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科技创造问题 -- 晨枫

1952年，南部阳一郎应邀赴美，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访问研究。1956年起，任芝加哥大学副教授，1958年升任教授。1970年取得美国国籍后，放弃日本国籍。

呃～～～人从1970年起就是美国人了～～～

另外你说“日本不承认双重国籍”，那藤森的事情又怎么解释？发生的不算很久远吧。

这些人的研究可不是在日本进行的。

很多人都是受邀到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研究，然后作为共同受奖人获奖。

当然研究成果有署名权，但也就只是署名权而已。

如果这也算，嘿嘿！那真的没话可说。

对了，你前面提到日本液晶屏，貌似最关键的生产设备是美国货。

文科男胡喷。

另外，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总量到底有多大？我没有数据，但感觉上并不小。不说别的，那么多“垃圾大学”的理科系伪教授升职称写的那么写狗屁论文，虽然伪劣，也是基础科研的一部分，总量不会小，但是和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

中国科学研究现在问题是不少的，创新能力是一个主要方面，这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风气有关，很难单从科教体系自身解决。搞科研，确实是需要一种偏向于“学术氛围”的风气，如果“经济氛围”太浓烈了，人心浮躁，很难出重大科研成果的。

科研人员的收入自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总的来讲，中国的博士出来在高校有幸找到一份职位以后，固定收入相对前面多年的投入来讲，还是比较寒酸的，如果能够适当地提高固定收入水平，这样青年教师就可以更好地心态投入科研，这是国家值得考虑的事情，同时房价这样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也要配合解决好。

中国科技发展，高校一个要多发挥教育职能，现在多少教授搞钱搞的日理万机，教学被严重忽视，教学也不是例行上个课那种，带研究生需要多上seminal这种非正式课程，多和学生交流，或许这些更重要。除了教学，在研究上应当有所取舍，国家应当适当引导，应当引导企业多做目前高校正在大做特做的某些事情。

别的专业不说，就谈计算机科学，本人当年在中国读的本科大学，计算机系有多少人在干什么呢？干一种叫MIS的事情，即管理信息系统，说白了，就是给企业做一个计算机来管理的系统，我们当时管这叫“横向”项目，和国家的“纵向”项目对比的。我那个学校在这方面还算好点，排名靠后点的，但还是不错的大学，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大了。事隔多年，我如今发现，中国大学的情况似乎还是那个样。我不理解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去开发MIS，这种事情的意义何在，太荒谬了。

中国高校的问题，再举一个看似很小的事情为例，就是高校教职是那样一个近亲繁殖现象，侧面反映了公平、活力的缺失......

另外，我还是觉得诺贝尔奖项是一个重要衡量标准，不是唯一的，但确确实实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这和体育比赛没有什么关系，目的也不是什么为国争光云云。而是，你有重大发现，自然诺贝尔是考虑到你的，这些年就是那样的尴尬局面，只能说明，你没有什么重大发现！如果说建国前三十年多少还有些政治因素，但后几十年这方面就很淡了，除了文学奖与和平奖。科学的诺贝尔奖是硬性的。

中国那么多科研人员，科技投入不可谓不多，并且年年增加，可是就是出不了重大的发现和发明，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重大工程领域，说明中国科研在课题立项、资源分配、成果衡量等等各个环节必定存在重要问题。人的聪明才智在许多方面被束缚住了。在科研一事上，几乎唯一的可取之道，恐怕只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成功经验。希望多一些施一公、饶毅等等优秀人才引领中国科研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轨道。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次上，他们都更加懂得科学研究本身和组织科研的规律。

科技发展战略是一个重大的系统问题，本人没有研究，但是我对现状的感觉没有楼主那样良好。

我们就不在这里争论了。

现在看看在今后38年时间里，日本人还能拿到多少个“二流”炸药奖？能不能凑到22个？

那篇文章的出炉可能还是有缘由的，虽说只是一篇不太重要的文章，但估计也是和这个改革有关，如果不是吹风，大概就是闻风而动之类的。

提供一篇这两位知名科学家撰写的文章。这两位可算是真正的“知情者”了。

科研，离不开经费，这点不言而喻，所以真正的核心问题还是“钱”怎么分的问题。资源分配，是靠水平呢，还是靠关系呢......

