是五个人的“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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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言，我推测当时军队的各级建制单位如下：
车兵以军、卒、偏、（伍？）、乘为各级建制单位，分别包含一百、三十、十五、（五）、一乘兵车。军后来扩大了，但一百乘兵车很可能仍构成同出于一城（小国、县）或者同出于一个“氏”族、打起仗来可用在某一方向独立作战的建制单位。
徒兵则以行、（列？卒？）、伍为各级建制单位，分别包含五百、（一百）、五名战士。
以上纯属臆想，还请各位河友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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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兴趣请移步：
http://www.talkcc.com/article/3805881
http://www.talkcc.com/article/3805882
P6-7 春秋时代虽已有平民当兵．但兵的主体仍是士族。所以春秋时代的军队仍可说是贵族阶级的军队。因为是贵族的，所以仍为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我们看《 左传》 、《 国语》 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所以晋惠公才遇到被虏的厄难。国君的弟兄子侄也都习武，并且从极幼小时就练习。如晋悼公弟扬干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就人伍；因为年纪太小，以致扰乱行伍。④ 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此外，春秋各国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踊跃人伍。当兵不是下贱的事，乃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战术或者仍很幼稚，但军心的盛旺是无问题的。一般地说来，当时的人毫无畏死的心理；在整部的《 左传》 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当时的人可说没有文武的分别。士族子弟自幼都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少数的史筮专司国家的文书宗教职务，似乎不亲自上阵。但他们一也都是士族出身，幼年时必也受过武事的训练，不过因专门职务的关系不便当兵而已。即如春秋末期专门提倡文教的孔子也知武事。《 论语 述而篇》 记孔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可见孔子也会射猎，并不像后世自面书生的手无缚鸡之力。又《 论语 季氏篇》 ，孔子讲“君子有三戒”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孔子此地所讲的“君子”似乎不只是阶级的，也是伦理的，就是“有德者”如孔子弟子一类的人。他们要“戒之在斗”, 必有“斗”的技艺与勇气，不像后世的文人只会打笔墨官司与研究骂人的艺术。
P9 ……春秋时代的战争由贵族包办，多少具有一些游戏的性。我们看《左传》中每次战争都有各种的繁文缛节，杀戮并不多，战争并不以杀伤为事，也不以来国为目的，只求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
P198 ……春秋时期，虽说礼坏乐崩，不少贵族们还是很守礼的，甚至在战争中，敌国君臣之间还要行礼。如 之战，晋韩厥追及伪装齐侯的逢丑父时，还要“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并且致辞，说一套外交辞令（见《左传》 成二年）。鄢陵之战，晋卻至“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卻至还要“三肃使者而退”。晋栾见楚子重之旌，“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子重居然“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 左传》 成十六年）这在后人看来，非常滑稽可笑，战国时期绝对看不到这种情况。
也许可笑，但他们有他们的坚持和道德。
扬干是小孩子就是我应该知道而没有注意到的。不过我觉得很多特别的事情都自有其内在的道理，并且写了些想法，有点煞风景，如有兴趣请移步去看：
http://www.talkcc.com/article/3632038
http://www.talkcc.com/article/3632040
P206 ……大体说，一乘有十个左右的甲士，三个在车上，（中主驭，左主射，右主击刺），余在车下（甲士受过专门训练，是“乘”这个战斗组合的核心，其在车下，既可作徒兵的中坚，又可随时补充战斗中车上甲士因作亡而造成的空缺，否则，若一乘仅配备三名甲士，一旦有伤亡，这个“乘”的战斗组合便完全瘫痪了），有二三十个或更多一些的徒兵（随时间的推移，徒兵人数呈渐增趋势），应是可信的。
以上是说关于西周时的情况，但我个人以为，春秋时与这个情形应该相差不大。
在这本书里，李学勤还提出一个观点，即兵书《六韬》的成书年代的考证。李学勤认为，由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竹简可知，《六韬》成书于西汉之前。又引述陈青荣的看法，“《六韬》既非吕尚亲著，也非后人依托，而是桓公时期齐官府根据周代原始档案整理而成的，所以最初名为《金版六弢》，又因为档案是周史官所记实录，亦称之为《周史六弢》。”仝晰纲赞同陈青荣的看法，而又有所补充，认为“到齐威王时，齐大夫们再一次对《六韬》进行了修订，从而又杂进一些战国时代的特色。”所以，我又查了一下《六韬》的内容，发现里面与车战相关的内容主要在军用_虎韬、均兵_犬韬里有所体现：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君王兴兵作战，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攻守器械，其种类的区分和数量的多少，难道有一定的标准吗？”
太公答道：“您问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啊！攻守器械的种类和数量，各有不同，这是关系到军队威力强弱的大问题。”
武王说：“我想听听详细内容。”
太公说：“凡是用兵作战，武器装备有个大概的标准。统率甲士万人，所需武器装备的标准是：名为武冲大扶胥的战车三十六辆，以有技能而勇猛的武士使用强弩、矛、戟在两旁护卫，每车用二十四人推行。其车轮的高度为八尺，车上竖旗立鼓。兵法上把这种战车叫做震骇，可用它攻破坚阵，击败强敌。
名为武翼大橹矛戟扶胥的战车七十二辆，以有技能而勇猛的武士使用强弩、矛、戟为两翼护卫。其车轮高五尺，并附设用绞车发射的连弩，可用它攻破坚阵，击败强敌。
名为提翼小橹扶胥的战车一百四十辆，附设用绞车发射的连弩。这种车装有独轮，可用它攻破坚阵，击败强敌。
名为大黄参连弯大扶肯的战车三十六辆。以有技能而勇猛的武士使用强弩、矛、戟在两旁护卫，附设称作飞凫和电影的两种旗帜。飞凫用红色的竿、白色的羽，用铜做旗竿头；电影用青色的竿、红色的羽，用铁做旗竿头。白天甩大红色的绢作旗子，其长六尺，宽六寸，名叫光耀；夜间用白色的绢作旗子，其长六尺，宽六寸，名叫流星。这种战车可用来攻破坚阵，击败强敌。
名为大扶胥冲车的战车三十六辆，车上载乘称作螳螂的武士，可以用来纵横冲击，击败强敌。
名为辎车寇骑的战车，也叫电车。兵法上称为电击。可以用来攻破坚阵，击败敌人步骑。
敌人乘黑夜前来突袭，宜用名为矛戟扶胥轻车的战车一百六十辆，每车上载乘称作螳螂的武士三人。兵法上称为霆击，可用来攻破坚阵，击败敌人步骑。
名为方首铁棓维朌的铁棒，重十二斤，柄长五尺以上，共 134 置一千二百把，这种武器也叫天棓。名为大柯斧的长柄斧，刃长八寸，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共置一千二百把，这种武器也叫天钺。方首铁槌，重八斤，柄长
五尺以上，共一千二百把，也叫天槌。这些武器都可以用来击败敌人的步骑。
飞钩，长八寸，钩尖长四寸，柄长六尺以上，共一千二百枚，可以用来投掷钩伤敌人。
军队防守时，应使用一种名为木螳螂剑刃扶胥的战具，每具宽两丈，共一百二十具，也叫行马。在平坦开阔的地形上，步兵可以用它来阻碍敌车骑的行动。
木蒺藜，设置时要高于地面二尺五寸，共一百二十具，可以用来阻碍敌步骑行动，拦阻势穷力竭的敌人，截堵撤退逃跑的敌人。
名为轴旋短冲矛戟扶胥的战车一百二十辆，黄帝曾用以打败蚩尤。可以用来击败敌人的步骑，拦阻势穷力竭的敌人，截堵撤退逃跑的敌人。
在隘路、小道上，可以布设铁蒺藜。铁蒺藜刺长四寸，宽八寸，每具长六尺以上，共一千二百具，可用来阻碍敌人步骑行动。
敌人乘着黑夜突然前来逼战，白刃相接，这时应张设地罗，布置两镞蒺藜和名为参连织女的障碍物，每具芒尖相距二寸，共一万二千具。在旷野深草地区作战，应设置名为方胸铤矛的障碍物共一千二百具。布设铤矛的方法，是使它高出地面一尺五寸。以上这些器具，可以用来击败敌人步骑，拦阻势穷力竭的敌人，截堵撤退逃跑的敌人。