＝＝＝＝＝＝＝＝＝＝＝＝＝＝＝＝＝＝＝＝＝＝＝＝＝＝＝＝

施一公饶毅联合为《科学》杂志撰写社论

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9/237032.shtm

编者按：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近日，两位科学家联合撰文，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他们认为，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此文英文版在9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以社论形式发表。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院长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晨枫，或者说吴晓林博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太大，这个问题本身历史就很悠久了。我说点个人看法。

我十年前在国内的一个顶级大学里面读工科研究生，那个时候本科生扩招已经风起云涌，研究生扩招刚刚展露苗头。导师带了十几个学生。导师虽然正当壮年，但是属于那种不太能“混”的，经费不充裕。研究生们连每人一台电脑都困难，有次甚至为了补助的事情闹过。他总是说起他过去带的一个研究生，毕业破格获得了优秀研究生奖。那个时候他一共就带大概3~4个研究生。我想以他的本意，他原本不愿带这么多研究生的。之所以带这么多，是因为国内研究生扩招从这些顶级大学试点，不带也得带。一句话，国家安排了任务。我在他门下几年，见面的机会都很少。说实话，浪费了几年光阴。这不是我个人的感受，我夫人那个时候在隔壁的那所大学，感受一样。十年过去了，不知道情况是否有所改善？

前两天看新闻，说北大的老师呼吁禁止学生做实习生，说是其实给人去做廉价劳力，小力巴。

外链出处

这个新闻我颇不以为然。学生出去做点力巴又怎么样，只要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提前接触社会，接触产业，有什么不好？当然不能影响课业。我在美国的研究生学校专业排名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所有的学生假期都被派出去做实习生，养自己，也给将来找工作打底子。没看见因此影响了任何学术质量。实习这种事情，应当是引导而不是激愤地禁止。现在国家没有义务将来给你找工作，所以不要幻想活死人墓的生活。

说另外一个不搭界的故事。我姐姐在国内做残疾儿童教育，前一阵子做普查。一个老太婆，带着一个自闭症儿童，是她的外孙。老太婆一进门就跪下了，说是要政府收养这个孩子，孩子父母不管，她也带不了了。奇怪了，政府有什么义务收养自闭症儿童？

但是这个故事后面透露出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就是在中国，这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地方，人们倾向于把政府当成灵丹妙药，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欠薪了找政府，医患矛盾还是找政府。政府，控制着一切，也对一切负有责任，起码相当一部分人是这么看的。当然政府也别委屈，你却是也在心甘情愿扮演着“神”的角色，公检法人大，基本都是看您的眼色行事。毫不例外，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下，政府控制着绝大多数资源，包括科研和教育资源。

大家一方面埋怨政府对私人生活的入侵，比如曾经铁板一块如今已经艰难维持的户口制度；一方面又把政府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大家一方面抱怨政府对于科研插手太多（好像前面的研究生扩招），一方面又为了政府的科研经费你争我夺。享受了它的好，却不想承受它的恶！

当年国企改革，批判的一个重点是企业办社会，从妇产科到火葬场。可是我看，现在是社会办企业，每个地方的党委书记，都是大大小小的董事长（参见最近湛江申请钢铁项目的新闻）。企业要竞争，你看看各个地方为了争夺项目，争夺拨款，打得头破血流。企业要效率，要逐利。既然科研的投资方是企业型政府，那么科研要逐利也完全说得过去，这就是晨枫说的“顾投入-产出”。如果中国政府能整体打包上市，我想股价会很高，历史上哪有这样全知全能的企业？

但是政府毕竟不是真正的企业。政府还需要维系社会的综合发展，社会不能像企业那样裁汰冗员，开除了事。政府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它的钱都是“公有”的，所以效率较之企业低得多，有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损失。就是美国，靠战争和冷战维系的科技竞争，在冷战后也冷却了，得不偿失。而中国，这个经费效率问题，应该是很突出的。而真正企业的效率，应当更高。

政府毕竟不是万能的，它可以粗放地投入千万亿的资金（先不管什么时候才能偿还的问题），却没有办法精耕细作。而魔鬼就在这些细节中。我想只有利用市场本身的调节能力，才能接近理想的精耕细作。而人类总是愚蠢而贪婪，还自作聪明，政府种种大举措的最终后果无法预料。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是从长期看，政府调控并不一定优胜。民主党总是宣传大政府，这是我个人不喜欢民主党的一个原因。

美国排名前二十名的大学全都是私立大学，但是也有NIH和各种国家实验室。我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给了人们选择的自由。我想中国的科技经费，也应该走到有选择的自由上来。要不然，恐怕还会看见像我当年导师那样的愁眉苦脸。

西方文明有其发达成功之处,难道就要处处依样化葫芦吗?

照你这说法,

非洲国家相当部分都直接用西语了,印度人还直接用英语呢,

怎么没见他们"发达"起来?

全世界200来个国家,除了中国,都可以说是字母文字吧?

那些中国之后的百来个国家怎么没靠字母发展起来?

呵呵，

您那说法真是有些无稽之谈了.

晨大,我看是某些公知瞎嚷嚷,而不是真正的"科研人员"要这样那样.

谈谈这种没有明确答案的讨论,

写写没有操作可能的"大"方向,

为啥?

真具体到某件事,某个细节上了,

这类货利马暴露出肚子一包草的本色,说啥错啥.

国内报章杂志充满了这类混饭吃的主.

大部分顶个"公知"的帽子.