在隘路、小道和低洼的地形上，可以张设名为铁械锁参连的障碍物，共一百二十具。可以用来击败敌人的步骑，阻碍势穷力竭的敌人，截堵撤退逃跑的敌人。
守卫营门，用矛、戟、小橹十二具，并附设绞车连弩。军队进行守御时，应设置名为天罗虎落锁连的障碍物，每部宽一丈五尺，高八尺。共一百二十具。并设置名为虎落剑刃扶胥的战车，每部宽一丈五尺，高八尺，共五百二十具。
渡越沟堑，要设置飞桥，每间宽为一丈五尺，长两丈以上，飞桥上装备转关辘轳，共八具，用铁环和长绳架设。横渡江河，要使用名为飞江的浮桥，宽一丈五尺，长两丈以上，共八具，用铁环和长绳把它们联结起来。名为天浮的渡水器材有叫做铁螳螂的铁锚，内呈圆形，外径四尺以上，并用铁环和绳索联结，共三十二具。用天浮架设飞江，可以横渡大河。这种渡河工具叫做天潢，也叫天舡。
军队在山林旷野地区扎营，应用木材结成名叫虎落柴营的栅寨。用铁环长绳锁连，每条长两丈以上，共需一千二百条。带铁环的粗大绳索，铁环大四寸，绳长四丈以上，共六百条。带铁环的中等绳索，铁环大两寸，绳长四丈以上，共三百条；小号绳索，每条长两丈以上，共一万二千条。
天下雨时，辎重车要盖与车顶板，板上契刻齿槽，使它与车子吻合，每付木板宽四尺，长四丈以上，每辆车配置一付并用名为铁杙的钉子加以固定。
砍伐树木用的大斧，重八斤，柄长三尺以上，共三百把；名为棨钁的大锄，刃宽六寸，柄长五尺以上，共三百把；名叫铜筑固的大锤，长五尺以上，共三百把；名为鹰爪方胸的铁耙，柄长七尺以上，共三百把；名为方胸铁叉的叉竿，柄长七尺以上，共三百把。
剪除草本用的大镰，柄长七尺以上，共三百把；名为大橹刃的割草工具，重八斤，柄长六尺，共三百把；带环的铁橛，长三尺以上，共三百个；钉橛用的大铁槌，重五斤，柄长二尺以上，共一百二十把。
军队万人，需要装备强弩六千张，戟和大盾两千套，矛和盾两千套，以
及修理作战器具和制造兵器的能工巧匠共三百人。以上就是兴兵作战按一万人计算所需要的装备器材的大致数目。”
武王说：“的确是这样！”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用战车同步兵作战，一辆战车能抵挡几名步兵？几名步兵能抵挡一辆战车？用骑兵同步兵作战，一名骑兵能抵挡几名步兵？几名步兵能抵抗一名骑兵？用战车同骑兵作战，一辆战车能抵挡几名骑兵？几名骑兵能抵挡一辆战车？”
太公回答道：“战卒，犹如军队的羽翼，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是用来攻坚陷阵，截击强敌，断敌退路的；骑兵是军队的眼睛，可以用来侦察警戒，跟踪追击溃逃之敌，切断敌人粮道和袭击散乱流窜的敌人。因此，战车和骑兵的运用不恰当，在战斗中一名骑兵还抵不上一名步兵。全军布列成阵，车、骑、步兵配合得当，那么在平坦地形上作战的法则是：一辆战车可以抵挡步兵八十人，八十名步兵可以抵挡一辆战车。一名骑兵可以抵挡步兵八人，八名步兵可以抵挡一名骑兵。一辆战车可以抵挡骑兵十人，十名骑兵可以抵挡一辆战车。在险阻地形上作战的法则是：一辆战车可以抵挡步兵四十人，四十名步兵可以抵挡一辆战车。一名骑兵可以抵挡步兵四人，四名步兵可以抵挡骑兵一人。一辆战车可以抵挡骑兵六人，六名骑兵可以抵挡战车一辆。战车和骑兵，是军队中最具有威力的战斗力量，十辆故车可以击败敌人千名，百辆战车可以击败敌人万名。十名骑兵可以击败敌人百名，百名骑兵可以击败敌人千名，这些都是大概的数字。”
武王问：“战车和骑兵的军官数量配置和作战方法应该怎样？”
大公答道：“战车应配备的军官数量是，五辆战车设一长，十辆战车设一吏，五十辆战车设一卒，百辆战车设一将。在平坦地形上作战的方法是，五辆战车为一列，每列前后相距四十步，每辆左右间隔为十步，每队问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各六十步。在险阻地形上作战的方法是，战车必须沿着道路前进，十辆战车为一聚，二十辆战车为一屯。车与车前后距离二十步，左右间隔六步。队间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各三十六步，五辆战车设一长，活动范围前后左右各二里，战车撤出战斗后仍内原路返回。骑兵应配备的军官数量是，五名骑兵设一长，十名骑兵设一吏，百名骑兵设一率，二百名骑兵设一将。在平坦地形上作战的方法是，五骑为一列，每列前后相距二十步，每骑左右间隔四步，队与队之间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为五十步。在险阻地形上作战的方法是：每列前后相距十步，左右间隔二步，队间距离和左右间隔各二十五步。三十名骑兵为一屯，六十名骑兵为一辈，每十名骑兵设一吏，活动范围前后左右各百步，撤出战斗后各自返回原来的位置。”
武王说：“好啊！”
虽然不能肯定《六韬》完全体现了春秋时代的车战法，但与您的这个系列里的内容结合起来看的话，还是很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